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生態體系視域下公安網絡技能培訓路徑

陳 楠

（甘肅警察職業學院 網安教研部，甘肅 蘭州 730046）

一、引言

2019 年12 月，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頒布《網絡信息內容生態治理規定》，表明互聯網技術從工具形態階段發展到虛擬環境階段，已成為具有高度社會規則、社會規律的生態環境階段，實現了網絡技術與社會發展高度融合。網絡生態系統作為社會系統的一種表現形式，包括網絡主體、網絡信息、網絡技術、網絡基礎設施、網絡政策法規和網絡文化等諸多要素。執法部門維護網絡秩序的行為已成為一種普遍化、廣泛化的執法需求。與網絡生態發展相適應，傳統刑事案件涉網率上升，公安執法工作信息化、網絡化，“全警觸網”已經成為新時代公安工作信息化建設的新要求。公安教育培訓作為民警提升職業技能的重要途徑，應當順應時代要求和公安實踐需求，將網絡技能應用的培訓融入到教育培訓中，既是提升公安教育培訓內涵式發展，落實“教、學、練、戰”一體化的重要措施，也是民警適應不斷變化的執法環境，提升執法能力的內在需求。

二、網絡生態體系視域下的執法現狀

網絡生態與現實空間特質的差異性，讓網絡生態呈現出不同于現實社會的生態特征。從約束角度看，執法行為對違法行為的約束，既包括法律層面的意識約束，也包括執法層面的震懾約束。大部分有潛在犯罪意圖的人更加懼怕的是由執法行為帶來的威懾力，如懼怕拘留、逮捕等執法行為或有期徒刑、死刑等審判結果。在網絡生態環境中，相較于現實社會中的執法行為，法律制度雖然在不斷完善，但網絡的虛擬性導致震懾力被弱化，處于網絡環境中的人群潛意識中不懼怕網絡執法行為，助長了網絡違法行為的發生。例如，通過互聯網社交軟件侵犯他人隱私、盜取他人信息時，行為人的懼怕心理就被極度弱化。此外，在網絡環境中，信息的傳遞基于網絡技術特征具有隱匿性、快速性，也導致網絡違法行為的發生概率增加?；谝陨显?，海量的網絡用戶群體成為網絡生態體系中的治安風險隱患。

三、網絡生態體系視域下的執法困境和難點

隨著網絡生態體系快速發展，公安機關參與網絡生態體系下的治安管理和打擊犯罪成為常態化的執法行為，但在實踐中依然面臨一些執法困境，包括網絡輿情控制難、協同作戰融合難、職業技能提升難等。

（一）網絡輿情復雜難控

在諸多網絡執法面臨的問題中，輿情控制顯得尤為突出，也極具代表性。隨著區塊鏈、云計算等技術的廣泛應用，網絡群體種類越來越多。各類社會熱點、敏感事件的發生，個人在網絡直播中的一言一行，均能通過微博、即時通訊軟件、電子郵件、自媒體平臺等媒介或者載體迅速地傳播和信息共享。隨著矩陣技術廣泛應用于各類自媒體軟件，視頻、圖片等信息的傳播面積和速度在短時間內成指數上升，迅速形成網絡輿情。方便、快捷、低成本等特性讓網絡成為信息傳播的主渠道，人們通過網絡反映社會現狀的行為常態化、普遍化，各種對社會現狀的評論、訴求也通過網絡進行表達和傳播，輿情風險點的增長給輿情引導和管理帶來了大數據時代的新困境。

（二）協同作戰不易融合

《公安部刑事案件管轄分工規定》對公安機關網絡安全保衛部門的管轄權限有明確規定，即管轄11 種案件。其中非法侵入計算機信息系統案（第285 條第1 款），非法獲取計算機信息系統數據、非法控制計算機信息系統案（第285 條第2 款），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計算機信息系統程序、工具案（第285 條第3 款），破壞計算機信息系統案（第286 條）等案件在具體的偵查實踐中，要求執法人員既要有扎實的法律基礎知識，也要了解針對電子數據提取、保護等方面的專業技術知識，這是對網絡安全保衛部門民警職業技能的具體要求。然而，由于網絡生態體系的快速發展和不斷變化，非法侵入計算機信息系統類案件不僅涉及網絡技術層面，社會屬性也不斷增強，從單一的網絡犯罪案件發展為涉及治安、刑偵、禁毒、經濟犯罪等多警種管轄的刑事案件，其他警種對網絡技術的依賴性逐步增強，造成了公安機關網絡安全保衛部門與其他警種部門協同作戰的新困境。

