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賽亞·伯林對馬克思的批評及其局限

李 娉

（北京師范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北京 100875）

以賽亞·伯林（1909―1997）作為20 世紀西方最具影響力的自由主義捍衛者和復興者，在其整個學術生涯中都非常關注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伯林30 歲時就出版了著名的《馬克思傳》，從學術的角度對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給予了評價，有學者指出，正是“他使得從一個不同的角度審視馬克思成為可能，甚至值得尊敬”[1]330?？偟膩碚f，伯林對待馬克思的態度是復雜的，他既敬佩馬克思的天才和偉大，又批評馬克思的思想氣質和部分觀點。研究以賽亞·伯林對馬克思的批評，既可以讓我們了解西方學界對馬克思具有代表性的批評性觀點，又能使我們在對這種批評的回應中加深對馬克思思想的認識。

一、一個令人生畏的人：伯林眼中的馬克思

伯林在研究思想家的思想時，不單純地專注于對思想家思想的闡釋，而同時將思想家的性格特征也展現出來，他有意識地要“為自己筆下的男人和女人的個性畫上一幅肖像”[1]9。因此，我們在閱讀伯林關于某位思想家的文字時，能夠感到這位思想家的形象也躍然紙上。那么，在伯林眼中，馬克思到底是個什么樣的人呢？

（一）一個意志堅定、專橫獨斷的人

在伯林看來，馬克思完全缺乏作為一名偉大人民領袖或者煽動者的特質，從性格上來說，他更多是一位理論家和知識分子。而與其他理論家或知識分子不同的是，馬克思對自己的理論充滿自信、對自己的目標堅定執著。對此，伯林說：“19 世紀涌現了眾多著名的社會批判家和革命者，這些人與馬克思相比并不缺少創新、暴力和固執，但是沒有人能如他那樣執著堅定，那樣全心全力地將自己一生中每一句話和每一個行動都變為朝向一個專一、直接、實際的目標的手段，對此而言沒有什么是太過神圣而不能犧牲的?！盵1]21伯林認為，馬克思堅信一個有秩序、有紀律、能自我指導的社會注定要在當前世界不可避免地毀滅之后產生，而他要做的就是，通過實際行動來加速這個崩潰過程，以便縮短結束前的最后陣痛。因此，“即便在反革命的最黑暗的歲月里，他對自己事業的最終勝利從未失去信心”[1]244。在指出馬克思意志堅定的同時，伯林認為馬克思也是一個專橫獨斷的人。伯林評價馬克思說，“他總是感覺自己生活在一個充滿敵意、粗俗鄙陋的世界中”，“在他看來，他所遇到的大多數人不是蠢蛋就是馬屁精，對于他們，他公然帶著懷疑或輕蔑的態度”[1]5。伯林認為，這早在馬克思擔任《萊茵報》主編時就已體現出來?！八麑ψ约簣笊绲墓芾硗度氪罅烤?，對異于自己的想法毫不容忍，他專橫的性格早在這項冒險事業之初便已顯露，他的手下也迫于無奈，只得任由他隨心所欲，按他自己的想法寫作文章?！盵1]81馬克思從不主動讓步，也不要求對方讓步，拒絕任何形式的妥協。不過，伯林也承認，如果說馬克思在大庭廣眾之下表現得十分專橫、強勢，那么在讓他感覺十分安全的家人和朋友組成的親密小圈子里，他還是很體貼、很溫和的。

