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為“增強”:比較生物保守主義與超人類主義的一個視角

胡 珍 妮

(東南大學 人文學院, 江蘇 南京 211189)

一、 問題的提出

與一般意義上通過對“人—技術—世界”的現象學還原來強調技術中介作用的設計理念相比,以納米技術(nanotechnology)、生物技術(biotechnology)、信息技術(information technology)和認知科學(cognitive science)等新興融合技術為代表的會聚技術(簡稱NBIC)旨在改變“人類自身”。換言之,在新興技術的背景下,人類試圖跳出傳統理論資源主導下的生命敘事和范式假設,將技術內化為自我構成性、自我規定性的一部分。這一觀念的興起同時伴隨著人類增強技術(human enhancement technology,簡稱HET)的蓬勃發展。按照一般的理解,人類增強技術是指“利用科學進步——尤其是生物技術的進步——對當前人類的體能、智力、情感和道德等方方面面進行改善的浩大工程”[1]。然而,這種依賴于現代生物技術而興起的人類增強方式在意志自由、個人同一性、社會分配正義等方面存在倫理問題,由此引起了諸多爭議。從根本上來說,人們對于“增強”概念的不同理解直接影響了他們看待人類增強技術的態度。

何為“增強”?目前學界呈現出兩種截然相反的觀點:生物保守主義(bioconservatism)和超人類主義(transhumanism)。以諾曼·丹尼爾斯(Norman Daniels)[2]、邁克爾·桑德爾(Michael J. Sandel)[3]為代表的生物保守主義者試圖通過醫學用途與非醫學用途的區分為“增強”與“治療”劃界。按照他們的觀點,增強是指提升物種的典型水平或擴展個體的正常功能范圍,而治療則旨在恢復該物種的典型水平和個體的正常功能范圍[4]。以朱利安·薩伏萊斯庫(Julian Savulescu)[5]、約翰·哈里斯(John Harris)[6]為代表的超人類主義者則在更廣泛的意義上使用人類增強概念。他們將這一概念的外延擴展至人類生活的各個方面。無論是有助于改善人類自身的教育、飲食、健身、醫療等傳統增強活動,還是借助現代醫學手段的技術增強方式,都被納入到人類增強的考察范圍之內。在此基礎上,生物保守主義與超人類主義關于何為增強的觀點被概述為“超常論”(enhancement beyond human norm)與“完善論”(enhancement as improvement)[7],即增強體現為超常,抑或體現為完善、提升。

然而,這兩種觀點都面臨著自身的理論困境。持超常論觀點的生物保守主義者以“正?！被颉白匀弧睘闃藴蕘韰^分“增強”與“治療”,但他們無法對“何為正?！被颉昂螢樽匀弧碧峁┻M一步說明[8]。持完善論觀點的超人類主義者從人的無限完善性出發來討論人類增強問題,試圖通過模糊或取消“增強”與“治療”的界限,為人類增強技術建立一種普遍的道德認同,但這一做法囿于道德定式心理和道德風險程式的成見引起了激烈反對。通過梳理上述兩種不同的代表性觀點可知,“生物醫學范式假設治療與增強在道德上是不同的——治療在道德上是允許的,而增強則不是;超人類增強范式則不認為它們是不同的道德實踐”[9]。因此,在關于“治療”與“增強”關系的倫理討論中,生物保守主義者與超人類主義者的根本分歧就在于:“增強”在道德上是否是允許的?言下之意,超人類主義的完善論觀點若想成為一種普遍可接受的觀點,它必須首先證明人類增強技術能否獲得倫理的辯護。

二、 主流倫理學對人類增強技術的質疑與回應

目前,關于人類增強技術的倫理討論主要存在生物保守主義和超人類主義兩大陣營。雙方雖然面臨著不同的理論困境,但他們都是在主流倫理學的框架下為自己的觀點提供倫理辯護?；谌祟愒鰪娂夹g的內在價值與外在價值之分,對人類增強技術的倫理考察主要存在道義論和效果論這兩條辯護路徑。

