人、房子與大地:《霍華德莊園》中“家”的重構

南 佳 麗

(南京大學 外國語學院, 江蘇 南京 210023)

一、 問題的提出

《霍華德莊園》(HowardsEnd, 1910)是英國作家福斯特(E.M.Forster, 1879—1970)早期的代表作品。以往研究大多圍繞作品的“英國狀況”(condition of England)主題,探究福斯特對19世紀末、20世紀初英國“與日俱增的貧困、國力衰退、種族退化”等社會、政治問題的思考[1]。近年來,隨著學界“物轉向”的興起,《霍華德莊園》中的物人關系引起越來越多學者的注意。例如,努爾·達卡克(Nour Dakkak)[2]從非表象理論(non-representational theory)入手分析了小說改編電影中人物與自然環境的關系,提煉出物人相互影響、相互塑造的觀點;理查德·羅素(Richard Russell)[3]則運用加斯東·巴什拉(Gaston Bachclard)、愛德華·凱西(Edward Casey)及比爾·布朗(Bill Brown)的理論考察了《霍華德莊園》中的物,對其中物的能動作用條分縷析。這些研究引導讀者關注作品中特定的物及背后的物人關系,不僅為小說研究打開了新的視域,也揭示出福斯特關注物人關系的前瞻性。

福斯特[4]曾言明,《霍華德莊園》是關于“尋找一個家”(a hunt for a home)的故事。小說圍繞威爾科克斯家族(the Wilcoxes)、施萊格爾姐妹(the Schlegels)和倫納德·巴斯特(Leonard Bast)之間的糾葛展開,以海倫·施萊格爾(Helen Schlegel)作為訪客在威爾科克斯家族的霍華德莊園小住開場,中間穿插海倫與姐姐瑪格麗特(Margaret Schlegel)尋找新居所的曲折過程,并最終以施萊格爾姐妹定居霍華德莊園結尾。如果《霍華德莊園》依福斯特所言是一個關于尋找家園的故事,那么福斯特這樣的安排即暗示霍華德莊園就是“家”之所在。在既往研究中,研究者往往從宏觀的社會、政治角度出發將霍華德莊園闡釋為英國國家的象征,卻對其在物人互動過程中體現出的維系家族情感、締結人際關系的“家”的內涵及功能關注不足,這為將小說中的霍華德莊園視為“家”的物研究留出了尚可拓展的余地。

事實上,福斯特在小說中對“家”的重要性著墨頗多。這與當時頻繁的物人流動不無關聯:《霍華德莊園》出版于1910年,正如小說所呈現出來的,這時英國國內正處于現代化帶來的急劇變化之中,倫敦城內老建筑逐漸被新公寓所取代,火車、汽車也越來越多地出現在日常生活之中。倫敦的這些變化實際上是英國工業化、城市化的縮影。隨著工業革命的不斷深入發展,工業在英國經濟發展中日益占據主導地位,大量農村人口涌入城市,工業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力量不斷壯大。為適應現代化進程,英國在19世紀到20世紀初進行了立法調整[5]341,通過1925年的土地法變革完成了“以身份依附關系為基礎的傳統土地制度”——土地保有制“向現代土地制度的轉變”[5]379,“確立了當代英國土地權利制度的基本框架”[5]384。這一改革有效地促進了土地的流轉與開發利用,為實現土地資源優化配置提供了必要條件。與此同時,物與人的加快流動也打亂了英國人傳統的生活節奏,城市住房問題日益凸顯。彼得·肯普(Peter Kemp)[6]指出,在19世紀、20世紀的英國,租房已成為主流的住房消費方式。在《霍華德莊園》中,倫納德夫婦和施萊格爾家族代表了當時大多數英國人的居住狀況:前者居無定所,靠在各處的廉價公寓短租過活;后者雖然長期租住在威克姆老巷(Wickham Place),但在租約(lease)到期之際也不得不重新尋覓住處?，F實生活中的福斯特也未能幸免。作為霍華德莊園的現實原型,魯克斯納斯特(Rooksnest)陪伴福斯特度過了從四歲到十四歲的童年時光,但福斯特在遷至此地之前,也輾轉多地,經歷了長時間顛沛流離的生活[7]。

