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民主審思：實質、問題與出路

吳興華

（安徽師范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安徽 蕪湖 241002）

移動互聯網技術的發展，特別是數字技術的突飛猛進，使我們真正步入了數字時代。數字技術不僅為我們打造了一個全新的數字化政治、經濟和文化世界，而且也開啟了一個全面數字化生存的時代。如今，我們的學習、工作和社會行為的信息也被數字化了。在政治生活領域，數字民主似乎也正在成為一種取代傳統民主的新型民主，迅速引起了較多學者的關注，成為學界研究的熱門話題。然而問題是，數字民主果真是一種新型民主？數字民主真的能夠推進民主制度發展？這些問題不僅涉及人們對數字民主本質的認識，而且還關系到數字時代民主政治制度的發展，因而，我們只有弄清這些問題，才能真正發揮數字技術在實現真實民主中的作用。

一、數字民主是一種新型民主嗎？

自古以來，民主就是人類普遍追求的價值理念，這不僅因為民主象征著人能自由平等獨立地行使自己的權利，而且也因為人本來就是政治性動物。自古希臘開始，政治性就被視為人的根本屬性，亞里士多德認為“人天生就是一種政治動物”[1]，政治生活是人的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對人的政治性及政治生活的關注，就成了思想家們研究的重要主題。在政治哲學家阿倫特看來，無論是“勞動”還是“工作”都不能使人成為真正的社會性存在，而唯有“行動”才能使人從私人領域走向公共領域（政治生活領域），成為社會性的人。人也正是通過“行動”這一社會政治性活動將自身塑造成社會的人。既然人是政治性的人，那么只有政治生活狀況才能反映一個人的真實生活。而什么樣的政治生活狀況才算是一種好的生活？毫無疑問，能過上一種民主的政治生活即能夠平等獨立地行使自己參與管理政治和社會事務的權利就是好的生活。正因如此，追求民主一直是人們政治生活的核心，而民主制度建設也就成了政治制度建設的核心議題。作為一種價值目標，不同的時代也會因不同的價值追求而形成不同的民主制度，出現不同的民主形式。認清數字民主作為數字時代實現民主的一種新形式的實質，需要我們對民主發展的歷史有比較清醒的認識。

回溯歷史，我們不難發現，古今中外各種政治制度的演變映射著民主發展的歷史。當然，不同的民主制度也反映了人們對民主的不同理解，正如美國著名政治學家薩托利（Giovanni Sartori）所言：“如果我們的基本概念含混不清，我們肯定只能得到糟糕的理論……在所有的政治制度中，民主是最迫切要求頭腦清醒的制度。所以，民主理論要把有關民主應是什么、能是什么以及不是什么和不應成為什么的各種論證交織在一起的一團亂麻解開，以免使預期的善變成出人預料的惡?！盵2]序言17-18這就是說，對民主概念的界定不清必將產生不同的政治后果。在古代西方，雅典人就曾給予民主詳盡的解釋，但在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那里，民主并沒有受到很好的待見，正如英國政治理論與思想史家約翰·鄧恩所言：“柏拉圖針對民主統治，以及伴隨民主形成和產生的生活方式，展開無數猛攻……他視民主在本質上是針對價值、禮度和良好判斷的瘋狂削弱手段，是種愚蠢、邪惡、具有殘酷潛能的統治方式，也是對良好生活可能性的正面攻擊”[3]28，“柏拉圖痛恨民主，也不加自我約束……亞里斯多德則較為冷靜，不會被感覺所左右，并在最終結論中對他人的判斷也能接受。對他而言，民主本身并不是良好的統治方式”[3]30。追根溯源，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對民主的反對，是因為“民主制”意味著“民眾統治”，而在古希臘，民眾既可以是“人民”，也可能是“烏合之眾”?！懊裰髦啤弊鳛闉鹾现姷慕y治，“也就是暴民、粗俗者、草根下民與不勝任者的統治”[4]。因此，在古代思想家那里，政治生活只不過是少數統治者的專屬品。

然而，要想使普通民眾真正過上政治生活，恰恰需要的是民主。雖然自古以來人們的政治斗爭目標都包含對民主的訴求，但真正對民主政治給予高度關注和贊揚的則是法國大革命。正是這場革命“將‘民主主義者’轉化為黨派稱號和一種政治榮譽的象征”，“1789 年后，人們才開始提及他們所屬的是‘民主化’的社會”[3]4。所以說，真正意義上的民主生活是近代社會的事，在近代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民主才真正成為人們追求的價值目標。