1. 道義論:訴諸人的內在價值

內在價值的觀念在關于人類增強技術的倫理辯論中發揮了突出作用,這一觀念依賴于一種關于人性的見解。以人的內在價值為出發點,人們在關于人類增強技術的倫理討論中所采取的是道義論的分析模式,即從人的尊嚴出發來考察人類增強技術在道德上是否是允許的?？档聜惱韺W構成了這一路徑的主要思想資源。

人具有內在價值是人們對自身最基本的直覺觀念,也是道義論最原始的預設。在道義論的理論視域下,生物保守主義者與超人類主義者通過考察人的內在價值表達自身對于人類增強技術的洞見。作為人的內在價值的表征,人的尊嚴似乎成為了一個不可侵犯的神圣領域,任何有損于人的尊嚴的行動在道德上都是不可接受的。由此,圍繞人類增強技術是否會損害人的尊嚴的議題,生物保守主義者與超人類主義者開展了批評與辯護。一方面,通過對人類增強技術的批判性反思,生物保守主義者采取強硬的立場宣稱,人類增強技術將會損害人類的尊嚴。這一觀點基于崇尚自然的角度反對人類增強技術,自然的、靜態的人類本性構成了人類尊嚴的自我理解。生物保守主義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10]172認為,未來生物技術的進步會破壞人類的自然本性,進而損害基于人性的人類尊嚴。利昂·卡斯(Leon Kass)[11]借助《美麗新世界》的隱喻指出,人類對其自然本性的技術征服將會是一場悲劇。另一方面,通過對關于人性的假設的質疑,超人類主義者拒絕人性是不可改變的觀念,并基于進化論的立場肯定了人類的無限完善性。按照尼克·博斯特羅姆(Nick Bostrom)[12]的觀點,人類自誕生以來就在不斷進化和完善自身,事實證明,人類能力的延伸和發展并沒有剝奪人類的道德地位,也沒有導致人性的顛覆以及人類尊嚴的損失。無論是生物保守主義還是超人類主義,雙方陣營都將人的尊嚴作為確立規范性的終極根據。二者之所以會陷入無休止的爭論中,原因在于上述“尊嚴”概念有待進一步說明。

作為一種關于人性的見解,人的“尊嚴”所包含的復雜內涵可以通過援引康德的人性公式得以闡明。在《道德形而上學的奠基》一書中,康德[13]提出:“你要如此行動,即無論是你的人格中的人性,還是其他任何一個人的人格中的人性,你在任何時候都同時當作目的,絕不僅僅當作手段來使用”。在人性公式的表達中,康德沒有直接使用“人性”概念,而是表述為“人格中的人性”。這一用意旨在說明:“人性公式的前提和基礎不是經驗的‘人性’,而是道德形而上學意義上的‘人格中的人性’?！盵14]換言之,存在兩種不同類型的人性:道德形而上學意義上的人性和通俗實踐哲學視域下的人性,或者說作為本體存在的人類自然本性和作為現象存在的自我完善性。在此基礎上,植根于人性的個體尊嚴同樣具有層次性。根據人的尊嚴的不同來源,形而上學意義上的人性指向的是作為人類共同本質的人的普遍尊嚴,即人類物種所共享的潛力;實踐哲學視域下的人性指向的則是作為個體特有本質的人的獲得性尊嚴,即個體潛力在程度上的不同發揮。人的普遍尊嚴堅持對人性一成不變的形而上學刻畫,而人的獲得性尊嚴則以承認人性可以改變為前提?；趯θ祟惐拘缘牟煌J知,超人類主義者和生物保守主義者各取所需地使用尊嚴概念的特定內涵,來為自己的觀點提供辯護。