（二）一個憤世嫉俗、好斗爭勝的人

在伯林看來，馬克思終其一生都對他所生活的社會充滿了毫不妥協的敵意和與日俱增的憤恨，對同時代那些不能正確看待和評價所處時代重大問題的人們，他都充滿了毫不隱瞞的嘲諷和蔑視。這更增加了他與生俱來的無情與好斗。馬克思發起了一場迄今以來對資產階級社會最為徹底、最為全面的指控，“構成了有史以來最令人生畏、最持久、最精心的一次針對整個社會秩序的控訴……”[1]23在這場針對資產階級社會的指控中，馬克思成了一名與眾脫離的、激烈敵對的人，就像早期的基督徒一樣，或者像一名法國的忿激派分子，隨時準備大膽拒絕這個世界所存在的和代表的一切，把其理想稱為一無所值，把其美德稱為惡行，只因為它們是資產階級的，就必須被譴責、被完全地、永久性地摧毀。伯林指出，馬克思一生只與少數一些人維持著較為親密的關系，而與其他社會成員大多相處得很不愉快?！白鳛橐幻娙宋?，他性格中的嚴苛、好斗、嫉妒、想要擊垮所有對手的渴望，隨著年歲俱增；他對自己所處的這個社會的憎惡也越來越強烈，他與這個社會的個體成員之間的交往也越來越難?！盵1]205但不管怎樣，伯林仍然承認馬克思“盡管自大、自負、好斗、傲慢，但在受到病魔、貧困和無休止的斗爭困擾的四十年中，依然在我們面前呈現出了一個異常完整、積極自信的形象”[1]36。

（三）一個不動感情、實際理智的人

在伯林看來，馬克思是一個不帶多少感情，甚至有些冷漠的人，他缺乏心理洞察力，對個人、對精神或心靈狀態沒有什么興趣，“痛恨一切形式的浪漫主義、情感主義和人道主義”，“對知識分子的花言巧語和情感主義極為厭惡”[1]5。伯林指出，凡是加上馬克思名字的那些聲明、信仰宣言和行動章程，都很少提到道德進步、永恒正義等詞匯，因為他認為這些詞匯言不由衷、毫無用處，只代表著思想上的混亂和行動上的無能。馬克思天生有著強大、活躍、實際、理智的頭腦，“和自己同時代的偉大思想家們不同，至少在他自己看來，他是訴諸理性的，訴諸實用知識，指責知識上的惡行或盲目，堅持認為，人們為了懂得如何擺脫自己深陷其中的混亂，所需要的一切就是理解他們所處的真實環境；他相信，對人們所處的社會中力量制衡情況的正確估計，將會預示著合乎理性追求的生活形態”[1]8。馬克思對資產階級社會秩序的指責，不是訴諸抽象的理想或者公平正義，而是訴諸歷史發展規律。按照歷史發展規律，一個階級在追求自身利益時要剝削、壓迫另一階級必然會出現在某個特定歷史發展階段，而隨著社會歷史的發展，壓迫者在完成自身使命時必然要退出歷史舞臺。這促使馬克思堅定不移地朝向自己的目標，并在朝著目標前進的過程中根絕一切懦弱與猶豫。沒有什么能像懦弱一樣激起馬克思的憤怒，每當他提到懦弱時總是帶著一種怒發沖冠、毫不留情的語氣，這“開了那種嚴厲的‘唯物主義’風格之先河”[1]320。個人的自我反思、情感或道德上的磨難、精神上的危機等都被馬克思視為不負責任的自我放縱和墮落，“這種對個人情感的嚴格不妥協，以及對自我犧牲的紀律的宗教般的堅持，被他的后繼者們發揚光大，也被他在各個國家的敵人所模仿”[1]320。

（四）一個心懷仇恨、尋求認同的人

在伯林看來，馬克思的猶太血統對他產生了至關重要的影響。在馬克思一生的大部分時間里，“他都躲不開社會主義和激進派同伙的反猶主義嘲笑……”[2]28伯林指出，馬克思一生同猶太人只有過一次接觸，只有一次提及自己的出身，“除此之外，他對猶太人的態度是毫不妥協的敵視”[2]329。身為猶太人的馬克思始終覺得自己是個局外人，他在自己所處的社會中得不到認同。為此，他渴望讓自己認同于一個沒有經受過他那些特殊傷害的群體。正是這種尋求認同、確定個人身份的人格需要，最終讓馬克思認同于一個理想化的無產階級，他們同他本人的出身相距甚遠，他是一個完美的人類社會的繼承者。與此同時，馬克思把這種深藏已久的壓抑爆發為一種猛烈洶涌的仇恨，他把猶太人等同于資產階級，向他們發起攻擊；他向統治體制揮動拳頭，宣布資本主義的厄運。伯林認為，如果說馬克思用他那義憤仇恨、犀利無比的眼光看透了他那個時代資本家的思想和活動，那么“當他談論無產階級時，他所談論的并不是真實的工人，而是抽象的人類，有時甚至僅僅是義憤填膺的他本人”[2]334。

