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的大歷史觀對唯物史觀的原創性貢獻*

陳永杰 王宇軒

（江南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 江蘇 無錫 214000）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樹立大歷史觀，從歷史長河、時代大潮、全球風云中分析演變機理、探究歷史規律，提出因應的戰略策略，增強工作的系統性、預見性、創造性。[1]（P511）他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黨史學習教育動員大會等會議上也反復強調“樹立大歷史觀”。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指出，中國共產黨在世界形勢深刻變化的歷史進程中始終走在時代前列，在應對國內外各種風險和考驗的歷史進程中始終成為全國人民的主心骨，在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進程中始終成為堅強領導核心。[2]（P15）同時也對“歷史思維”“歷史主動”“歷史使命”等命題作出了大量闡述及要求。大歷史觀對唯物史觀進行守正創新，進而開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新境界。在總結歷史經驗、破解時代課題的過程中，習近平大歷史觀作出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原創性貢獻，并在中國式現代化的時代演進中持續發揮作用。

一、習近平的大歷史觀拓新了唯物史觀“改變世界”的時代內涵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在順應新時代的歷史浪潮中得以鼎新、拓寬。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入了不可逆轉的歷史進程”。[3]（P6）在新的歷史方位上，中國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機遇與挑戰。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必須從歷史中獲得啟迪，從歷史經驗中提煉出克敵制勝的法寶”，[1]（P513）這一論斷生動體現了大歷史觀對于唯物史觀的堅守與創新?！案淖兪澜纭笔俏镔|性生產實踐的歷史進程，這一進程是不囿于抽象時間的全人類文明之實踐發展。大歷史觀以問題為導向，打破了關于“歷史、現實、未來”三者線性理解的向度，在破解時代課題中印證了馬克思“改變世界”的核心思想?！皢尉€式歷史觀”在現實問題拷問中逐漸顯露其僵化、束縛性的弊端，而在大歷史觀中，世界歷史與中國式現代化則開始了協同發展。

（一）“歷史、現實、未來是相通的”拓展了唯物史觀的時間觀

在回顧總結改革開放的歷史經驗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歷史、現實、未來是相通的”，[4]（P67）以此闡釋大歷史觀視域中的時間觀。這一理論視野以獨到的中國智慧透視中華民族數千年的恢弘歷史，突破了西方理性形而上學的單線性時間觀，將永恒的、絕對的時間觀拉回到了新時代的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之中。

在傳統西方哲學中，時間由于其流變性而不被納入哲學思考中，超感性的理念世界無法接受“時間”這一動搖性的因素。隨著牛頓絕對時空觀的提出，時間被絕對賦予的客觀性及與超感性世界相并列的永恒性，從而被安置在任何世界之外，成為獨立的實體。馬克思則更為關注亞里士多德等人對時間的感性闡釋，提出“人的感性就是形體化的時間”，[5]（P53）把時間與主體的歷史性實踐活動緊密地關聯起來。在感性活動意義上的時間與牛頓的絕對時空觀迥異，也不是抽象的先后序列，“因為成為絕對時間的時間就不再是時間性的東西了”，[5]（P51）而歷史才真正具有時間性。馬克思對于被歸置于歷史之外“純粹的時間”的態度，與其對自然界的態度類似——只有與“改變世界”相關聯的時間才具有現實意義。在唯物史觀視域中，時間是歷史發展的一種“狀態”，亦即人類活動的空間。馬克思描述社會形態時總要先闡明其歷史時期，在他那里時間并非抽象的度量材料，而是標志著某些現實條件的歷史狀態，是與“改變世界”直接相關的歷史進程。