就人類增強技術是否會損害人的尊嚴這一議題而言, 生物保守主義者認為人類增強技術可能會威脅人的普遍尊嚴, 而超人類主義者以人的獲得性尊嚴作為討論的出發點, 認為這一技術并不會對人的獲得性尊嚴構成威脅。 然而,訴諸人的普遍尊嚴來反對人類增強技術的生物保守主義者面臨兩個難以回避的問題。 ①是否存在所謂的自然本質?福山[10]149-153假設了一種稱之為 Factor X的人類自然特質的組合, 用以解釋人類作為一個物種所配享的普遍尊嚴和道德地位。 但是,在捍衛Factor X的過程中, 生物保守主義者至今未曾賦予這一因子以任何真實的內容和具體的規定性, 以至于它無法在哲學的層面上被確立一個有效假設。 ②如果人存在一種自然本質,人類增強技術是如何消解這一本質的? 在傳統哲學的概念框架下, 人的自然本質是由所有人共享并且區別于其他物種的東西。 從邏輯上來說,人類增強技術的應用并不足以影響人類所普遍共享且最為基本的自然本質, 因為人的自然本質作為一種尚未發展的潛力, 只存在有和無的區別,而不存在程度的差異[15]。 綜合以上兩點,基于人的自然本性的普遍尊嚴并不能成為討論人類增強技術的道德理由。

根據對人類本性的不同理解,生物保守主義者和超人類主義者圍繞人類增強技術的尊嚴問題展開了激烈的批判,從而形成了兩派論爭的格局。這一爭論依賴于他們進行倫理思考的邏輯起點,即人性是否可以改變的形而上預設。分析表明,生物保守主義者基于人的普遍尊嚴來反對人類增強技術的道德理由,無論是在哲學上還是邏輯上都是不成立的。

2. 效果論:追求效用的最大化

在生物保守主義者和超人類主義者的辯護過程中,人的內在價值不足以代表全部的道德理由,需要補充進來的還有某些外部事態。在此意義上,以追求效用最大化為基本特征的后果論或效果論(consequentialism)為他們提供了進一步的理論支持。

追求理性自足的效果論以結果的效用最大化為核心主張,通過標準的“成本—收益”分析的量化模型,將現實生活中多元的價值化約為單一的理性標準。這一思維模式依賴于一條可普遍化的原理,即個人利益最大化或集體利益最大化的總體化策略,來為人類行動提供指導。運用后果主義的方法論和理論資源來論證人類增強技術的價值合理性,應該區分為兩種情境進行討論:個體層面和社會層面。在個體層面,以自我利益最大化為價值取向的倫理利己主義構成了行動的原則,即人類增強技術能否獲得倫理的辯護取決于個人利益的最大化。在社會層面,功利主義和利己主義具有形式上的相似性,但是功利主義將個人的利益最大化進一步擴展到社會整體的利益最大化,力圖實現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為了保證在道德試驗場中獲得成功,這兩種情景預設了一個共同的理論背景,即價值量化原則。

在個體層面,根據后果論的觀點來計算人類增強技術的倫理風險,存在兩種對立的觀點。出于個人利益最大化的考慮,生物保守主義者明確表達了在后果主義意義上的憂思。這類觀點從行為后果來評估人類增強技術的倫理風險,認為這項技術重新引發了人對自我認識的障礙,由此帶來了自我同一性危機、身份認同危機乃至諸多嚴重威脅當代人類生存的重大問題。然而,在利己主義的價值觀視域下,人類增強技術的后果估價同樣符合個人利益最大化的行動原則。一方面,在超人類主義者看來,人類增強技術不僅可以幫助人們擺脫身體疾患、精神障礙等生存困境,恢復人的尊嚴,還可以突破自然基因對人類發展設下的限度,滿足人類超越自身、追求完美的需求,如強化身體機能、延長壽命、提升智力、增強道德情感等。另一方面,超人類主義者認為,即便人類增強技術存在一些問題和風險,這些問題和風險又是可以被克服的或者說遠小于益處的。比如通過量化道德生物增強領域的倫理后果,大衛·德格拉齊亞(David Degrazia)[16]認為這項技術雖然帶來了25%的自由損失,但是它同時消除了戰爭或饑餓,因而在道德上是可取的。