（三）以戰促訓技能提升不足

公安機關承擔《中華人民共和國網絡安全法》等法律法規賦予保衛屬地網絡安全的任務，包含網絡案件的偵辦和日常網絡行政執法。在公安執法實踐中，應加強網絡安全保衛部門的警力橫向和縱向聯合，建立多層次人才結構。網絡安全保衛部門民警不能單兵作戰，偵辦案件時注重和經偵、巡警等警種的橫向聯合，發揮各種專業人才的協作，才能在打擊網絡犯罪案件中不斷提升技能水平。網絡安全保衛部門民警是計算機專業和法律專業兩者兼容的人才，在公安執法部門數量短缺且呈現縱向分布遞減。省級網絡安全保衛部門警力較為充裕，但承擔的職能范圍較廣，普通行政工作較多，警力分布不均?；鶎泳W絡安全保衛部門警力少、任務重的情況尤為突出，在很多基層公安機關，支隊和區、縣網絡安全保衛大隊中的民警都是非專職承擔網絡安全保衛工作。因此，在新型網絡犯罪研究和專案深入打擊等方面，網絡安全保衛部門民警仍停留于等待上級案件交辦及線索傳遞，研究網絡安全保衛技術的主動性不足，難以形成通過實戰提升職業技能的良性循環，網絡安全保衛部門民警職業技能提升出現新困境。

四、網絡生態體系視域下公安工作信息化建設的必然要求

網絡生態體系視域下的犯罪案件數量不斷增加，犯罪形式日趨多元化，傳統犯罪案件也大量出現網絡生態體系的犯罪特征，這些現象促使公安工作直面網絡生態體系現狀，以公安信息化建設和應用為牽引，助推警務機制變革，提升警務運行質效。為了更好地適應網絡生態體系的變化發展，公安民警執法過程中運用的網絡技能水平亟待提升。

（一）網絡生態體系安全治理的重要性不斷增強

1.完善法律體系和執法規范的需求加大。網絡生態體系雖然是虛擬空間，但卻成為影響人們生活、工作的重要載體。因此，在網絡生態體系中，無論是個人行為還是環境秩序，都需要合理合法的約束和維護。我國在網絡空間安全領域的法律法規自二十世紀九十年代開始探索建立，隨著互聯網的發展及網絡空間概念的逐漸成熟，網絡空間安全治理的法治化建設也在逐步完善，尤其是 2015 年以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中華人民共和國網絡安全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密碼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數據安全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反電信網絡詐騙法》等涉及信息網絡安全方面的相關法律陸續出臺，意味著網絡空間安全與社會治理安全趨于同等重要，為公安工作在網絡空間中開展提供了法律依據。2022 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聯合發布《關于辦理信息網絡犯罪案件適用刑事訴訟程序若干問題的意見》，涉及網絡犯罪案件管轄、取證等問題，進一步規范執法辦案程序，對執法環節起到了更為具體的指導作用。網絡空間治理的法治化進程加快和法律體系完善是網絡空間治理重要性在立法層面的重要體現。

