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世紀20年代初安源工人代表會議制度的歷史探索及經驗啟示*

張 丹

( 江西省社會科學院 歷史研究所，江西 南昌 330077 )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在中國建立什么樣的政治制度，是近代以后中國人民面臨的一個歷史性課題。為解決這一歷史性課題，中國人民進行了艱辛探索?！盵1]中國共產黨一經成立，就決定要走俄國道路，建立蘇維埃制度（“蘇維?！痹诙碚Z中是“代表會議”的意思）。黨的一大明確指出，“本黨承認蘇維埃管理制度”[2]，把蘇維埃制度寫進了黨的政治綱領，并作為政治斗爭的目標。黨在早期領導的工人運動中，便開始將蘇俄的代表會議制度融入工人斗爭中。1922年9月，聞名全國的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取得勝利后，安源工人在黨的領導下模仿蘇維埃制度模式，在工人俱樂部內建立了十代表、百代表、總代表三級建構的工人代表會議制度，使俱樂部有“蘇維埃的雛形”[3]899之稱。安源工人代表會議制度的建立，在局部范圍內實現了工人當家作主，保障了工人的權益，為安源工運在全國獨樹一幟提供了制度保障，是黨早期探索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初步實踐。

一、安源工人代表會議制度產生的歷史條件

政治制度作為一種上層建筑，它的產生、發展與歷史的環境和當時的社會狀況密切相關。安源工人代表會議制度的產生和發展，有著深厚的社會歷史背景。

（一）數量龐大的產業工人提供了制度建立和執行的主體力量

中國共產黨是無產階級政黨，代表工人階級的根本利益。要實現黨的一大確立的政治目標，必須發動最英勇的工人階級，使之成為政治制度建立和執行的主體力量。黨的一大結束不久，黨代表、中共湖南黨組織的負責人毛澤東便來到江西安源路礦，在產業工人集中區尋找黨的階級力量和階級依靠。

安源路礦位于湘贛邊界的萍鄉縣安源鎮，近代以煤炭開采而聞名。1898年3月，清政府鐵路督辦大臣盛宣懷在此創辦萍鄉煤礦，因整個礦區以安源為中心，又稱安源煤礦。為解決煤炭運輸問題，次年盛宣懷奏請清政府開始動工修建株萍鐵路。在安源煤礦和株萍鐵路做工的工人統稱為“安源工人”。在黨成立前夕，安源工人約有13,000 余人，遇上大開工時約有17,000 余人。安源工人是近代產業工人的典型代表，具有無產階級的先進性和革命性，他們“不畏生死，重俠好義，極能服從，又以萬余工友，團聚一處，聲息相通，故團結力亦十分充足”。同時，他們深處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工作既如是之苦，壓迫既如是之重，待遇既如是之虐，剝削既如是之深”[3]116，如礦上死一名礦工，工頭只給補償16 元的撫恤金，而當時市場上一匹馬還值60 元，實為“奴隸牛馬之不如”[3]116。因此，1921年12月毛澤東派李立三去安源工作時指出：“安源工人眾多，受到種種殘酷剝削，生活特別痛苦，是工人運動可能很快開展的地方?！盵3]907毛澤東選定安源作為中共湘區委兩個重點的工運區域之一，數量龐大的安源工人就成為安源工運期間進行一切革命實踐活動的主要力量，成為安源建立和執行工人代表會議制度的主體力量。

（二）安源黨組織的建立和發展提供了制度建立和執行的政治保障

馬克思指出：“無產階級在反對有產階級聯合力量的斗爭中，只有把自身組織成為與有產階級建立的一切舊政黨不同的、相對立的政黨，才能作為一個階級來行動?！盵4]因此，中國共產黨建立初期，黨的一項極端重要而迫切的任務就是要迅速在各地建立和健全黨的組織機構，發展黨員尤其是發展工人黨員。黨的一大會議提出了“黨員極少必須增加”[5]21的工作意見。1921年11月，中共中央局發出通知，要求各地至遲在黨的二大前黨員同志應發展到30 人，成立區執行委員會。因此，已成立黨組織的地區紛紛加快在工人中發展黨員、建立基層組織的步伐。1921年12月，經過工人夜校一段時間的教育和洗禮，李立三將一些先進的安源工人凝聚到黨的周圍。1922年2月，建立了中共安源支部，李立三擔任支部書記。在黨組織的領導下，1922年5月1 日，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正式成立，開始有計劃、有步驟地將全體工人組織起來。