通過展現威爾科克斯家族、倫納德和施萊格爾姐妹不同的尋家之路,福斯特不僅呈現出這一時期不同階層英國人“家”的現實之維,也表達了對當時人們普遍存在的家園焦慮的關注與省思。在福斯特看來,大地是人真正“家”的歸宿,離開大地,人類之家也將不復存在。作為小說中大地之“家”的具象表征,霍華德莊園體現著人與大地的親密融合關系,威爾科克斯家族、施萊格爾姐妹及倫納德與之或遠或近的關系暗示著他們對“家”不同的認知和感受。因此,本文試圖從新物質主義理論入手對《霍華德莊園》中的物人關系進行進一步探究。面對愛德華時代英國不斷加快的城市化進程,福斯特洞悉到了人與房子之間關系的微妙變化。通過描畫現代化背景下英國人的家園想象圖景,福斯特揭示了人與房子、人與大地的融合關系對于“家”之為家的重要作用。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新物質主義視角的引入不僅進一步豐富了《霍華德莊園》作為“英國狀況”小說的主題內涵,也為重新審視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物人關系提供了新的契機。

二、 威爾科克斯家族:“收集房子”與“游牧式文明”

在小說中,威爾科克斯家族代表了處于上升期的商業資產階級。從表面上看,威爾科克斯家族似乎與“家”有著最緊密的連接。亨利(Henry Wilcox)與威爾科克斯太太(Mrs. Wilcox)育有三個子女,除小兒子保羅(Paul Wilcox)外,大兒子查爾斯(Charles Wilcox)和女兒埃維(Evie Wilcox)相繼成婚組建家庭,與施萊格爾姐妹及倫納德夫婦相對殘缺的家庭(1)在小說中,施萊格爾姐妹的父母均已去世,兩姐妹與朱莉姨媽(Aunt Juley)和弟弟蒂比(Tibby Schlegel)相依為命,倫納德則因婚姻不被家庭祝福而與家人失聯已久。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但實際情況是,威爾科克斯家族并沒有建立起真正意義上的“家”,這不僅因為他們將“家”理解為“房子”,更源于他們流動的生活方式,這使他們無法在任何地方安頓下來,也無法與親人締結起親密的情感關系。

“家”與“房子”的內涵并不完全相同。朱迪絲·弗蘭德斯(Judith Flanders)[8]就認為,“‘家’的含義比‘住宅’或‘房屋’(house)遠為深廣”,因為“房子”意指一個建筑結構,“家”則是“一個人生活和成長的地方,令人產生歸屬和慰藉等情感之所在”。阿格尼絲·赫勒(Agnes Heller)[9]在《日常生活》(EverydayLife, 1970)中也提出,在日?？臻g中,人“對空間的體驗與對空間的感覺不可分地融合在一起”。在她看來,“家”的特殊性在于它使人們感受到“熟悉感”“自信感”和“家”的“溫暖”:“熟悉感為我們的日?；顒犹峁┗A”,“自信感”在于“‘家’保護我們”,而家的“溫暖”則給我們帶來“人際關系的強度與密度”,因此,“回家”也就指“回歸到我們所了解、我們所習慣的,我們在那里感到安全,我們的情感關系在那里最為強烈的堅實位置”。赫勒對“家”的分析頗有幾分新物質主義的味道。她看到,在人與“家”的關系中不容忽視的一點是人不僅住在“家”里,也在“家”中感受著物的能動作用,即“熟悉感”“自信感”和“溫暖”。這與新物質主義學者強調的物的能動性遙相呼應。新物質主義強調物(包括那些被認定無生命的物)具有“內在活力”和“生成性的”力量[10],物通過能量的展現讓人們認識到“我們與它們相互融合”[11]的事實。這意味著,物并不能簡單地被看作人的體驗對象,而是與人相互作用、共同建構關系共同體的主體。在此意義上,“家”已經超脫出“房子”的物理形態意指,而成為物人深刻融合的空間所在。在“家”里,物人相互熟悉、保護,是人們建立、維系人際關系的重要場所。

