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構與建構：全過程人民民主對西式民主的話語批判*

陳 昂 金曉燕

（河南工業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 河南 鄭州 450001）

民主話語作為政治話語的核心內容，具有高度的涵括性與延展性，在一國的國際話語權構建中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立足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歷史節點，民主領域已然成為中西方意識形態交鋒中“不見硝煙，但聞槍聲”的激烈戰場。此前，拜登政府提出“民主國家聯盟”構想，妄圖利用民主的話語籠絡打造“反華包圍圈”，在意識形態領域圍堵中國。在西式民主“逢中必反”“齜必中國”的背景下，中國如何構建自身民主話語體系，如何行使自身的民主話語權成為一項重要的時代課題。

“民主是全人類的共同價值，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始終不渝堅持的重要理念?！盵1]（P335）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人民獨立自主地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民主樣態，在推進人民民主的普遍實踐中逐漸形成了全過程人民民主的重要理念。2019年，習近平總書記在上?？疾鞎r首次提出：“人民民主是一種全過程的民主”；[1]（P303）2021 年，在“七一”講話中習近平總書記進一步作出“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的重要號召；[2]2022年，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系統勾畫了全過程人民民主的戰略圖景，他指出：“全過程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質屬性，是最廣泛、最真實、最管用的民主?！盵3]（P37）全過程人民民主理念的提出有力挑戰了自由式民主思維，松動了西方壟斷資產階級的認同基礎，造成傳統守成型大國焦慮感倍增，故而對我國的民主話語大肆擠壓、施以霸權。[4]基于此，本文試圖從西式民主的話語權解構入手，深入分析全過程人民民主的話語意涵與比較優勢，以期在增進對其學理性認識的基礎上，進一步破除西方民主的敘事桎梏與話語權圍剿，廓清民主迷思以提升中國民主的國際話語權。

一、敘事與霸權：西式民主的話語權解構

（一）西式民主話語的對外霸權

對于美國人而言，意識形態重于疆域，[5]（PP44～45）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意識形態斗爭具有清醒的認知。在政治領域，以約瑟夫·熊彼特、喬萬尼·薩托利、羅伯特·達爾等為代表的學者、政治家在冷戰后對西方民主展開了耗時幾十年的話語建構，逐步為其打造了一套分條析理的敘事邏輯與表述方式。得益于此，西方的民主話語在全球范圍內得到廣泛傳播并日益占據主導地位。作為西方國家自居“國際道義制高點”的民主價值觀，民主在其國內雖有體現，但更多表現為對外霸權。

第一，霸權民主界定及話語闡釋?！懊裰鳌卑l源于西方，因而西式民主具有得天獨厚的歷史優勢。憑借民主起源的先發優勢，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長期主導著民主的概念闡釋權、標準設定權、道路評判權，乃至民主爭端的裁定權，在資產階級利益驅使下，不斷篡改著民主本意。例如：民主原初含義中的“人民”逐步被窄化為“選民”，“民主”被矮化為“選主”，“人民統治”被偷換為“競爭性選舉”，“人民主權”被異化為“人民投票權”，等等。在此基礎上，“歷史終結論”“福山民主觀”相繼提出，使西式民主日益被包裝成“人類文明終極形態”，以一種“非我即錯”“民主燈塔”的傲慢姿態肆意打量著他國政治。

第二，強帖“普世價值”標簽，兜售民主。西方國家罔顧他國意識形態、社會制度及發展水平差異，無限夸大西式民主在現代文明中的優越性，甚至將“人權、自由、民主”等價值性知識鼓吹為“普世價值”的真理性知識四處兜售。他們以“和平演變”“民主輸出”為戰略，妄圖以民主價值觀的同化蠶食別國主流意識形態，分化、瓦解他國內部派別力量，并通過培植“政治代理人”逐步實現“超越遏制”的本質目標，進而鯨吞地緣利益，鞏固霸權地位。

第三，曲解、抹黑非西方國家的發展規劃與發展實踐。鑒于尼古拉斯·斯皮克曼的邊緣沖擊學說以及“文明沖突論”的思維定式，西方國家常常沉溺于過時的國際秩序而臆斷“修昔底德陷阱”，不斷設置“假想敵”、炮制“威脅論”，刻意誤導國際輿論而污名他國形象，意欲擾亂別國的發展環境以遏制其國際地位的提升。這一系列“唯恐天下不亂”的迷惑行為實則是“霸權穩定論”的現實寫照，可謂心懷叵測，其對國際環境沖擊之巨大，也必將給自己留下無底陷阱。

