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拾遺記》看先秦至魏晉時人的域外觀念

趙 麗 云

（玉溪師范學院 文學院，云南 玉溪 653100）

《拾遺記》，前秦王嘉撰，共10 卷，前9 卷按時間順序敘述了上古伏羲至晉代的傳說、神話、奇聞逸事，第10 卷記昆侖、蓬萊等名山，涉及諸多異域遠國，從中可以看出先秦至魏晉時人的域外觀念不僅包含傳統的華夷觀，也包含認可域外文明的觀念。筆者即以《拾遺記》所載孝養國、盧扶國、泥離國、因祇國、扶婁國、浮提國、秖支國等域外國家為例，從先秦至魏晉時人對諸國孝文化、歷法、耕織文化、幻術、學術、珍異等方面的記述探討其域外文明的觀念。

一、域外孝文化

《拾遺記》卷一、卷四分別記述了“孝養之國”“盧扶國”兩個以孝行著稱的異域遠國，可見先秦至魏晉時人對域外國家孝文化的認可。其中，孝養之國在“冀州之西二萬里”[1]500；盧扶國也距離中國遙遠，“（燕昭王）八年，盧扶國來朝，渡河萬里方至”[1]518。從服飾、長相上看，孝養國人與盧扶國人都有夷狄之嫌，如孝養國人“織茅為衣，即《尚書》‘島夷卉服’之類也……其俗驍勇，能嚙金石，其舌杪方而本小。手搏千鈞，以爪畫地，則洪泉涌流”[1]500。盧扶國人也“結草為衣，是謂卉服”[1]518。傳統華夷觀區分華、夷的主要標準是風俗文化，孝養國與盧扶國正是因其孝文化而被先秦至魏晉時人青眼相加。兩國之人的孝行、孝道突出表現在喪葬習俗中，如孝養國人“死，葬之中野，百鳥銜土為墳，群獸為之掘穴，不封不樹。有親死者，克木為影，事之如生”[1]500。盧扶國人“死葬于野外，以香木靈草瘞掩其尸。閭里助送，號泣之音，動于林谷，河源為之流止，春木為之改色。居喪水漿不入于口，至死者骨為塵埃，然后乃食”[1]518。此外，兩國之人都很長壽，如孝養國，“其俗人年三百歲”[1]500；盧扶國，“人皆壽三百歲”“至死不老”[1]518，表明時人在神仙思想的影響下也將這兩個異域國度視為神仙之地。

在我國，喪葬文化是傳統“五禮”中“兇禮”的組成部分。隨著歷史的發展，從漢代起，喪葬文化幾乎囊括了兇禮的所有內容，在禮樂文化中占據了重要的地位。漢晉統治者皆以“孝”治天下，充分認識并發揮了喪葬文化的作用。漢代喪葬文化體現出“天人合一”“事死如生”“孝行純至”等特點，深遠影響了魏晉至清代的喪葬文化。古代中國人在喪葬習俗中對“孝”的恪守也成為宣揚“忠”“孝”等主流價值觀的重要方式，鞏固了封建等級制度，穩定了社會秩序[2]。而孝養國人與盧扶國人的葬禮就具有“天人合一”“事死如生”“孝行純至”的特點。正因為如此，孝養之國先后被黃帝、舜表彰為“孝養之鄉”“孝讓之國”[1]500，舜在接待孝養國使者時亦“特加賓禮，異于余戎狄也”[1]500。盧扶國也被大禹表彰為“無老純孝之國”[1]518-519。

《拾遺記》對孝養國與盧扶國的記述，顯然有神化、美化之處，但也包含著先秦至魏晉時人所獲的域外遠國信息。從其國名及被載入《拾遺記》的先后順序來看，孝養國之名應來自意譯，由當時中國人獲知的此國孝養事跡而來；盧扶國之名可能源自音譯，此國消息傳播至中國的時間應晚于孝養國。從其服飾與所壘墳墓來看，孝養國與盧扶國還保留著其原始文化。但因兩國人孝道孝行突出，符合古代中國的主流文化，自然就會被古代中國人視為“自己人”而大加褒揚，甚或美化、神化，從一個側面展現了先秦至魏晉時人認可域外存在文明的觀念。

二、異域歷法

《拾遺記》卷二記載泥離國及其歷法：“（周）成王即政三年，有泥離之國來朝……考國之正朔，則序歷與中國相符。王接以外賓禮也?！盵1]505可見，泥離國有與中國相同的歷法，因而被古代中國人視為同類、自己人。

