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爾·貝克爾相對主義史學思想的生成

王 娟

在美國史學史上，卡爾·貝克爾（Carl Becker，1873—1945）不僅在實證研究中取得了卓著的成就，而且系統闡述了相對主義史學思想，為史學理論向后現代主義的演進提供了一個醒目的路標。對于后世研究者來說，無論是欣賞，如哈里·埃爾默·巴恩斯（Harry Elmer Barnes）的《歷史寫作史》（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還是批判，如莫里斯·曼德爾鮑姆（Maurice Mandelbaum）的《歷史知識問題》（The Problem of Historical Knowledge），都不可能繞開卡爾·貝克爾的名字。

關于貝克爾的相對主義史學思想，在國內外學術界向來頗受關注，研究成果不可謂不豐富。國內學者偏向于通過貝克爾的個別著述，分析其相對主義史學思想。學者們將貝克爾納入美國相對主義史學脈絡中來考察，研究貝克爾的寫作意圖，比較了貝克爾與弗雷德里克·杰克遜·特納（Frederick J.Turner）、查爾斯·A.比爾德（Charles A.Beard）等人的觀點異同，評價貝克爾相對主義史學思想的性質與影響。相對而言，美國學者對貝克爾的研究更為豐富。首先，學者們基于貝克爾史學思想產生的歷史語境和學術語境，考察了貝克爾史學實踐的背后意圖。其次，圍繞貝克爾的具體著作，學者們剖析了貝克爾的相對主義史學思想，解釋了貝克爾史學研究從客觀主義到歷史相對主義的轉變。最后，隨著美國學界對相對主義的批判，學者們基于貝克爾史學思想的嬗變過程，論證其史學性質。至于貝克爾相對主義史學思想的內涵，學者們將其概括為歷史學家的主觀性、歷史事實的主體性、歷史研究的意義三類。也就是說，歷史學家的主觀因素與歷史實踐是分不開的，歷史學家的寫作必然受到當時社會環境和思想脈絡的影響。歷史學家對事實的選擇與關系建構，既取決于當時流行的科學概念，又取決于歷史學家的先入之見和價值判斷。歷史學家的職責，一方面是要使普通人的歷史理解與實際發生的事情保持合理的和諧；另一方面是要借助歷史書寫引導讀者的現實生活，為他們提供一些看問題的視角和思維[1]。

關于他的相對主義史學思想的來源和形成，多年來也有較多的討論。較早涉獵這一問題的人，諸如蓋伊·斯坦頓·福特（Guy Stanton Ford）、喬治·H.薩賓（George H.Sabine）、利奧·格什伊（Leo Gershoy）、路易斯·戈特沙爾克（Louis Gottschalk）等，大都是貝克爾的學生和朋友。貝克爾在推出《近代史》（Modern History，1935）一書以后，被貼上了“共產主義者”的標簽，他的這些學生和友人便出面替他辯護，強調他秉持自由主義立場，其著述乃是出自他個人的經驗和思考，是他作為一個歷史學教授的自由與責任的產物[2-5]。20 世紀50 年代以后，夏洛特·史密斯（Charlotte Smith）、庫欣·斯特勞特（Cushing Strout）和伯利·威爾金斯（Burleigh Wilkins）等學者，從貝克爾的史學思想本身出發，指出他的相對主義理論是從實用主義哲學中發展出來的產物[6]111-112,[7]37-38,[8]94-95。切斯特·麥克阿瑟·德斯特勒（Chester McArthur Destler）不同意這種說法，認為貝克爾的相對主義理論復制了克羅齊《美學》（Aesthetic）中的觀點[9]。他強調，貝克爾的相對主義靈感和思想基礎來自歐洲大陸，而克羅齊的影響即便不是原動力，也至少是主要動力[10]。德斯特勒的觀點又引出了學界新的不同意見。1957 年，戴維·W.諾布爾（David W.Noble）指出，貝克爾的相對主義并非來自歐洲形而上學的唯心主義，而是受到比爾德兩種歷史（“作為現實的歷史”和“作為知識的歷史”）概念的啟發[11]。直到1970 年，海登·懷特（Hayden White）還在與德斯特勒辯難，堅稱貝克爾直到1922 年才讀到克羅齊的著作，如果要尋找貝克爾相對主義思想的源頭，應該追溯到他的老師弗雷德里克·杰克遜·特納和詹姆斯·哈維·魯濱遜（James Harvey Robinson）[12]。