第四，假人權之名，行強權之實。西方國家長期在人權領域搞政治，在政治領域搞人權，頻繁挑起國際人權爭端為西式民主的輸出貼金助力?！皩捯源?、嚴于律人”是其一貫的政治哲學，對國內種族矛盾等人權問題視若無睹，卻總是拿著人權的“望遠鏡”去觀望他國內務。他們打著“人權高于主權”的旗幟，吶喊“空間正義”與“全球正義”的口號，假借“人權衛士”的身份，不遺余力向非西方國家輸出民主、強施“人道主義干預”，“它按照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6]（P36）然而，民主盛裝難掩霸權謀求。鼓吹烏克蘭“民主”，是為了削弱俄羅斯；發動以“阿拉伯之春”為代表的“顏色革命”運動，是為了控制中東“世界石油寶庫”的戰略位置，等等?？梢?，國際人權問題映射著西方國家“霸道天下”的政治本質，早已成為其以強凌弱的“遮羞布”。

第五，推行“文化滲透”，消解他國的文化與民族認同。西方國家推行文化滲透的意圖明確，即以隱蔽的文化輸出潛移默化地唆使他國民眾信服西方文化是“精神主人”。作為“和平演變”戰略的重要舉措，文化滲透是西方霸道底色的典型體現。民主領域，以美為首的西方國家采取“虛實結合”兩大方法對外滲透，妄圖以民主價值觀的輸出塑造一元話語世界和現實世界。即：對內務虛，模糊與混淆國內的民主理念與實踐，大肆鼓吹“民族（種族）優秀論”“民主優越論”與“文化優越說”，強調西方中心主義；對外向實，框定他國為“歷史虛無”，掏空與混淆他國民主的本真意涵與表現形式，定西式民主為一尊，進而誤導別國移植西式民主，摧毀與其最為相宜的民主道路。

（二）西式民主話語的霸權解構

在西式民主的話語權建構下，以“競選”為載體的自由民主得以強勢輸出。一時間，西式民主竟被推上了建設現代化國家的“神壇”，效仿者紛至沓來。但是，“制度移植”的最終結果大多水土不服，效法自由主義民主理論而轉型的國家基本上都陷入了“無效民主”的泥淖。[7]作為制度的輸出國，近些年來，西方世界鬧劇不斷、亂象頻發，其民主早已是千瘡百孔、沉疴難愈。然而，為何國內問題成堆，民主卻是“世界樣板”？[8]（P42）西式民主如此霸道，無非是依仗自由民主意識形態的“三大要素”，得力于對古典民主理論改造的“三步走”戰略。

第一，天賦人權是西式民主話語的理論根基。西式民主強調個人本位，倡導以個體投票傳達個人偏好、彰顯個人理性，進而決定集體事務，而這一理念的理論支撐正是“天賦人權”論。天賦人權論發軔于17至18世紀歐洲的啟蒙運動，該理論視人權為神圣萬能的外力恩賜，認為人的生命、財產與自由是不可剝奪、不得轉讓且人人享有的，自由與平等與生俱來，合乎人的天性，理應受到法的保護。最早提出“天賦人權”論（“自然權利”說）的是荷蘭法學家格勞秀斯；其后，英國哲學家霍布斯、彌爾頓與荷蘭的思想家斯賓諾莎對這一理論進一步深化；隨后，英國洛克對其進行系統論證，法國的盧梭、孟德斯鳩，美國的杰弗遜、潘恩等人對其豐富發展。最終，“天賦人權”論在1776年美國的《獨立宣言》中以政治綱領的形式得以體現、在1789年法國的《人權宣言》中以“法”的形式最終確立。不可否認，“天賦人權”論的產生是社會歷史發展之必然，它曾在反對封建專制、特權斗爭與人類思想解放中發揮巨大作用，但是，隨著歷史推移與西方民主制度發展，該理論的階級本質和歷史局限性愈發暴露?？茖W的馬克思主義人權論對此曾有一針見血的批判：其一，作為資產階級權利，資產階級所強調的人權是“富人的權利”，“指出人權本身就是特權”，[9]（P229）而“平等地剝削勞動力，是資本的首要人權”。[10]（P338）其二，“天賦人權”論對人權的階級性與歷史性大肆抹煞，認為權利來源于上帝、理性和人性，同時視權利為永恒、抽象與普遍適用的存在。該理念將唯心主義作為哲學先導，以觀念統攝現實，極具形而上學色彩。