在社會層面,作為一種集體版本的利己主義,功利主義主張自我的利益必須服從于社會整體的利益。按照這一行動策略的基本理念,無論是生物保守主義者還是超人類主義者都試圖在社會政治的層面上,從分配正義的角度對人類增強技術進行深入討論。比如持否定態度的生物保守主義者托馬斯·道格拉斯(Thomas Douglas)[17]進一步反思了由這項技術所引發的“增強鴻溝”——這項技術將會帶來一個具有更高道德地位的新物種,從而帶來新的不平等。這種擔憂基于一個非常強烈的功利主義主張,即按照不傷害的道德理由,因道德地位提升而導致的未增強群體的豁免權損失而不是增強群體的豁免權收益,應該成為反對這項技術的決定性理由。持肯定態度的超人類主義者同樣是從福利主義的角度來定義人類增強,但是他們認為,人類增強技術對于提升社會整體的福利水平是顯而易見的,技術進步所帶來的積極效用可以抵消對該項技術在其他方面的道德考慮。根據薩伏萊斯庫[18]的觀點,對人類增強技術所帶來的人們在生理或心理狀態上的任何變化的權衡,取決于我們所尋求的最大化的價值,即過一種好的生活的機會。這一觀點旨在表明,人類增強技術的負面倫理價值并不能掩蓋這項技術在解決人類的生存問題、實現人類福祉方面所發揮的積極作用。對于那些生來便遭遇巨大生理和社會困難的人而言,人類增強技術增加了這類群體過上一種有尊嚴的人類生活的機會,成為了他們的福音。

通過以上分析可知,對人類增強技術作后果主義的倫理討論往往面臨價值難以被量化的問題。按照總體化策略的行動原則,行為可能產生的福利后果或效用集決定了行動選擇的正確與否。然而,面對一項尚在發展的、開放的現代技術,人們需要考慮的不僅是這項技術所產生的已知功利,還需要考慮這項技術的諸多“未決事項”所導致的不確定后果?；谶@樣的現實背景,研究視角的不同選擇將會直接影響效用集的最終結果。從上述分析可知,生物保守主義者主要關注人類增強技術對傳統道德觀念發起的挑戰以及帶來一系列倫理問題和未知風險,而超人類主義者則以更為寬廣的研究視野和獨特的知識場域來看待新興技術對于解決以往社會倫理問題的積極作用。因此,在對人類增強技術的正價值和負價值進行簡單的換算,進而將二者進行抵消之后,很難按照凈價值來判斷人類增強技術能否得到倫理的辯護。當然,將后果的考慮視為倫理考慮的唯一要素本身就是具有巨大爭議的,但僅僅從效用的立場來看,無論是在個人層面還是在社會層面,生物保守主義都未能對超人類主義構成實質性的挑戰。

綜上,以道義論和效果論為主要學理依據,通過重點澄清生物保守主義者和超人類主義者對人類增強技術的批評和辯護可知,訴諸人的內在價值和效用的最大化這兩種辯護策略都不能成為分析和解決人類增強技術的倫理問題的最終依據。換言之,基于道德的理由來反對人類增強技術,并不能在主流倫理學那里獲得充分的支持。

三、 從超常到完善: 人類增強技術的倫理范式轉換

通過考察生物保守主義者和超人類主義者的數次交鋒可知,生物保守主義者指責人類增強技術的道德理由都未能做到完全令人信服,雙方無法達成有效的共識。究其原因,對“增強”概念的不同理解關涉二者在哲學范式和研究進路的差異,并且具體體現為對人與技術關系、技術與倫理關系問題的不同回答,而這恰恰才是追問何為“增強”這一問題,比較生物保守主義與超人類主義的真正價值之所在。