顯然，以上學者都相信，貝克爾的史學思想擁有某種直接的思想或理論的源頭。其實，這種單一的線性起源論思維并不能觸及貝克爾史學思想形成的復雜性。貝克爾作為史學相對主義思想的系統闡述者，其思路和觀點的形成不可能是一個單向吸納和發展某種理論的過程，而具有相當復雜的社會語境和思想脈絡。如果從貝克爾的成長經歷、思維方式、學術師承和學界氛圍、時代背景等方面著眼，或許能更好地理解他的理論關懷和思想進路，從而更清晰地描述其史學相對主義思想的形成過程。

一、中西部成長經歷——相對主義史學思想的種子

1910 年，卡爾·貝克爾發表《超然與歷史書寫》（Detachment and the Writing of History）一文，首次明確提出相對主義史學思想[13]3-28。然而，當時歷史相對主義在美國歷史學界還沒有很大的影響力。正如彼得·諾維克（Peter Novick）所言：“貝克爾不像他同時代的人，不需要戰爭的催化，也不需要放棄社會樂觀主義，就能把他變成一個徹底的相對主義者?！盵14]貝克爾之所以能比同時代的多數人早幾十年提出歷史相對主義，部分源于他在美國中西部的成長經歷①。這些經歷給他的世界觀和思維方式印上了深刻的烙印。

1873 年，卡爾·貝克爾出生在美國中西部愛荷華州黑鷹縣（Black Hawk County）的一個農場里，11 歲時全家搬至附近的滑鐵盧小鎮。這個地方遠離東海岸美國文化中心。1910 年，貝克爾在《堪薩斯》一文中對比了東西部人的特點。他將東部人看成是“坐在熟悉角落里的人”，西部人是“熱切希望探索未知世界的人”[15]。在去康奈爾大學上學之前，他從未離開過這座小鎮。這種勇于探索、樂于進取的社會氛圍，深深地影響了貝克爾的思維習慣，他將美國邊疆的開發看成一個過程，稱贊新舊文化的碰撞，期待新事物的出現等。這種習慣形成了貝克爾敢于質疑與挑戰傳統的性格，這種性格推動了貝克爾對科學歷史學的絕對客觀的質疑，而這恰是其相對主義史學思想的起點。中西部的環境氛圍還塑造了貝克爾的實用主義理念，這種理念也成為其相對主義史學思想的重要基礎。他在回憶起這段早年歲月時說：“我很高興能作為一個卑微的‘工人’，用一個麥考密克式（McCormic）的自動割捆機，每天在40英畝的燕麥田里勞作10 個小時。這種務實的追求不斷地出現在我的思想和工作中?！盵16]11正是這種務實的追求孕育了貝克爾的實用主義理念②，使他認為歷史應該對某些當前的、實際的目的有益。

實際上，貝克爾早期的相對主義史學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對他那個時代正統觀念的批判，而不是試圖產生一個獨立的歷史理論③。他既不相信歷史研究的絕對客觀，也不相信基于枯燥考據寫作的歷史作品有實用價值。他的歷史相對主義既質疑了科學歷史學的核心假設，還否定了科學歷史學的現實意義?？梢哉f，貝克爾在20 世紀初發表的2 篇文章，既是他從歷史學家的主觀性、歷史事實的主體性、歷史研究的實用價值等多角度思考歷史相對主義的早期成果，更是他后期“兩種歷史”“什么是歷史事實”“輿論氛圍”（Climate of Opinion）、“似是而非的現在”（Specious Present）等理論內涵的基礎。這一切都應該理解為對一種生活方式、一類環境條件的自然而然的思想反映。

貝克爾的中西部成長經歷還培養了他對寫作有趣故事的愛好。閱讀的過程中，他萌發了成為作家的夢想，發現了“優秀作品”“有趣故事”“好書”與“有影響力的書”之間的差別[17]。這種差別啟發了他后來區分“可讀的歷史作品”“好的歷史作品”“有影響力的歷史作品”的意識，并最終演變為他對歷史作品實用價值的關注[16]33-34。在貝克爾閱讀的作品中，對他影響最大的是威廉·迪安·豪厄爾斯（William Dean Howells）和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的書籍。他從前者那里學到了觀察“作家筆下的人物及其所處環境”，分辨“親歷者的經驗”和“作者自己的觀察”[8]33；從后者那里學到了區分作者的主觀性與材料的準確性，尋找動機的差異與人物形象、情節之間的聯系[6]126-128,[7]79。這些思考是貝克爾對文字作品真實性的最早懷疑。它們推動他反思：作家是否能夠把自己置身于任何人的生活和情感之中？人類對過去生活的諸多研究是否完全正確？這些懷疑又使他對具體行動背后的人物心理、情感動機產生了興趣[18]22-25。