第二，競爭選舉是西式民主話語的核心要義。西方的選舉活動濫觴于古代希臘，經歷了漫長發展史，而近現代西方選舉制度端啟于17世紀的英國，是政黨政治制度與近代議會制度相伴產生的。1688年“光榮革命”后，作為資產階級革命勝利果實的《權利法案》（1689 年）頒布，該法案明定了“下院議員自由選舉”，宣告了西式民主選舉制度的正式形成。不可否認，競爭選舉為西方各黨派在政治穩定前提下和平地問鼎政治權力與國家治理打下了堅實的理論基礎，放眼當今西方的民主話語，競爭選舉仍被寄予極高期望，甚至被奉為實現民主“唯一可行的方法”。在國際輿論中，亦有這樣的說法：競爭選舉具有產出政府與政治領導人并賦予其社會認可度的功能；具有代表民意、集中民智、體現民情的服務功能；具有對當選者及其承諾發揮監督與預警的功能；具有實現社會整合、促進政府高效運轉的功能，等等。然而，無論從當代全球的學術研究亦或西方的政治實踐中考察，我們均能發現，人們賦予競爭選舉如上期望，多數可歸結為政治幻象，這些期望更多地是受到了西方意識形態宣傳的影響，而非客觀事實。

第三，三權分立是西式民主話語的制度理念?！叭龣喾至ⅰ睂W說的思想源頭可追溯至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的“政體三機能說”，而近現代分權理論的首創者則是英國思想家洛克。18世紀，法國思想家孟德斯鳩對洛克的“分權學說”豐富發展，提出了“三權分立”的政治原則，隨之該原則被美國應用于國家治理中，并衍生出三權分立的政治架構。冷戰后，伴隨美國國際地位的提升，該架構傳遍全球并引得他國廣泛效仿。按照西式民主的敘事邏輯，只有立法權、行政權與司法權之間實現三權分立，國家權力之間才能更好地制衡、監督與制約。從這一點而言，“三權分立”原則的設計初衷理應是為了達到“人民主權”的。然而，一旦我們回歸到該理論誕生的歷史語境，便可得知，所謂“三權分立”，不過是囿于“三權”內部來探討權力制約，而非將“三權”動態地置于整體的社會系統與大歷史觀中考察，它的根本目標是為了保障有產者的私有財產、抵御民眾的參與壓力，進而避免所謂“多數人的暴政”，而非民主。換言之，披著民主外衣、打著分權之名而維護少數資本家的利益才是該原則的理念本質。與此同時，分權原則的理論張力在現實運作中也面臨著巨大落差，當代西方國家內部各大權力部門之間相互推諉、效率低下則為印證。

上述可鑒，西式民主不僅存在著“自我合法化”的哲學悖論，還面臨著現實主義的發展困局，西方各國之所以能將其作為科學的理論支撐而牟取到全球范圍內的話語霸權，是其主動塑造的結果，絕非與生俱來。西式民主走向話語霸權并非一蹴而就的，而是穩扎穩打地完成了民主改造的“三步走”戰略。第一步，對民主概念進行改造。即熊比特顛倒古典主義民主理論的優先次序，將參與式的古典民主理論改造為選舉式的精英主義程序民主理論，以“民主選舉”取代“人民主權”，在淡化“人民”概念的同時，為檢驗政府的民主與否確立了可測量標準。第二步，框定民主于自由主義范疇之內。沿著熊彼特的足跡，薩利托將自由與民主“唯一綁定”，并將“自由民主”定式為西方國家建制與治理的核心，進而成功建構了自由主義民主或多元主義民主。第三步，對自由主義民主進行合法性改造。韋伯認為以往的正當性學說不可證明，并從可視化的程序出發論證了只有自由主義民主才具備合法性，進而將政治正當性從理論層面拉至程序層面。