二、一個巨大的虛構：理性主義形而上學體系

伯林深入分析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認為馬克思主義建立在一個自我證明的理性主義形而上學基礎之上，虛構了一套偉大的、包羅萬象的支配模式，造成了對復雜的、多樣的人類經驗的“可怕的簡化”。

（一）伯林指出馬克思自始至終都是一名理性主義者

伯林認為，馬克思之所以把“烏托邦式的”學說斥之為社會主義荒謬的、無法實現的形式，是因為他認為他的“科學社會主義”是從具體事實中依據科學的分析和預測推演出來的，代表了由理性所指明的人類必將進入的下一個發展階段。在伯林看來，馬克思真誠地相信，一項事業之所以值得追求和戰斗，惟一的理由就是它代表了理性人的社會前進方向。就此而言，馬克思堅信，無產階級通過革命取得勝利是不可避免的，這是由理性所揭示出來的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必然規律。理性人之所以應該追求這一事業，就是因為它的必然性。伯林認為，馬克思把現實理解為一個單一的理性體系，相信人類所有問題都可以解決，認為“所有真理從原則上說都是能夠被理性的思想家發現的，并且能夠被清楚地證明，其他所有理性的人也不可能不予接受……理性的人會尊重存在于彼此之中的理性，而完全缺少相互斗爭或控制的欲望”[3]94。因此，當人類與社會都變得理性起來時，人們就會停止互相毀滅、彼此爭斗，轉而聯合起來按照理性去征服環境、滿足需要，到那時所有人類的目的都可以和諧一致、得到滿足，而在一個完全由理性者組成的社會中，對別人的控制欲將不再存在或變得無效。在伯林看來，馬克思這是把多樣化的人類現象塞入了一個簡單的理性圖式中，是對現實的簡化和虛構。

（二）伯林指出馬克思主義建立在一個巨大的“一元論歷史觀”假設之上

這個假設是馬克思從黑格爾和古典哲學那里繼承來的。在伯林看來，馬克思的理論框架是黑格爾式的，他“承認人類歷史就是一個不會重復的、遵循已知規律的發展過程。這一過程的每個時刻都是全新的，因為它具備新的特征，或者具備已知特征的全新組合特點。它雖然是獨特的，也是不可重復的，但還是緊緊跟在前一個階段的后面，如同那個階段從再前面階段發展過來一樣，都遵循著同樣的規律”[1]138。伯林指出，在很大程度上，有兩種關于社會歷史的概念，一種支持多元論和百家爭鳴，允許沖突存在；另一種則認為健康依存于統一、和平，依存于對一切不一致的消除，只有一個目的或一系列不沖突的目的才是理性的。持后一種立場的有柏拉圖和斯多葛派、中世紀經院哲學、斯賓諾莎與愛爾維修、盧梭與費希特以及古典政治學理論的支持者。伯林認為：“馬克思終其一生都是這種傳統的忠實信徒，他對內在于社會發展的矛盾與沖突的強調，只是不間斷的人類進步主題的一個變奏，人類被構想成致力于理解和控制自身及其環境的存在物?！盵4]34馬克思把歷史的發展看作一個不斷進步的客觀過程，歷史被包含在一個單一的、無所不包的宇宙“圖式”中，被賦予一個唯一的目的，執行著一個唯一的計劃。在伯林看來，馬克思過度夸大和強調歷史的相對性和所有社會問題的暫時性，寄希望于發現一個最終的解決方案來一勞永逸地解決所有問題。這種將極其多樣化的人類經驗歸結為一個單一發展模式的觀念終究是虛妄的。

