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梭的立法者難題及其中國解決方案

葛 宇 寧

（河南理工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河南 焦作 454003）

盧梭是現代思想史上一個思想極為復雜的人物。他在思想創造方面是一個天才，但是他的思想也為后人留下諸多爭議和難題，立法者難題就是其中之一。人民是主權者，掌握著立法權，但盧梭卻要在人民主權的基礎上設計出一個獨立的立法者。這實際上也是現代民主國家立法實踐所遇到的難題：人民雖然名義上掌握著立法權，但是在金錢政治之下，立法權往往被一些金融寡頭、財閥集團所篡奪，成為謀取私利的工具。因此，研究和解決盧梭的立法者難題對人類未來社會政治發展具有一定的理論意義和實踐價值。

一、盧梭政治理論中的立法者

立法者問題貫穿于盧梭政治理論的始終，是其政治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

（一）立法者是盧梭社會政治理論的“救命稻草”

盧梭在生活中是糾結的，幾乎很少有平靜的時候，他的《懺悔錄》和《一個孤獨的漫步者》等都為此提供了詳實的說明資料。同樣，他在理論建構上也是如此。盧梭原本為自己的研究定下的原則是忠實于自己的思想指引，也即“真理”的指引，也就是其研究要如實反映其真實的想法和觀點。但是，社會生活是矛盾的，時時處處充滿著矛盾?，F實生活的矛盾反映在盧梭理論上，常常就表現為一種不自洽性，即其理論常常存在悖論。這種悖論當然也存在于他對立法者的論述上。一方面，盧梭宣揚人民主權，認為“立法的權力屬于人民，而且只能屬于人民”[1]64；另一方面，盧梭又不相信人民，認為人民缺乏洞悉公意的智慧和能力，“由于不知道什么是好的事物因而往往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的盲目的群眾，怎樣來擔負這一如此艱巨的一系列立法工作呢？”[1]43-44 由此就會造成兩個問題：其一，人民立法難免會出現錯誤，也即違背公意，從而難以實現立法的宗旨，導致社會政治的公平沒有保障，且缺乏穩定性；其二，人民既然無法立法，在某種意義上也難以識別什么是好的法律，由此人民需要被教育。這就是盧梭所說的“倒果為因”，也即“使本該是制度的產物的社會精神轉而超越在制度之上，使人民在法律出現之前就成為他們在有了法律之后才能成為的那種樣子”[1]47-48。解決這兩個問題，就需要引入一個新的社會政治主體，那就是立法者。

（二）立法者的職能

在盧梭的社會政治理論中，立法是非常偉大的事業?！耙獮槿祟愔贫ǚ?，簡直是需要神明?！盵1]44這是因為立法者面臨著極其艱巨的任務，承擔著十分重要的職能。

1. 立法者要塑造政治生活方式

盧梭通過立法者和偉大君主的對比向我們揭示了立法者這一職能。在盧梭看來，偉大的立法者是設計創造機器的工程師，而偉大的君主只不過是操作機器的工人[1]45。很顯然，立法者是締造者，他要創造一種政治體制和政治生活模式，君主只不過是按照這種政治生活模式塑造出來的“產品”。不是偉大的君主創造政治生活模式，而恰恰是政治生活模式創造某種模樣的君主。在封建專制政治生活模式下，只能產生專制的君主，乃至暴君；在現代民主政治生活模式下，即使在君主立憲體制下，也只能產生沒有實權、主要是象征意義的君主。

2. 立法者要塑造人民

在盧梭看來，“敢為一國人民立法的人，可以說他是自信有能力改變人的天性的”[1]45，立法者發揮著導師的作用。這猶如《愛彌兒》中盧梭與愛彌兒的關系，經過盧梭的長期教育，愛彌兒才適應社會政治生活。在此之前，為了保護愛彌兒，盧梭的教育設計是在愛彌兒與社會生活之間扎起籬笆：讓愛彌兒遠離父母，作為一個“孤兒”，單獨與老師生活在鄉間。盧梭認為，人性是可塑的，人民是需要成長的。不過在盧梭那里，不是任何一個民族都適合為其立法的，唯有處于青年成熟狀態的民族才適合；進入老年狀態的民族，已經“難以駕馭了”，其原因是習慣與偏見已經深深扎根，不但難以革除，甚至革除還會有危險[1]50；還處于童年時期的民族，可以接受一定的輔導和教育，待其健康成長到青年時期才可以進入法治生活模式。