時間與歷史主體緊密相關，研究中國歷史就應當從中國人的歷史主體視角去理解時間，而研究世界歷史則要著眼于全人類文明的演進。大歷史觀拒斥以絕對客觀的時間去衡量歷史而忽視文明進程之多樣性，而是關注歷史主體的實踐活動的時間觀，從中把握與中國社會現實契合的歷史必然性。歷史必然性因此關聯了具體的現實條件，成為行之有效的“一定歷史時期的”必然性。大歷史觀的思維方法將把握歷史經驗、解決現實問題和謀劃未來發展相聯系，這種視野正是對歷史唯物主義時間觀的擴展。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歷史是過去的現實，現實是未來的歷史?！盵4]（P67）“歷史、現實、未來是相通的”徹底打破了三者線性的先后關系，將歷史的必然與未來的可能匯聚到現實問題的解決之中。大歷史觀在對時間觀的闡釋中啟示了21世紀馬克思主義新的發展路向，并為中國式現代化提供了可能性。

（二）“兩個一百年”歷史大勢突顯了時代性的問題導向

“兩個一百年”交匯的歷史大趨勢是中國共產黨結合當下世界格局和中國發展狀況所作的重要判斷，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未來五年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開局起步的關鍵時期”。[2]（P25）關于國家的重大轉折點之定位突顯了中國共產黨對于現實矛盾演化進程的精準把控和果斷預判。當前世界經濟下行、環境問題日益突出、自然災害與戰事頻發。全球化的大背景直接或間接地影響著每個人的生活，國內社會狀況與各行各業都處于關鍵變革期?！皟蓚€一百年”歷史交匯點正是以這些社會現實問題為導向把握的歷史大勢。

馬克思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批判道：“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盵6]（P136）這一論斷作為理解唯物史觀的核心，強調的是對“解釋世界”的拒斥，以及從“改變世界”的角度對現實歷史條件的把握。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必須堅持問題導向”，[2]（P20）問題是時代之問，是從歷史繼承的財富中相伴生的責任，一切理論如若不圍繞問題便淪為抽象空談。大歷史觀內含的問題導向無疑是對馬克思“改變世界”更鮮明更具時代性的表達。

“兩個一百年”歷史交匯點的提出是對歷史大勢和時代大潮的重要判斷，其內含的問題意識直面了“改變世界”。正是在唯物史觀所強調的這種“改變世界”前提的現實把握中，中國共產黨提出了中國處于“兩個一百年”歷史交匯點的論斷，這一論斷的提出彰顯著黨中央對唯物史觀的深刻理解和對中國社會現實的精準把握。其內含的問題意識是中國共產黨總結百余年奮斗經驗而發展出的馬克思主義時代化創新。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問題是時代的聲音，回答并指導解決問題是理論的根本任務”。[2]（P20）“問題”正是馬克思所言的現實前提，即“包括他們已有的和由他們自己的活動創造出來的物質生活條件”所提出的，[6]（P146）因而對“問題”的錨定也正是對“改變世界”的錨定。這種問題意識超越了對社會現象的“解釋”而把關注點聚焦于“解答”，不止限定了那些無限的、抽象的“解釋”，更直面了現實具體的物質生活。中國智慧結合唯物史觀發展出緊扣社會現實的問題意識，以此不斷向馬克思主義注入新鮮的血液，進而得以迎接未來面臨的一切挫折與挑戰。

（三）“多向度的歷史觀”澄明中國道路的世界歷史意義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世界是多向度發展的，世界歷史更不是單線式前進的”。[7]（P45）單線式的歷史觀是由西方現代文明推演出的單向度文明進程之規定。隨著歷史唯物主義時間觀對抽象時間觀的駁斥，這種對“東方落后并從屬于西方道路”的單向度規定也不攻自破。如前所述，時間在歷史進程中是關聯主體性的“狀態”，是與歷史主體緊密關聯的“歷史時期”。因此將人類文明的發展被規定為同一路向，并以此斷定西方文明走在了道路的前沿，便是對不同文明切實“改變世界”的忽視及對人與自然關系的蔑視。人們的觀念與社會制度無非是相應的物質性實踐活動的產物，正如馬克思所言，“它不是在每個時代中尋找某種范疇，而是始終站在現實歷史的基礎上，不是從觀念出發來解釋實踐，而是從物質實踐出發來解釋各種觀念形態”。[6]（P172）換言之，由資本主義的生產演化而來的制度與文明并不能被默認為人類社會發展的標準答案，資本世界的原則也無法規定人類社會的最終形態。