（三）伯林指出馬克思主義是一種典型的目的論

伯林認為，馬克思與黑格爾一樣，都認為人類歷史、宇宙進程包含著一個最終的目的。作為人，就是要理解自己和生活于其中的環境，理解所有這些之上的階級結構以及自己與階級結構的關系。以此，人就可以確定自身在歷史進程中所應扮演的角色和應承擔的使命，從而努力去實現那個終極的、客觀的、不變的目的。伯林指出：“這種態度把這一點視作理所當然：解釋一件事物——描述它‘真正’是什么，甚至為它下一個比口頭定義更深一點的定義——就是發現它的目的?！鶕@個觀點，說事物或人存在，就是說他們追求目的；說他們存在或真實，卻缺少字面意義上的目的，這種說法并不是錯誤的，而是自相矛盾的，因此是沒有意義的?！盵3]105人在馬克思那里，是“被歷史的、社會的和物質—自然的因素的交互作用塑造成他現在的樣子，他們的價值被歷史設定的任務所決定，而歷史為任何理性的生物都設定了同樣的一些社會目的，這些目的是他們的理性本質所必然要具備、理解和為之奮斗的”[4]139。更進一步，馬克思又把人理解為階級的一員，階級這個“非個人的”“超個人的”“高于個人的”實體或“力量”決定著人和歷史?；诖?，階級比個體更有智慧，階級組成的大的社會比個體更具有目的性，個體的生命只是這個大的目的的小碎片。因此，個體的最明智選擇就是作為階級的一員，發揮作為階級整體的必然演進的一種“功能”。伯林認為，目的論從根本上是反經驗的，是一種形而上學的態度，它既不能被經驗所證實，也不能被經驗所駁斥。

三、一個巨大的反諷：自由及其背叛

伯林關于自由的兩種區分非常著名，他把自由分為消極自由和積極自由。消極自由追求的是“一個我在其中不受阻礙的空間”，積極自由追求的則是“一種自我導向或自我控制”。在伯林看來，馬克思所追求的顯然是積極自由。但是伯林認為，馬克思的理論體系卻是反自由的，造成的理論后果是對自由的背叛。

（一）伯林指出馬克思的學說中有一種大膽而驚人的絕對威權和進化式道德的混合

伯林認為，馬克思最為原創、最具影響力的結論是實踐與理論統一的學說。按照這一結論，一個人所做的就應該是他所相信的，實踐與信仰是一回事，理解與行動是統一的。由此又導出一個結論就是價值與事實是不能分開的，價值判斷本身就是行動，發現真理就是應用真理。正是把事實與價值混為一談，導致人的價值被歷史設定的任務所決定?！案鶕@種觀點，人類的終極目的就是按照自己不受束縛的理性去自我決定的自由，因此進步就被等同于某一部分人類的勝利，例如無產階級，這部分人被看作理性發展的惟一執行者；因此可以得出他們的利益壓倒一切的結論——他們代表全人類的利益?！盵4]139由于在階級斗爭消失之前，不可能存在普遍的、共同的人類目標，因此沒有什么東西是絕對神圣而不可改變的。伯林認為，正是這一點讓那些發現馬克思主義立場缺乏道德或有些專制的人感到惱火，因為他們并不真的相信價值只是變化著的具體環境的功能，也無法接受以無產階級的利益來扮演羅盤的角色。伯林說：“進化的相對主義是馬克思思想的一個內在因素，無論是早期還是晚期?！隈R克思的學說中都有一種大膽而驚人的絕對威權和進化式道德的混合：人在征服自然的斗爭中改變了自然，改變了自己及其價值；但是那些指導斗爭與掌握新價值的人（也即共產主義政黨，或者它的領袖，那些只有他們才充分理解歷史發展趨勢的精英）所宣稱和要求的東西，絕對屬于他們自己的時代?！瓘倪@個角度看，真理存在于一個時代最進步人士的觀念里：他們是那些事實上把自己的利益與當代最進步的階級的利益聯系起來的人?！盵4]143伯林認為，把真理和權威與一個可確認的人類團體聯系起來，這是從未有過的?！榜R克思劃時代的舉動，就是用歷史的運動取代了教會的上帝：把一切都壓在上面，確定它的權威解釋者，并以它和解釋者的名義發出絕對命令?！盵4]143以這種方式，馬克思本意追求積極自由的理論學說，就一步步地轉變為一種服從柏拉圖式的守衛精英指導的極權國家理論，個體必須服從那些“理解人的命運如何被造就的人”，而這樣一些人往往就是宣稱把握了歷史前進方向的黨的最偉大、最聰明的領袖。