（三）立法者的行動原理是公意

公意，是盧梭社會政治理論中的一個核心概念，同時也是一個最含混的概念，在不同的理論視域下，學者們看到的是其不同的面目[2]。社會學家把公意解讀為民情，也即把公意解讀為人民實際生活的狀況和意愿，尤其是習慣和風俗；政治學家把其解讀為公共利益，也即公意是區別于個人私利的政治共同體的公利；哲學家看到的公意是共同的善，也即共同的道德準則和福祉。更為關鍵的是，這些解讀在盧梭的文本中都能找到根據。在盧梭看來，公意更是立法者的行動原理，“立法者的首要任務是要使法律符合公意”[3]14。這和盧梭賦予法律的目的是密不可分的。關于法律的目的，盧梭有兩種論述：一種是保障人民的自由和平等；另一種是實現全體成員的幸福。而這些恰恰都是公意的實質內容。把公意作為立法者的行動原理，就需要立法者具有超然性，能夠不為私利所困擾。

（四）盧梭的立法者處于虛實之間

盧梭社會政治理論中設計的立法者是否能夠真實存在，也即是否可以真正在現實生活中找到這樣的立法者，從而把其理論貫徹到現實的社會實踐之中，對于這一點，不同的理論家有不同的看法。羅爾斯認為，盧梭的立法者是虛擬的，是一個巧妙的設計[4]。但是很多學者都把其作為一個實在的存在者來看待，畢竟盧梭自己就曾嘗試擔任這一角色，而且他還把古希臘和古羅馬的一些偉大的立法者作為這種立法者的榜樣和范型。這個問題其實反映了盧梭的糾結：一方面盧梭寄希望于偉大的立法者，一個近乎神明的存在，從而能夠解決其時代的困境和理論上的難題，締造出理想的共和國，確保人民的自由平等和幸福能夠實現；另一方面，盧梭也知道這種立法者在現實中很少見，甚至根本就不存在，他自己也不是。他在給科西嘉島的“制憲意見書”的開頭就指出：“你們要我制定一個適合于科西嘉的治理方案，你們的這個要求，等于是要我做一件難以做到的事?！盵5]這足以看出他在提供意見時的惴惴不安。通觀其給出的意見，他是十分謹慎的，其意見基本上并沒有太多實質性的內容。

筆者認為，盧梭的糾結在政治生活中是普遍存在的。這主要源自政治理論與政治實踐之間的張力，政治理論總是追求完美性、自洽性、肯定性；而把政治理論運用到政治實踐，其中有著太多不盡理想和不太確定的現實條件，以至于其最終結果總是要打折扣的。如若非要把完美的政治理論變成政治現實，就需要削足適履，就如同古希臘的“鐵床匪”達馬斯特斯那樣，不斷通過拉長別人身體或者砍掉別人身體的部分來適合他的床。因此，我們可以把盧梭的立法者放到虛實之間來理解。

二、盧梭的立法者難題

如前所述，在盧梭看來，人民是主權者，擁有當然的立法權；人民又難以立法，缺乏立法的智慧和能力。為了補救其理論缺陷，他創設了立法者來解決問題，認為立法者擁有高超的智慧，能夠洞悉公意，同時又具有超然性，能夠避免私利的困擾。但是，這里又引發出一個更大的問題，那就是人民和立法者關系的統一問題。具體而言，立法者不是人民本身，它不是主權者，不是國家的任何一個部門，如何確保其立法的合法性？也即如何論證立法者制定的法律正是人民自己想要的法律或者說立法者制定的法律就是人民自己制定的法律？

（一）盧梭不信任人民能夠立法的根據

在盧梭的身份界定上，無論他的敵人還是他的朋友都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都承認盧梭是平民階級的代表。無論是從其出身還是從其思想宗旨看，他都是平民階級的代表。他倡導人民主權，為人的自由平等而立論，他把實現全體人民的幸福奉為立法的宗旨來追求；同時，他把立法權也賦予了人民。但是，不可思議的是，在盧梭看來，人民并不適宜立法，也不能制定出符合事物本性的法律。那么，盧梭的理論根據是什么呢？顯然，對照立法者的特質來看，人民在立法上存在以下困境。