在《霍華德莊園》中,威爾科克斯家族建立了龐大的海外殖民產業,房產眾多,但他們卻并沒有體味到“家”的感覺,相反,他們同樣為家園焦慮所困擾?！耙粦稹币郧?倫敦城中只有約3%的住戶擁有房產的自由保有權,而約71%的人口都住在轉租的公寓里[12]169。威爾科克斯家族顯然屬于前者。他們精打細算,講求實際,認為擁有了舒適的房子就意味著有了“家”。為此,他們“收集房子”[13]212,以確保家中子女成家時每個人都能得到一套房子。但是,即便如此,對威爾科克斯家族來說,這些房子卻各有各的問題,不是霍華德莊園的環境太容易讓人患上枯草熱(花粉癥),就是奧尼頓山莊(Oniton)太過潮濕,他們永遠都在追尋著更舒適的房子,無法安定下來。威爾科克斯家族這種將“房子”等同于“家”的觀念背后實質上是對“家”的真正內涵的忽視。他們看不到“家”所暗含的物人關聯,轉而投身于購置房產的狂熱之中,對物實施著瘋狂的占有和利用,而這也使威爾科克斯家族無法與任何一所房子建立緊密的融合關系,更無法感受到“家”的感覺,最終淪為了無“家”的人。

事實上,威爾科克斯家族的家園焦慮表明他們正深陷于現代城市困境之中難以自拔。在愛德華時代,倫敦已開始取代曼徹斯特成為英國城市的重要代表[14]57。這一時期的倫敦城充斥著房屋拆除的噪音和川流不息的車流,并轉化為一種“流動感”(sense of flux)涌動在城市肌理中,侵蝕著人們殘存的“空間感”(sense of space)。其中,瑪格麗特對此的感知最為敏感(2)值得注意的是,在小說中,瑪格麗特借助“流動感”與“空間感”表達了不同情境下不同的空間感受。筆者分別以“flux”和“sense of space”為關鍵詞進行檢索,發現前者以“continual flux”和“sense of flux”的形式出現了5次,而后者出現了4次,形成了有趣的對照效果。。在她看來,倫敦乃至英國正在走向一種“游牧式文明”,人與大地不再相互融合,人所感受到的大地“陶冶性格的那種內聚力”也在瀕于消亡,人際關系陷入嚴重危機[13]326-327。威爾科克斯家族便是這種空間感缺失的受害者。

然而,在帝國主義狂熱的影響下,威爾科克斯家族不僅沒有意識到空間感與流動感的對抗,還轉變為這種“游牧式文明”的助推者,出行必坐汽車,“認為一百萬平方英里就幾乎可以和天比一比大小了”[13]33,與大地之“家”漸行漸遠。在20世紀初不到十年的時間里,英國已經完成了向電力和汽車時代的新跨越。1903年,在所有駕車執照中,機動車類還占不到1%,但到1913年就激增到了96%[14]56。如果說前汽車時代的人們仍被限制在特定區域之內,演繹著物人相互融合的田園神話的話,那么汽車時代的到來則使威爾科克斯家族式的資產階級打破了這種和諧的物人關系。因此,與威爾科克斯家族的汽車體驗形成截然反差的是,瑪格麗特非但沒有從汽車的飛快流動中感到歡愉,還對此表現出了極大的反感情緒。在一次與查爾斯的共同乘車經歷中,查爾斯不慎撞到了一個女孩的貓,這導致瑪格麗特徹底憤怒了,“她覺得從倫敦一路走來,整個行程都不真實。他們和大地融不在一起,感受不到大地的感情。他們是塵埃,是臭氣,是世界主義的嚼舌者,而那個貓被軋死的姑娘卻比他們生活得更深入大地”[13]268?，敻覃愄厮惺艿降目臻g感的喪失源自汽車帶來的人與大地的隔絕。她認識到,一旦人與大地之間失去了直接的接觸,兩者就無法融合,空間感也就無從獲得。努爾·達卡克(Nour Dakkak)[15]也指出,《霍華德莊園》中人物通過與物質世界的接觸互動建立起與后者的連接感和歸屬感,并由此生發出對非人的關注和共情。因此,當威爾科克斯家族乘著汽車在各個房子間穿梭時,他們不只失去了與某一所房子建立親密連接的機會,更徹底隔絕了與大地的接觸,無法與任何一個地方建立永久的聯系[16],陷入無家可歸之境。