（二）伯林指出馬克思主義學說導致某些人成為被犧牲者

伯林認為，在馬克思看來，歷史發展的根本動力是階級斗爭，在資本主義時代，無產階級由于被剝奪了一切生產資料和勞動產品而成為最低的階級，他們的階級利益，就是全人類的利益。伯林指出：“馬克思最大膽的，在政治上也是最有決定性的一擊，是把一個階級等同于人類本身?！盵4]147由此引出一個非常重要的結論和預言，即“所有其他的階級都是歷史的產物，注定要和它們的時代與情境中的特殊利益一起消亡，無論它們看上去是多么的永恒和不變”[4]147。這使得馬克思為那些心懷不滿的人找到了斗爭的對象，即資產階級剝削者，由此開啟了一場圣戰。而要贏得這場戰爭，就必須采取強制行動，通過革命奪取政權，敵人才會被摧毀。伯林認為：“馬克思獨到的成就是把人類分為兩個世界，其分裂程度之深也許是自基督教與異教徒的對立以來僅有的?！盵4]150這導致不可能存在某些所有人類都共有的價值，也不會有什么真正意義上的交流，在階級社會里不可能存在妥協。馬克思的觀點破壞了人類聯合的可能，也削弱了擁有不同世界觀和信仰的人爭論交流的可能性，意味著那些被歷史詛咒的階級只能遭到毀滅。伯林指出：“這種把人分為被拯救的（且其中大部分會）和不可拯救且必然滅亡的（其中大部分會）兩部分的新加爾文式的區分，是新穎的和有些駭人的?！盵4]155馬克思的學說界定了敵人，證明了對那些其“被消滅”對全體人類有利的人發動圣戰的合理性，它迄今釋放出的攻擊力和破壞力，只有瘋狂的宗教運動才可與之匹敵。

（三）伯林指出馬克思的學說取消了個人責任、自由選擇

伯林認為，在馬克思看來，決定人的行為的大多數因素都是超出個體控制范圍的，只有階級的“結構”與“演進”才是（因果性地）起作用的。這種深刻的目的論和決定論表明，個人責任的觀念、自由選擇的觀念只是一種錯覺、一種幻想。如果世界歷史起因于某些可以識別的力量的作用，那么，就必然要根據這些力量的演化對所發生的事情進行解釋。于是就會產生這樣一種傾向，并不是個體，而是更大的實體，要負最后的“責任”。一個人生活在一個特殊的時期，被拋入一個特殊的環境中，他的所作所為、據以指導其生活的價值，是已被決定的、給定的，個體責任、自由選擇變得沒有意義。隨著我們對宇宙認識的深化，當我們意識到我們只是更大的“有機整體”的要素時，我們用有序系統中每個人都獨有的、對他來說是神圣的成員感，代替了自由與獨立感?！拔覀兪擒婈犞械囊幻麘鹗?，從而不再遭受孤獨的痛苦與懲罰；這是一支長征中的軍隊，其目標是設定的而非我們所選擇的；懷疑為權威所窒息。知識的增長帶來了道德負擔的減輕，因為如果力量在我們之外、之上運作，聲稱我們對其活動負責或自我責備未負起這個責任，便是個狂妄的假設?！盵3]129在伯林看來，這種學說使得個人責任、自由選擇成了一種高貴的錯覺，它通過否認其實在性擺脫道德困境，通過把我們的目光移向更大的整體放棄對責任的承擔，以此來消除負罪感和悔恨感，從而覺得心安理得。伯林認為，馬克思讓宇宙成了一所監獄，選擇的必然性與巨大的痛苦從此消失。