1. 本體論前提:人與技術的關系

通過援引人類尊嚴概念,生物保守主義者與超人類主義者進行了激烈的論爭。從根本上來說,對人的尊嚴的自我認知源自對人與技術關系的不同理解。換言之,在道義論的理論框架下,生物保守主義者與超人類主義者圍繞人類尊嚴問題的對立互競,是出于本體論思維轉向的結果,它構成了兩派論爭的真正起點。

在生物保守主義者那里,超常論者所捍衛的人的自然本性的觀點奠基于柏拉圖-笛卡爾式的二元論。在人類增強技術是否損害人性尊嚴的問題上,生物保守主義始終著眼于人類生命現象獨特的自然本性,將一切外在的技術活動都視為遵照機械論法則、外在于自身的力量,進而從人類尊嚴的神圣性和不可侵犯性出發討論人類增強技術的合法性運用,以此作為反對人類增強技術的道德理由。在此價值視域下,依托現代技術的所有“增強”活動被定義為一種對傳統醫療行為的逾越或僭越。超常論觀點所隱含的是一種典型的主體與客體、人與技術之對立的二元論觀點。這一觀點似乎將人的自為性完全交付給了彼岸世界不可理解的上帝,抑或將人的一切創造活動封閉在純粹我思的意識活動之中,無視人自身創造出來的“自為本質”。然而,局限于主客體對立的分析框架,將人的自然本性看作是一種靜態抽象的存在,既無助于人類認識自身,也無助于理解人的技術活動。概言之,作為一種知性思維的產物,二元論的哲學范式阻礙了生物保守主義者對“增強”這一概念提供更多的哲學洞見。

區別于生物保守主義者, 超人類主義者并沒有停留在人的自然層面來說明人的本質, 而是試圖引入社會歷史性等內容去解釋人的自我形成,并在實踐哲學的視域中揭示人的超越性本質作為人之規定的意義。 人性之尊嚴由自身頒布, 其實現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人能夠作為理性主體, 參與構建并聯合成為一個目的王國。 換言之, 從獲得性尊嚴來說明人的本質的形成, 實際上就蘊含著人性乃是一個追求自我完善的動態過程。 這種動態的人性觀在某種程度上根源于人與技術相互纏繞的客觀事實, 從根本上打破了人與技術之二元對立關系。 因此, 當持超常論觀點的生物保守主義者試圖去區分“增強”與“治療”時, 他們根本無法對“治療”與“增強”之間內容重疊、關系含混和界限模糊等問題提供進一步說明。 由之即可理解: 在“增強”的概念界定問題上, 持完善論觀點的超人類主義者發起的不僅是一場重新定義“增強”概念的文化戰爭, 更是對傳統二元論哲學范式的革新, 其目的就在于打破持超常論觀點的生物保守主義者對人與技術之二分的理論設定。

根據以上說明,生物保守主義者與超人類主義者在看待人性問題上的差異,直接關系到兩派對人與技術關系的不同認知和界定。然而,不容忽視的是,對于超人類主義者所遵循的本體論基礎,有研究者作出了截然相反的判斷:超人類主義與生物保守主義并無實質性的不同,雙方都依賴于人與技術二分的形而上學基礎[19]。這一觀點認為,作為人類無止境追求完美的技術表達,人類增強技術將會導致一個人類新物種即“后人類”(posthuman)的誕生,而后人類的出現本身就意味著對某種“固定不變的”形而上學標準的超越。也就是說,熱衷于后人類圖景想象的超人類主義者戲劇性地繼承了二元論的哲學傳統。然而,這一觀點從根本上混淆了超人類主義與后人類主義(溫和版本的超人類主義與激進版本的超人類主義)之間的差異。對于那些反對后人類革命的超人類主義者而言,他們的問題意識始于其對笛卡爾式的二元本體論的不滿,而致力于通過本體論的變革來討論人與技術的相互構成。因此,反駁生物保守主義的要害就在于打破人與技術二分的預設。在確定這一前提的基礎上,正如溫和的超人類主義者尼古拉斯·阿加爾(Nicholas Agar)[20]所主張的那樣,一種適度的而非激進的人類增強并不會超過目前人類作為一種物種發展的可能性。換言之,持完善論觀點的超人類主義者想要揭示“增強”背后的哲學理念就在于,它試圖通過對從自然到自由之自我呈現的人性本質的追問,從根本上克服人與技術的二元分裂,揭示人與技術的內在統一。

