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1945 年日本作家凝視中國臺灣的視角

徐 莉

（武昌工學院 國際教育學院，湖北 武漢 430065）

凝視，其英文表達為“stare”，譯為中文的意思就是盯著看[1]，從某種角度說，凝視就是集中了精神、延長了時間的觀看。凝視作為一種批評術語最早被西方學者用于美術批評中，隨著20 世紀視覺文化的勃興，在西方文論和文化研究中，“凝視”逐漸演變成為一個關鍵詞、一個特殊分析的工具，一種新的批評范式。中國學者趙一凡等主編的《西方文論關鍵詞》對“凝視”一詞的闡釋是：“凝視是攜帶著權力運作或者欲望糾結的觀看方法。它通常是視覺中心主義的產物。觀者被權力賦予‘看’的特權，通過‘看’確立自己的主體位置。被觀者在淪為‘看’的對象的同時，體會到觀者眼光帶來的權力壓力，通過內化觀者的價值判斷進行自我物化?！盵2]因此，凝視作為一種新的批判方法，不僅成為當今文化批評主義者用來反抗視覺中心主義、殖民主義、種族主義等的有力武器，也為我們重新解讀種族、權力、政治和文化等跨界問題提供了一種全新的路徑。

1895 年，日本通過對中國不平等的《馬關條約》，開啟了對中國臺灣長達50 年的殖民統治。作為殖民者的日本人也因此產生了看待中國臺灣的特殊方式：一種有著主體與客體、支配者與被支配者權力差別的看與被看的二元關系在日本作家與中國臺灣之間形成。由此，日本作家如何凝視作為殖民地的臺灣，成為展現近代中日不平等關系的重要窗口?？梢哉f，整個日據臺灣時期，日本對臺灣，是占據中心位置者對處于邊緣位置者的傲視；是手握政治霸權的殖民者對被殖民者的盯視；也是“優勢者”對“劣等者”的卑視。

一、來自地理霸權意識的傲視

“傲”在《古代漢語詞典》中是驕傲、傲慢的意思[3]，傲視的意思是驕傲地對待、傲慢地看待。傲視，作為凝視方式的一種，它構成了看與被看的二元關系，是與個體的種族身份、社會地位緊密相連的。鐘遠波認為：“在視覺文化理論中，‘凝視’作為一個術語，往往與階級、種族、性別、民族等身份問題聯系在一起：富人凝視窮人，白人凝視黑人，男人凝視女人，西方凝視東方?！暋w現的是一系列二元對立的權力話語?！盵4]在殖民主義時代，由于殖民者與被殖民者權力的不對等，作為凝視者的殖民者和凝視對象的被殖民者之間并不是一種二元統一的關系，而是一種二元對立的關系，殖民者凝視被殖民者的目的是要獲得一種意志權、統治權和話語權。一般來說，處于優勢地位的殖民者作為凝視者，具有主導權，有選擇、控制和威懾凝視對象的優勢。日據中國臺灣時期，生活在臺灣的日本人，因為處于殖民者的優勢地位，擁有作為統治者的優越感、主導權，享受物質充裕的生活，普遍都用一種居高臨下、挑剔審視的傲慢眼光凝視臺灣。

正是基于對殖民地的傲慢視角，初到中國臺北的日本人，都無一例外地傲慢地稱呼中國臺北為“支那式”城市，將中國臺灣描繪為落后、污穢、骯臟、危險的文明外之地，“臺北市街房屋周圍及庭院漫流不潔之水，并在各處潴流成沼，而人民與犬豬雜居，雖有公共廁所之設備，卻隨處排散糞便……”①日本女作家林芙美子在游歷臺灣時用傲慢的眼睛看臺灣，在其游記《臺灣風景——美麗島嶼縱斷記》中用盡所有丑惡的詞語形容（臺灣），在她的眼中只看到臺灣人居住區大稻埕的骯臟落后、污濁不堪：“大稻埕！大稻埕！簡直是污流，是變賣歷史的市場……這個大稻埕，是在內地的任何地方都無法看到的，在歷史意義上也極為污穢的場所，似乎是盜賊市場上看到的情形一樣，充滿了混沌，似乎是污水卷著漩渦?！i頭、牛蹄等動物內臟或部位成堆擺放，到處可見。加上韭菜、大蒜和當地人的體臭味……這實在是充滿污垢和垃圾的貧民街！”②讀林芙美子關于中國臺灣街市的描述，我們能明顯感受到其語言中流露出的對臺灣的挑剔與審視意味以及潛藏在文字背后的先進與落后的價值判斷。