2.傳統犯罪案件的網絡屬性逐漸增大。2017年至2021 年，全國各級法院一審審結的涉網犯罪案件共計28.2 萬余件，案件量呈上升趨勢。其中，詐騙罪，開設賭場罪，賭博罪，盜竊罪，非法制造、買賣、運輸、郵寄、儲存槍支、彈藥、爆炸物罪等傳統犯罪在涉信息網絡犯罪案件中占比均在前十[1]，從這些數據可以看出，傳統犯罪案件的網絡屬性逐漸增強。隨著網絡生態體系與社會發展的高度融合，犯罪主體的屬性不會因為犯罪行為發生在網絡生態體系中而改變。在網絡生態體系中，犯罪行為所侵害的犯罪對象可能會區別于傳統犯罪對象，如被侵害的個人財物在網絡生態體系中的表現形式為電子數據、虛擬貨幣等，但犯罪客體依然是刑法所保護而被犯罪行為所侵害的社會關系，這種社會關系因為網絡生態體系與當前社會發展的高度融合，本質上沒有區別。網絡生態體系中的犯罪構成與傳統犯罪一致，也就意味著網絡生態體系中的任何個人或者單位行為均需要公安機關等執法部門的約束和管理。

（二）公安信息化建設的應用需求持續擴大

1.執法規范化使公安工作信息化成為新常態。2010 年以來，隨著我國公安科技信息化建設的發展成熟，公安部逐步將“智慧公安”建設作為科技強警和公安改革的重要內容進行部署推進，各地也因地制宜開始了探索實踐，不少學者也對“智慧公安”建設進行了研究探討[2]。十余年的科技強警工程建設，讓我國公安執法工作由傳統執法逐步走向了“智慧執法”。執法活動中常態化使用的移動警務終端從最初的專門硬件設備逐步更新為移動警務終端，常用的執法數據調取功能從最初的連接各類數據庫調取數據逐步更新為使用大數據、云計算等技術調取數據。在偵查活動中，現場勘查、證據提取和保存等環節均已逐步實現以各類信息化專用工具為依托，證據的使用和管理也以專用軟件系統管理為主，實現數字化和網絡化。無論是公安基礎工作還是執法辦案工作，都隨著“智慧執法”的深入建設，在信息化、智能化、網絡化程度上飛速提升。不僅如此，在整個司法活動中，審判、監督等環節均已實現數字化、智能化、網絡化，在日趨成熟的網絡生態體系中，規范化的執法活動必然以審判為中心，這是整個偵查活動的基本遵循，更是公安機關執法規范化的落腳點。因此，公安信息化建設既是網絡生態體系下執法規范化的客觀需要，也是落實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的常態化舉措。

2.互聯網思維開展執法活動成為新常態?，F階段，個人行為、突發事件等都離不開信息化作為基礎和平臺，信息的傳遞均以網絡作為載體，大數據時代背景下，運用互聯網思維開展執法活動逐步成為執法辦案人員工作的新常態。實戰部門民警已經提出將“迭代思維”作為經濟犯罪偵查的理念和手段升級[3]。從偵查工作實踐看，在傳統刑事案件中，證據的提取和保護通常以實物提取為主，例如指紋、腳印、掌紋等，但在目前涉網案件高發的形勢下，與傳統意義上的證據相比，電子數據提取與保存更加重要。從現場勘查角度來說，對公安機關偵查人員如何掌握并使用互聯網技術、云技術等提出了硬性要求。近年來，隨著公安機關合成作戰中心的完善和發展，合成作戰成為公安工作的重要理念和技術手段，如跨警種的情報信息交流、不同執法部門之間的線索移交、各類案件偵查活動中的情報信息共享等，作為開展偵查活動的重要手段逐步成熟完善。隨著網絡技術的高速發展，民警如何適應互聯網思維、使用這種新的執法思維模式開展工作還會更新和優化。

五、網絡生態體系視域下民警網絡技能應用水平的提升路徑

公安培訓是公安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僅是提升民警技能素質的重要手段，更是在網絡生態體系下公安工作職業化、專業化建設的重要導向和渠道。在網絡生態體系視域下，將公安信息化建設的內涵與公安培訓相結合，能夠在提升民警網絡技能水平方面起到促進作用。