圍繞人類增強技術是否威脅到人性尊嚴之爭,生物保守主義與超人類主義代表了兩種根本不同的哲學立場,他們在人與技術的關系問題上存在根本分歧。正是本體論的變革,促使超人類主義超越了生物保守主義的知性思維,為重新理解“增強”概念的本質規定提供了一個全新的視角,從根本上回應了生物保守主義者基于人性尊嚴的質疑。

2. 認識論反思:技術與倫理的關系

在確定人與技術的關系的基礎上,生物保守主義者與超人類主義者的后果論觀點依賴于他們對“技術”與“倫理”關系的不同理解,并且直接關涉兩派在討論人類增強技術倫理的研究進路時的不同選擇。

從后果論的意義上來看,持超常論觀點的生物保守主義者在論述“增強”這一概念時,全然是在否定的意義上使用它?！霸鰪姟备拍钏碇南麡O思維定式,內在地制約并規定了生物保守主義者對人類增強技術的詮釋進路,即“外在主義”。這一進路預先地假設了技術與倫理之間的二元對立關系,因而在本質上就是反“增強”的。在此基礎上,生物保守主義者主要是對人類增強技術所導致的問題和隱患進行批判性地反思,致力于通過建構恰當的倫理原則、標準和框架對之加以規約與管控。具體而言,生物保守主義者對人類增強技術倫理后果的考量主要分為兩個方面。在形而上的層面,人的某種內在屬性的“增強”被闡釋為對人的自然本性的顛覆;在實踐哲學的層面,個體的“增強”則被視為對社會的不正義實踐。不可否認,生物保守主義所采取“外在主義”進路有助于啟發人們對人類增強技術進行倫理反思,從而摒棄唯科學主義或技術中心主義的價值取向和技術實踐模式。然而,正如葉卡捷琳娜·格納季克(Ekaterina Gnatik)[21]所指出的那樣:“在發展過程中,必須考慮到這樣一個事實,即新的科學和技術能力給現代人的生活帶來的根本性變化客觀上能夠導致或已經導致某些價值的加強和其他價值的貶值?！眻猿帧巴庠谥髁x”進路的人類增強倫理一味強調倫理作用于技術而忽視了技術同樣也能作用于倫理,因而面臨諸多詰問。換言之,僅從外在的角度入手去分析這項技術的倫理問題,只能使倫理本身淪為一種邊緣力量。

在打破以往人與技術二元對立圖式的基礎上,持完善論觀點的超人類主義的技術實踐理念與“內在主義”研究進路更為契合。這一進路實現了從以往的技術與倫理排斥論向技術具有倫理價值的價值立場轉換,促使超人類主義者摒棄了“外在主義”的研究進路,在一個全新的知識場域和生命倫理愿景中重新思考人類增強的價值定位。在后果主義的分析框架中,超人類主義者認為,無論如何,人類增強技術有望并且正在構成人類生存性追求的重要援助力量,給予那些苦難者以實際有效的生存關懷,成為實現人類福祉的重要手段。從“內在主義”進路的基本理念出發,在對待人類增強技術的態度上,超人類主義者不再一味地從批判性的角度出發討論技術的規范性問題,而是在肯定人類增強技術的正面倫理價值的基礎上,關注這一技術在解決社會倫理問題上所發揮的積極作用。在實現路徑上,超人類主義者不再按照既定的道德觀念或倫理原則對技術進行外在的約束和督導,而是努力發掘技術對道德的調節作用,致力于通過價值嵌入的方式來促進技術倫理問題的解決。