中共安源支部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產業工人中建立的第一個黨支部。支部的誕生，是馬克思主義同安源工人運動相結合的典范。1923年春，由于黨員人數的增加，中共安源支部改為“中共安源地方委員會”，簡稱“中共安源地委”。從此，安源工人運動有了自己的領導核心，為安源工人在局部范圍內實行代表會議制度、使工人享有一定的“做人”權利提供了組織保障。

（三）工人階級自主創辦的經濟事業提供了制度建立和執行的物質基礎

經濟基礎是制度建立的基石。安源路礦工人消費合作社的建立發展，便是工人代表會議制度存在的物質基礎。當時為壯大組織力量，安源黨組織決定以“創辦消費合作社可買便宜貨”[3]117的積極舉措，吸引更多工人加入俱樂部。1922年7月，黨領導下的第一個經濟組織——安源路礦工人消費合作社成立。工人在消費合作社能買到更廉價的貨物，得實惠日增，于是工人俱樂部“借此小規模之組織，竭力宣傳，卒得此地大多數人的信仰”[3]1167。1923年2月，工人消費合作社改組和擴充后，又以發行股票、紙幣等方式，使工人獲得額外紅利，減輕了礦局在銀錢兌換上的剝削，使工人第一次切實感受到加入工人俱樂部能夠享有平等的經濟權益。這種在局部施行的集體所有制的經濟形式，為安源工人探索基于民主集中制原則的代表會議制度提供了經濟基礎，是中國工人階級探索政治斗爭與經濟斗爭相結合的較早嘗試。

（四）安源工人教育事業的蓬勃發展提供了制度建立和執行的文化土壤

代表工人利益、體現工人意志的工人代表會議制度是一種先進的社會意識，這種社會意識的存在有著先進的文化基礎作支撐。毛澤東開辟安源工人運動是從教育著手的，啟發工人尋求階級解放、當家作主的先進意識。安源工人基本上沒有接受過教育，文盲占了大多數，根據這一狀況，毛澤東、李立三創辦了工人子弟學校、工人補習學校，傳授科學文化知識，灌輸社會主義思想。補習學校每周對工人有政治報告、通俗講演及化裝講演、工人辯論會、研究會等，共產主義即在這些機會中，傳播到工人群眾中去[3]1369。經過思想教育，“引論到他們生活困苦之根源及現社會之罪惡，以喚醒其階級覺悟”[3]334。這種對工人進行民主理念、制度、文化的階級教育，對于訓練工人從事新民主主義革命工作、參與民主管理事務的能力，起了重要作用。

二、安源工人代表會議制度的運行機理

中國工人的權力如何使用？權利如何保障？毛澤東曾希望中國勞工團體在組織上“由代表會議產生相當名額之委員賦予全權組織委員會執行會務。舊的行會式的組織固然要不得，職員太多、分部太繁、權力太分也要不得”[5]49，闡明了要在民主基礎上集中建設工人團體的要求。安源工人大罷工是中國工人階級第一次獨立領導并取得完全勝利的工人斗爭，隨后，黨組織效仿蘇維埃政治制度，大膽進行民主政治建設的實踐探索，在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中建立了以十代表、百代表、總代表為三級體系建構的工人代表會議制度，使工人權力得到體現，權益得到保障。

（一）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的組織概況

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有“半政權機關”[3]900之稱，它以蘇俄為模型，“采取蘇維埃俄國的成例”[3]141，建立了十代表、百代表、總代表自下而上的代表會議制度。其由各級代表會議選舉產生領導機構和辦事機構，由每個十人團選舉十代表一人，從每10 個十人團中選舉百代表一人，從每個工作處中選舉總代表一人，總代表、百代表由各該處十代表選舉。