在此意義上,可以說,威爾科克斯家族有房子,卻沒有家,有家人,卻感受不到在家里的感覺,以至于對情感完全處于恐懼與逃避的狀態。正如海倫所說,威爾科克斯家族“認識到了個人感情的重要,但是他們害怕它”[13]113。在小說中,威爾科克斯太太的猝然離世讓威爾科克斯家族陷入悲痛之中,但他們卻拒絕表達出這種悲傷的情感。戲劇性的是,葬禮過后亨利選擇獨自在樓上用餐,查爾斯和埃維也無法互相安慰,而只是說些關于修剪榆樹的閑話?！凹摇钡娜笔雇柨瓶怂辜易迨チ颂幚砬楦械哪芰?他們有情感卻無法發泄,有家人卻無人傾訴。而頗有象征意味的是,這種情況卻在威爾科克斯家族放棄汽車代步時得以緩解。在小說結尾處,當亨利不得不面對查爾斯被判處過失殺人的事實時,他變得“易急易怒”[13]411、不知所措。但當他選擇不乘坐汽車,“整個早上都在走動”中度過,重新投入大地的懷抱后,他終于能和瑪格麗特坐在草地上,如釋重負地傾訴道,“我垮了——我完了”[13]417。這表明,在福斯特看來,大地才是真正的“家”之所在,只有回歸大地,人才能找到“家”的感覺,擺脫人際關系危機,恢復愛與被愛的能力。

事實上,威爾科克斯家族的命運在小說中早有暗示?；羧A德莊園是威爾科克斯太太的祖傳財產,“貼近大地”[13]342,本應該是威爾科克斯家族理想的“家”,但威爾科克斯家族卻不約而同地表現出了與其大地屬性格格不入的枯草熱癥狀,無法在霍華德莊園定居下來。福斯特的這一安排其實暗示出,威爾科克斯家族在本質上就與霍華德莊園無法相融,而他們所推動的游牧式文明亦是與霍華德莊園代表的大地之“家”相背而行的。他們不但深陷現代城市困局,而且在無形之中成為“游牧式文明”的同謀,不加控制地陷入倫敦城無休止的流動之中,疏離大地,脫離與大地的親密物人關系,只能通過不停地占有房子以緩解家園焦慮,有“房子”而無“家”。

三、 倫納德:“尋找真正的家”與“回歸大地”

在《霍華德莊園》中,倫納德是一名保險公司的雇員,祖上以種地為生,父母生前曾做小生意,兄弟姐妹當時也都在城市謀生。與威爾科克斯家族的龐大家產形成對照的是,倫納德非但沒有房產,還居無定所,輾轉于倫敦城的低等公寓,時時刻刻都處于無家的焦慮之中。如果說威爾科克斯家族是沉迷在流動的狂歡中而喪失空間感、有房子而無“家”的話,倫納德則在城市的快速流動中失去方向,徹底失去空間感,陷入鄉村與城市撕裂的鴻溝之中,以文化為“家”,錯過了大地之“家”,尋找家園而不得。