總之，自20世紀40年代起，自由主義民主共邁過了三大步驟、經歷了至少兩次的大改造，才完成基本的學術包裝并獲得話語優勢。在知識、資本與國力（權力）的合謀下，這一魅惑性話語按照“將民主唯‘西’化→將西方唯‘一’化→將唯一‘統一’化→將統一‘統治’化→若不服統治便‘打壓’”的總邏輯霸權式輸出，并建立起“舉世矚目”的政治話語權。

二、批判與超越：全過程人民民主的話語體系建構

哪里有權力，哪里就有反抗。[11]破除西式民主的話語霸權、拓寬多元的話語世界，是當前國際反霸權主義的應有之舉。然而，霸權的消解絕非一朝一夕之功，無法畢其功于一役，更不會自我實現，只能從霸權的外界逐步聚攏力量。展望21世紀，終結西方政治話語霸權的希望在東方，而東方的希望在中國。[12]全過程人民民主的話語建構以其內嵌的科學性實現了對西式民主的多維話語批判，在民主的價值、程序、效能以及評價標準上均釀就了豐富的國際話語權意涵，成為人類邁向多元話語時代的一次成功探索。

（一）價值取向之維：全過程人民民主以“人民邏輯”批判西式民主話語的“資本邏輯”

“民主”一詞起源于古希臘，意為“人民的統治”。古往今來，無論各國政體如何更替，“民主”一詞的語義核心始終未變。但是，各國對民主所含的兩大要素——“人民”與“統治”的比重卻歧見紛呈，民主性質亦隨國界的變更而各異。而決定這一點的，正是各國不同歷史時期的社會經濟關系。正如列寧所言：“任何民主，和任何政治上層建筑一樣……歸根到底是由該社會中的生產關系決定的?！盵13]（P279）西方民主在生產資料私有制基礎上生成，其話語實質必然是遵循“資本邏輯”的自由民主。而資本邏輯催生政治多元主義，導致黨派競爭與對立成為其民主運行之常態。在自由民主話語中，政黨競選以持有足夠的資本為必要前提，選民偏好也隨資本的朝向而涌動。這樣，整個競選過程將演化成一場“順從民意”的民主過程。[14]從表征上看，每位公民都可通過自由選舉平等地實現政治參與權，而從參與實踐上看，自由選舉的背后盡是資本意志的淋漓體現?！百Y本主義社會里的民主是一種殘缺不全的、貧乏的和虛偽的民主，是只供富人、只供少數人享受的民主”，[15]（P191）而人民的權利與意志則在票選中被直接過濾。同時，在資本邏輯下，國家的立法權、司法權和行政權均由資產階級掌握，無論其權力如何分立，都不可能實現真正的分權制衡，無論其代表如何選舉，都不可能選出資產階級外的議員，這也最終造就了西式民主“隔離民意”的價值背離。

與此不同，“我們的民主不是資產階級的民主，而是人民民主”。[16]（P326）全過程人民民主的話語表達始終奉行“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理念，堅定維護人民群眾的最根本利益。其話語構建以“人民民主”為核心議題，緊密圍繞“人民統治”與“人民主體性”這兩大基本原則，從根本上賦予人民權利以“全向度”特征，以“人民邏輯”的話語出場宣告了“資本邏輯”的話語退場。具體而言，一是在根本屬性上，全過程人民民主屬于社會主義民主，是以人民為核心引導的制度安排與話語形塑。在構詞上，“全過程人民民主”在“民主”一詞前面加上“全過程”和“人民”兩大定語，是人民利益、人民價值和人民實踐的生動凸顯，從根本上隔絕了利益集團對于民主程序的綁架，授予我國民主以實質的人民屬性。二是在人民概念的界定上，全過程人民民主突破西方民主話語中“公民”這樣的個體概念與法律概念，取而代之的是“人民”這一集合概念與政治概念，彰顯了國家意志與人民意志在全過程人民民主話語中的高度統一性。三是在選舉程序上，全過程人民民主選舉出來的人大代表均出自人民、授之于人民，堅持群眾觀點，貫徹群眾路線，因而能更好地體恤民意、體察民情，這與西式民主堆金積玉、唯利是圖的專業政客具有本質區別。誠然，“民主為誰”是各國民主話語構建所無法規避的核心問題，全過程人民民主以“人民”話語對這一問題進行真實作答，從而實現了對西式民主話語“人民主體虛化”的根本批判與超越。

（二）參與程序之維：全過程人民民主以“全過程”批判西式民主話語的“間歇參與”