如果說17 世紀在霍布斯、斯賓諾莎等政治哲學家那里，民主還是個極具爭議的詞，還未真正成為政治的中心語，那么到了18 世紀末期，在北大西洋兩岸巨大的政治危機面前，民主則真正進入了人們的政治生活，成為人們政治生活的核心訴求。但在近代資產階級思想家那里，民主并沒有真正成為人們的政治目標，只是他們實現政治目標的工具。正因如此，長期以來，人們對民主的爭議不僅沒有停止，反而成為諸多政治哲學家爭論的焦點，且他們爭論的焦點主要集中在兩個問題上：民主到底是“多數人的暴政”還是“保護少數派”；“代議制”民主和“直接”民主孰優孰劣？其實，這兩個問題的實質都是對民主模式的探討?；厮萑祟惤洑v的民主制度變革，從人們參與民主的形式劃分，有直接民主和間接民主兩種形式。顧名思義，直接民主就是公民直接參政，而間接民主則主要采取代議制形式即通過公民選舉代表參政，實現間接參政。雖然代議制誕生于古希臘的城邦共和制國家，但實際上古希臘是一種直議制國家即所有公民可以直接參政。嚴格意義上來說，近代的代議制起源于英國，此后西方不同國家的代議制盡管形式不盡相同，但都反映了在人口眾多的國度，要想使公民都能參政，只能通過選舉代表的方式。正如“代議制民主”的倡導者穆勒所說，代議制民主不僅可以解決龐大的社會成員無法直接參與政治事務實現民主的困難，而且能夠避免暴政。然而，“代議制民主”同樣存在弊端，穆勒也意識到代議制可能會使一些不配或不適合參選的人參與競選，從而威脅到民主。隨著現代社會人們權利意識的覺醒，人們要求平等參政的呼聲越來越高，代議制民主在實踐中其缺陷也慢慢暴露出來。政治思想家們開始尋求新的民主政治形式，法蘭克福學派代表人物哈貝馬斯就提出了協商民主的概念，于是乎，協商民主就被看成民主暴政的解決方案，但如何進行協商又成了一個新問題。

20 世紀末，互聯網技術的發展無疑為民主制度的發展和落實注入了一針強心劑。這不僅是因為互聯網技術的普及，網民數量暴增，更是因為互聯網技術本身的即時性和高效性為網民的參政議政提供了便捷途徑，特別是技術的客觀性和公開性直接照亮了傳統政治的黑箱。正是在互聯網等現代數字技術的助推下，民主的實現方式也由過去耗時費力的線下參政變成了唾手可得的線上參政。因此，數字民主似乎成為數字時代的一種新型民主，并成為當下學界熱議的話題。然而，數字民主果真是一種新型民主嗎？

其實，數字民主也不過是“參與式民主”在數字時代的一種實現方式而已，它本質上并非一種新型民主。正如美國消費電子協會（CEA）首席經濟學家肖恩·杜布拉瓦茨所言，數字民主“本質并不是新的。但是通過數字化數據并結合更多的數據流，政治運動可以把數據使用到極致”[5]230。所以說，數字民主的價值只不過是解決“參與式民主”困境的手段。以往的參與式民主很難實現大多數人參政議政的愿望，而保證大多數人參政議政本身就是民主的要求。隨著互聯網、大數據、云計算、ChatGPT、腦機接口、人工智能大模型等技術的發展，數字技術已成為我們決策和處理各種事務的助手與合作伙伴，人工智能在很多方面已經超越了人類，正如美國計量經濟學家伊恩·艾瑞斯所言：“對數據認真細致的分析可以揭示出傳統專家們從沒想到過的隱含的因果關系?！盵6]數字技術的強大功能，在民主政治生活中不僅“在極大程度上消除了政治廣告中的不精確性”[5]231，而且“通過數字化投票機器，投票正逐漸被數字化”[5]241。這種數字化投票活動，改變了傳統線下面對面投票的民主參與形式。盡管如此，這也只是民主選舉的一種形式而已，并非一種新型民主。數字民主只不過“預示直接民主和協商民主的一種新的可能性”[7]。因此，數字民主只不過改變了民主實現的技術手段，并沒有在任何意義上改變民主的本質。