倫納德的情況映射了愛德華時代從鄉村到城市的人口遷移大潮。據統計,到1901年,英國已有77%的人口生活在城市,而1911年這個數字則達到了80%[14]56。為了適應人口數量與結構的新變化,大量“用極其便宜的材料修建而成”的現代化公寓在倫敦拔地而起,恰如小說中所描繪的,“由于這座城市接受越來越多的人在它的土地上居住,磚和灰漿在升起也在落下,一如噴泉的水流那樣躁動不安”[13]55。但是,這些遷移人口的住房條件并不能因此而得到保證。如果說倫納德還勉強能夠支付一間公寓地下室租金的話,沒有穩定工作的人的住房狀況則更加糟糕。他們居住的地方往往黑暗、擁擠,存在很大的安全隱患[6]。與此同時,這類人群往往過著流動性的生活。房屋租賃在愛德華時代已成為普遍的住房消費模式,而在這其中,周結的結算周期最為盛行。這是因為這種設置與當時工人階級工資結算的周期相吻合,相較其他周期而言,這種結算周期的房主不但能及時收租,也更容易篩查出經濟來源出現問題的租客[6]。這也是為什么當倫納德被新就職的銀行裁員后馬上就被趕出公寓的原因。

可以說,城市簡陋的居住條件和流動性的搬家生活使倫納德無力去與租住的房子發生新物質主義意義上的物人互動,遑論獲得“家”的空間感。在小說中,倫納德經歷了最多次數的搬家,但這所謂的“搬家”也只不過是人離開而已,因為在他短租的房子里幾乎沒有幾件真正屬于他的財產,“房子里所有家什中,只有那個像框架、丘比特畫和書是他自己的”,因此,雖然倫納德看似有“家”,但在他內心深處,他總認為那是個“過渡住處”,“得到很容易,放棄它也很容易”[13]57。倫納德空間感的喪失實質上反映了當時這些新晉倫敦居民的家園焦慮。他們從鄉村來到城市,卻在流動的現代社會中飄搖無依,無法獲得“家”所應給予的“為我們的日?；顒犹峁┗A”的“熟悉感”、“‘家’保護我們”的“自信感”,以及具有“人際關系的強度與密度”的“溫暖”,無奈地被卷入“游牧式文明”。

倫納德的家園焦慮與他農人后裔和城市居民的雙重身份密切相關。這種身份特征使他對大地之“家”的態度充滿了矛盾色彩。在《霍華德莊園》中,倫納德不止一次地提到“回歸大地”,仿佛那才是他作為農人后裔所向往的“家”,這也讓施萊格爾姐妹認定倫納德正在試圖“接近真實”,“尋找真正的家”[13]178。根據倫納德曾提到的《理查德·費勒弗萊的苦難》《奧托王子》《開放的路》等書和相關作家,可以推斷,他很可能受到了英國當時“回歸土地運動”(back to the land movement)的影響。這一運動批判城市和工業社會,崇尚鄉村和自然[17]Ⅸ,與現代化趨勢相對抗?！盎貧w土地運動”中產生了大量描寫鄉村生活的作品。以托馬斯·哈代(Thomas Hardy)和理查德·杰弗里斯(Richard Jefferies)為代表的作家們旨在通過寫作來記錄即將消逝的鄉村經驗和價值,使公眾認識到現代化過程中鄉村是如何在城市發展的壓力下走向衰退的[17]69-70。倫納德在談話中頻繁提到杰弗里斯及其作品,并表達了“回歸大地”的愿望,這顯示出他已經不自覺地加入到這場運動中來[18]。更重要的是,在一次夜行經歷中,他走過草地、樹林,直到拂曉時分才重返倫敦,像農人祖先一樣實現了與大地的親密接觸、融為一體。他感到“擁有整個晚上,待在露天真是件快事兒”。當他“帶著令人難忘的真誠”向施萊格爾姐妹講述這次經歷時,“倫納德成了倫納德,講話滔滔不絕,喜形于色,這是他過去從未覺察到的”[13]147-148。這些都體現了倫納德作為農人后裔與大地的緊密聯系,“星星和樹木”“日出和晨風”[13]178也都進入了他的日常生活。