追溯到唯物史觀的理論源頭，大歷史觀澄明了中國道路這一與西方文明不同的發展向度。中國式現代化所尋求的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全國各族人民的真正解放，中國式現代化“既有各國現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國情的中國特色”，[2]（P22）是屬于中國人民自己的“改變世界”方式。馬克思所言的“解放”是關乎歷史關系的解放，而非由其他所謂“先進”文明所帶來的解放，在唯物史觀中所闡述的徹底的“解放”是集合了一切現實條件的歷史進程。大歷史觀牢牢地把握在唯物史觀中的社會現實，在揭示了西方文明所規定的歷史發展路向在中國之不可能性的同時，結合中國道路的歷史經驗為中國式現代化的開辟發掘了新的可能性。

中國道路是中國共產黨帶領全國各族人民所開辟的獨具創造性的前進路向，同時也是中國為世界性的時代課題作出的“改變世界”的解答。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中國式現代化的方案“給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選擇，為解決人類問題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8]（P8）中國時刻保持對全世界各種文明的尊重，每一種文明都內蘊獨特的創造與信念。中國式現代化的開辟不僅關乎中華民族自身，更是對世界各國前進道路的拓寬。正是在這種探索與追求中，中國道路展現了在新時代所具有的世界歷史意義。

二、習近平的大歷史觀展現了“人民性”的本源力量

大歷史觀中蘊含的“大”邏輯為其理論革新提供了獨到的整體性視野。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必須堅持人民至上”，并強調“人民性是馬克思主義的本質屬性，黨的理論是來自人民、為了人民、造福人民的理論，人民的創造性實踐是理論創新的不竭源泉”。[2]（P19）習近平總書記融合了歷史邏輯、實踐邏輯、理論邏輯，創造性地提出了以人民為中心的論斷。這一原創性貢獻不僅是對唯物史觀“人民性”的時代性引申，更是以一種大視野對歷史終結論、歷史虛無主義等思潮進行深刻剖析和糾正，并且在以人民為中心的具體實踐中，逐漸顯露出對抗私有制和異化分工的“文明新形態”?？梢哉f，習近平的大歷史觀守正創新了歷史唯物主義的群眾史觀，是在胸懷天下的“人民性關切”中生成的。

（一）“人民至上”賡續了基于“現實的人”的群眾史觀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要堅守人民至上理念，突出現代化方向的人民性”，[9]（P2）整體性的“人民至上”理念作為核心思想為大歷史觀開辟了廣闊的視域。唯物史觀揭示出的新世界觀，從本體論根基上揚棄了費爾巴哈的感性直觀?！皻v史不過是追求著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動而已”，[10]（P295）在群眾史觀中，歷史是主體的對象性本質力量的展現過程，而非過去的事件或神秘的、抽象的客觀規律?！叭嗣裰辽稀崩砟钯s續了關于“現實的人”的群眾史觀，并在胸懷天下的偉大實踐中具體化為新時代的“人民性”。

“人民至上”理念在大歷史觀中呈現出一種宏大的主體性。中國共產黨的百余年歷史經驗不斷印證著人民群眾的創造者地位，在這種縱深視野下，大歷史觀賦予了群眾史觀與當下中國現實相關涉的時代內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當下正在進行的現代化事業是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探索，人民群眾作為“勞動者”和“建設者”在這一歷史進程中起著決定性作用。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將為人類文明形態探索出一條新路，這種探索必定是具有世界性的。在大歷史觀中，關于人民引申了唯物史觀主體“創造自己的歷史”的表述，人在與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的交互中生成了作為社會關系總和的“人民群眾”，[6]（P669）“人民至上”理念系統整合了歷史唯物主義中對于“人”的理論構架。

大歷史觀下的“人民至上”理念創新性地揭示了政黨與人民群眾的整體性關系。馬克思在分析社會存在時指出，“社會結構和國家總是從一定的個人的生活過程中產生的”，[6]（P151）中國共產黨作為無產階級政黨，黨的干部應當始終銘記“權力都是黨和人民賦予的”。[11]（P135）這種整體視角昭示著一切責任和使命來源于人民群眾的信任與愿景。上述論述將唯物史觀切實地引入大歷史觀中，使其具備了顯著的理論優勢，“人民至上”理念憑此優勢自證了對世界文明的積極作用：中國并非強勢地推廣自身的價值觀，而是通過自身切實的發展和理論的革新展露出優勢，并以胸懷天下的格局為解決人類共同難題建言獻策。