澳大利亞學者比爾·阿?？寺宸蛱卣J為：“在帝國時期，以帝國中心的語言來寫作的人……常常出自帝國強權的‘代言人’?！盵5]4他們創作的殖民地文本，“從來就不是構成土著文化的基礎，也不能以任何形式融入被入侵國家原有的文化之中。盡管這些文本詳盡描述了景觀，記載了民俗及語言，但仍免不了帝國中心的優越感?！盵5]4我們不否認殖民地與被殖民地客觀存在的地理景觀差距，從某個角度上來說，在腐朽清朝統治下的臺灣或許會有個別這樣極端落后、臟亂的地方出現，但日本殖民者以一種過于主觀、挑剔的傲慢視角將臺灣作為“落后、污穢、丑陋”的代表，并將之普遍化，字里行間充滿了來自帝國中心的優越感和傲慢感。尤其是林芙美子在游記中似乎旨在讓日本人一提起臺灣就聯想起散發著韭菜臭味的、污穢的臺灣人，不斷疊加日本人對臺灣的偏見、挑剔和反感，卻沒有對為什么會出現這樣丑陋骯臟的局面進行分析，更是刻意忽略甚至抹消了大稻埕作為中國臺灣古老商業中心的繁華和充滿濃郁中國臺灣文化風情的一面，其殖民中心主義的優越感，以及對殖民地的傲慢偏見流露在字里行間。

進入明治維新后，隨著國家現代化的飛速發展和國力的強盛，日本殖民者這種血統高貴、民族優越的主觀偏見和中心意識變得甚囂塵上，極為膨脹。日本人的這種來自殖民者的民族優越感不僅僅表現在對中國臺灣地理景觀的審視與挑剔上，更表現在對中國臺灣地域人事的主觀偏見和傲慢不屑態度中。

在大鹿卓的小說《野蠻人》中，作家這種處于帝國中心的民族優越感和對被殖民地的傲慢不屑態度也表現得極為明顯。在小說中，盡管作者有意塑造的主人公，日本警備員田澤十分傾心臺灣原住民身上的野蠻性和野性美，甚至近乎癡迷地呼喚著這種野蠻性：“變野蠻吧！”“我要變野蠻??！”[6]100但是當他得知頂頭上司警備隊長井野的太太是臺灣原住女子，而不是擁有優雅外貌、高尚婉轉遣詞造句的日本女子時，卻訝異不已：“剛才井野隨口說出‘她們是我太太的妹妹’這一句話讓他驚訝不已。他懷疑起自己的耳朵，到現在還沒靜下來。他只能想像井野太太擁有內地女人的容貌、遣詞用句高尚婉轉、更有著透露出纖細氣質的眼和心。在他的想法里，這些都無法跟眼前讓人聯想到樹葉和野獸姿態的小女孩姊妹倆合在一起。他半信半疑地想著或許因為某種原因，井野特地欺騙自己?！盵6]79從田澤得知井野太太為臺灣原住地女子時一系列驚訝、懷疑的表情變化的描寫，我們可以看到田澤對野蠻美、原住民以及對日本女子和臺灣女子的真實態度，盡管臺灣原住女子身上有曾經讓他覺得新奇的野性美，但這一和日本女子的“文明高尚”“優雅婉轉”相比，馬上相形見絀。實際上，從內心來說，他對原住民地的蠻荒及原住地女子身上潛藏的野性是挑剔與審視的，他內心真正欣賞并推崇且引以為傲的只是日本式的“高貴優雅”。