然而,諷刺的是,倫納德一邊聲稱要“回歸大地”,一邊卻又將農人后裔身份視為“引以為恥的秘密”,羞于提及家人,認為祖父祖母“什么都不是”,只是“種地的之類”[13]296,竭力撇清與家庭的關系,企圖樹立起城市居民的新形象。對倫納德而言,他“在星期六夜里走了整整一夜”[13]146的經歷不足為道,生怕施萊格爾姐妹認為自己愚蠢。他追求著“書籍、文學、機敏的談話和文化”,一心想要“通過學習提高自己,平步青云與世界保持同步”[13]154。為此,他將自己“回歸大地”的愿望歸結為“閱讀理查德·杰弗里斯的結果”[13]145,只因為“回歸大地”就可以變得和《理查德·費勒弗萊的苦難》里主人公一樣。這實際上表明倫納德并沒有理解“回歸大地”的真正內涵。他不明白正是人與大地的融合精神“引導杰弗里斯寫出書來”,而在夜行中“他的拂曉,盡管顯露出來的只是灰蒙蒙一片,卻是永恒的日出的一部分,照亮了喬治·博羅筆下的巨石陣”,“遠比杰弗里斯的書更非凡”[13]149-150。

事實上,作為農人后裔,倫納德本有可能實現歸“家”,但他卻在脫離鄉村走向城市的過程中錯把文化當作“家”,迷途而不知返,最終在離“家”的路上愈行愈遠,陷入黑暗的深淵。這在倫納德與霍華德莊園的曖昧關系中可見一斑。在《霍華德莊園》臨近結尾處,雖然倫納德一度抵達人與大地的融合之地霍華德莊園,感受著那里希爾頓(Hilton)居民物人相融的鄉村生活,但值得玩味的是,他的生命卻在踏進霍華德莊園的那一刻因“書本劈頭蓋臉地落在他身上”[13]405而走向終結,與大地之“家”失之交臂。這暗示著書本非但不是“家”之所在,還將倫納德引向了不歸路。恰如瑪格麗特所觀察到的,倫納德正處于從鄉村走向城市、從自然人到哲學人的跨越狀態,這使得他在農人后裔與城市居民兩種身份之間搖擺不定,只能與威爾科克斯家族一樣無家可歸。

四、 施萊格爾姐妹:從威克姆老巷到霍華德莊園

與威爾科克斯家族和倫納德均不同的是,來自中產階級上層的施萊格爾姐妹有著穩定的收入和住處,長居威克姆老巷。因此,當威爾科克斯家族和倫納德陷入倫敦現代流動感中而不自知時,施萊格爾姐妹表現出了對這種流動感的深切感知與排斥。對她們而言,“家”不完全等于“房子”,而是表征著“熟悉感”“自信感”和情感的“溫暖”的物人融合空間。這種對“家”的認知引導著她們將威克姆老巷“家”的空間感延續到霍華德莊園中,實現了人與大地的始終相融。