（二）“以人民為中心”的大視野糾正了抽象普遍性

“以人民為中心”是習近平大歷史觀梳理歷史脈絡、總結歷史規律、審視時代難題的一種“大”視野，這種視野是總體性的社會關系與“現實個人”的辯證統一。歷史虛無主義思潮以無主體、無序的碎片化方式看待歷史，將一種極端的“偶然性”思維運用到歷史的解讀中，使歷史囿于一種抽象的、僵硬的、脫離現實的思辨，進而得出歷史總體發展與個人利益不可調和的矛盾，借此否定了人民群眾的歷史主體性地位。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一些西方國家“他們還打著所謂‘普世人權’、‘人權高于主權’等旗號，在世界上強行推廣西方民主人權觀念和制度，利用人權問題大肆干涉他國內政，結果導致一些國家戰亂頻發、社會長期動蕩、人民流離失所”。[12]這些無不顯示著西方所標榜的“自由民主”僅僅是使用意識形態手段為歷史虛無主義作偽證。

歷史虛無主義所追求的普世性不外乎是無限延伸的純粹思辨所帶來的假象。正是因為對這種普世性的癡迷與推崇，導致歷史虛無主義不得不向自身所規定的無主體性歷史妥協，以無序性的解釋來掩蓋在現實中的軟弱無力，從而維護所謂的真理性和普遍性?！霸谒急娼K止的地方，在現實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們實踐活動和實際發展過程的真正的實證科學開始的地方”，[6]（P153）相較于歷史虛無主義對那些真正的現實問題以“無序和偶然”敷衍，唯物史觀對社會現實的解讀無疑更具說服力。由此，在唯物史觀中澄清了那些純粹思辨的抽象形式，歷史虛無主義在面對現實問題的弊端便展露無遺。

大歷史觀在對個人的整體性協調中揭示了“以人民為中心”的本質特征，兼具時代性、現實性地駁斥歷史虛無主義。歷史虛無主義傾向于以固定抽象的范疇“碎片化”地規定歷史，整體性成為了個人必須為之犧牲的“應當”，進而被貶為類似舊宗教、舊神學那般的為人所詬病的東西。諸如“東方從屬于西方”等觀點自詡為超然的地位，并視其他民族為“未開化的文明”。而事實上，從對整體性的誤讀開始，這些論調已然成為個人獨白。

可以說，大視野的“以人民為中心”是群眾史觀在社會現實中的表達，其邏輯起點“而是處在現實的、可以通過經驗觀察到的、在一定條件下進行的發展過程中的人”。[6]（P153）在這個意義上，極端的抽象普遍性對這種整體性的歪曲從根源上被消解了?！叭嗣裥浴痹诖髿v史觀中具有胸懷天下的群眾史觀屬性，在這一宏大視域中進行的多主體協調實踐超越了極端的、僵化的規定。以大視野觀之作為個體總和的群體時刻顯然與個體密不可分，群體越將個別因素排除在外，就越走到一個空泛且矛盾的對立面，其所導出的結論也便愈發失去參考性和現實性。因而，在一定條件下最大限度地協調關聯主體性因素是大歷史觀的“以人民為中心”之根本。大歷史觀多主體協調視野關涉著“作為一切社會關系總和”的人的“能動的生活過程”，以此在應對歷史虛無主義等思潮的沖擊中結合新的時代視角梳理并發展群眾史觀。