總而言之，在這種主觀偏見的驅使下，日本人在面對著被自己侵占并統治的臺灣時，顯然地將日本視為“歐洲”一類的文明先進之地，很自然地產生挑剔、審視甚至排斥臺灣及其原住民的心理。日本學者島田謹二對于日本人的這種自視甚高、挑剔臺灣人的心態進行了形象的描述：“一般內地人對臺灣的知識貧乏，明治文學學者的臺灣觀確實提供了臺灣是這副模樣的印象，也是不爭的事實?！盵7]58這個“不爭的事實”就是，對于一般日本人來說，臺灣人就是野蠻蒙昧的“高砂族”，“臺灣就只是個‘瘴煙蠻雨之地，土蕃土匪橫行的危險土地’而已”[7]58。日本作家德永直對于日本人的這種傲慢無知也進行了批判：“我們有‘朝鮮’和‘臺灣’的概念，知道‘朝鮮’的金剛山和藝伎，或者臺灣總督和大香蕉之類?？墒菍τ诔r的農民和臺灣本島勞工的生活，幾乎一無所知?！盵7]59可見，殖民地臺灣人對于日本人來說，只是個主觀而模糊的概念，是個不屑于走近和深究了解的、處于日本本土邊緣的，甚至是與日本相對立面的存在。殖民地臺灣和臺灣人對于他們來說，僅意味著骯臟落后、危險混亂和野蠻蒙昧。

明治維新后，日本實現了國家的現代化，在東亞率先步入資本主義現代國家行列，憑借著國家的強盛、經濟的發展與軍事的擴張，在東亞恃強稱霸，先后侵略朝鮮、占領臺灣，使一直夢想躋身西方殖民主義國家之列的日本，一躍站在歐洲式的殖民帝國之列。站在殖民帝國制高點的日本殖民主，挪用歐洲的殖民主義及“現代性”觀念，將殖民世界分為“文明/野蠻”“中心/ 邊緣”“先進/ 落后”“理性/ 非理性”等一系列二元對立的意識形態領域，用充斥著歐洲中心主義、殖民者優先的傲慢挑剔眼光看待殖民地，主觀性地扭曲中國臺灣地理景觀和原住民形象，將臺灣“妖魔化”污名化，牢牢掌控著對臺灣的主導權、話語權。

二、來自政治霸權意識的盯視

“盯”字在《新華字典》中的意思是：注視，集中視力看[8]。盯視的意思是集中視力看著，不放松，作為凝視的一種特殊視角，它與權力運作機制緊密相連。在殖民主義時代，統治者對平民的凝視，殖民者對被殖民者的凝視，都帶有強烈的權力意志色彩和身份種族政治意識。?？抡J為，“對于居民的普遍監視，‘無聲的、神秘的、不易察覺的防范，……政府正是這樣無時無刻不睜著眼睛、不分軒輊地盯著所有的公民，但又不用任何強制手段來迫使他們就范?！@是無須寫入法律的’”[9]316?？梢?，凝視是攜帶了權力運作機制的看，盯視是將看與權力機制結合得最緊密和完全的一種觀看方式，它作為一種無時無刻存在的“權力的眼睛”，通過諸如監獄、警察等國家權力機構滲透普通民眾的日常生活，“秘密”執行并發揮著一種看不見的、無聲的、神秘的、不易察覺的權力運行機制。盯視與一般觀看最大的區別是，它首先是帶有區分、隔離的看，也是帶有防范、排斥意識的看，同時又是帶有監視、盯梢等權力意志的看，它與警察、監獄等政治機構密切相關，實行著統治者不正當的權力監控。

在殖民主義世界，牢牢掌握著話語權和控制權的殖民者，用這種“秘密”的權力意志在被殖民地實施殖民統治，采用盯視的視角看待殖民地，馴化殖民地人民，重構殖民地形象，從而牢牢控制著主動權、話語權和統治權，使中國臺灣成為自己眼中的“透明之物”。