對施萊格爾姐妹而言,威克姆老巷不僅僅是一個房子,還是一個有生命的個體。朱莉姨媽曾提及,施萊格爾家族在瑪格麗特很小、海倫和蒂比還沒有出生的時候便將家遷至威克姆老巷。盡管他們并不擁有這里的自由保有權,但由于采取了租約的形式得以長居于此。租約是當時中產階級常見的一種住房消費方式,與短租相比,其結算周期往往較長,如果租客較為富裕的話,7年、14年乃至21年的租期都是有可能的[6]。憑借著這種特定的租約關系,在長達30年的時間里,施萊格爾姐妹一直穩定地居住在威克姆老巷,這使得她們以威克姆老巷為“家”,并視后者為“良師益友”[13]187。因此,當施萊格爾姐妹不得不因租約到期搬離威克姆老巷時,威克姆老巷也“不等房體倒塌,靈魂便已悄然離去。威克姆老巷在春天便腐朽了,讓兩個姑娘魂不守舍”,后來“威克姆老巷成了一具僵尸,沒有絲毫溫情,只是三十年來幸福的記憶才勉強維持著它的神圣”,“通過圓拱門廊,家具、圖畫、書籍,統統搬了出來,直到最后一間屋子都騰空,最后一輛貨車轟隆隆地離去。威克姆老巷多站立了一兩個星期,大睜眼睛,仿佛被它自身的空洞嚇了一跳。然后,它倒下了”[13]322。這實際上揭示出了施萊格爾姐妹與威克姆老巷之間的相融共生關系:施萊格爾姐妹以威克姆老巷為“家”,她們與“家具、圖畫、書籍”,以及在那里的記憶一起充盈著威克姆老巷,使其免于“空洞”,而威克姆老巷則為她們帶來了“家”的空間感,即“熟悉感”“自信感”和“溫暖”,二者相互依托、共同生成、密不可分。

新物質主義的先鋒學者比爾·布朗[19]在《物的意義:美國文學中的物》(ASenseofThings:TheObjectMatterofAmericanLiterature, 2010)中指出,物在地人連接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盡管施萊格爾姐妹的父親、母親已經去世,但威克姆老巷里包括“椅子、桌子、圖畫、書籍”在內的家具,甚至“房子里的每個門把和靠墊都積聚起情感,一種有時是個人的情感,但更多情況下卻是一種對死者的淡淡的虔敬,一種也許已在墳墓旁結束的儀式的延續”[13]187。在威克姆老巷,物連接了施萊格爾姐妹與父母。對她們而言,這些物保留了她們對父親、母親的記憶,而物則成為有生命的能動主體,連通過去和現在,讓同一空間中不同代際的人獲得共同的生活體驗,使威克姆老巷成為她們維系家族情感的“家”之所在。

然而,由于威克姆老巷的地產所有人計劃在原地修建豪華公寓,施萊格爾家族與威克姆老巷之間的穩固關系也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開始被家園焦慮所裹挾。據統計,在1903年,倫敦的地價估值已達5億英鎊,并且價格還在以每年1千萬英鎊的速度持續上漲[12]168。地價的快速上漲促使地產所有人也加快土地的開發利用以謀取更大利益,而在他們眼中,與老宅子相比,豪華公寓顯然能帶來更多收益。這迫使施萊格爾姐妹不得不搬離威克姆老巷,不過,“回歸大地”的強烈渴望卻最終促使她們來到真正的大地之“家”——霍華德莊園。

當瑪格麗特第一次來到霍華德莊園時,她就感受到了這里與倫敦不一樣的氣息。在她不止一次因搬家、乘坐汽車陷入空間感的缺失狀態時,是霍華德莊園讓她重新“看見了大地的容貌”[13]250、“獲得了空間感”[13]257。這種空間感的獲得不僅是因為霍華德莊園“貼近大地”,更和它與人相融的屬性息息相關?；羧A德莊園是威爾科克斯太太的祖傳財產,而威爾科克斯太太則“屬于這所住宅,屬于高聳于上面的那棵榆樹”[13]24,可以說,霍華德莊園與威爾科克斯太太已經建立了和威克姆老巷與施萊格爾姐妹一樣相融共生的關系,這讓瑪格麗特對霍華德莊園產生了天然的親切感。