這些閱讀為貝克爾的相對主義史學積累了大量的原始思想材料。他不僅隱約意識到作品的實用價值，還有意識地思考了寫作者的主觀性、親歷者言行的動機與作品的真實程度等問題。當他的夢想逐漸從寫作有趣故事轉變為以史學為志業后，這些由文學閱讀所引發的思考也轉入具體歷史領域研究。這種轉變有三個方面的原因：首先，貝克爾在文學寫作上遇到了困難。他以一種自認為是文學風格的方式寫作，但并沒有寫出他向往的那種有趣故事[18]22-24。不過，寫作是貝克爾一生中最持久的興趣，他對如何寫作的思考延續了許多年。這種思考連接了他從“想成為小說作家”到“成為歷史學者”的過程，加深他對“過去實在”和“活的歷史”的體會[17]。其次，歷史與文學的天然親近性，使得貝克爾關于文學寫作的思考可以直接運用到歷史研究之中。這可用貝克爾給寫作的定義加以印證，在他看來，“好的寫作是充分有效地表達寫作者想表達的事實、想法或情感”。而這一切的要點是，寫作者“必須有自己的東西要說”，且“以自己的方式說出來”，因為寫作者必然受到某些約定俗成的思維方式或刻板的表達方式的制約。最后，特納和查爾斯·霍墨·哈斯金斯（Charles Homer Haskins）對貝克爾的指導，激發了他學習歷史的興趣，鼓勵了他的史學相對主義思考。

貝克爾在中西部的衛理公會教徒生活也引發了他對基督教要義的懷疑，樹立了他敢于謹慎懷疑、勇于接受新事物的人生態度。這是貝克爾敢于質疑科學歷史學的客觀性，逐漸形成相對主義史學思想的重要前提。貝克爾對宗教的警醒是由家鄉的宗教狂熱所引發的。用他后來的話來說，他的家鄉是深受“衛理公會威脅的核心地帶”[16]124。貝克爾曾在不同的地方多次提及他參加過的兩次布道。一次是范內斯（Van Ness）牧師的布道，在布道中范內斯譴責了伏爾泰的無神論。針對這一行為，貝克爾諷刺道：“這并不是因為了解伏爾泰，而是想借助他在滑鐵盧和愛荷華州的盛名讓孩子們加入衛理公會?！盵19]這種諷刺是以對基督教有神論的懷疑為基礎的。另一次是厄普代克（Updike）牧師的布道，布道詞是“我該如何解決我的疑惑”，他的答案是，“任何信條都可以用它能被轉化成生活的程度來衡量”，“其要點是，與其對任何事情都沒有積極的信念，不如謹慎地懷疑，即使是基督教”[18]19。這兩次布道是貝克爾有意識地思考宗教問題的開端，滋養了他敢于質疑權威的精神。

到威斯康辛大學上學后，貝克爾對宗教的懷疑逐漸聚焦到宗教“證言”問題。當發現宗教對生活之謎的解答越來越不能令人信服時，貝克爾開始把宗教信仰看成一種強烈的個人行為，“只有他自己和上帝才知道”。他開始思考，所有的教會都要求成員“證明”他們的宗教經歷，但當親歷者和目擊者意見不一致，或他們的宗教經歷無法局限在圣經和某一特定教會官方承認的過去事件時，該如何評定[18]17-21？他對宗教中證言問題的思考，加深了他對歷史事實的主體性的理解，對他相對主義史學思想的形成也有借鑒意義。他對宗教經歷的分析與對歷史事實的思考有相似之處：我們為什么要相信目擊者對事件的敘述？什么時候我們應該認為他們值得信賴？“經歷/事實”應該被分解到什么程度？這種分析應該在什么時候停止？當年輕的貝克爾在思考這些宗教證言問題時，就已經在模擬分析歷史依據與歷史事實的關系。這一點他在評論《巴特勒主教和理性時代》（Bishop Butler and the Age of Reason）時已經確認：“關鍵的問題不是證詞，而是人們接受證詞的傾向（以此來確定這種或那種事件）?！敝劣跉v史研究，其關鍵問題就不再只是史料的真偽，還有史料背后的某種東西[20]。這種背后的東西是貝克爾始終感興趣的內容，并以“輿論氛圍”的概念呈現在其相對主義史學思想體系中。