日本學者竹內好曾指出：“亞洲主義并不是具有實質內容的可以客觀限定的思想，而是一種傾向性?！雹郯凑罩駜群玫年U釋，“亞洲主義”并不是指實際地理概念上的亞洲中心主義，而只是一種帶有傾向性的政治觀點。亞洲中心主義的觀點，在高揚日本國民精神的同時，也帶有了盯視中國、蔑視中國、排斥中國、否定中國的極端情緒。中國臺灣首先成為這種極端情緒的發散地，大多數日本作家也是夾帶著這種極端情緒，站在“內地”日本與“外地”臺灣涇渭分明的立場對臺灣展開想象與描寫的，流露出對臺灣人的防備、排斥情緒，并隱秘地執行著監控、盯梢等帝國權力意志。

1895 年，日本如愿殖民中國臺灣之后，為彰顯日本帝國的“優越性”，方便殖民統治，日本殖民者通過法律規定日本本國的領土為“內地”，日本本國人為“內地人”；并別有用心地創造“外地”和“外地人”這兩個詞來指稱殖民地臺灣和臺灣人。于是，就有了法律規定的日本“內地”與臺灣“外地”，日本“內地人”和臺灣“外地人”之稱呼。在臺灣，也相應地有了日本“內地人”和臺灣“外地人”的不同生活環境，兩者嚴格區分、界限分明、絕難混淆。1930 年，《臺灣新民報》曾刊登過一篇《臺北市三大問題》的評論，評論中論及了日本“內地人”和臺灣“外地人”的生活環境有著天然區別，“臺北市的總人口有23 萬3 344 人，內地人（即日本人）有6 萬4 899 人，臺灣人有16 萬8 445 人，內地人和臺灣人的居住區域，顯然地分開地域。內地人多居住城內，臺灣人則居住于大稻埕和艋舺，因彼此分開，在市政的設施上就大大的不同?！雹軙r人也曾這樣評論當時城內日本人居住的環境和臺灣人居住的大稻埕、艋舺的環境：“城內的房屋，櫛比鱗接，街道上面蓋著一層光亮的松柏油，塵土不揚、兩旁種著青翠的樹木，冬溫夏涼，道旁的街燈，光輝奪目。這樣美麗整齊的設施，比較內地，也不遜色。一出城門，到大稻埕來看看，真的有天堂地獄的感慨，街道太壞，人聲車影、塵粉遍飛。路旁的樹木，一株不見，街燈卻寥寥無幾?！瑯由頌槭忻?，怎么在市政的設施上這樣的不平等呢？”⑤

可見，當時的中國臺灣人明明生活在自己祖輩繁衍生息的土地上卻頻頻被稱作“外地人”，且被迫生活居住在臺灣塵土飛揚的邊緣之地；而日本“內地人”明明是“外地人”，卻牢牢占據了臺灣整潔優美的中心城區，在市政條件上與臺灣本島人居住地有天壤之別。顯而易見，日據臺灣時期，日本殖民者在中國臺灣是采取區分隔離的統治方式，對臺灣人根本上是防備與區隔的。

日本殖民者對臺灣人的差別對待與空間區隔政策，不僅僅體現在市政條件的天壤之別和日臺分離的空間設置上，更體現在對臺灣人的嚴密監控與規訓上。佐藤春夫在小說《女誡扇綺譚》中通過日本人“我”和臺灣人世外民的工作遭遇，揭露了臺灣總督府對臺灣人言論的嚴密監控。小說中的“我”本來就是一個沒有宏大人生追求，過著自暴自棄生活的消極人物，對自己從事的臺灣報社的工作和未來，也是沒有什么企圖心的，好不容易對世外民帶來的具有反抗氣息的文章感興趣，想要幫助其刊登，卻因為臺灣總督府的言論監控，被總督府警備局傳喚過去進行警告，說那種詩于統治有害，并批評“我”缺乏常識，“我”只好作罷?？梢娂词故侨毡救?，生活在臺灣，只要和臺灣人交往也會被日本官方盯梢監控。而臺灣人世外民，本是出生富貴的臺灣傳統書香世家，家世良好又有理想抱負，卻空懷一腔理想與抱負，被殖民者時時刻刻監控，稍微有一點民族自信的言論，都會被認為是反抗的言論，禁止發表，沒有一點點言論的自由，只能退縮到酒館，自暴自棄，把自己過成日本統治者想要的樣子，沉淪萎靡。通過日本人“我”和臺灣人世外民的人生遭遇，我們可以看到日本殖民當局對臺灣人監控之嚴苛，只要是有臺灣人在場，只要觸及帝國在臺灣的統治意志，即便是有日本人參與其中，也逃脫不出帝國的權力之眼的監控與盯梢。