（一）完善網絡技能應用培訓課程設置

在公安機關各類教育培訓中，實戰化是基本導向。這種實戰化導向在培訓中可以歸結為三大模塊：一是執法規范化培訓模塊。黨的二十大報告對“堅持全面依法治國，推進法治中國建設”進行了專門論述，在推進法治中國建設的道路上，公安隊伍始終是一支重要的力量，執法規范化建設對推進公安隊伍法治建設具有重要意義，因此，在各類公安機關教育培訓中，執法規范化訓練已成為必修課程。二是警務技能培訓模塊。在全國公安機關開展“實戰大練兵”的背景下，各警種的警務技能訓練以公安工作實戰為導向，提升民警的技能水平和職業素質。三是警容風紀訓練模塊。為著力鍛造一支有鐵一般的理想信念、鐵一般的責任擔當、鐵一般的過硬本領、鐵一般的紀律作風的“四個鐵一般”的高素質公安鐵軍，無論是新入職人民警察培訓還是警銜晉升、各警種業務培訓，在培訓內容和標準上都涉及執法規范化，這是民警教育培訓的基礎課程。在這種教育培訓框架下，課程設置主要以政治理論課程、法律基礎知識課程、不同警種警務技能課程為主，缺少符合信息化時代網絡技能應用的培訓，有必要完善相關課程設置。

1.將網絡技能應用課程設置為通識類課程。通識教育起源于十九世紀初的美國高等學校教育[4]，是現代教育中人才培養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培養各類人才基本素質、邏輯思維的重要路徑。在職民警培訓中，通識類課程的設置主要以法律法規知識、政治理論知識、公安隊伍建設相關規定為主，以培養政治素質、法律素質、紀律素質為主要目標?，F有網絡生態體系需要將網絡技能應用課程作為通識類課程，培訓對象是所有參訓民警，可以依據年齡結構進行分級，對課程內容進行適當調整。培訓內容以具體操作應用為主，理論知識為輔，根據不同地區智慧警務建設的相關要求，強化日常工作、執法辦案、偵查破案、現場勘查等方面的網絡技能應用訓練。培訓目標是培養民警的基本網絡技能應用，有側重點地培養不同警種在網絡辦案時需要掌握的基本技能。例如，按照年齡結構進行分層次課程設置，50 歲以下的民警要求掌握網絡基礎知識和常用網絡設備、軟件等執法工具的使用方法，50 歲以上的民警要求掌握崗位工作所需計算機技術及移動警務終端的操作使用等。

2.通過網絡技能應用課程培養非網絡安全保衛技術警種的互聯網偵查思維。傳統的偵查思維是一種“物質思維”，傳統偵查思維的理論基礎是“物質性原理”和“物質交換原理”[5]。關于傳統偵查思維的理論解釋一直基于“物質思維”，盡管大數據和人們的關系密切，但是，公安執法部門中非網絡安全保衛部門的偵查人員，在執法辦案中仍然將傳統偵查思維作為慣性思維，會出現與互聯網思維相悖的情況。例如，民警執法過程被斷章取義、惡意剪輯后經網絡發布，導致網絡輿論一邊倒的現象出現。在偵辦案件過程中，非網絡安全保衛部門民警習慣于依靠網絡安全保衛部門協助破案，若沒有網絡安全保衛部門民警的幫助，涉網案件會無從下手。在網絡生態體系下，涉網案件數量逐漸增多，互聯網偵查思維的缺失可能導致錯失偵查時機、丟失電子數據等。因此，通過網絡技能應用課程培訓培養非網絡安全保衛部門民警互聯網偵查思維十分必要。

（二）調整網絡技能應用培訓課程考核導向和形式

公安培訓的考核環節是確保整個教育培訓質量的重要指揮棒，公安培訓的考核模塊內容大多以理論知識、隊列、警械技能為主，缺少網絡技能實踐應用方面的考核，增加網絡技能應用考核項目有助于提升民警網絡技能應用培訓質量、完善教育培訓體系。

1.不斷完善網絡技能應用培訓的頂層設計。從制度建設方面看，在民警培訓體系的實施細則中，沒有明確規定參訓民警掌握網絡技能應用水平是考核內容之一。在“全警觸網”的大背景下，掌握網絡技能應用有必要成為各類在職民警教育培訓的結業考核內容。不同警種、不同層級的公安機關可以結合實戰工作需要，針對不同級別的在職培訓，明確網絡技能應用考核所占比重和考核形式，通過調整考核導向，將課程設置與考核相匹配，達到提升民警網絡技能應用水平、網絡技能應用培訓常態化的目的。