不僅如此，數字民主在實際的參政議政過程中也無法發揮民主的作用。美國政治學家馬修·辛德曼在《數字民主的迷思》一書中，針對公眾關于網絡民主的美好想象與過分狂熱指出，“通過對在線競選、鏈接結構、流量模式、搜索引擎使用、博客與博主、內容生產的規模經濟等主題的深入處理”[8]譯序I，勾勒出了互聯網政治的種種局限性。其實，數字民主給人的假象是：在數字化民主中，網絡投票可以全民公投、公開討論和評論，從而能極大地實現真實民主。所以，在數字民主主義者看來，數字民主不僅能保證最大限度實現大多數甚至全體參與式的民主政治，而且能因數字的客觀性和公開性而保證民主的真實性。然而現實并非如此，數字技術也是一把雙刃劍，它會造成新的問題，比如，數字鴻溝、信息繭房等，數字信息“仍然為一小群精英與機構所創造和過濾，在網絡的每一個層次和領域都仍然遵循著‘贏家通吃’模式，體現著‘分形（fractal）’特征”[8]譯序I-II。所以說，我們不僅要看到數字技術給民主實現方式帶來的變化，更要警惕數字技術給民主造成的可能傷害。

二、沉默政治：數字民主的悖論

讓廣大民眾參與政治，保證民主的真實性，避免專制和獨斷，這是數字民主主義者支持數字民主的理由。然而，現實中數字民主給我們的只不過是參與制的烏托邦，正如美國計算機專家尼古拉·尼葛洛龐帝所言：“25 年前，我深信互聯網將創造一個更加和諧的世界。我相信互聯網將促進全球共識，乃至提升世界和平。但是它沒有，至少尚未發生?！盵9]專序5-6數字民主不僅沒有達到人們對其實現民主的預期，反而還潛藏著一些可能催生新的政治精英、導致民眾政治冷漠等風險。

首先，數字鴻溝不僅使網絡協商民主無法實現，更可能造成加劇政治極化的可怕后果。雖然數字信息技術的發展“有助于動員之前并不活躍的公民去參與政治”[8]2，從而擴大民主政治的參與面，提高公眾參政率，但事與愿違的是，現實中的政治參與率并未因數字技術的發展而大幅度提升，反而“加劇了新政治精英的產生”[8]6。這就是為何因特網在試圖拉平現實中的不平等的時候，又創造了新的不平等。如果說，新的政治精英的產生是數字時代分配和掌控數字信息的不公平所導致的，那么，數字政治精英的出現反過來又加劇了數字鴻溝，而數字鴻溝的持續存在，必然使數字民主中的網絡協商變得無法實現。這就是馬修·辛德曼在《數字民主的迷思》里所說的：“在賽博空間中表達或許很容易，但想要被聽見卻仍然難之又難?！盵8]185問題是，只有被聽見的表達才是有效表達，否則任何高效的民主形式都形同虛設。所以說，數字民主很可能因數字政治精英的專制而走向政治極化。當然，數字時代的政治極化不僅體現為數字鴻溝導致的政治上的不公平和數字精英的政治專制，而且體現為民主思想觀念的極化。眾所周知，大數據的重要功能是其強大的數據挖掘和分析能力，它通過挖掘和分析民眾的興趣愛好，進行精準的信息投喂。這種精準的信息投喂，久而久之會形成“信息繭房”，封閉在不同“信息繭房”中的大眾，容易出現思想極化。

其次，數字技術并沒有兌現數字民主主義者關于民主化的承諾，反而導致了民眾對政治的冷漠?；ヂ摼W等新媒體技術為民眾參與政治活動提供了便捷渠道，對于重構政治影響力、拓寬政治的公共空間以及調動民眾政治參與的積極性、提高公眾政治參與率等方面確實起到了重要作用，正如“霍華德·迪恩的競選經理人喬·特里皮（Joe Trippi）散布說：‘因特網是我們所曾見過的最為民主化的發明，甚至遠勝于印刷機的發明’”[8]2，但是這并不能改變數字時代的奇怪現象，即當代青年作為伴隨互聯網等數字技術發展而成長起來的一代，本應對數字民主抱有最大的熱情，現實卻相反，青年人對數字民主表現得越來越冷漠。雖然“媒體一再將網絡政治描述為一種青年現象”，現實中青年人也使用網絡，但“在網絡政治方面卻不是如此”[8]88，青年人對政治的沉默，恰恰充分體現了數字時代民主的悖論。