“走在臺北城內的街上，到處可以感覺到官僚體質的氣息，一想到這里就是臺灣的首都，臺灣的心臟，便令人感到一種似乎被關在教室里的枯燥感?！雹蘧瓦B日本殖民統治的忠實擁護者和得力“宣傳旗手”林芙美子也因受到“官僚體質的氣息”、權力帶來的壓制與規馴而“感到一種似乎被關在教室里的枯燥感”。

邊沁在論述圓形監獄的原則時說：“權力應該是可見的但又是無法確知的。所謂‘可見的’，即被囚禁者應不斷地目睹著窺視他的中心瞭望塔的高大輪廓。所謂‘無法確知的’，即被囚禁者應該在任何時候都不知道自己是否被窺視?！盵9]226根據邊沁對圓形監獄的闡釋，我們可以想見，位于臺北市中心富麗堂皇的臺灣總督府就像一個巨大的圓形監獄，以居高臨下之勢、無所不在又無法忽視地存在于權力的中心，以“可見的但又是無法確知的”的權力之眼牢牢掌控、盯視、威嚇著以臺北本島人居住區為輻射軸的全臺灣，而臺灣及臺灣本島人更像是被其牢牢鉗制、時刻盯視監控的“被囚禁者”。

三、來自種族霸權意識的卑視

卑視，是凝視的視角之一。從語義的角度來說，是蔑視，看不起的意思。作為一種視覺系統，凝視是一種長時間、專注的、審視的“觀看”行為，其看的行為背后涉及看與被看的二元關系，對于看與被看的二元關系的研究具有主體與客體、種族、權力、欲望等政治涵義。薩義德認為“西方與東方之間存在著一種權力關系，支配關系，霸權關系，這一關系非常準確地體現在帕尼卡爾（K.M.Panikkar）經典性的《亞洲與西方霸權制》（Asia and Western Dominance）一書的標題之中?！盵10]從這個角度來看，殖民者看被殖民者，是強者對弱者、支配者對被支配者、先進者對落后者、優勢者對劣勢者的看，其看的行為背后既有身份地位的差別，也有權力等級的差別，更有來自心理層面的暗示。這些身份、權力、心理的差別意味著他們之間不可能有真正的平等，殖民者看待被殖民者也不可能真正采取平視的視角。因此，在殖民主義世界，自認為掌控了話語權、擁有優越身份和現代性先進技術的殖民者，當他們注視被自己牢牢控制并占有的殖民地人民時，其心態必然是輕視的、瞧不起的，這種視角必定是帶有卑化殖民地及殖民地人民的傾向。

縱觀近代中日關系，在日本還未向中國全面宣戰的對峙時期，日本人就長期用帶有輕蔑之意的“支那”稱呼中國，在日本成功殖民中國臺灣之后，更是用“蕃地”“蕃物”“藩族”“藩人”等蔑稱來卑視臺灣與臺灣人，這種從潛意識里就存在的種族歧視，普遍存在于日本作家的思想觀念里，直接影響到他們凝視臺灣及臺灣人的方式。