1. 人民沒有高超的智慧

立法需要高超的智慧，而作為眾人集合的人民并不具有這一智慧。在盧梭看來，作為普通的個人，其才智往往是平庸的，即使集合起來也不會產生質變；而立法要考察事物的本質，反映自然關系，“法律只不過是在保障、伴隨和矯正自然關系”[1]60。這里的“自然關系”同樣令人費解，盧梭不贊同孟德斯鳩把法律的本質視為源于事物本質的必然關系，不太贊同自然法，但有時候卻認為“正義的法則應以自然法為準繩”[3]7。如此一來，按照盧梭對法律本質的判定，這里的“自然關系”一方面可以理解為“公意”，另一方面就是“民情”，也即社會生活的真實情況。而把握這兩點都需要一定的智慧，就連偉大的君主彼得都無法做到，更何況普通人？在盧梭看來，彼得不了解俄國人民的“公意”和“民情”，因此他要把他們培養成德國人或英國人卻不是俄國人，最后只能以失敗而告終。

2. 人民難以超然于私利之外

盧梭的思想中有一個觀點，那就是那個時代的人墮落了，不如古典時代（古希臘、古羅馬的“黃金時代”）的人民那樣心系公意，他們充滿著貪欲，尤其是對金錢的渴望，人人都是功利主義的信徒，都是自私自利的人，由此造成“個人知道什么是幸福，但往往把幸福輕易失去”[1]44?！皞€別意志由于其本性而總是傾向于偏私，而公意總是傾向于平等”[1]29?！捌健迸c“公意”在本質上是相違的，由“偏私”出發很難走向公正。在這一點上，有些學者做出了過度詮釋，認為盧梭那里存在著一個偏私與公正的辯證法，即公正出于偏私[6]。這顯然是對盧梭做了羅爾斯式的解讀。須知，羅爾斯為此設定了條件，那就是“無知之幕”，通過“無知之幕”的遮擋消除了人們對自身道德觀念以及實際處境的感知后，他們的“偏私”本質上才是一種“公正”，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盧梭這里并沒有類似的設計。

3. 人民容易被誘惑和欺騙

在盧梭看來，人民是單純的、善良的，但“人民往往會受欺騙”[1]32。一方面，個別意志的偏私性，使其容易被短期利益所誘惑，如被金錢、政客的福利承諾等所誘惑；另一方面，政客們善于花言巧語，單純的人往往被其蒙蔽雙眼、看不到事情的真相。盧梭對雅典晚期的政治就十分不滿，認為此時的政治已經淪為政客們的工具，能說會道者利用花言巧語很容易欺騙人們，從而謀取自己的政治地位和政治利益。

4. 人民缺乏表述法律的能力

法律是一種規范，無論它是對自然關系的反映，或是被發現的公共利益，都要被表述出來，這就需要立法者具有較強的表述能力。這種表述能力建立在三個基礎之上：其一，豐富的語言能力，尤其是法律專業的語言運用能力；其二，一定的邏輯能力，能夠把各種條款組成一個邏輯體系；其三，一定的理論知識儲備。盧梭多次贊嘆普通人的純樸，贊嘆普通人保持著樸素的情懷，但是他接觸的各種普通人，尤其是底層的人們由于受制于貧困基本上沒有接受過什么教育，在他看來這些人根本不可能具備表述法律的能力。

（二）立法者制定的法律如何轉化為人民自己的法律

在盧梭的社會政治理論中，立法者是一個獨特的存在，“他的工作是獨特的和超然的，與人世間的任何其他工作都沒有共同之處”[1]46。顯然，立法者不屬于人民的范疇，至少他不是人民、不同于人民，而是獨立于人民之外。但一個外在的立法者從邏輯上又不能為盧梭理論中的人民立法，因為這相當于給人民弄了一個“先知”或“上帝”，人民之上就多了一個“統治者”，這會破壞人民的主權地位。另外，盧梭的社會自由觀也無法容忍這種立法者的存在。盧梭的自由是法律之下的自由，“人生來是自由的，但卻無處不身戴枷鎖”[1]4，但是如果這“枷鎖”或者限制是人們自愿接受的，是為了限制自身的沖動和任性而戴上的，人依然是自由的，而且是有保障的自由?！皢斡胸澯臎_動，那是奴隸的表現，服從人們為自己制定的法律，才有自由?！盵1]25也就是說，人民自己為自己立法，人民服從自我的立法，才是自由的。