貝克爾的早期經歷塑造了他的中西部思想意識，這種意識是貝克爾質疑科學歷史學的局限的前提，又是貝克爾歷史相對主義的起點和價值目標。貝克爾的早期經歷還培養了他對閱讀和寫作的愛好，這一愛好為其相對主義史學積累了大量的原始思想材料，之后在內外因素的作用下轉化成了具體的史學研究。貝克爾的早期經歷也引導了他對宗教的積極懷疑，這一思考不僅樹立了他的人生態度，還類比了歷史研究的分析過程。這既為貝克爾提出相對主義史學思想做了思想準備，又為其相對主義史學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借鑒。這些因素在貝克爾的頭腦中相互交織，進而形成特定的思維模式，成為其相對主義史學思想的“形成性影響”（Formative Influences）。之后，在威斯康辛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教師的教導下，貝克爾的相對主義史學思想逐漸萌發。

二、學術傳承與寫作——相對主義史學思想的萌芽

威斯康辛大學是貝克爾史學生涯的開端。1893 年，貝克爾從康奈爾大學轉入該校④。1896 年，他升入研究生學習階段，在特納和哈斯金斯的指導下主修歷史。

在威斯康辛大學，給貝克爾帶來最大學術影響的當屬特納。特納的課程不僅改變了貝克爾對歷史的認知，還修正了他關于史學“客觀性”的看法。他早先認為“客觀”是指“完全的冷漠，一種僵硬的嚴肅態度或者說‘僵尸’（rigor mortis）精神”，這是之前從伯倫漢（Ernst Bernheim）⑤那里學到的?！氨热缯f，它要求細心的歷史學家在寫作‘冷港戰役’時，不要透露自己的父親曾是格蘭特的狂熱支持者?！痹谔丶{的課堂上，貝克爾意識到伯倫漢對“客觀性”的理解“太泛化了”，“通常變得有害，成為替代思想性的最佳理由”。幸好特納的言傳身教賦予貝克爾新的體會。他對“客觀”的理解由“僵尸”精神轉變為“對自己的研究對象懷有真誠的求知欲望”，“專注于一個單純的為了解它而了解它的目的”[21]174-176。

貝克爾還從特納那里學會區分歷史事實和歷史事實的用途[16]17。在貝克爾的記憶里，特納在課上不止一次地提到“歷史是人類的自我意識”。在特納看來，“每一個時代都試圖形成自己對過去的認識”，“但這并不意味著過去的真實事件會發生變化，只意味著我們對這些事實的理解發生了改變”。因此，“歷史研究的最終目的，便是從過去的角度認識當前社會，并賦予它新的思想和感情、新的渴望和能量”[22]。貝克爾延續了這一思想，在《超然與歷史書寫》中寫道：“我們必須有一個過去，它是所有現在的產物?！必惪藸栍X得這句話，“就像是說歷史是人類的自我意識一樣”。在文章發表后貝克爾寫信給特納說，“那句話在當時對我來說毫無意義，但這些年肯定一直在我意識的‘邊緣’發揮作用”[16]16。

特納在1910 年的美國歷史協會（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年會上發表的主席演說，也啟發了貝克爾對“輿論氛圍”的思考。在演講中，特納深入剖析了時代精神對歷史學家及其作品的影響[23]。之后，貝克爾在安排課程設計時提到，歷史學者不僅要研究特定歷史學家，借此說明不同時期主流歷史研究的方法和目的，而且要展示歷史研究如何回應不斷變化的影響，這些影響先后塑造了歐洲的思想和歷史[16]22-23。在征詢特納的意見后，貝克爾將這些思考寫成《社會問題與思想對研究和寫作的一些影響》（Some Aspects of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Problems and Ideas Upon the Study and Writing of History）。在這篇文章中，他從社會環境和學術背景等角度探討了歷史學家研究方法、研究題材的變化[24]。

哈斯金斯是另一位對貝克爾產生重大影響的威斯康辛大學教師，以研究中世紀史見長。貝克爾曾用調侃的語調回憶道：“那一年我還沒有真正學歷史，我只是受到感染，想學歷史。這當然是特納的錯，而不是我自己的原因（順便說一下，也是哈斯金斯的錯……至于哈斯金斯，要說的還有很多）?！盵21]164這是貝克爾對哈斯金斯的一次書面致謝。在給特納的信中，他又一次表達了對哈斯金斯的感謝：“對不誠實的、次等的、沒有意義的語言及沒有邏輯的簡單概括的恐懼……也是我從你和哈斯金斯那里學得到的?！盵16]76