日據時期日本作家對臺灣的卑視首先表現在一些日本作家對臺灣人文歷史的有意扭曲與卑俗化處理上。日本作家北原白秋在參觀具有濃郁中國閩南風情的劍潭寺時曾寫下如此拒斥和卑化中華傳統文化的文字：“那些重疊的勾檐、成對的回廊、多壁的筑地門等上面雖然感到某種奇怪的紅色畫意，但對門扇上那精密的透雕、大殿內那甚至顯得陰郁的濃重色彩，我感到無論如何都格格不入。近乎惡俗的、濃厚糾纏的支那臭似乎與我本性不合。這難道是先祖傳來的血在排斥，是某種重大的東西在我內心潛藏的緣故嗎？”⑦北原白秋在種族意識形態的驅使下對中華文化進行了卑化，對有中華閩南傳統文化風格的劍潭寺進行了批判，認為具有濃郁中華閩南風情的劍潭寺散發著“支那臭”，與自己的本性不符，自己“先祖傳來的血在排斥”著這種具有濃郁閩南風情的中華傳統文化。而日本作家新垣宏一在其小說《城門》中，通過接受日本“皇民化”同化教育洗禮的“我”對父親建議將臺灣城南古城門改造成廁所的贊同，對臺灣的文化歷史進行了蓄意的卑化與污蔑。小說中，本來為臺灣悠久歷史見證和象征的古城門，竟然被日本殖民統治的擁護者一致同意改造成公共廁所，在日本殖民者眼里，擁有厚重崇高歷史價值的臺灣古城門只?！安匚奂{垢”的作用，對臺灣人文歷史的輕蔑與污化更見一斑。

日據時期，日本作家對臺灣的卑視不僅僅體現在一些日本作家對臺灣人文歷史進行主觀的丑化和卑劣化，還滲透在他們對臺灣人的物格化描寫中。站在處于強勢一方的殖民者立場，一些日本作家在描寫臺灣人時，習慣將臺灣人用自然界的動物來比擬，極力展現臺灣人的野性未開，甚至將臺灣人排斥在“人類以外”。尤其是描寫臺灣高山族時，這種動物化的人物形象十分鮮明。坂口零子在其小說《番婦羅婆的故事》中，對臺灣少數民族女子哈彩進行了如下動物化的比擬描寫：“雖然在澡堂仔細洗了腳才進到家里來，哈彩坐過的榻榻米還是留有深深汗漬的樣子。我拿著抹布仔細地擦拭，懷疑起哈彩究竟是人類，還是狐貍之類的。她坐過的位置飄蕩著動物般強烈的異臭。雖然哈彩是人類，身上帶有這么強的臭氣也不容辯解，因此我的內心里面所有的番人是人類以外的人類這樣的愚蠢概念似乎也變得根深柢固?！盵6]182-183小說中，日本女子“我”不僅將臺灣原住地女子哈彩視為如狐貍之類、具有動物般強烈異臭的動物類存在，還公然將臺灣少數民族排斥在“人類以外”，言語中流露出對臺灣人的蔑視。

大鹿卓在小說《塔茲塔卡動物園》中更將臺灣人言行舉止進行了動物化的比擬，流露出對臺灣人的鄙視和厭惡。小說描寫的是塔茲塔卡警戒所警員親手建造了塔茲塔卡動物園，動物園里飼養了來自山地的野生山貓、山羌、蛇、鯉魚等生物。白天時候，警備員以各種奇異怪誕的方法逗弄山貓作為消遣。有一天，當警備所的警備員們正在享用所長飼養的鯉魚和田螺大餐時，突然遭到來自警備所附近高山族的偷襲。在雙方搏戰中處于劣勢的主角深井就想到放山貓回山逃命，于是打開柵門將山貓放生。但是當他看到山貓敏捷奔向叢林的身影時，突然起了莫名的恨意，竟對著山貓開槍。很顯然，不是山貓奔向山林引起了深井的恨意，而是像山貓一樣敏捷的高山族人引起了深井的恨意，而戰斗中處于劣勢的深井無法對仇恨的高山族人直接回擊，便將滿腔仇恨撒向了無辜的山貓?！吧截垺痹谛≌f中成為了高山族人的象征，通過這部小說我們能夠鮮明感受到一些日本人對臺灣人的有意矮化與卑化，臺灣人淪為和“山貓”一樣的動物存在，是他們可以隨意消遣取樂、肆意捕殺宣泄欲望的對象。