我國是世界上最早發明歷法的國家之一，歷法的制定對經濟、文化的發展具有重要影響?！渡袝虻洹酚涊d堯任命羲氏、和氏，分布四方，推測日月星辰運行的規律，制定歷法，指導農業生產：“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曰明都。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毨。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帝曰：‘咨！汝羲暨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盵3]據《漢書·律歷志》記載，先秦時期我國有六種歷法：“三代既沒，五伯之末史官喪紀，疇人子弟分散，或在夷狄，故其所記，有黃帝、顓頊、夏、殷、周及魯歷?！盵4]973除黃帝歷，其他五種歷法都流傳了下來，都屬陰歷，或稱陰陽合歷。每年陰、陽年日相差十余天，要用閏月補上。夏歷，可能年中置閏；殷歷由年終置閏向年中置閏過渡；周歷年終置閏，也出現置閏于三月的改革；《顓頊歷》為年終置閏，一直實行到漢代[5]。漢武帝時改《顓頊歷》為《太初歷》，采用二十四節氣，以無中氣之月為閏月，使朔望晦弦比較準確，成為中國歷法上一個劃時代的進步。因而，對于歷法水平已具有較高水平的古代中國人來說，與中國歷法相同的國家，自然不能以夷狄視之，周成王自然要“接以外賓禮”。而中國、古巴比倫、古埃及都是世界上歷法發展最早的文明古國，古巴比倫與古埃及也都實行陰陽合歷，以陰歷的月配合陽歷的年，再設置閏月。公元前432 年，雅典天文學家梅唐（Meton）發現了十九年七閏法，即西方天文學史上的“梅唐章”[6]27。對于《拾遺記》中的“泥離之國”指向何地，中外學者眾說紛紜，或認為即埃及尼羅河之轉音，或主張為印度拿拉鎮（Nala）的轉音，或謂緬甸伊勒瓦第河（Lrawadi）西岸奴萊（Norai）古國等[7]51，但無論泥離國究為何地，《拾遺記》中關于此國歷法的記載應有所本，并非虛構。先秦至魏晉時期，中國人很可能隱約獲知了西方古巴比倫、古埃及等國的歷法消息，是以才有《拾遺記》泥離國“序歷與中國相符”“王接以外賓禮”的記述，這表明在先秦至魏晉人心目中，泥離國就是可以與古代中國相提并論的文明國度，而非夷狄。

三、異域耕織文化

古代中國以男耕女織的小農經濟為經濟支柱，歷代王朝都極為重視農業發展，同時也關注紡織業，包括絲織業的發展?！妒斑z記》卷二記載了“因祇之國”發達的絲織業、農業：

（周成王）五年。有因祇之國，去王都九萬里，獻女工一人。體貌輕潔，被纖羅雜繡之衣，長袖修裾，風至則結其衿帶，恐飄搖不能自止也。其人善織，以五色絲內于口中，手引而結之，則成文錦。其國人來獻，有云昆錦，文似云從山岳中出也；有列堞錦，文似云霞覆城雉樓堞也；有雜珠錦，文似貫珠佩也；有篆文錦，文似大篆之文也；有列明錦，文似列燈燭也。幅皆廣三尺。其國丈夫勤于耕稼，一日鋤十頃之地。又貢嘉禾，一莖盈車。故時俗四言詩曰：“力勤十頃，能致嘉穎?！盵1]506

張星烺認為因祇國似指印度[8]。中國是世界上最早發明育蠶術的國家，大約在公元前4世紀中國的絲綢就已經傳入印度[9]。先秦至漢晉時期，中國絲綢是廣受世界各地人們喜愛的物品，相關傳說在西方廣為流行，如公元1 世紀羅馬學者普林尼在其《自然史》中寫道：“他們（賽里斯人）以其樹木中出產的羊毛，而聞名遐邇。賽里斯人將樹葉上生長出來的白色絨毛用水弄濕，然后加以梳理，于是就為我們的女人們提供了雙重任務：先是將羊毛織成線，然后再將線織成匹。它需要付出如此多的辛勞，而取回它則需要從地球的一端翻越到另一端：這就是一位羅馬貴夫人身著透明薄紗展示其魅力時需要人們付出的一切?！盵10]158普林尼所說的賽里斯指的是中國的北方，賽里斯人即中國人[10]12。顯然，普林尼時代的羅馬人對中國絲綢的制作方法還沒有正確的認識，且這種說法很長時間內都在西方占據主流地位。

