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進新時代區域鄉村建設調查研究的一部力作
——《海南鄉村建設調查研究》評介

龔 城，侯媛媛

（1.中山大學哲學系博士研究生；2.中國熱帶農業科學院科技信息研究所副研究員）

中國式現代化直面“大國小農”的基本國情，中國在從農業大國邁向農業強國的進程中，必須高度重視鄉村建設行動。然中國地廣人多，不同區域之間鄉村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差異顯著，鄉村建設行動必須從地方實際出發。在此背景下，中國熱帶農業科學院科技信息研究所熱區鄉村振興創新團隊核心專家金丹、趙松林、張麗英所著《海南鄉村建設調查研究》一書，歷經三年籌備，于2022 年2 月恰逢其時地出版了。研究團隊足跡遍布海南、廣東、廣西、云南等熱區省份（自治區），深入海南省18 個市（縣、區）的鄉村建設行動現場，開展了大量的基層調研，包括與海南等地的縣鄉干部進行座談、對農戶進行入戶訪談和問卷調查等；研究內容主要涵蓋海南鄉村人才、農業科技、農村人居環境整治和村集體經濟發展等重點領域。該書從扎實的一手數據資料中得出研究結論，其中部分成果被海南省相關政府部門采納，十分具有代表性。

一、以“國家- 農民”關系的理論視角研究鄉村建設政策

該書指出：對鄉村建設的研究除了考察行動本身的手段或載體之外，更重要的是考察國家與農民的關系及互動機制。從古至今，國家與農民的關系歷經從松散到斷裂，再到緊密的變遷過程。民國時期鄉村建設由梁漱溟等知識分子團體領導，它作為一個廣為人知的概念與社會運動，具有現代化意義且影響深遠，但當時的運動形式傾向于繞過甚至排斥國家政權的參與，也就注定其難以成功。在新民主主義革命中，中國共產黨通過建立根據地政權，依靠政權推進土地革命，組織發動廣大農民參與鄉村公共建設，進而開展更全面、深入的社會革命，探索出了一條有效的“鄉村建設”路徑——強有力的政權建設加充分的社會動員。中國共產黨通過根據地建設贏得農民，又依靠農民的力量奪取全國政權，在新中國建立了國家與農民之間緊密的互動關系。之后，鄉村建設的戰略方針在不同時期經歷過若干調整，但國家與農民的緊密互動關系并未發生根本性變化。該書強調，在“國家- 農民”關系視角下開展的政策研究，一方面是探究國家意志如何通過基層政府、鄉村組織等中介抵達鄉村社會（即政權建設研究），另一方面是考察農民對國家意志的主體性反應，即他們如何理解國家政策、如何參與到國家政策所指向的鄉村建設實踐之中（即社會動員研究）。在對農業科技110 服務、農村人居環境整治等具體政策的研究分析中，該書既總結了海南基層政府在政策執行過程中所取得的經驗，亦通過大量的農民訪談數據資料，分析農民的參與度及其影響因素，并將后者作為重點問題展開討論。

二、以政策分析為線索探求實踐與理論的統一

該書整體上以“國家-農民”關系為理論視角展開政策分析，但并未用任一特定的政治學、公共管理學理論去切割或闡釋具體的經驗事實，而是盡可能清晰地呈現政策執行的過程與農民反饋的事實，歸納問題并提出建議。僅將政策研究作為“應用”研究而區別于理論研究，是一種割裂理論與實踐的觀點，政府部門更關心的其實是政策本身的實施效果、改進方法和對策建議（見桂華《政策研究的“理論”價值》一文）。

以第一至三章為例，該書圍繞“扶貧助農”這一主題分別呈現了海南省人才扶貧、科技支農與精準扶貧三項政策的研究成果，較為全面地呈現了海南省的相關扶貧經驗與困境。第一章是關于創業致富帶頭人的人才扶貧政策研究，側重于揭示貧困村的內生動力狀況，通過實證分析得出結論，具有現實啟發意義。如貧困村中有明確的帶頭人時，扶貧更具有成效和可持續性；擁有政治身份的帶頭人有更強的扶貧工作意愿等。第二章是關于農業科技110 服務體系的科技支農政策研究，通過對基層政府公共服務的資源供給情況和農民參與度的調查數據分析，提出了農業科技服務應進一步市場化、創新科技人員投入基層服務站的機制等對策建議。第三章研究農業科技110 體系的精準扶貧實踐，通過分析扶貧資源輸入貧困村的形式和過程，概括了海南省現有的企業扶貧、科技人才扶貧、服務站扶貧三種典型扶貧模式。以上三個部分相互關聯、互為補充，立體呈現了政府在不同政策中都必須面對的鄉村建設關鍵問題，如鄉村產業基礎的鞏固、鄉村建設帶頭人才的挖掘等等，對地方政府或相關部門的政策優化具有現實參考價值，也能服務于具有中國特色的鄉村建設理論建構。

三、以類型學分析促進區域性政策研究

類型學分析是開展區域性鄉村建設研究最重要的方法之一。中國的南方與北方、沿海與內地的鄉村基礎和發展狀況不盡相同，在國家資源優化整合的大背景下，黨中央各項政策具有穩定性和全局性，而各個地方的鄉村建設實踐在落實中央政策過程中會進行區域性轉化。因此，相關研究者必須準確地把握和剖析區域性要素：既要把握個性，了解各區域的鄉村社會基礎和前期政策的實施情況，明確地方實踐經驗的適用邊界，又要把握共性，探求鄉村社會基礎與地方政策緊密聯系背后的一般性原理，分析鄉村建設的政策實踐在相同區域、相似條件下所遇到的共同瓶頸，總結出可供多地借鑒、推廣的經驗模式。

該書對各項鄉村建設的現狀分析大量運用了類型學方法。如第四章“環境改善”中，作者建立了影響農村人居環境整治運動成效的因素分析框架（包括資源基礎條件、政策執行力、農民主體性、傳統社會慣習和基層組織治理能力），結合實證數據分析了海南省農村人居環境整治工作的現狀、成績與問題，并以村莊個案調查材料為基礎總結得出五種具有典型性的農村人居環境治理模式：黨建融合模式、村民自治模式、多元共治模式、小單元精神模式與利益多級關聯模式。

此類分析方法，一方面有很好的一手調查材料作為論據支撐，另一方面在縱向上對實踐的過程與成效有詳盡的描述，在橫向上又有不同的村莊、個案之間的比較分析，這樣個案就不會成為脫離時空的“孤島”。通過這些類型化的個案，不同區域的政策部門可以發現各自區域內相似條件下的可行性方案，這是政策研究區別于一般的經驗總結材料所能提供的獨特的施策參考價值之所在。盡管書中沒有對比較分析的結果做過多理論闡釋，但依然有助于推進一系列前沿問題的理論探討，如在全面推進鄉村振興中，如何持續增強脫貧地區和脫貧群眾的內生發展動力、如何引導社會力量參與鄉村建設，以及對國家資源下鄉后“規則內卷化”問題的反思，等等。這或是我們未來可進一步深入研究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