眾所周知，在任何時代青年人都代表著社會的未來，因而青年人的世界觀、價值觀決定著社會和國家的未來走向。同樣，青年人對政治的態度也必然影響和映射著政治的未來命運?！敖?0 年來的社會科學研究記錄了青年人政治參與（political engagement）的衰落”[8]88，究其根源，主要有以下幾方面：第一，是現代社會生活的高度物質化和價值觀變化使然。任何一種民主政治觀念以及人們對待民主的態度都受制于他們的價值觀?，F代民主政治始于文藝復興時期人的覺醒，在經歷了漫長而黑暗的中世紀之后，人們不僅迎來了思想上的解放，而且開始重塑自己的價值觀。如果說，中世紀的人是為上帝而活，那么近代人則要為自己而活。在文藝復興時期，“我自己是凡人，我只要求凡人的幸?！盵10]成了被反復傳頌的箴言。羅薩指出，在現代西方，人們的價值觀出現了新的異化，“好的生活就是豐富的生活，也就是有豐富的體驗與能夠充分自我實現的生活”[11]，這樣的價值觀，無疑改變了人們所謂死后進入“極樂世界”和對政治理想的期待，更加關注現世和個體自我當下的感受。在現代世俗生活中，一切都被物質裹挾，現代人大多將過好物質生活視為自己的人生理想?？萍及l展，一方面滿足了人們對于物質的欲望，另一方面也使社會發展加速化，每個人都生活在忙碌之中，“工作很多，以致每個人幾乎沒有精力和余暇去從事政治活動”[12]。

第二，是數字濫用導致民眾政治熱情衰減。數字民主的最大特色和亮點是電子選舉，電子選舉不僅提高了選舉的效率，而且還可以擺脫各種干擾，以匿名的方式進行投票，從而更好地表達自己的真實想法。然而，現實生活中，數字民主并不總是能落到實處，數據不能被公平使用，數據濫用和數據壟斷更是數字時代的一種常態?！耙恍┐蟮臄祿究梢酝ㄟ^某種方式來控制此前并不可控的選民行為”[13]，已經強烈沖擊到西方代議制民主的根基，數字時代的代議制民主“逐漸蛻化為一種新數字寡頭制”[13]，而數字寡頭制無疑是傳統政治專制的新變種。在數字時代，廣大民眾的民主表達形式更多的是通過博客等網絡渠道進行的，但就目前而言，博客還遠未達到實現普通公民進行自由政治表達的目的，所謂賽博空間中的民主也會在數字寡頭的壟斷下消失得無影無蹤。所以說，在數字時代，無法兌現的民主必然使民眾失去對數字民主的信任，最終消磨掉民眾政治參與的熱情。

第三，是數字化生存導致公共空間的縮小。如前文所述，政治活動發端于人們生存的公共領域和公共空間，作為社會的人，其本身就是公共領域的一部分，他的公共活動體現為政治活動，而人正是通過公共活動來展示自我并獲得共同體的認同的。然而，數字技術從誕生起，就存在一種悖論，一方面數字技術在將我們帶向遠方的同時，又將我們禁錮在數字的世界之中，足不出戶的生活阻斷了我們同外部真實世界的實際交往，我們越來越成為一種“原子化”的存在。正因如此，尼葛洛龐帝認為：“當下關心數字商業的人數不勝數，但是關心數字社會基本問題的人少而又少?！盵9]譯者感言畢竟商業活動與每個人的物質生活息息相關，而政治活動則沒有如此幸運，它在數字化的過程中，因公共政治空間的逐漸萎縮而被冷落和遺忘。這就如馬修·辛德曼所質疑的：“‘網絡化的公共空間’實際上究竟有多少公共性？”[8]171

綜上所述，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雖然日益改變著這個世界，人們也因此變革著自己的行為方式和對世界的認知，但政治領域并未發生根本性改變。不可否認，數字技術確實帶給我們行使政治權利的便捷途徑，但它無法改變民主的本質。對于原本就漠不關心政治的人來說，數字技術未能真正激發他們的政治熱情，相反，我們還需警惕因數字技術而導致的沉默政治。

三、走出代議制民主的怪圈：回歸真實性民主

數字民主看似能使每個公民平等地參政議政，使真實民主得以實現，然而真實情況是，數字技術只改變了傳統代議制民主的選舉模式。眾所周知，選舉是代議制民主制度的核心，而作為新型選舉模式（即從線下選舉轉向線下線上相結合的選舉）的數字民主，本質上依然是代議制民主，也就是說，數字民主實質上只不過是代議制民主在數字時代的一種新型實現方式。因此，數字民主既不可能從根本上改變代議制民主的本質，也不可能超越代議制民主，它依然是一種形式民主。在數字技術飛速發展的今天，如果要想使數字技術真正服務于民主制度建設，促使形式化的民主回歸實質性民主，我們就必須走出代議制民主的誤區，正確利用數字技術賦能民主制度建設。