漢代中國的絲織業已比較發達，紡織技術高超，絲織品種類很多，如《西京雜記》記載：“霍光妻遺淳于衍蒲桃錦二十四匹、散花綾二十五匹。綾出巨鹿陳寶光家，寶光妻傳其法?；麸@召入其第，使作之。機用一百二十鑷，六十日成一匹，匹直萬錢?！盵11]1972 年，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了絹、紗、綺、錦等絲織品，色彩絢麗，有動物、云紋、卷草等多種花紋。馬王堆漢墓發現的素紗褝衣，色彩鮮艷，紋飾絢麗，且極為輕薄，可謂薄如蟬翼、輕若煙霧。其中，五色繽紛、多姿多彩的錦是漢晉時期紡織水平的代表。三國時期，蜀地織錦業尤為繁榮，蜀錦馳名全國，遠銷海內外。而因祇國所獻女工所著衣裙質地輕薄，所謂“被纖羅雜繡之衣，長袖修裾，風至則結其衿帶，恐飄不能自止也”，與馬王堆漢墓發現的素紗褝衣頗為類似。此國女工還“善織”，能夠織成五彩斑斕的錦——“文錦”，所獻錦緞也紋樣眾多，包括云昆錦、列堞錦、雜珠錦、篆文錦、列明錦等，且“幅皆廣三尺”，與漢晉時期中國人制作的錦不相上下。當然，古代中國的絲織水平遠遠領先于世界各國，印度的絲織業無法與中國相比?！妒斑z記》作者對因祇國絲織品的贊譽應是對異域的美化，源于推己及人，或者誤將己國出口至域外的絲織品當成其本土物品。但由此亦可知，在先秦至魏晉時人心目中因祇國的絲織業是足以與己國相媲美的，因祇國并非夷狄之地。

上引亦可知，因祇國女子善織，男子則“勤于耕稼，一日鋤十頃之地”，其國所種作物生長良好，碩果累累，所貢莊稼一莖所產的糧食能夠裝滿一車，即“又貢嘉禾，一莖盈車”。這顯然有夸大之處，但也表明當時中國人對因祇國農業發展水平的高度認可，因祇國在他們心目中屬于理想國般的存在。西漢農業生產本已達較高水平，據估算，“（1）漢代一個農業勞動力墾田畝數是十四市畝多，一家農戶占有耕地數字為二十九市畝弱。(2) 漢代糧食單產約在每市畝一四〇市斤左右。(3) 漢代農業人口平均口糧數每人每年四八〇市斤左右。(4) 漢代農業勞動生產率約為每個農業勞動力平均年產糧（以粟計）二千市斤左右，一家約在四千市斤左右。剩余產品約占三分之一”[12]86。漢武帝末年，悔征伐之事，頒布《輪臺詔》，努力恢復農業生產，并以趙過為搜粟都尉。趙過施行“代田法”，并推廣使用“耦犁”與“三腳耬”等新式農具：“過能為代田，一畝三圳。歲代處，故曰代田，古法也……其耕耘下種田器，皆有便巧。率十二夫為田一井一屋，故畝五頃，用耦犁，二牛三人，一歲之收常過縵田畝一斛以上，善者倍之……是后邊城、河東、弘農、三輔、太常民皆便代田，用力少而得谷多?！盵4]1138-1139這與因祇國“一日鋤十頃之地”“一莖盈車”的農業成就頗為近似。因此，因祇國的農業發展水平應該也是漢人在自己國家農業成就基礎的美化、夸大，源于推己及人，從一個方面表明時人視因祇國為文明之國，甚至理想國。

此外，《拾遺記》卷二還記載，周成王六年“燃丘之國獻比翼鳥，雌雄各一，以玉為樊。其國使者皆拳頭尖鼻，衣云霞之布，如今朝霞也”[1]506。此燃丘國使者“衣云霞之布”的記述，也說明當時中國人對燃丘國紡織水平的認可。張星烺認為從燃丘國使者的外貌特征來看，“或者即歐洲之白人也”[7]53。