恩格斯指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體，而是過程的集合體”，[17]（P250）這就指明人類發展民主理應是發展“全過程的民主”。西方民主話語“化繁為簡”，將政治民主窄化為一套單薄的選舉程序，因而存在一個致命弊端，即省略民主的全過程，只由狹窄而單一的“競爭選舉”構建成民主體系，[18]這種民主體系試圖打造一套盡善盡美的選舉程序，隨后任其不受干擾地運轉。然而，這種“單核驅動”的民主模式在實踐中顯然存在著兩點局限：其一，程序民主的邏輯過程是單線條的，普通民眾只能在少數候選人之間進行一次性的投票。周期性的選舉導致“人民只有在投票時被喚醒，投票后就進入休眠期”，[19]（P259）這種假借合法程序將民眾權利轉交政客、議員代行的民主方式，實際上是將人民當家作主的權利懸置了，極易誘發民眾的政治冷漠。其二，邏輯上的單線條自然催生出“一次性博弈”和“贏者通吃”的政治現實。這就導致了候選者在大選前往往會金錢鋪路、以錢換權，在大選中鑼鼓喧天、漫天許諾，而一旦大選方歇，勝選者便會偃旗息鼓，對民眾的需求毫不過問。與此同時，從這種民主模式中勝選出的政治領導人，他們的治國理政能力與社會責任感顯然是無法保證的。也就是說，按個人偏好與意志來投票的簡單“多數決原則”存在內在矛盾，即在程序上奉行“多數決原則”的選舉民主，在結果上會偏離實質民主。[20]

相比之下，全過程人民民主批判西方“間歇性”的“競爭選舉”話語，取“全過程”的“人民民主”話語而代之，實現了對西式民主公民權利懸置弊端的實質性克服。我們可以從“全”與“過程”兩方面來對其進行探賾：一方面，“全”字內涵豐富，具有全民性、全程性和全局性，可以理解為全環節、全要素、全主體、全客體、全流程、全領域、全范圍、全內容、全時段，等等。歸結于一點，就是全面性，實現了民主實踐的無禁區、無盲區、全方位與廣覆蓋。另一方面，“過程”內涵復合，具有時間與空間上的交織性。其一，從縱向時間來看，全過程人民民主由“事前”到“事中”再到“事后”，構成了民主程序的完整閉環。它的話語構建并非拘泥于孤立的選舉領域，而是將公民權利延伸至協商、管理、決策與監督的民主程序全鏈條、民主治理全方位，構成了公民權利時間上的延展與邏輯上的閉環。其二，從橫向的空間來看，全過程人民民主表現出與我國“五位一體”總體布局的良性互動，即以政治民主保障人民主體地位，以文化民主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以經濟民主敦促發展成果惠澤個人，以社會民主增進社會公平正義，以生態民主引領生態文明的可持續發展，等等。

（三）治理效能之維：全過程人民民主的話語構建以“民主集中”批判西式民主話語的“分權制衡”

近年來，西方世界亂象頻發，族群紛爭、社會撕裂、政治極化屢見不鮮。曾被福山自詡為“人類最后一種統治形式”的西式民主，不僅沒能帶來人類民主模式的“歷史終結”，反而遭致世人的嚴重質疑。這一現象產生的根源便在于西式民主往往在民主和集中之間更傾向于民主，分權原則的過分凸顯致使其很難在競爭型民主中平衡好民主與效能之間的關系，各大黨派的博弈爭雄嚴重束縛了民主效能的提升。[21]

資產階級各大政黨的競爭不過是資產階級不同派別之間的內部競爭，這種并不否定資產階級政權本身的對弈游戲，實質上是掩飾西式民主效能低下的“障眼法”。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民主不是裝飾品，不是用來做擺設的，而是要用來解決人民需要解決的問題的”，[19]（P258）以簡潔敘事深刻揭示了民主的效能問題。全過程人民民主是效能型民主，其之所以能夠實現民主程序與民主效能之間的高度統一，關鍵在于它本質上是民主集中制原則邏輯運演的時代成果。[22]在民主集中制原則下，全過程人民民主既能規避個人獨斷，又能避免群龍無首，展現出極其顯著的復合優勢。一方面，它能發揚民主。實行民主集中制，必然要求人民當家作主；而人民當家作主，必然關涉作主制度。[23]在推進人民民主的廣泛實踐中，我國逐漸建構了涵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基層群眾自治制度等在內的政治架構，以完善的制度體系為推進“五項民主”、保障公民“六項權利”奠定了制度基礎，真實、有效、廣泛地保障了人民的權利。另一方面，它能有效集中。好的民主，應凝聚社會共識，而不是造成社會撕裂和沖突。在黨的領導下，不同黨派、組織與個人通過民主協商提取了利益訴求的“最大公約數”，繪制了奮進目標的最美“同心圓”，全國上下統籌兼顧、協同創新，集聚分散的力量，集中分散的資源，釋放出強大的治國理政效能。