哈斯金斯還對貝克爾的《超然與歷史書寫》給出積極反饋，他贊同貝克爾提出的“不存在絕對超然”觀點，并提醒這并不是放棄追求最大程度超然的理由。在信中，哈斯金斯同樣討論了歷史研究的分析與綜合，并指出綜合過程中的主觀因素較之分析過程要多[18]70。他還稱在這篇文章中的“一兩個地方發現了貝克爾在麥迪遜上學時就開始討論的痕跡”，這說明哈斯金斯在貝克爾求學期間就關注到了他的相對主義史學思想。在哈斯金斯研究中世紀的名著《十二世紀文藝復興》（The Renaissance of the Twelfth Century，1927）中，哈斯金斯對中世紀“黑暗”性以及教會反科學性的否定也影響了貝克爾。后者將啟蒙“哲學家”解釋為“不是基督徒的基督徒”（Christians-not-Christian），這也是《十八世紀哲學家的天城》（The H eavenly C ity of the Eighteenth-Century Philosophers）的主題[25]。

1898 年，貝克爾申請到哥倫比亞大學的獎學金。在哥倫比亞大學，貝克爾經歷了在威斯康辛大學同樣的好運，接觸到兩個對他影響很大的人——詹姆斯·哈維·魯濱遜和約翰·W.伯吉斯（John W.Burgess）。在全新的環境中，貝克爾進一步拓寬了學術視野，接觸到了高度集中的思想資源，尤以魯濱遜的影響為最。

魯濱遜的18 世紀思想史課程，賦予了貝克爾對法國啟蒙運動的更多了解和熱情，并使他獲得一種研究歷史的方法。魯濱遜先在哈佛學習，在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的影響下，他對哲學中的多元主義和實用主義產生了濃厚興趣。之后，魯濱遜到德國弗賴堡大學跟隨赫爾曼·馮·霍爾斯特（Hermann von Holst）學習。此時，正值卡爾·蘭普萊希特（Karl Lamprecht）等人向蘭克史學發起挑戰，引發文化史大爭論的時候。在這段時間里，魯濱遜不可避免地受到爭論的影響，開始反思科學主義史學的客觀性，接受社會心理對個體心理的影響等觀念[26]63-64。貝克爾在魯濱遜的研討班接收到了這些新知識，并將這些知識運用到該課程的課堂論文中，寫了一篇關于重農主義的論文。正是在這篇文章的寫作過程中，他“對‘人們為什么會這么想’這類問題產生了濃厚的興趣”[27]。魯濱遜對此評價道：“你在研討課上的那些報告，顯示了你的勤勉與洞察力，也充分證明你已經很好地掌握了史學研究方法?！盵8]62這種對“運作中的智慧”現象或者“思維的運作方式”的探索，貫穿了貝克爾此后的學術研究。

除給貝克爾提供法國歷史方面的知識外，魯濱遜對“新史學”以及歷史與記憶的理解也給了他很多寶貴的啟發。魯濱遜作為美國“新史學”的引領者，順應了20 世紀初那種進步、務實的風氣。他提倡歷史學應在研究對象和方法上做出變革，要擴大歷史研究的范圍、擴充研究的方法，主張歷史研究要為現實服務[28]。貝克爾的《論〈獨立宣言〉政治思想史研究》（The D 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A Study in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Ideas）一書及《1776 年精神》一文便體現了“新史學”在選題、史料、方法上的這種風格。在《韋爾斯與“新史學”》一文中，貝克爾回憶了魯濱遜反對脫離現實、專注考據的研究取向。在《人人都是他自己的歷史學家》（Everyman His Own Historian）中，貝克爾也延續了這種諷刺“考據癖”的做法，說“認為事實一旦被充分確認就‘其義自現’，那純屬幻想”[29]207。