2.創新網絡技能應用培訓的考核形式。在職民警培訓的考核包括理論考試、座談、日常評價等形式，通常與培訓內容、培訓對象有關。例如，新入職民警培訓以測試類考試作為考核形式，晉升類培訓以座談、日常評價等方式進行考核。網絡技能應用的培訓目的是幫助民警了解網絡生態體系，學習相關課程，逐步提升民警的互聯網思維和網絡技能應用水平。因此，考核形式可以結合警務工作實踐，熟練運用某種常用警務終端即可視為考核合格。簡而言之，考核形式要與網絡技能應用培訓課程相匹配，以掌握技能為目標，以信息化為導向，網絡技能應用的參與度為體現，考核形式才能行之有效。

（三）拓寬網絡技能應用培訓師資隊伍渠道

公安行業教育培訓的師資隊伍組成主要是公安實戰部門業務精湛的民警和公安院校專業教師。行業特殊性導致各類警種的職業培訓只能由公安系統的專業人才實施，符合公安工作實際，但是，網絡技能培訓的師資隊伍若僅限于公安行業內部，則不利于提升培訓的效果。

大部分公安實戰部門民警的教育經歷并非計算機技術等相關專業，這種情況在基層公安機關尤為突出。以西部某縣級公安機關為例，網絡安全保衛大隊的民警中近90%沒有計算機技術專業背景，僅少數民警在大學期間學習過計算機相關知識，學習的內容跟不上互聯網技術的發展。市級以上公安機關民警中，有計算機相關專業學歷背景的也不多。大部分民警是在工作中學習和積累實戰經驗，再將經驗作為培訓內容分享給參訓民警，這種經驗型培訓授課內容導致培訓不具有普適性。雖然參訓民警在執法實踐中可以借鑒或者效仿，但達不到真正掌握網絡技能應用的目的。隨著公安高等教育的不斷發展，公安院校教師逐漸成為各類公安人才庫、在職民警培訓的主要力量。我國公安院校由于體制與培養目標不同于地方院校，長期以來都是在半封閉的環境下開展教學的[6]。公安院校教師教育教學中理論重于實戰，公安院校教師參與民警網絡技能應用培訓雖然能在知識結構、理論體系方面對參訓民警有所幫助，但實戰經驗不足有可能導致許多知識不能自如地應用于實踐。因此，網絡技能應用培訓可以拓寬思維，著力引入互聯網行業的教育技能培訓資源，豐富培訓師資隊伍力量。從教育培訓制度建設著手，建立互聯網行業專家庫、教官庫，逐步形成多層次網絡技能應用培訓師資隊伍，與公安實戰部門、公安院校師資共同組成網絡技能應用培訓的師資力量。從課程設置著手，對行業涉密的內容予以規避，讓互聯網行業的專家、骨干參與公安培訓，既能緊跟互聯網發展趨勢，又能在培訓中提升參訓民警的網絡技能應用水平。

六、結語

網絡生態體系作為新型的社會環境，各類治安、刑事案件網絡生態特征日趨顯著，公安機關的執法活動已經與其高度融合。網絡生態體系視域下，公安培訓作為提升民警職業技能的主渠道，應不斷與網絡生態環境發展、執法形式的變化相適應。公安培訓中融入網絡技能應用培訓是不斷適應網絡生態體系發展和公安工作信息化建設的具體體現。在各類犯罪案件涉網率不斷上升的新執法環境下，提升民警的網絡技能應用水平，是新時代公安機關維護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和社會穩定的必然要求。在公安教育培訓體系中，逐步形成設置合理、導向明確的網絡技能應用培訓課程和考核評價機制，既符合“教、學、練、戰”一體化公安教育理念，又促進公安工作信息化建設，提升公安民警在網絡生態體系下的執法能力，助力新時代公安工作高質量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