（三）“文明新形態”擔負了“消滅舊分工”的歷史使命

“消滅舊分工”“消滅私有制”是唯物史觀所提出的對未來社會的預想目標，大歷史觀以探索具有整體性的“文明新形態”延續并發展了這一歷史使命?！半S著聯合起來的個人對全部生產力的占有，私有制也就終結了”，[6]（P210）在馬克思看來，每個人發展為一定總和的生產力只有在普遍交往的范圍里才存在。生產力在總和的狀態下表現為一種“物的形式”，如果僅僅將視角停留在這種呈現出來的總和上，事實上忽視了其“現實的人”之根源。大歷史觀的人民性從構成所謂總體的“現實個人”出發、從“以人民為中心”視角重新在總和中透視整個人類的“文明新形態”，在這個視角中引導出對“私有制”與“自發分工”的解決。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推動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態文明協調發展，創造了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盵1]（P10）具有整體性的文明新形態內在包含“作為總和的生產力”，生產力是直接與社會關系相關聯的、對象性的“本質力量”。馬克思指出，“一個民族的生產力發展的水平，最明顯地表現于該民族分工的發展程度”，[6]（P147）而“分工”發展的階段和“所有制”呈現出的不同形式是一致的。大歷史觀以整體性視野跨越受限的“自發分工”，在“以人民為中心”的前提下整合現實條件以探索“文明新形態”之時代課題。得益于這種人民性，全局與個體的抽象矛盾得到了有機調和，“文明新形態”以相應的整體性直面了“分工”，力圖將作為“真正的力量”的生產力歸還給現實的人本身。

在大歷史觀的整體性視角下，“分工”得以脫離自發性成為了“真正的個人力量”“作為總和的生產力”以及與“所有制的內在聯結”，由此“文明新形態”將順勢而生。馬克思所言的“消滅自發分工”之“解放”是一種歷史活動，這種活動的歷史性條件與一切物質關系和社會關系相關?！拔覈裉斓膰抑卫眢w系，是在我國歷史傳承、文化傳統、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礎上長期發展、漸進改進、內生性演化的結果”，[13]（P21）是在大歷史觀整體性視角下結合時代特征的實踐?！敖骄褪侨嗣?，人民就是江山”，[1]（P63）正是“以人民為中心”的群眾史觀促使著在分工的發展中與生產力相分離的人逐漸擺脫了私有制中異己力量的制約?！叭嗣瘛迸c“江山”相互印照，由此便真正朝向了生產力的解放，習近平總書記關于“人民”與“江山”關系的重要論述恰是對馬克思完成了的人道主義等于自然主義這一思想的邏輯延展。

三、習近平的大歷史觀昭示了歷史發展的宏觀趨勢

馬克思在審視社會生產時提出，“經驗的觀察在任何情況下都應當根據經驗來揭示社會結構和政治結構同生產的聯系，而不應當帶有任何神秘和思辨的色彩”。[6]（P151）該論斷簡明扼要地概括了唯物史觀把握社會發展趨勢的根本原則。伴隨著中華民族有史以來最為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14]（P342）大歷史觀以世界歷史意義的眼界透視了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大趨勢。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中對“發展”的逐漸強調反映了中國共產黨對歷史經驗的牢牢把握。黨的二十大報告著重強調了新時代的偉大變革，對歷史進程的全面把握使得大歷史觀洞悉了歷史發展的動力，從而把握歷史主動、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進程。

（一）歷史動力的揭示駁斥了歷史終結論

“歷史終結論”是弗朗西斯·福山在20世紀末所提出的，其目的是為資本主義制度下的自由民主提供合法性論證。在《歷史的終結與最后的人》中，福山描述了一種“追求精神上平等承認”的“普遍人性”，“在整個歷史進程中，人們孜孜以求的——驅動著早前歷史階段的——就是承認”，[15]（P15）福山將人類歷史的發展動力歸結為對這種“承認”的追求。正是從這一觀點出發，福山提出資本主義制度達到了“完滿的承認”，“歷史”也就因此而在西方文明中被終結。這種在人之外的關系中所確證的“人之本質”，一旦剝去其神秘的政治外殼，便暴露出了其哲學思維的倒退。福山從“追求精神承認”所闡述的人之為人的本質與費爾巴哈在面對真正的現實困境所求助的“最高的直觀”實則是相類同的做法。這種做法的根本謬誤在于：既然人之為人的最高的本質——無論是“精神承認”或是其他——先天超越時代而存在。那么，我們為什么現在才得到了這種“指示”？又如何確?！皾撛谛浴钡恼胬砬『迷谖鞣劫Y本主義制度中被展現？福山在此又不得不拋棄“高貴的、永恒的”邏輯推演而回到被自己所否定的時代與現實當中尋得佐證，而這恰恰是馬克思所指出的費爾巴哈的理論缺陷，“他沒有看到，他周圍的感性世界決不是某種開天辟地以來就直接存在的、始終如一的東西，而是工業和社會狀況的產物，是歷史的產物”。[6]（P155）福山所秉持的僅為歷史在資本邏輯終結所拼湊的“解釋公式”，這一公式因恰好與20世紀末東歐劇變與蘇聯解體巧合而被奉為圭臬，其掩蓋了真正現實的決定性因素。