四、局限與啟示

由上可知，伯林從人格到思想、從理論到實踐都提出了對馬克思的批評與質疑。我們認為，伯林的批評與質疑具有很大的偏頗與謬誤。

（一）伯林批評的局限

首先，就馬克思的人格來說，伯林給我們展示的是一幅令人生畏的“復仇者”形象。但事實上，無論是從馬克思的家人，還是朋友、戰友，甚至他的敵人口中，我們都可以得知馬克思絕不像伯林筆下那樣不近人情、刻板生硬。比如，馬克思的女兒愛琳娜就曾評價他說：“他對家里的人，對朋友、熟人，都一樣親切友愛?！盵5]206在朋友和孩子眼中，馬克思“永遠愉快樂觀，善于詼諧取笑”“愉快活潑、幽默風趣、親切友愛”“喜歡交際”。弗蘭契斯卡·庫格曼在回憶他的父母與馬克思的愉快交往中指出，在母親的眼里，馬克思“是一位精神愉快、舉止文雅的紳士”[5]338。馬克思一生有過眾多的朋友、戰友，他在倫敦的家經常成為各國流亡者、工人運動領袖、新聞記者等聚集的地方。威廉·李卜克內西說：“馬克思的房子像一個鴿子籠，流浪或逃亡的各式人物都在這里進進出出，像一群大大小小的動物。但它也很自然地成了那些已定居下來的同志們的中心?！盵5]17愛德華·伯恩施坦在回憶他第一次拜訪馬克思的情形時說道：“他那深色的眼睛中流露出友好的微笑，言語中飽含著溫暖的感情?！盵5]331威廉·布洛斯在回憶馬克思時指出：“包括資產階級民主派在內的廣大階層，根據反動派和自由派報刊的庸俗描繪，總是把馬克思想象成為一個極其狂熱、令人討厭和狂妄自大的人，說他對什么都諷刺一番，而且總是尖酸刻薄、冷嘲熱諷?！盵5]324但事實上，“他的基本特征是和藹可親、開朗快活”，“他偉大，但又異常謙遜寬厚”，“他有非常鮮明的正義感，他大發雷霆的時候，都有正當的理由”[5]325?？梢?，伯林給我們描繪的馬克思的人格形象并不完整、真實。

其次，就理論建構來說，伯林給我們描繪了一個想要充當“歷史先知”的馬克思形象。伯林基本上把馬克思視為黑格爾式的思想家，認為他們都虛構了一套無所不包的理性主義形而上學體系，將極其多樣化的人類經驗歸結為一個巨大的支配模式，在對人類歷史的普遍性、規律性、必然性的武斷指認中排除了歷史發展的偶然性、多樣性、不可預測性，把歷史視為不斷實現最高目的的過程。對此，我們并不認同。眾所周知，雖然馬克思早期曾受到黑格爾理性主義的很大影響，但是隨著他確立了實踐的立場，轉向對現實的人、生產關系、階級關系等的研究，他與黑格爾的理性主義就分道揚鑣了。正如卡爾·洛維特所指出的：“不僅是馬克思，而且是整個德國哲學都以《德意志意識形態》告別了自己對普遍理性和精神的信仰?！盵6]伯林也誤解了馬克思的唯物史觀。馬克思確實試圖從紛繁復雜的歷史現象背后找尋歷史發展的某種規律，而且通過唯物史觀的發現，馬克思科學地揭示了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但是，這并不意味著馬克思就絕對地、機械地來理解和運用這種規律。馬克思并不輕視偶然性、個人意志等，他在對歷史和現實的分析中充分考慮了各種影響因素。馬克思對目的論也持批判態度，歷史在馬克思那里并不是有著終極目的的、凌駕于個人之上的自動演進。馬克思說：“并不是‘歷史’把人當做手段來達到自己——仿佛歷史是一個獨具魅力的人——的目的。歷史不過是追求著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動而已?！盵7]馬克思通過唯物史觀為我們勾勒了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整體圖景和未來趨勢，激發人類為更高的理想而不斷奮斗?？梢?，伯林對馬克思理論體系的理解存在錯誤、偏差。