西方代議制民主有著深厚的歷史根基，在西方民主發展過程中占有重要地位，從而影響著人們對民主的認識。西方近代的很多政治學家對代議制推崇有加，如約翰·斯圖亞特·密爾就認為“一個完善政府的理想類型一定是代議制政府了”[14]。代議制民主的核心是選舉，因而代議制民主又被理解為票決民主。在亨廷頓看來，“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主流的方法幾乎完全根據選舉來界定民主……一個現代民族國家，如果其最強有力的決策者中多數是通過公平、誠實、定期的選舉產生的，而且在這樣的選舉中候選人可以自由地競爭選票，并且實際上每個成年公民都有投票權，那么，這個國家就有了民主政體”[15]。因此，民主在很大程度上就等同于選舉。由于代議制中選舉的目的是選出代表或政治代理人來進行政治統治，選舉遵循的是“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因此，代議制民主實質上又是一種精英民主，而精英不僅不能代表廣大民眾的利益，反而會形成少數人的政治專制，最終走向民主的反面。在數字時代，數字鴻溝也會強化精英政治，因此，要在數字時代實現真實的民主，就必須走出代議制民主的怪圈（即民主從反專制工具蛻變為專制本身）。同樣，也只有走出代議制民主的怪圈，才能發揮數字技術的優勢促進民主發展，實現真實性民主。

要走出代議制民主的怪圈，關鍵是要識破代議制民主蛻變的本質。代議制創立的初衷是使民眾通過投票來行使自己的政治權利，它體現的是一種“人民統治”的基本精神。因此，代議制在初創時，也是建基于“人民主權”理念之上，遵循“主權在民”的原則。但是，代議制民主最終滑向精英政治而與人民為敵，其根本原因在于資本主義利益集團對社會的操控。華盛頓喬治敦大學戰略和國際研究政治經濟中心教授保羅·克雷格·羅伯茨就認為，美國兩黨選舉是毫無意義的，“因民主黨和共和黨均依賴同一個強大利益集團籌募競選基金”，“這些企業強權組成了一個選票難以撼動的寡頭政治集團”[16]，也就是說，資本主義國家的選舉實質是金錢游戲，選舉不是代表人民的意志而是代表財團利益。由此可見，近代西方的代議制是不可能實現“主權在民”的理想的，代議制民主在喪失民主的實質內容之后，成了投票的代名詞。在代議制那里，民主只是滿足了人民對投票選舉的訴求，國家只是滿足了人民投票選舉的訴求以及滿足這個過程的程序，因為代議制強調的“‘人民的權力’僅僅是個省略句。這句話只說出了一個過程的起點便戛然而止。權力是針對某些人而行使，統治要以被統治者的存在為前提。人民的權力是針對誰呢？誰是人民主權的承受者和對象呢？因此這句話完整地寫出來就成了：民主是人民對人民的權力。但這樣一來便使問題完全走了樣。它不但包括權力的上升，更包括權力的下降。在這條雙向軌道上，如果人民失去控制權，那么對人民的統治便會危險地同人民的統治毫不相干”[2]62。

正因如此，數字時代作為代議制新形式的數字民主才會遭人質疑，如本杰明·巴伯說：“維持全球化的新技術是會加強民主，還是會損害民主呢？”[17]既然數字民主的精神實質依然是代議制民主，那么，數字民主就不可能是真實性民主。