四、異域幻術

幻術是古代希臘化地區共有的雜技魔術表演，流行于地中海附近及西亞南亞各國?！妒酚洝ご笸鹆袀鳌份d條枝“國善?！盵13]3163，條枝即為敘利亞王國[14]。漢武帝時，安息使者以“黎靬善眩人獻于漢”[13]3173。黎靬，亦作黎軒，在《史記》和《漢書》中屬于西域大國之一。日本學者白鳥庫吉認為黎靬之名來自埃及亞歷山大城的音訛[15]，也有學者認為是馬其頓亞歷山大大帝東征期間在中亞、西亞和北非廣大地區建立的諸多亞歷山大里亞城之一[16]334-335?！段郝浴の魅謧鳌穭t記載“大秦”即羅馬帝國“俗多奇幻，口中出火，自縛自解，跳十二丸巧妙”[17]860。印度也是一個魔術歷史悠久、技藝發達的國家，佛經中常以幻師、幻法譬喻以說明人生的虛無，如《雜阿含經》卷十載：“譬如幻師、若幻師弟子，于四衢道頭，幻作象兵、馬兵、車兵、步兵，有智明目士夫諦觀思惟分別。諦觀思惟分別時：無所有、無牢、無實、無有堅固。所以者何？以彼幻無堅實故?！盵18]

《拾遺記》卷二記載了印度幻術：

（周成王）七年。南陲之南，有扶婁之國。其人善能機巧變化，易形改服，大則興云起霧，小則入于纖毫之中。綴金玉毛羽為衣裳。能吐云噴火，鼓腹則如雷霆之聲?；蚧癁橄?、象、獅子、龍、蛇、犬、馬之狀?；蜃優榛?、兕，口中生人，備百戲之樂，宛轉屈曲于指掌間。人形或長數分，或復數寸，神怪欻忽，衒麗于時。樂府皆傳此伎，至末代猶學焉，得粗亡精，代代不絕，故俗謂之婆候伎，則扶婁之音，訛替至今。[1]506-507扶婁國應是天竺諸國之一，“或即是婆栗阇國。古無輕唇音，‘扶’與‘婆’音近，這從‘扶婁’訛作‘婆侯’即可得知；而‘栗阇’的快讀與‘婁’亦很接近”[19]30。扶婁國人“易形改服”“吐云噴火”“鼓腹則如雷霆之聲”、變大變小、變為犬馬之類都是幻術，即魔術表演。

《拾遺記》卷四還有一段關于印度幻術的記述：

（燕昭王）七年，沐胥之國來朝，則申毒國之一名也。有道術人名尸羅。問其年，云：“百三十歲?！焙慑a持瓶，云：“發其國五年乃至燕都?！鄙菩f惑之術。于其指端出浮屠十層，高三尺，及諸天神仙，巧麗特絕。人皆長五六分，列幢蓋，鼓舞，繞塔而行，歌唱之音，如真人矣。尸羅噴水為氛霧，暗數里間。俄而復吹為疾風，氛霧皆止。又吹指上浮屠，漸入云里。又于左耳出青龍，右耳出白虎。始入之時，才一二寸，稍至八九尺。俄而風至云起，即以一手揮之，即龍虎皆入耳中。[1]518

申毒國，即身毒國，亦即印度。這段文字也是當時中國人對印度幻術的記述，表演者應為印度東來的傳教僧人，而“指端涌出浮屠的幻術，可能是印度僧人的常技。這應該是幻術中所謂的‘藏挾之術’，利用服裝和其他機關藏掖物品，然而突然變出，讓人產生無中生有憑空生成的錯覺。而那些可以由小變大的青龍、白虎是折疊起來的，或者可伸縮的，隨時可以拉長變大”[19]31。

對現代人來說，魔術是一種奇妙的表演藝術，世人皆知其虛幻。但對古人來說，幻術就是神跡，其功能與影響遠非現代魔術所能比擬。魔術表演由此成為西域來華僧人傳教的一種手段，促進了佛教在中國的傳播。因此，對于受道教神仙思想影響的漢魏兩晉人來說，能夠展現“神怪欻忽，衒麗于時”“咒術衒惑，神怪無窮”幻術的域外國家也是近于神仙之地的存在，不可盡以夷狄視之，從一個側面體現了時人承認域外文明的觀念。