從技術實踐來看,人類增強技術的發展似乎使技術與倫理之間的關系互動陷入一種兩難困境:一方面,人類增強技術在帶給人類未來無限可能性的同時,也帶來了倫理上的巨大恐慌;另一方面,一味地反對或禁止這些新興技術不僅無助于自身發展,也無益于消除或緩解技術與倫理相互對峙的內在張力。面對新興技術潮流不可阻擋的客觀事實,“不論從何種意義上看,尋求一種‘允許的倫理’而不是一種‘禁止的倫理’,是人類增強技術面對生命倫理難題時的解決之道”[22]。但是,這種“允許的倫理”得到辯護的基本前提是,借助倫理對話或商談等形式框架,對人類增強技術在倫理上的合理限度形成一定程度上的重疊共識意識?！霸试S的倫理”是指在允許的空間和范圍之內,為生物保守主義和超人類主義之間尋求一個平衡點,從而實現技術與倫理的融通。從辯證的視角來看,生物保守主義和超人類主義雖然在對技術與倫理的關系理解上存在分歧,但是二者之間并非僅僅是相互對立的關系,而是恰好形成了一種互補關系。在新興技術時代,人類不可避免地產生發展并運用增強技術的需求,這與超人類主義的基本理念不謀而合。但是,超人類主義所遵循的“內在主義”進路并不意味著忘記了生物保守主義帶給人類的警醒或放棄了倫理對技術的審視。該進路關注的是如何將某種價值嵌入到技術物之中,這恰恰是“從技術內部展開了對倫理的構建”[23]。因此,在表達自身洞見的基礎上,一種開放的而非保守的、溫和的而非激進的超人類主義樣態,通過堅持技術與倫理之間的雙向互動,為人類增強技術的具體實踐以及致力于發展軟著陸機制的“允許的倫理”的建構提供了一種目前可能的方案和選擇。

在解釋何為“增強”的差異性語言中,超人類主義和生物保守主義各自的理論優劣得以清晰呈現。堅持“內在主義”研究進路的超人類主義立足于一種人與技術互嵌、技術與倫理耦合的哲學理念和實踐智慧來考察人類增強技術,實現了從“超?！钡健巴晟啤钡膫惱矸妒睫D換。以人與技術、技術與倫理之間的內在張力為討論的出發點,遵循“內在主義”進路的超人類主義無論是在本體論還是認識論層面上的理論優勢,已然可以洞見。

四、 結 語

在籌劃超人類文明圖景的起點上,傳統的倫理學資源和知識場域已經無力解決新興技術和傳統倫理約制之間的矛盾,我們面臨與美國哲學家霍爾姆斯·羅爾斯頓(Holmes Rolston)[24]同樣的困惑:“在荒野的價值問題上,‘價值’的含義變了,‘荒野’的含義也變了。旅行者需要找到穿越陌生地帶的路”。對何為“增強”的哲學解釋與倫理審視,不僅是技術在倫理道德范疇所發起的挑戰,也是當代倫理學亟須完成的一次深刻自省。在這種反省中,無論是在本體論還是在認識論的層面,人與技術以及技術與倫理之間的關系都面臨著新的選擇,并導向了對人類自我的內在革新與外在事態的功利拆解的后果。因此,以何為“增強”這一問題為切入點,著眼于超人類主義與生物保守主義兩派論爭問題本身的前沿性、研究層次的深刻性以及研究視角的新穎性,并通過將增強概念從“超?！钡健巴晟啤钡牟煌x還原為人類增強技術的倫理范式轉換問題可知:盡管超人類主義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理論缺陷,但是它通過對自身理念的不斷修正,試圖在“荒野”中為人類增強技術尋找新的價值定位,因而比生物保守主義更適應現代技術實踐和社會生活對道德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