總體而言，在全過程人民民主中，“民主”與“績效”高度耦合，不僅實現了程序民主和實質民主、直接民主和間接民主、成果民主和過程民主、人民民主和國家意志的“四個相統一”，還達成了以最小的民主實踐成本獲取民主收益最大化的效果，其在不斷開辟“中國之治”新篇章的同時，也以“民主集中”話語進一步彰顯了中國民主獨有的語料特征。[24]

（四）評價標準之維：全過程人民民主的話語構建以“多樣性”批判西式民主話語的“普世性”

西式民主所塑造的“普世性”話語是逾越歷史、跨越階級、無視國家的，是一套不切實際的政治話語。以此為基礎，西方國家衍生出這樣一套邏輯：現代國家的架構只有一種，現代民主的道路亦只有一條，即西方自由民主制度是人類社會發展的終點，而各國民主的價值標準、制度體系和發展方式的全盤西化才是“唯一真理”。[4]從歷史唯物主義出發，這種言必稱“普世”的話語表達是值得質疑的，它不僅抽空了民主的本質要求，更遮蔽了各國發展的個性化特征，其話語推演拒斥現實，縱然如何證成都只能是虛幻的“烏托邦”。

誠然，一國是否民主？由誰來衡量？以什么尺子來衡量？這是民主話語權的關鍵內容。習近平總書記遵循民主的本源意義與要求，創造性地提出了“由人民”、“由國際社會”以及“八個能否”、“四個要看+四個更要看”，為判定“民主與否”確立了新的價值標準，成為揭示真假民主的“試金石”。具體而言：首先，一國的民主是否有效，要看這個國家的制度與機制運行能否解決人民關切的現實問題。早在20世紀80年代，鄧小平就曾提出了“四個能否”，為國家政治體制、結構與政策的評價確立了標準，即要看國家政局能否穩定、人民生活能否改善、人民團結能否增進、生產力能否得到持續發展。[25]（P213）進入新時代，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評價一個國家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的、有效的，主要看國家領導層能否依法有序更替……權力運用能否得到有效制約和監督”，[1]（P82）以“八個能否”進一步完善了民主的評價標準。其次，一國的民主是否有效，不僅要看民主理論是否科學，更要看民主實踐是否真實。人民只有投票的權利而沒有廣泛參與的權利，人民只有在投票時被喚醒、投票后就進入休眠期，這樣的民主是形式主義的。因此，習近平總書記在“八個能否”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四個要看+四個更要看”，即“要看人民有沒有投票權，更要看人民有沒有廣泛參與權……更要看權力是否真正受到人民監督和制約”，[1]（PP335～336）從唯物主義的視角為民主評價確立了理性標桿，生動彰顯了我國民主的人民性。最后，一國的民主是否有效，不能脫離現實與特定的歷史文化傳統來抽象評判。西式民主的評判標準都是本著西方多元社會事實來建構的，很難跨越國界準確評判他國的民主實踐。由于中方的民主模式有別于西方，便武斷劃分中國為“非民主國家”，這是西方“民主—權威”二分法的政治陰謀，而非客觀事實。對此，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一個國家是不是民主，應該由這個國家的人民來評判”，“國際社會哪個國家是不是民主的，應該由國際社會共同來評判”，[19]（P259）而不應該由外部少數人及少數國家來指手劃腳。實現民主有多種方式，不可能千篇一律，中國的社會條件有別于西方，這決定了我國的民主必然要從中國的社會土壤中生長起來。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多樣性”話語重新定義了民主，彰顯了人民對于民主的先決性意義，在進一步完善中式民主話語體系的同時，也實現了對西式民主“普世性”話語的批判與超越。