再次，就理論后果來說，伯林給我們描繪了一個“極權者”的馬克思形象。在伯林看來，馬克思沒有給個體責任、個人自由、選擇自由等留下任何空間，而且還成為蘇聯極權主義的理論來源。對此，我們也表示反對。伯林對馬克思的這一責難的歷史源頭可以追溯到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尤其是蘇聯的社會主義實踐。伯林將蘇聯社會主義實踐中所犯的錯誤歸咎到馬克思的頭上，把蘇聯的錯誤等同為馬克思的錯誤。這對馬克思是極不公平的。此外，伯林對馬克思的指責也來源于他對積極自由的偏見和對消極自由的偏好。伯林雖然把自由區分為消極自由和積極自由，但實際上他更看重消極自由，而對積極自由始終持有某種忌憚和不信任。這種不信任使得伯林看不到馬克思自由觀的真諦。馬克思非常重視人的自由，可以說他的一生都在為追求和實現人的自由而奮斗。但是，馬克思對自由的理解不是抽象的、形式的，而是具體的、現實的。他看到了人的自由的實現有賴于現實條件，揭示了現實中阻礙人的自由實現的環境因素、制度因素、社會因素等，堅持要通過行動來掃除阻礙人的自由實現的各種障礙。正如臺灣學者洪鐮德所說：“無論是人類生產力的提高，還是人社會性的增強，都是人類對自己命運的有效控制，是一種自主與自決：這是積極的、正面的自由，而不是消極的、負面的自由。后面的這種自由只是擺脫別人或別物的壓榨、干涉。前面一種的自由，則是人真正本事的展開，也是其潛能的發揚。就這一點來說，馬克思的自由觀，要比資產階級代言人的自由主義者所主張的自由，豐富得多……”[8]可見，伯林對馬克思理論后果的評價充滿了偏見與不公。

（二）伯林批評的啟示

雖然我們從根本上不同意伯林對馬克思的批評，但也并不意味著伯林的批評對我們沒有絲毫價值與啟發。

首先，啟發我們要審慎對待歷史發展的規律性、必然性。歷史是復雜的、多樣的，它既隱含著某種內在的發展趨勢和發展規律，也包含著很多的偶然機遇和出人意料。在馬克思主義傳統中，我們往往更多地強調歷史發展的規律性、必然性，但是如果我們只強調歷史發展的規律性、必然性，那么人的主體性該如何體現？在鐵的規律性與必然性面前，個體就會變得可有可無，不能掌握自己的命運，甚至還會出現以代表歷史前進方向為借口而實施的對個別人或少數人的暴政。20 世紀，不在少數的馬克思主義者曾經信奉，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基本規律和必然走向已被唯物史觀所發現，剩下的任務就是按照這一規律辦事，共產主義就會隨之馬上到來。這種對歷史規律性和必然性的簡單迷信和盲目推崇在實踐中產生了破壞性影響，使社會主義實踐犯了急躁冒進、簡單粗暴的錯誤。為此，我們既要堅持歷史的規律性與必然性，不斷為實現人類的更高理想而奮斗，又要對歷史的規律性與必然性保持一種審慎與清醒。

其次，啟發我們要在承認消極自由的基礎上追求積極自由。消極自由是個體免于遭受無端干涉的自由；積極自由是個體自覺發揮潛能、追求自我實現的自由。二者對增進人的自由都是非常重要的。在馬克思主義的語境中，我們往往更強調積極自由，而對消極自由談得不夠。但事實上，如果消極自由都得不到保障，那么個體就可能生活在不確定甚至恐懼之中，就不可能有自由而言。因此，伯林強調消極自由對我們具有很大的啟發意義，尤其是考慮到20 世紀社會主義實踐中所出現的極權主義現象，這種啟發就更具有現實意義了。當然，我們也不能僅僅停留于消極自由，那樣的自由只是一種防御性的、狹隘的自由，我們要在保障消極自由的基礎上自覺追求積極自由。

再次，啟發我們要重視個體責任和自由選擇。沒有理由不相信馬克思對責任和自由的重視。馬克思一生以解放人類為己任，為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奮斗終生。但與此同時，我們也要看到，“馬克思將社會性看作人的本質屬性，對那種感嘆個體生命的個體性哲學從來不感興趣。他所關注的始終是大多數時代的大多數人，認為只有從現實出發探究現實的生產生活條件、社會歷史條件，才能對改善大多數人的生活狀況有所助益”[9]。這就使得馬克思對個體、對人的個體性強調得不夠，進而對個體責任和自由選擇也強調得不夠。在馬克思主義的話語中，我們往往更多地強調通過集體努力來創造歷史，強調歷史的選擇、人民群眾的選擇，而不那么強調個體責任意識和個人選擇自由。但事實上，人既是處于一定社會階段、受一定社會關系制約的社會性存在，也是需要承擔個體責任、進行自主選擇的個體性存在。如不重視個體責任和自由選擇，就會使個體淪為群眾的一分子，為個體逃避責任打開方便之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