工人俱樂部的最高決議機關是由各處總代表組織的最高代表會。俱樂部中的各種較大事項，必須經最高代表會通過。最高代表會每月1 日及16 日開一次會，遇有要事召集臨時會議。會議由各總代表互推選1 名書記、開會時為主席。

由各百代表組織百代表會議，為俱樂部的復決機關，每月1 日開一次會，報告俱樂部一個月以來的工作或議決最高代表會提交的復決案件。

全體十代表會議原定每月開會一次，但因有1300 余名代表，俱樂部沒有這么大的會場，所以改為每月輪流在各工作處開一次會。

俱樂部的辦事系統，則由全體百代表會議選舉主任4 人（總主任、窿外主任、窿內主任、路局主任各1 人）組織主任團，總理俱樂部一切事務。經最高代表會通過，在各級代表會議閉會期間，主任團為俱樂部最高機關。由主任委任股長，由各股股長及主任團組織干事會，為俱樂部的辦事機關。后因實際需要，經最高代表會議通過又設立了經濟委員會和裁判委員會，由最高代表會直接管轄。在黨成立初期，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這種以代表會議制度來規范運行的組織，鄧中夏評價其“可說是議會制與蘇維埃制的混合組織”，“當時該礦全體工人，是已經完全組織在一個嚴密系統之下”[6]。

大罷工勝利后，工人俱樂部在每年8月間進行一次改選①第一屆（1922年10月至1923年8月，1922年10月以前是初創期），第二屆（1923年8月至1924年8月），第三屆（1924年8月至1925年8月），1925年8月選出第四屆。。1923年8月，俱樂部進行第一次改組。因“過去的一年中，事業的發展，經濟的擴充，部員的進步，乃至各種經驗的昭示，已經使我們深感俱樂部現時的組織有改進的必要”[3]141，同時，也為了與蘇維埃的民主制度更為相近，便擬定了一個更加進步的組織辦法。這個新的組織法側重各代表大會和委員會職責的調整，規定以全體十代表會為最高權力機關，相當于蘇俄的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以總代表會議和百代表會議為立法、行政及管理的最高機關，相當于全俄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由總代表會議和百代表會議選舉產生執行委員會，代替原來的干事會，相當于蘇俄的人民委員會（即后來的部長會議），執行委員會設正副委員長共4 人，教育、宣傳、交際、財政、裁判、糾察、互濟、出版、游藝、庶務等專任委員10 人，分別代替原來的正副主任和各股股長；以10 名專任委員為委員長，組織10 個專任委員會①十個專任委員會分別為：互濟委員會（負責勞動介紹、故工撫恤、勞資人事等）；交際委員會（負責內外聯絡交往等）；庶務委員會（負責器物的購買、保管等）；宣傳委員會（負責宣傳等）；糾察委員會（負責工人武裝、秩序維護等）；財政委員會（負責財務、保管等）；游藝委員會（負責文藝、體育、演講等）；教育委員會（負責教育、書報等）；裁判委員會（負責工人矛盾糾紛的調解處罰等）；經濟審查委員會（負責對經濟審查、監督等）。參見：中共萍鄉市委《安源路礦工人運動》編纂組·安源路礦工人運動[M]. 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 148.，相當于蘇俄的人民委員部（即政府各部）。

1924年8月，俱樂部第二次改組時進行了再次改進完善，不再以十人團為基本單位，改以工作處為基本單位，各工作處選舉一位總代表組織總代表會議，在十代表大會閉會期間，為俱樂部最高機關。出席會議的總代表的表決權以工作處為單位，此前設立的百代表會議正式取消。一些委員會或職能合并或取消，如獨設經濟審查委員會“完全為審察經濟之機關，無支配經濟之權力”[3]306。

（二）十代表、百代表、總代表的產生和撤免

工人代表分為十代表、百代表、總代表三級，代表的產生和任職充分體現了黨早期對人民民主的探索。

1.代表產生的程序和方法

代表資格通過直接民主選舉從工人、俱樂部部員中產生，總代表40 余人，百代表130 余人，十代表1300 余人，代表13,000 余工人群眾組成最高權力機關最高代表會議（即十代表大會），行使管理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中一切事務的權力。