約翰·伯吉斯關于社會科學的跨學科方法以及“正在形成的歷史”（History in the Making）這一概念對貝克爾的影響也很大。伯吉斯在萊比錫大學師從德國歷史學派的大師威廉·羅雪爾（Wilhelm Roscher），從他那里學到了社會科學間的相互依賴性。伯吉斯在柏林大學師從約翰·G.德羅伊森（Johann Gustav Droysen），之后他將《政治學與比較憲法》（Political S cience a nd 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 Law）題獻給了導師。伯吉斯熱衷于將哥倫比亞大學轉變成德國式的研究和學術機構，通過引進德國的“習明納爾”教學法，培養下一代歷史學家掌握歷史和政治科學研究的理論與方法。在他看來，歷史“作為人類精神理想的所有客觀表現形式，包括語言、傳統、文學、習俗、禮儀、法律、制度、觀點和信仰”，是一個需要解釋的未完成的故事，一直是“正在形成的”。在思考歷史的意義和用途時，伯吉斯同樣認為歷史不僅僅是過去，而是人類成就的全部故事。任何希望在當前進行有效思考或采取有效行動的學者都必須利用這個故事[30]。伯吉斯的觀點應和了特納和伊利的見解，加深了貝克爾對跨學科方法的重視，加固了貝克爾對歷史研究的主體性及歷史學實用價值的理解。貝克爾評價伯吉斯的課程是“健全的政治學”，伯吉斯則稱贊貝克爾是“一個能干、認真、勤奮的學者”，贊揚貝克爾在哥倫比亞的學習生涯取得“巨大的成功”[8]65。

自1894 年第一次正式接觸歷史學以來，貝克爾一直受教于史學大家。這無疑為貝克爾史學思想的形成創造了一個良好的知識環境。首先，在特納和哈斯金斯的影響下，貝克爾決心致力于歷史研究，開始思考歷史研究的主觀因素以及歷史實用主義。其次，伯吉斯的跨學科課程培養了貝克爾利用其他兄弟學科的理論和方法的自覺。他強調的“正在形成的歷史”等觀點給貝克爾留下了深刻記憶，并被納入他的相對主義史學理論體系中。最后，魯濱遜的研討課展現了法國革命和歐洲思想史等內容，豐富了貝克爾的知識儲備和歷史研究方法。他關于“新史學”以及歷史與記憶的見解，推動了貝克爾的史學相對主義思考。至此，貝克爾已經具備了形成相對主義史學思想的先決條件。在接下來的幾十年里，他將在學界氛圍和時代背景的影響下逐漸深化自己的史學思想。

三、學術語境與歷史語境——歷史相對主義的深化

“轉動一個門把有時候需要上百年，可是一旦門把轉開了，它就帶來巨幅的改變?！盵31]歐洲歷史意識覺醒于近代早期，隨著歷史意識的萌動和日臻成熟，人文主義思想家確立了一種觀點，即必須依據事物的時間、地點和環境來研究事物，這構成了近代歷史主義的早期背景。后經18、19 世紀德國哲學的洗禮，歷史主義主張歷史是一個過程，而每個歷史階段都是唯一的，必須從它自身的條件出發才能對其進行研究。從其具體觀點可以看出，歷史主義與歷史相對主義有毋庸置疑的聯系，歷史主義自身包含有歷史相對主義因素。同時在科學實證主義思潮和蘭克客觀主義史學的影響下，西方史學依然強調“客觀事實”和歷史的外在經驗證據，相對主義受到有效的遏制。直到19 世紀末和20 世紀初，經過新康德主義者狄爾泰、新黑格爾主義者克羅齊等人的反撥和闡釋，雖然否定了把歷史學等同于自然科學的做法，但其唯心主義主觀認識論的邏輯必然導致歷史相對主義。無論是狄爾泰的“理解”，還是克羅齊的“頓悟”，都把歷史真實性的科學檢驗方法排除在外。因此，在20 世紀早期，西方歷史學家在唯心主義思潮和世界大戰的嚴酷現實的雙重沖擊下，逐漸失去樸素時代的寧靜信念，不再相信歷史判斷的確定性。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卡爾·貝克爾提出“人人都是他自己的歷史學家”的見解，號召歷史學家通過歷史書寫來指導人們如何利用歷史。因而，貝克爾的歷史相對主義思想既是歷史主義危機的表現，也是一個真誠的歷史學家清楚看到面臨的困境，為捍衛歷史學的價值和尊嚴而痛苦思考的結果。但與其導師不同，貝克爾并沒有留學德國的經歷，唯一一次歐洲之行只到了英國和法國[32]。所以，他的相對主義史學理論體系，不是歷史主義的直接承繼，而是美國歷史學界關于歷史知識問題探討的階段性成果。