如此，在盧梭的理論中，就需要設計出一個把立法者制定的法律轉化為人民自己法律的機制，但他的理論中缺失了這個環節。究其原因，應該是盧梭不認為這是一個問題。在盧梭看來，他設定的立法者制定的法律就是人民自己的法律，因為立法者的行動原理就是公意，立法者制定的法律所表述的就是公共利益，他只是運用自己的智慧去認識公意，出于一種公正之心把公共利益表述為法律；立法者制定的法律與人民的法律本質上是一個東西。這體現出盧梭對立法者的極度信任。但這引出兩個問題：其一，這種立法者不容易尋覓；其二，在現實的政治運作中，這種立法缺乏程序合法性。立法者和人民作為兩個主體性存在，立法者制定的法律轉化為人民的法律必須有一個人民認可或者批準的程序，否則就是程序不合法。

在現代西方民主立法中，立法權在名義上屬于人民，其立法奉行主權在民的思想，而且人民通過直接或者間接的方式行使這一權利：直接行使，如訴諸全民公決；間接行使，主要是通過代議制，如議會來行使。但是，無論是全民公決還是代議制，法律議案的制定往往都是由個人或者某個團體首先提出來的，人民最后通過一個批準程序使其轉化為自己的法律，這在形式上算是彌補了盧梭政治理論的程序缺陷。

三、盧梭立法者難題的解決

（一）西方政治理論與實踐對盧梭立法者難題的虛假解決

盧梭的立法者難題雖然在其理論中不是那么明顯，并且他通過循環論證的方式對其理論進行了補正，也即把公意視為立法者的行動原理，但是這一理論一旦付諸實踐，問題就會十分突出，會將其立法者制定的法律置于尷尬的境地，也即成為非法的東西。如何化解這一問題？這在西方政治理論與實踐中都有所嘗試。

從理論上進行嘗試的是羅爾斯。羅爾斯在《正義論》等論著中曾關注到這一問題。羅爾斯化解這一問題的理論路徑大致可以描述如下：原初的訂約人就是人民自己，他們不需要充滿智慧，恰恰就是不擁有道德觀念、也不知道自己真切處境的“無知者”，才可以參與訂約；這些訂約人在無知之幕下挑選了或者說制定了社會的原始契約，即社會正義的基本原則，為憲政的確立提供了根基。如此，后來的立法者，即使恢復了道德觀念和智慧，且知道了特定處境，但只要遵守最初的約定，就能確保整個社會政治制度基本上是公正的?！罢x的基本結構保證了我們可以稱之為背景正義的東西?！盵7]但是，這既不符合實際情況，也難以實踐。因此，羅爾斯只是在理論上初步解決了人民和立法者不統一的問題，為解決盧梭的立法者難題提供了一種理論上的可能。

西方民主立法通過全民公決或者議會審議批準彌補了盧梭立法理論在程序上的缺陷，使立法者制定的法律轉化為人民自己的法律，實現了其立法活動的合法化。但是，這僅僅是形式上的。全民公決比較罕見，此處不作分析。我們僅以西方的議會立法為例說明我們的觀點。西方民主國家的政治架構一般是三權分立，其中，立法權屬于議會，行政權屬于政府，司法權屬于法院，三權相互制衡。雖然，這種民主政治理論上奉行人民主權學說，但是實際上人民卻是無權的。西方的民主在本質上是金錢民主，議員的選舉是一種金錢選舉，屬于有產者的游戲。廣大的下層民眾基本上是沒有機會成為議員的。另外，議會在立法中，往往并不是服從大眾的利益、公共利益的：其一，利益集團對立法具有較強的干涉作用，美國就是這樣一個典型的國家，它的利益集團超過10 萬個，國會就是這些利益集團博弈的主戰場；其二，議會的議員也有出售立法保護的需要，通過出售手中的立法保護，與那些在資金和投票上支持自己選舉獲勝的人或團體達成一定的“交易”。因此事實上，美國的立法權并不真正掌握在人民手中，人民只是形式上的主權者和立法者，真正的立法權掌握在各種金融寡頭和金融財閥的手里。盧梭所擔心的人民無法真正立法，在后來的西方民主政治實踐中得到了應驗。也就是說，西方的這種民主政治實踐，并沒有從根本上解決盧梭的立法者難題。