總之，在作為殖民者的日本人眼里，臺灣的歷史文化是卑劣的，臺灣人也是物化與丑陋的。臺灣總督府民政長官后藤新平就曾對臺灣人進行過這樣的慣性思考和主觀判斷，認為臺灣人主要是中國大陸的移民，具有大陸莊稼人的短視和鄙俗根性，進而認為只要用進步的物質文明作為利誘和威懾就能收買人心，穩固殖民統治⑧?？梢?，臺灣人在日本殖民當局眼里大多是和動物一樣的存在，只剩物質化的、低俗的欲望，日本殖民者輕蔑地認為只要稍加物質利誘就可以完全收服，對臺灣人的卑視可想而知。

粟超、杜俊華在其論文《凝視理論視域下中國形象生成邏輯研究》中曾一針見血地指出19 世紀末20 世紀初日本人對中國烏托邦式想象已逐漸讓位于精心策劃的意識形態中國形象，而這個意識形態化的中國形象正處于近代日本自我主體確認的否定面上。他們認為，“帝國權力操控下的觀看，本能地過濾掉中國社會好的一面，沉淀中國社會壞的一面，舍棄中國民眾善的一面，留下中國民眾惡的一面，中國形象不再是原原本本的再現，而是某種程度上的重構”[11]。誠如中國學者周寧在其文章《“巨大的他者”——日本現代性自我想象中的“中國”》中所述：“中國形象出現在日本現代性自我肯定的否定面上，它既提示現代日本不光彩的出身，又可能是日本現代化現實的陷阱。于是中國形象成為被貶低被排斥、被征服被奴役的他者?！盵12]近代中國臺灣的形象也是出現在日本現代性自我肯定的否定層面上，日本殖民者站在帝國的中心，以居高臨下的凌厲目光傲視、盯視、卑視臺灣及臺灣人民，對中國臺灣進行區隔統治，不斷地排斥、征服、奴役、同化臺灣人民。

綜上所述，通過對日據時期日本作家凝視中國臺灣視角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日據臺灣時期，日本人和臺灣人有著殖民者與被殖民者、支配者與被支配者、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甚至是馴化者與被馴化者的根本區別，日本殖民當局鼓吹的“日臺融合”“日臺一家親”的其樂融融景象只是一種假象。通過對日據時期日本人看待臺灣人心態的剖析，我們也可以看到當下臺灣少數右翼勢力盲目親日，鼓吹“日臺一家”是毫無歷史根據的，是極其荒謬的，進而為我們客觀公正認知近代日本對臺殖民歷史提供了文學參考，也為我們正確處理和對待中日關系與臺灣問題提供了歷史借鑒。

注 釋：

①參見王若涵《日治時期（1895—1945）的“島都”臺北意象：一個人文地理學取向的研究》第15 頁，復旦大學2010 年學位論文。

②參見王若涵《日治時期（1895—1945）的“島都”臺北意象：一個人文地理學取向的研究》第78—79 頁，復旦大學2010 年學位論文。

③參見吳光輝《日本的中國形象》第91 頁，人民出版社2010 年版。

④參見王若涵《日治時期（1895—1945）的“島都”臺北意象：一個人文地理學取向的研究》第61 頁，復旦大學2010 年學位論文。

⑤參見王若涵《日治時期（1895—1945）的“島都”臺北意象：一個人文地理學取向的研究》第62 頁，復旦大學2010 年學位論文。

⑥參見王若涵《日治時期（1895—1945）的“島都”臺北意象：一個人文地理學取向的研究》第28 頁，復旦大學2010 年學位論文。

⑦參見王若涵《日治時期（1895—1945）的“島都”臺北意象：一個人文地理學取向的研究》第51 頁，復旦大學2010 年學位論文。

⑧參見王若涵《日治時期（1895—1945）的“島都”臺北意象：一個人文地理學取向的研究》第26 頁，復旦大學2010 年學位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