在貝克爾史學思想產生和深化的過程中，歷史學界廣泛討論了歷史研究的性質及其作用。以美國歷史協會的主席演說為例，許多歷史學者都討論過史學客觀性、歷史事實、歷史學的實用價值等內容。其中，喬治·P.費舍爾（George P.Fisher，1898）指出了歷史學家作為歷史人物的裁判角色，亨利·C.李（Henry C.Lea，1903）考察了時代因素對歷史學家的影響[33-34]。在他們之后的學者大都延續了這種思路，他們對史學客觀性的懷疑，主要集中在歷史學家的主觀性上，一方面強調歷史研究既要關注形成當時人活動基礎的時代思想，另一方面關注自身所處的社會環境對其歷史解釋的限制⑥。貝克爾的相關文章或書信可以展現他對這些學術動態的關注。在1903 年美國歷史協會年會上，貝克爾評價了李的演說，“李已經明確闡述了所有至關重要的歷史觀念，這些觀念使得嚴謹的歷史研究具備了無可替代的價值”[26]21。1917 年，貝克爾在讀了喬治·林肯·伯爾的主席演說后，寫信稱贊他對歷史的自由和歷史學家的自由的區分，并提到自己在去年發表的一篇書評中也表達了這種區分[16]5-51。這些可以證明，貝克爾已經注意到歷史學家的主觀性和歷史研究的輿論氛圍很長一段時間了。

歷史學界對歷史事實性質的分析也很早就開始了。協會的第一任主席安德魯·D.懷特（Andrew D.White，1885）就提到，使一個事實變得空洞或意味深長的，是它與“歷史演變的偉大脈絡”之間的關系[35]。之后的協會主席大多不僅延續了這種解釋，還提出了更深入的解釋。大致可將他們的觀點分為兩類，一類關于歷史事實的主體性，大多數學者都承認其研究過程存在事實選擇和價值判斷；另一類關于歷史事實的變化，學者們普遍認同歷史事實存在變化，并指出發生變化的原因是發現了新的事實或為滿足不同時代的需要⑦。貝克爾對歷史事實的研究可以看作是參與學術對話的具體實踐。他關于這一問題的思考最早出現在《超然與歷史書寫》中，他說，歷史的“事實”，“只是歷史學家為了理解它而制造出來的心理意象或畫面”[13]11。對此鄧寧寫信評價道：“你不僅說了很多我認為是深刻的事情，并且你說的方式給了我巨大的快樂?！盵36]貝克爾對歷史事實最深刻的研究，當屬1926 年發表的《什么是歷史事實？》一文。在美國歷史協會年會上宣讀后，貝克爾與費迪南· 謝維爾（Ferdinand Schevill）、麥克勞林等人就歷史研究是否應該有一個預設的目的進行討論[26]157-158。在與這些學者的交流中，貝克爾梳理了自己對歷史事實的分析。

學者們還十分重視歷史研究的實用價值。安德魯·D.懷特率先在演說中提出利用歷史的直接效用的必要性。這一呼吁在許多學者那里得到了回應，他們主張將歷史研究作為解決各種實際問題的有效途徑，或者將歷史研究的成果運用于具體實踐⑧。在貝克爾那里，歷史研究的實用價值則是他一直以來的追求。1931 年12 月，貝克爾發表《人人都是他自己的歷史學家》的演說后，威廉·E.多德（William E.Dodd）寫信詢問貝克爾，他演說的內核是否是“歷史無用論”？對這一評論，貝克爾以“歷史的作用是什么”這一問題加以回應：“即使沒有什么是可以最終解決的，但努力解決它永遠是必要和有用的?！薄皻v史學家的職責之一就是，（借助歷史作品）盡可能地使普通人的歷史理解與實際發生的事情保持合理的和諧?！盵16]156-158與學界的交流，不僅鼓舞了貝克爾長期以來對歷史研究的主觀成分的關注，還推動了他對這些主觀成分的理論闡釋與深化。相較于萌發階段偏向分析歷史學家的主體性、歷史事實的主體性而言，這一時期他更為強調要正視這種主觀性、主體性，并在對這種主觀性、主體性的認知下去分析“輿論氛圍”是如何影響歷史寫作的，以此擴大和豐富普通人的“似是而非的現在”，引導和糾正普通人在當下的行為。