總的來看，全過程人民民主的話語體系內容詳實、效能顯著，實現了對西式民主話語的批判與超越。[26]但是，仍需要清醒認識到，學界所提出“批判”與“超越”，并非對西式民主一切價值與標準徹底繞開，而是規避西式民主的話語陷阱，讓民主說“中國話”。

三、塑造與增效：基于全過程人民民主的中國民主話語權提升

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國際話語權的競爭異常激烈，失語就要挨罵。因此，“爭取國際話語權是我們必須解決好的一個重大問題”。[27]當前，我國仍處于“西強東弱”的話語窠臼之中，民主話語權的提升仍然“任重而道遠”。對此，我們不能坐以待斃，理應“先批后立”，從綜合國力、話語體系和國際傳播上三管齊下、協同推進，不斷塑造我國民主的國際話語權。

（一）言之有力：增強綜合國力，夯實全過程人民民主的話語根基

不可否認，當前國際話語權的競爭仍舊遵循“靠實力說話”的話語邏輯，強大的綜合國力就是潛在的話語權，“誰在說”比“如何說”“說什么”更具重要性。因此，唯有不斷增強國家實力，夯實話語根基，才能為“全過程人民民主”理念創造良好的話語條件。

在硬實力上，它是話語權提升的根本依托，是無聲的話語權。中國的國土面積、人口、制度、文化等曾在歷史上遙遙領先，令世人嘆為觀止。直到近現代，才在長期的閉關鎖國與列強侵略中由盛轉衰。正所謂“弱國無外交”，民國時期，中國雖以戰勝國身份參加“巴黎和會”，卻終因硬實力的欠缺而陷入“失語”境地，反慘遭列強凌辱。歷史的“當頭棒喝”催促國人覺醒，新中國成立后，在黨的正確領導下，中國加速崛起，不僅大踏步趕上了時代，而且以昂揚的姿態、穩健的步伐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篇章，進入了不可逆轉的民族復興新征程。時至今日，我國在軍事、科技與經濟等方面都已有顯著提升，正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臺中心，這為中國民主的話語權建設奠定了不可忽略的實力基礎。[28]（P133）

在軟實力上，它是話語權提升的重要內核，是無形的話語權。軟實力具有吸引、感召與同化人心的作用，是一種以潛移默化競爭對手現實感知的柔性力量?，F階段，我國唯有“軟硬兼備”，才能在硝煙四起的民主話語權競爭中站穩腳跟。提升文化軟實力，首先需要積極踐行與培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一個國家的文化軟實力，從根本上說，取決于其核心價值觀的生命力、凝聚力、感召力?！盵29]（P163）因此，我們必須要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培育與踐行作為一項強基固本、凝魂聚氣的基礎工程，不斷夯實思想根基，整合社會意識，加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宣傳、學習與實踐，為增強中國國際話語權提供正確的價值引領與有力的精神支撐。此外，弘揚與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也是提升文化軟實力的重要方面。我們不僅要對傳統文化中的精髓深入挖掘和系統梳理，做到古為今用，還要堅持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進行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將傳統文化與時代、實踐有機結合，將其融合到民族精神與時代精神的塑造之中，推動傳統文化與當代文化相適應、與現代文明相協調，同時堅持問題導向，利用傳統文化來解決現實問題。

（二）言之有理：深化學術研究，完善全過程人民民主的話語體系

馬克思指出：“理論只要說服人，就能掌握群眾；而理論只要徹底，就能說服人?！盵30]（PP9～10）全過程人民民主若想調動群眾、跳出西式民主的話語圍獵，就必須樹立話語創新的自覺意識，深度完善話語體系與邏輯架構。具體而言：第一，依托核心范疇，搭建話語框架。一方面，既要在繼承傳統民主理論的基礎上搭建全過程人民民主的話語框架，又要緊密圍繞“民主”的核心語義，強化理論規約，保障話語內容的客觀性。另一方面，要加強對全過程人民民主的概念整合、內涵新釋、指標體系構建、外延拓展等方面的理論構建與學理闡釋工作，以詞語構框架，以框架搭體系，通過一系列理論推演與邏輯證成，形成一套豐富、系統、縝密的中式民主話語體系。第二，中西對比研究，發掘話語優勢。西方國家將話語體系視為比傳統戰爭武器更重要的武器，[31]與其相伴而生的，是話語體系的虛偽性。對此，要辯證、全面地對西式民主的基本內容與歷史演進加以審視，透視其作為資本主義上層建筑的本質屬性。同時，要繼續發掘本土民主的理論優勢，基于唯物史觀對中國的民主道路、民主理論、民主制度等作出科學評價，搭建民主評價指標，形成立體與量化的評價體系，加快破除對西式民主的路徑依賴。第三，以人類政治文明新形態為視域，剖析話語意義。全過程人民民主開創了人類政治文明新形態，為各國發展民主提供了全新的路徑選擇。當前，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既要提升專業才干“妙手著文章”，又要增強社會責任感“鐵肩擔道義”，自覺站在“人類政治文明新形態”的高度，強化對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學理闡釋，重點突出全過程人民民主之于人類政治文明的開創性意義，奮力構建自主知識體系以增進國際社會對中國民主話語的價值共識。