大歷史觀所揭示的中華民族前進之動力來源于歷史中承繼的物質生活條件。大歷史觀之大視野將歷史事件置于中華民族發展史中來認識和把握，在這一過程中，真正的歷史動力便逐步呈現在世人眼前。無論是何種歷史觀，就現實而言其“第一件事情”就是注意“生產物質生活本身”的“全部意義和全部范圍”，[6]（P159）除此之外的關于歷史的解釋僅僅是一種“投機性”的解釋。在唯物史觀中，對于歷史規律的總結并非被完全拒斥，而是建立在人直接生活的物質生產和現實的社會交往形式這些現實基礎上，社會發展的動力便不再歸結于自我意識中的推演。大歷史觀在植根于中國歷史發展的群眾史觀革新出“人民創造歷史”的宏大視野，揭示出社會發展動力之所在——內含于群眾史觀“民族靈魂”與“現實生產”的交織中，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歷史深刻表明，愛國主義自古以來就流淌在中華民族血脈之中，去不掉，打不破，滅不了，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維護民族獨立和民族尊嚴的強大精神動力?！盵16]（P27）

（二）歷史自覺意識確立了中華文明之“存在根基”

如前所述，中國社會變革發展的動力來源于歷史中承繼的物質生活條件。那么，“動力”何以與中華民族延續至今的生產生活產生如此堅決的關聯呢？伴隨著這一深入探討，大歷史觀以復歸性的“歷史自覺”確立了作為歷史動力之源、中華文明存在論意義上的根基。馬克思在批評粗陋的共產主義思潮時說，“盡管這種變革的觀念已經表述過千百次，但這對于實際發展沒有任何意義”，[6]（P173）他將忽視現實基礎的歷史觀所描述的支配和決定人的唯一起作用的積極力量，稱為對應某一歷史時代的“幻想”。純粹的理論思辨難以避免其內在封閉性，而真正的歷史自覺絕不是在意識的內在性之中反思出某種抽象的意義。傳承中華傳統文化并不是抱有某種目的繼承歷史材料，而是當代中國人在歷史長河中自發地去傳遞的靈魂和血脈。大歷史觀的大視野“源自于中華民族五千多年文明歷史所孕育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8]（P29）這種伴生于民族靈魂中的文明傳承之“活動”賦予了其獨有的歷史自覺。

大歷史觀立足于唯物史觀洞察出的歷史自覺超越了理性形而上學的困境，并在這種超越中愈發彰顯了中華文明的特殊性?，F代形而上學建基于意識的內在性中，即笛卡爾所說的“我思”的主體，這一根基只能使主體在自身內部設定“物性”而無法通達客體。正因為如此，主體—客體的關聯方式走向了神秘主義的“絕對者”并成為一種困境。抽象的歷史思辨無法與現實的歷史進程關聯，最終造成歷史動力的神秘化和虛無化。馬克思所言的“存在”是一種“對象性的活動”，由這種“對象性活動”開辟出的活動領域使“現實的人”貫穿了封閉的意識內在性。大歷史觀的歷史自覺憑借著這一超越性的存在論視域而揭示出中國社會發展變革的動力，伴隨著這一揭示，中華文明也確證了發展的根基。