除學術環境外，時代背景也給貝克爾帶來了很大沖擊，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在這次戰爭中，貝克爾扮演了宣傳者的角色。他先后發表《門羅主義與戰爭》（The Monroe Doctrine and the War）、《德國企圖分裂比利時》（German Attempts to Divide Belgium）、《美國的戰爭目標與和平計劃》（America’s War Aims and Peace Program）等作品，向公眾解釋政府對戰爭的看法，宣揚威爾遜的“新世界秩序”。然而，戰爭沒有給歐洲和世界帶去美國式民主，關于戰爭罪行的爭議和盟軍秘密條約的揭露更是對貝克爾立場的諷刺。對于這個結果，貝克爾早先是怨恨威爾遜，認為后者將自己的利己主義弱點隱藏得太深了。但是逐漸地，他開始反?。鹤鳛橐幻麣v史學家，尤其是學了25 年歷史的歷史學家，僅對威爾遜所做的事情感到憤憤不平是沒有用的。他應該努力去理解，在這樣一場戰爭之后凡爾賽的和平正是人們所期望的，也應該明白在這樣一場戰爭之后和平不可能是兄弟之愛的表達。這一體會使貝克爾明白戰爭或許不是人們真切想要的，只是人們為了實現目標或保護自己利益不受侵害的工具和手段。貝克爾意識到歷史研究還需要一種“更微妙的心理學”[16]86-87。通過歷史人物思考問題的方式而不是思考的問題，來分析那些決定歷史人物行為的無意識動機，正是貝克爾對微妙心理學的實踐，也是超越科學歷史學的具體表現。這一方法使貝克爾將興趣轉移到影響歷史進程的“人人”身上，增強了他對歷史背后動因的關注，推動了他關于“輿論氛圍”的思考。

在貝克爾成長和成名的階段，相對主義已是一股滲透到許多領域的思潮，在歷史學領域則牽涉歷史學家的主觀性、歷史事實的主體性、歷史研究的實用價值等問題，早已是一個引發諸多思考的話題。在與這些思考的對話中，貝克爾堅定了自己對歷史研究的主觀成分的闡釋，梳理了他對歷史事實的理解，構建了他關于相對主義思想的歷史哲學表述。此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經歷也影響了他的歷史理解，促使他關注歷史背后的動因。他開始通過歷史人物思考問題的方式，而不是思考的問題來剖析歷史人物的心理狀態以及當時的歷史現狀。這對于他后期提出“輿論氛圍”“似是而非的現在”等理論概念具有極大的推動作用。

余論

2018 年4 月12—14 日，美國歷史學協會舉行了第111 屆年會。會議主題為“歷史的形式”（The Forms of History），即“歷史以多種方式被認識、誤解、書寫、展現、傳播、影響、分析、歌頌和教授”。在此次會議上，新任美國歷史協會主席愛德華·艾文斯（Edward L.Ayers），發表了題為“每個人都是他/她自己的歷史學家”（Everyone Their Own Historian）的演說。這與卡爾·貝克爾1931 年12 月發表的主席演說“人人都是他自己的歷史學家”極為相似。艾爾斯認為，在貝克爾發表演說之時，美國史學已經初步完成職業化進程，他的演說無異于給了職業史學家當頭一棒[37]。因此，許多史學家抨擊貝克爾的相對主義史學，認為這種觀點過于強調外部環境對歷史學家的影響，鼓吹利用史學為現實政治服務，損害了歷史學的專業權威。許多人更是將貝克爾的歷史相對主義視為絕對相對主義或虛無主義。在這些批評者看來，貝克爾預設了某種全知全能的上帝視角，即是說受制于歷史學家的主觀性與人類認知的局限性，歷史研究者永遠無法“重現過去的本來面目”。他們認為，得到歷史學家共同贊賞的知識就是“超然”的。隨著掌握的史料增多，歷史學家會越來越接近真實的過去[38]。

事實上，這些都是對貝克爾的誤解。貝克爾認可批評者們關于“重現客觀歷史的理想至少可以部分實現”的表述，他也確實強調任何特定時代的歷史記錄者、歷史研究者，都受到他所處時代的“輿論氛圍”的影響。但是值得說明的是，貝克爾雖然提出了“舊觀點總被新觀點所取代”的歷史觀，但他并沒有將相對主義看成是固定不變和支配一切的[29]211。他強調的是，雖然人類的理性是有限的，但畢竟是人類的理性發現了這種“輿論氛圍”的影響，因而人類應該始終熱愛真理并堅持追求真理[39]。他也“沒有否認真理的存在或其可知性”，只是說不“存在一個永恒的、普遍有效的元標準”。他關注的是不同社會、時代和方法假設所采用的各種標準，而不是說沒有標準[40]。不可否認的是，貝克爾的這種歷史思想中蘊涵的這種實用主義和相對主義色彩，確實給美國史學職業化早期的歷史研究者造成一定程度的思想混亂，動搖了歷史學的專業權威。這應該算是史學職業化的非預期性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