（二）中國的立法實踐對盧梭立法者難題的初步解決

相對于西方立法，中國的立法實踐卻從實質上初步解決了盧梭的立法者難題。中國的立法既能保證人民成為真正的立法者，又能保證人民制定的法律符合公意，同時還能把盧梭設想的立法者化作一種真實的存在，實現其與人民作為真正立法者的辯證統一。

1. 中國共產黨是立法事業的領導者

“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盵8]很顯然，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立法事業的領導者，黨領導人民制定憲法和法律。中國共產黨對立法事業的領導主要是一種政治領導，這種政治領導確保立法事業能夠沿著正確的軌道運行，反映人民的利益和要求，正所謂“推進全面依法治國，根本目的是依法保障人民權益”[9]。此外，黨對立法事業的領導還體現在頂層設計上，即黨通過繪制立法藍圖推進立法事業的發展。

中國共產黨對立法事業的領導之所以能夠確保立法反映公意、避免出現西方立法那種淪為某些利益集團工具的局面，其根本原因就在于黨沒有自己的利益，黨把保護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為自己的根本追求，黨的宗旨鮮明地體現了這一點：“中國共產黨始終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與人民休戚與共、生死相依，沒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從來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團、任何權勢團體、任何特權階層的利益?！盵10]由于黨和人民在利益上的同一性、一致性，因此兩者在意志上也是統一的，憲法和法律正是黨和人民意志的集中體現。黨領導立法，但是黨又不直接立法，立法權在于人民。我國憲法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立法權也不例外，“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行使國家立法權”。在我國，人民是立法權的真正主體，作為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先鋒隊的中國共產黨，以集體的智慧能夠增強人民在立法上的智慧和能力，這就免除了盧梭的擔憂。

2. 中國共產黨的主張來自人民

雖然中國的立法權在人民手中，中國共產黨不直接進行立法，但在實踐中，中國共產黨又承擔著盧梭設計的立法者角色，黨不斷把自己的主張上升為國家意志、變成法律。習近平曾多次指出，要“善于使黨的主張通過法定程序成為國家意志、轉化為法律法規，推進黨的領導制度化、法治化、規范化”[11]4。在實踐層面，中國共產黨不斷地提出立法建議，這些立法建議就是黨的主張。但是，如前所述，我們黨沒有自己的私利，黨的意志和人民的意志是統一的，中國共產黨來自于人民、植根于人民。因此，黨的主張在本質、本源上又來自于人民。之所以這樣講，是因為黨執行的是“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群眾路線。這就決定了我們黨會不斷關注人民的愿望和要求，把人民的愿望和要求變成黨的主張，然后再通過立法程序把黨的主張變成國家的意志，從而確保人民的愿望和要求得以實現，“堅持法治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護人民”[12]。

3. 中國共產黨是人民法治精神的培育者

在盧梭的立法者理論中，立法者還承擔著一項使命，那就是塑造人民、培育人民的法治精神和法治意識。很顯然，人民法治精神和法治觀念是建立法治國家的基礎，更是科學立法的保證。毋庸諱言，在悠久的歷史長河中，我國缺少法治文化的土壤，長期奉行的是人治。因此，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培育人民的法治精神和法治意識，可謂意義重大、任重道遠。中國共產黨正是這一責任的自覺承擔者。對此，習近平強調：“法治的根基在人民。要加大全民普法工作力度，弘揚社會主義法治精神，增強全民法治觀念，完善公共法律服務體系，夯實依法治國社會基礎?！盵11]7

中國共產黨培育人民法治精神的主要途徑就是法治宣傳教育，這也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群眾路線的具體體現。黨的二十大報告要求全黨：“深入開展法治宣傳教育，增強全民法治觀念?！盵13]如果從1985 年中共中央宣傳部、司法部出臺《關于向全體公民基本普及法律常識的五年規劃》算起，這種普法宣傳事業已經進行了30 多年，取得了巨大成就，法治觀念日益深入人心，為順利完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事業打下了良好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