在中華民族不懈斗爭的歷史進程中，中國共產黨帶領人民總結歷史經驗、發掘歷史動力并孕育出了獨具中國特色的歷史自覺，而這種歷史自覺又反哺了中華文明之“存在”的根基。大歷史觀中的歷史自覺以一種大視野超越了西方文明所謂的“現代性”，并在超越中將中國人民的歷史自覺與中華文明之“存在”真切關聯了起來，使二者在社會現實中達到了和諧統一。

（三）以歷史主動精神在新發展中占據優勢

無論以何種方式闡述歷史，生產力的發展與變革都是無法避開的核心動力因素，而生產力的新發展不僅僅呈現出“物的形態”的變化，也表現于新的交往方式的產生?！耙磺袣v史沖突都根源于生產力和交往形式之間的矛盾”，[6]（P196）這種歷史沖突的來臨正如新生產力的出現那樣，是不可回避的現實條件，新的交往形式由此被時代的洪流逐漸推上歷史進程，人類歷史上兩次工業革命為資本主義制度的生成提供了現實的條件。不難發現，信息時代的革命也將為某種新的交往方式創造了現實的物質條件，這將是一種更為普遍的交往方式。

在資本主義制度所限制的交往界限中，生產力表現為越來越與現實的人相分離的狀態。就馬克思而言，生產力與分工是相伴而生的，單純的生產力“量的擴大”并不是其真正意義上的發展，而真正的生產力發展呈現出的是自覺性的增強，這種增強促使著交往形式的演進，進而使得真正“人的力量”復歸勞動本身。不難發現，以信息和網絡為基礎的交往方式呈現出了空前的普遍性和擴張性，認知和交往的史無前例的擴張要比從前的一切生產力革新更具影響力。過去的從事現實生產的人們，“他們受自己的生產力和與之相適應的交往的一定發展——直到交往的最遙遠的形態——所制約”，[6]（P152）他們的物質生活條件以及與此關聯的觀念都被牢牢限制在交往形式的邊界內。他們無法察覺自己所占有的生產力實際上不過是他們同物質生產工具相適應的個人才能的發揮。[6]（P209）在這種情況下，所謂的勞動反而加固了限制交往的“圍墻”、生產著統治自身的異己的力量?！爸袊浆F代化”道路的成功展開已然昭示著中國人民在新的歷史發展進程中爭得了主動權和優勢。

把握歷史主動是與“兩個大局”伴生的機遇和風險對中華民族提出的時代要求。面對“新交往方式”，中國式現代化的道路優勢、制度優勢為歷史主動地位的爭取創造了前提。習近平總書記提出：“深入研究歷史發展規律和大勢，始終掌握新時代新征程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歷史主動，增強錨定既定奮斗目標、意氣風發走向未來的勇氣和力量?！盵1]（P19）一切現實的狀況已經展現出新交往方式的出現及其愈發進入社會舞臺中央的趨勢，“已成為桎梏的舊交往形式被適應于比較發達的生產力，因而也適應于進步的個人自主活動方式的新交往形式所代替”，[6]（P204）舊的所有制形式內含的矛盾勢必在新交往方式的參與中格外地顯露并激化。中國在近代世界歷史中雖然曾經處于被動地位，但在中國共產黨帶領下，中國人民不斷與被侵略和生產力落后的窘境抗爭，逐漸形成了歷史主動精神，并最終于社會現實中占據了主動地位。

結語

大歷史觀是習近平總書記基于唯物史觀，立足于中國社會現實，拓展和推進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新篇章，是中華民族回顧歷史、考察歷史進而將歷史的經驗付諸于發展的絕佳視域。對歷史的整體性把握使其內含的歷史必然性被精準揭示，對歷史大趨勢的審視使其孕育的朝向未來的生機被發掘，對歷史大趨勢的把握使得潛藏于現象背后的現實條件被洞悉。中華民族的渾厚歷史底蘊和新中國的壯烈奮進史詩為大歷史觀提供了革新唯物史觀的養料，這種展現于物質生活實際的歷史觀將為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開墾與拓寬持續注入動力，為解決人類文明的世界性難題提供獨具中國智慧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