五、域外學術

《拾遺記》卷三記載了周靈王時期異域學者輔佐老子撰成《道德經》之事，突出體現了先秦至魏晉時人認可域外學術的觀念：

浮提之國，獻神通善書二人，乍老乍少，隱形則出影，聞聲則藏形。出肘間金壺四寸，上有五龍之檢，封以青泥。壺中有黑汁，如淳漆，灑地及石，皆成篆隸科斗之字。記造化人倫之始，佐老子撰《道德經》，垂十萬言。寫以玉牒，編以金繩，貯以玉函。晝夜精勤，行勞神倦。及金壺汁盡，二人刳心瀝血，以代墨焉。遞鉆腦骨取髓，代為膏燭。及髓血皆竭，探懷中玉管，中有丹藥之屑，以涂其身，骨乃如故。老子曰：“更除其繁紊，存五千言?！奔爸两洺晒ぎ?，二人亦不知所往。[1]514

張星烺認為此浮提之國“即浮圖國之轉音。浮圖即佛陀也”[7]100，此言甚是。況且，此浮提之國所獻“神通善書”者“乍老乍少，隱形則出影，聞聲則藏形”，顯然有印度幻術表演的痕跡。

佛教初傳中國之時，老子西行出關入胡為佛陀的傳說廣為流傳，如《后漢書·襄楷傳》載襄楷上漢桓帝疏中曰：“或言老子入夷狄為浮屠?！盵20]1082《三國志·魏書》亦載：“《浮屠》所載與中國《老子經》相出入，蓋以為老子西出關，過西域之天竺，教胡?！盵17]859-860《南齊書·顧歡傳》也載顧歡著《夷夏論》引道經曰：“老子入關之天竺維衛國，國王夫人名曰凈妙，老子因其晝寢，乘日精入凈妙口中，后年四月八日夜半時，剖左腋而生，墜地即行七步，于是佛道興焉?！盵21]老子化胡說，宣傳的是印度佛教源于中國本土道教，體現了傳統華夷觀的影響。而上引《拾遺記》所載浮提國之人“成篆隸科斗之字”“佐老子撰《道德經》，垂十萬言”，后在老子的要求下，“更除其繁紊，存五千言”，說老子所著《道德經》是在異域學者的幫助下完成的，與老子化胡說正相反。由此可見，當時中國人不僅認可域外文明的存在，而且還認為域外文明程度極高，道教典籍《道德經》中就蘊涵著外來文化，異域學術文化粲然可觀，與己國不相上下。

六、域外珍異

《拾遺記》中記述了諸多域外珍異物品，包括各種神奇的動物、植物、礦物等，從中也可以看出在先秦至魏晉時人心目中異域實為珍異薈萃之地，從一個側面體現了他們認可域外文明的觀念。如《拾遺記》卷一載：

堯在位七十年，有鸞雛歲歲來集，麒麟游于藪澤，梟鴟逃于絕漠。有秖支之國獻重明之鳥，一名“雙睛”，言雙睛在目。狀如雞，鳴似鳳。時解落毛羽，肉翮而飛。能搏逐猛獸虎狼，使妖災群惡不能為害。[1]499

“秖支”之國可能由“條支”（亦作“條枝”），即敘利亞王國演化而來。此國“重明之鳥”應是神化的鴕鳥。鴕鳥是世界上最高大的鳥類，古代分布于中亞、西亞、非洲地區，漢晉時人稱之為“大鳥”“大雀”“安息雀”等，如《史記·大宛列傳》載條枝“有大鳥，卵如甕”[13]3163，《漢書·西域傳》亦有同樣記載。漢武帝曾在泰液池造石鴕鳥，“池中有蓬萊、方丈、瀛洲、壺梁，象海中神山龜魚之屬。其南有玉堂璧門大鳥之屬”。顏師古注曰：“立大鳥像也?！盵4]1245東漢和帝永元十三年（101），安息王遣使獻“條支大鳥，時謂之安息雀”[20]2918。安息即帕提亞帝國?！短接[》載：“《廣志》曰：安息大雀，雁身，蹄似槖駝，色蒼。舉頭高八九尺，張翅丈余，卵如甕?！盵22]鴕鳥的眼睛與青蛙的眼睛比較像，眼大而突出，有上、下眼瞼，炯炯有神，《拾遺記》作者可能因此演繹出秖支國重明鳥“一名‘雙睛’，言雙睛在目”的記述。而重明鳥“狀如雞，鳴似鳳。時解落毛羽，肉翮而飛”的記述與鴕鳥的外形、叫聲、能力也很類似。鴕鳥軀干粗短，胸骨扁平，有一對已退化的短翅膀，沒有飛羽，不能飛翔，但奔跑能力極強，可騰空跳躍，沖刺速度很快，且其在迅速奔跑時要展開雙翅，以起到維持身體平衡及加速的作用。鴕鳥的叫聲響亮而重濁，堪比獅吼。在漢晉人眼中，鴕鳥屬于鳳凰之類的異域奇禽，其鳴叫聲自然也如鳳鳴，如東漢班昭所作《大雀賦》云：“嘉大雀之所集，生昆侖之靈丘。同小名而大異，乃鳳皇之匹疇。懷有德而歸義，翔萬異而來游?！盵23]此外，鴕鳥面對來犯之敵，還會張開翅膀嚇唬敵人，其粗壯的雙腿更是防衛武器，甚至可以致獅、豹之類猛獸于死地，這與《拾遺記》中“能搏逐猛獸虎狼，使妖災群惡不能為害”的記述正好可相互參看。