何謂“真實性民主”？從詞源學的角度看，真實性民主其實就是民主的本義?！懊裰鞯脑~源學定義很簡單，即人民的統治或權力?！盵2]45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將真實性民主理解為“人民當家作主”。而在實際政治生活中，真實性民主可以理解為：對國家而言，民主來自人民的訴求；民主的目的就是要求政府滿足人民的訴求；民主就是人民提出訴求，國家滿足人民訴求的全過程。西方代議制民主雖然有其完善的民主形式，但其建立在不公正、不平等的社會基礎上，因而代議制民主還算不上真實民主。代議制民主中，精英掌控信息，公眾無法平等地獲取信息，導致公眾政治冷漠，公眾參與水平低下，最終使民主成為一種擺設。然而，真實性民主是建基于社會公平公正之上，保障人民的平等權利的，而這樣的真實性民主只可能是社會主義民主，因為只有社會主義社會才將消滅私有制、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實現共同富裕作為自己的奮斗目標。由此可見，真實性民主絕非投票的民主，而是真正做到了人民當家作主，人民自己行使自己的政治權利。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人民是否享有民主權利，要看人民是否在選舉時有投票的權利，也要看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是否有持續參與的權利；要看人民有沒有進行民主選舉的權利，也要看人民有沒有進行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的權利。社會主義民主不僅需要完整的制度程序，而且需要完整的參與實踐?！盵18]因此，真實性民主不僅擁有一套完善的民主程序，而且更是一種實實在在的民主實踐活動。

參與制民主擁有較為完善的民主形式，但無法實現真實民主，因此數字時代數字技術在推進民主化進程時，就不是僅賦能數字投票與選舉，而是要將重點放在賦能民主實質性內容的建設與實施上。數字技術賦能民主的措施大體上有三個方面。首先，推進數字技術賦能民主發展的全過程。代議制民主將民眾的視線集中在代表的選舉上，因而數字賦能民主往往理解為數字投票與選舉。然而，真實性民主是一種全過程人民民主，它強調民主的人民性、全面性和過程性，而投票與選舉只是民主的一個重要環節，它不能代表民主的全部。所以，數字技術賦能民主就是要對民主進行全過程賦能。全過程民主包括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因此數字技術的民主賦能也應該包括對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的賦能。就目前數字民主發展的實際情況看，我們除了利用數字技術創新民主選舉方式之外，還要利用新型的數字技術開辟讓人民發聲的新渠道和新途徑，使人民真正參與到民主決策和民主管理中來，唯有如此，才能廣泛集中民智、把握民意，推進民主進程。此外，我們還要發揮數字技術在民主監督中的優勢，讓民主監督真正落地見效。

其次，加大對數字技術的監管力度。數字技術作為技術發展的新形態，并沒有改變技術的本性，在傳統技術工具論看來，技術是價值中立的工具，因而數字技術也是一種工具。但是，按照技術哲學家芬伯格的理解，技術絕非價值中立的客觀工具，而是工具與文化的聚合，“那些設計、接收和維持技術的人的價值與世界觀、聰明與愚蠢、傾向與既得利益必將體現在技術的身上”[19]，可見技術并非一種簡單的工具，而是負載價值的工具，因為任何技術背后都挺立著擁有特定價值觀的人。其實，代議制民主正是利用了數字技術的工具性，從而使廣大民眾誤認為數字民主就是民主參與方式的數字化，數字精英們也正是利用民眾對數字技術潛藏價值的忽視而實現對廣大民眾的新專制。既然如此，在數字技術賦能民主建設的過程中，不僅要加強對數字技術隱含意識形態內容的審查，而且要加快制定數字技術使用方面的法律法規和標準[20]，為數字時代民眾參政議政提供保障。

最后，提升公民的數字素養。數字技術能否很好地賦能民主政治建設，關鍵取決于公民的數字素養。2021 年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委員會印發了《提升全民數字素養與技能行動綱要》（以下簡稱《綱要》），將提升數字素養作為提高國民素質、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的戰略任務?！毒V要》指出，公民應具備數字意識、數字知識與技能、數字應用和數字責任等方面的數字素養。畢竟，公民只有擁有了數字素養，才能學會用數字技術服務于社會發展。因此，在數字時代，用數字技術賦能全過程人民民主，不僅要提升公民對數字技術價值的理解，還要提升公民的數字技術技能。只有提升公民的數字素養，才能使公民正確使用數字技術參政議政，實現自己的政治民主權利，從而真正當家作主，才能進一步激發他們投身民主政治建設的熱情。

總之，在數字時代，民主政治建設無疑離不開數字技術的賦能。在強化民主監督、優化民主選舉方式等方面，數字技術已經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數字民主畢竟只是一種形式上的民主，還不是一種新型民主。因此，要想數字技術真正賦能民主發展，其努力的方向必然是突破程序民主的窠臼而走向全過程人民民主，因為只有實現全過程人民民主，數字技術才能發揮賦能民主的最大作用。當今數字民主所取得的成果還僅是邁向真實民主的第一步，而探索數字技術與全過程人民民主結合的路徑必將成為數字時代推進民主化進程的重要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