更重要的是,隨著施萊格爾姐妹在霍華德莊園安家,她們之間的情感關系也重新變得親密起來。盡管施萊格爾姐妹在見面之初因誤會而劍拔弩張,但在霍華德莊園“奇妙的力量”[13]375作用下,她們細數著“這把劍看上去很合適”“這地毯鋪上都很合適”“媽媽的梳妝臺放得太是地方了”“那些椅子看起來太美妙了”,而“每分鐘他們姐妹倆的談話都在變得更加自然”[13]371-372,并最終在舊物帶來的回憶中修復了破裂的信任關系。她們爭論椅子上的污漬是湯汁還是咖啡漬,但卻沒有了先前的分歧與隔閡,而是不斷重現、交流著對物的共同記憶,“過去在凈化現在”,體現出家人間的親密與默契,“她們心里明白,她們姐妹永遠不會被分開,因為她們的愛扎根于共同的事情”[13]374。在這里,物勾連起她們的共同生活體驗及與親人之間的情感連接,使得父親、蒂比這些不在場的家人也復現在霍華德莊園,重建起施萊格爾姐妹在威克姆老巷感知到的“家”的感覺。

實際上,施萊格爾姐妹定居在霍華德莊園的結局在小說中早有伏筆。在小說的前半部分,威爾科克斯太太就已經在遺囑中提出要將霍華德莊園贈予瑪格麗特;并且,在小說的后半部分,霍華德莊園所展現出的與威克姆老巷舊家具的高度相融性又將施萊格爾姐妹與霍華德莊園宿命般地關聯在一起,以至于施萊格爾姐妹感覺“這房子現在看上去像我們家”[13]371。與此同時,霍華德莊園也在施萊格爾姐妹搬入之后煥發出新的生機,因為施萊格爾姐妹的“記憶現在為房子涂上了色彩”[13]426。作為人與大地的融合之地,霍華德莊園象征著人類真正的家,它與施萊格爾姐妹的相互選擇不僅延續了人與房子的親密關系,還將人類的未來指向大地及大地所帶來的人與人之間的愛。

五、 結 語

福斯特在《霍華德莊園》中對“家”的內涵建構流露出鮮明的懷舊色彩。隨著英國工業革命的深入開展,城市面積不斷擴張,鄉村空間日益萎縮,人與自然的關系發生根本性改變。福斯特繼承威廉·布萊克(William Blake)、喬治·愛略特(George Eliot)、喬治·梅瑞狄斯(George Meredith)等對機器時代的批判傳統,偏愛鄉村與自然,對充滿綠色氣息的英格蘭寄托了無限懷念[20],因此,他理想的“家”也注定是根植于大地的物人融合之地。在《為民主喝彩兩聲》(TwoCheersforDemocracy, 1951)中,福斯特[21]就不無心痛地講述了他幼年之家魯克斯納斯特所在地區被征用的故事。在他看來,那里是“英格蘭最可愛的地方”,一旦衛星城在那里落成,人口大量涌入,一切都將遭到破壞。

通過刻畫倫敦城內威爾科克斯家族、倫納德與施萊格爾姐妹不同的尋家之路,福斯特不僅呈現出20世紀初英國土地權利制度改革背景下英國人家園想象的復雜性,還反思了當時的家園焦慮問題。在他看來,人與房子的融合有助于形成空間感,擺脫流動感,回歸真正的家——大地。威爾科克斯家族和倫納德無法與房子融合,與大地漸行漸遠,家庭關系淡漠;施萊格爾姐妹則與威爾科克斯太太意氣相投,與房子相融,最終得以在“貼近大地”的霍華德莊園安家,建立了他理想中的充滿熟悉感、自信感和“溫暖”的“家”。福斯特在小說中對“家”的內涵建構反映了他對英國20世紀初進入現代社會以來城鄉變遷引發的人性危機等問題的反思與警示,而其中“家”所傳達出的親密物人關系意涵也表現出他對英國現代社會中物人關系的前瞻性思考,為讀者重新審視這一時期的物人關系提供了重要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