可以說，《拾遺記》中對于秖支國重明鳥的描述是對異域鴕鳥的美化乃至神化，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漢晉人認可域外文明的觀念。此類記載在《拾遺記》中比比皆是，如《拾遺記》卷二載周成王四年“旃涂國獻鳳雛，載以瑤華之車，飾以五色之玉，駕以赤象，至于京師。育于靈禽之苑，飲以瓊漿，飴以云實，二物皆出上元仙。方鳳初至之時，毛色文彩未彪發；及成王封泰山、禪社首之后，文彩炳耀。中國飛走之類，不復喧鳴，咸服神禽之遠至也”[1]505-506。由此亦可知，域外動植物往往被當做祥瑞攜至中國。

《拾遺記》中包含著先秦至魏晉人認可異域孝文化、歷法、耕織文化、幻術、學術等精神文化及物質文化的因素，總體上體現了當時人們承認存在域外文明的觀念。而這一觀念是在中外交通交流的背景下形成的。據研究，史前時期，中外文化就有互傳的跡象[24]。西漢武帝時期，隨著張騫兩次出使西域，陸上絲路全線貫通，同時海上絲綢之路也得以全線開通[25]，漢人由此獲得了大量異域遠國的信息。東漢時期，班超經營西域三十多年，確保了陸上絲路的貫通。永元九年（97），班超派甘英出使大秦（即羅馬帝國），而甘英最終抵達“條支”①。甘英西使雖未到達大秦，但擴展了漢人對西方極遠地區的認知，并增強了東漢與異域遠國的聯系，如《后漢書·西域傳》記載甘英西使之后，“于是遠國蒙奇、兜勒皆來歸服，遣使貢獻”[20]2910?！逗鬂h書·西域傳》還記載了羅馬帝國與中國通過海上絲綢之路的直接交往：“至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獻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盵20]2920雖然學者大多認為這些大秦使者是羅馬商人冒充的，“但這件事說明，羅馬人在掌握了印度洋航路以后，終于通過南海航道，與中國建立了直接聯系”[16]363。魏晉時期，中國與域外諸國仍然保持著密切的聯系。五胡十六國時期，由于動亂，陸上絲綢之路呈衰落趨勢，但前秦及河西走廊上的“五涼”割據政權憑其地理優勢，仍繼續保持與西域的往來，在中西交通交流中發揮了重要作用[26]。三國時期，羅馬商人曾到達江東地區，《梁書·諸夷傳》記載了黃武五年（226）孫權接見大秦商人秦論之事[27]。西晉武帝太康年間，大秦王也曾“遣使貢獻”[28]，表明中國和羅馬帝國仍有直接交往?？傊?，正是在中外比較頻繁的交往交流中，先秦至魏晉時期的中國人對于異域遠國的了解不斷增多，并逐漸形成了認可天下存在其他文明國度的觀念，豐富了中國傳統天下觀的內涵，《拾遺記》中的相關記述即可略見一斑。

注釋：

① 參見范曄《后漢書》（中華書局1965 年版）第2918 頁。此外，據考證，此“條支”非敘利亞王國，而在今波斯灣地區，參見張緒山《整體歷史視野中的中國與希臘—羅馬世界——漢唐時期文化交流的幾個典例》（劉新成主編《全球史評論》（第一輯），商務印書館2008 年版），第219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