（三）言之有方：推進國際傳播，增進全過程人民民主的話語認同

全過程人民民主話語優勢的彰顯必定離不開其話語意涵的國際傳播。當前，在激烈的民主國際話語權競爭中，我們務必下大氣力加強國際傳播能力建設，加速提高中國民主話語的國際影響力，使全球都能聽見并聽清中國的民主聲音。具體而言：第一，要強化話語傳播的頂層設計。頂層設計是推進話語傳播的總抓手，只有從戰略的高度出發系統謀劃話語權提升的全局工作，做到未雨綢繆、居安思危，才能加速突圍我國民主“被動挨罵”與“形象他塑”的話語困局。當前，務必要以戰略思維為指引，將全過程人民民主話語提升至戰略傳播的地位，從管理機制、隊伍建設、對話渠道、議題設置等方面著手，有條不紊地提升我國民主的國際話語權。第二，要激活話語傳播的多元主體。作為話語傳播的重要載體，多元話語主體間的相互協作能夠顯著增強我國民主話語的傳播效能。因此，除了繼續支持官方話語主體扮演“發聲主力軍”的角色，還應敏銳洞察國際環境，靈活調度各類非官方話語主體的發聲功能，以二者之間的相互配合，向國際社會奏響由政府、媒體、社會組織、科研院所、社會大眾等多元主體聯動發聲的民主話語“多聲部合唱”。第三，要擴展話語傳播的平臺渠道。一方面，要推進新興媒體與傳統媒體的緊密融合，構建一個涵蓋互聯網、國際組織、國際會議、外交主場等在內的復合發聲話語平臺，增進民主話語的傳播效率。另一方面，要加強對各個發聲平臺的監督與管理，在有效傳播本國民主話語的同時，嚴格監控境外輿論，防范境外不法勢力干擾，確保話語平臺的可靠性與安全性。第四，要優化話語傳播的方式方法。一方面，要具體考察話語受眾的文明差異、地區差異和群體差異，針對不同受眾群體進行敘事方式的轉換，力爭“一國一策”甚至“一人一策”，謀求話語主客體間的心理同構，不斷提升中國民主話語的觸達率與接受度。另一方面，要改變我國“先道理，再敘事”的傳播方式，摒棄“先入為主”的信息傳播方式與“以我為主”的宣傳本位理念，尊重他國的文化習慣與話語風格，以他國民眾更喜聞樂見的表述方式進行民主理念傳播。唯有此，中國民主的話語體系才能更加精準化、專業化的走向世界、融入世界，并不斷助力我國民主國際話語權提升。

結語

“批判的武器”自然不能替代“武器的批判”，但是以全過程人民民主的話語優勢對西式民主話語進行解構與批判，有助于從民主的源頭認清自由民主的異化本質，彰顯“中國之治”的制度優勢?？陀^而言，當前西式民主的話語感召力正日漸式微，但仍穩居霸權地位。這就意味著人類民主迎來“美美與共、和諧共生”的話語時代依然“道阻且長”?？尚牢康氖?，對于中國民主話語權的建構，黨和國家已有清晰的認知、系統的謀劃，并在實踐之中不斷深化落實。尤其是在當前“東升西降”的國際格局下，我們既有底氣與毅力，也有韌性與信心，相信伴隨中國式現代化的穩步推進，全過程人民民主話語必將愈益成熟完善，必將在國際社會中愈益閃耀出理論光輝，必將以不斷增強的話語感召力日益賦能我國建立起強大的國際話語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