2.代表的任職時限

第一，最高會議的代表是義務職務，任期一年，每三個月召開一次全體十代表大會；第二，工人俱樂部各部的下級代表或職員，有不信任上級代表或職員時，提交總代表會議去判決，但在沒有判決前，仍須絕對服從上級；第三，各主任、代表、股長及干事的職務，可以負責委托他人代理，但各主任如果長期離職，必須通知總代表會議，而各代表、股長及干事長期離職時，必須通知主任團。

3.代表的選舉辦法

第一，十代表由每個十人團選舉產生；百代表由各工作處的10 個十代表選舉產生（被選者只限于所組的10 個十人團里的部員或代表)；總代表由各工作處的十代表選舉產生；各主任由百代表選舉產生。

第二，各十代表若有不稱職的，就由所選的十人團撤回代表資格，或者由全體十代表大會決定取消資格，然后再通知所選出的十人團另選。

第三，總代表若有不稱職的，就由該工作處3/4 的十代表或部員決定撤回資格，或者由全體總代表會議決定取消資格，再通知該工作處另選。

第四，俱樂部每年改選各級代表及執行委員會的主任和委員，以及工作處干事會的各干事時，都由總代表會議決定。

第五，若代表選舉發生糾紛時，由總代表會議為選舉代表做終審判決；若主任選舉發生糾紛時，則由全體十代表大會組織審查選舉委員會做最終判決。

（三）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最高代表會議的權力

安源工人代表會議制度中的最高代表會議經歷了從開始的“總代表會議”到“全體十代表大會”的轉變，職權沒有變化，最高代表會議是“俱樂部立法、行政及管理的最高機關”[3]142。其具體職權有：

1.建立、修改章程的設置權

根據《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總章》第十七條第一款規定，最高代表會有權“修改本部之總章和規定本部重大之方針計劃”[3]395。一是有權制定、完善和修改總制度規則。根據這一權力，最高代表會議于1923年和1924年分別制定、完善和實行《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總章》《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辦事細則》。1924年通過的《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總章》由28 條增加到63 條。二是有權制定和修改俱樂部事關教育、經濟等重大事項、方針的計劃。如1923年1月“教育股提出適合工人的需求，經濟能力范圍內的擴充教育事業計劃，經俱樂部最高代表會之通過”[3]173。

2.重要人事的任免權

根據1923年8月通過的俱樂部總章規定，最高代表會有權“通過干事會聘請或委任之各股股長及委員”[3]205，可以任免工人俱樂部包括主任團的主任、執行委員會（即干事會）、各專任委員會（即各股）的委員長和委員。在最高代表會議期間，選舉最高代表會議的書記，以及正副主席各一人，主持會議。在1924年8月俱樂部的換屆中，最高代表會“推舉李滌生為最高代表會議書記，胡德成為后補”[3]311，任命陳偉鐸、蔡增準、李求實、毛澤民、賀昌等為干事會各股的股長，推舉第三屆經濟委員會委員、第三屆裁判委員會委員等。最高代表會議除了有任命資格，也有權撤免人事，可以“糾彈本部各股股長及委員之不稱職者提交干事會懲戒或撤換之”，或者“糾彈本部干事之不稱職者,若認為必要時須召集百代表直接投票決定之”[3]205。

3.重大事項的決定權

最高代表會議的重大事項決定權主要體現在“議決本部進行方針及干事會交議案件”，“以全體代表過半數之出席，出席代表過半數之通過為有效”[3]206。一是決定俱樂部各組織機構設立撤并，如設立勞動介紹所、組織經濟委員會、恢復糾察團等；二是決定俱樂部內部的整頓事務，如俱樂部職員是否辦事公正、手續合規，剝奪犯事的俱樂部部員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等；三是決定事關俱樂部部員的生計事項，如工友入部的會費、紅錢的分法、財經制度的管理等；四是決定向上級和全國性工團（如湖南全省工團聯合會、漢冶萍總工會等）繳納常月費或捐款等對外事宜。

同時，最高代表會可以決定對違反俱樂部規章的部員或代表的處罰，例如：規定對不遵本部章程及議決案或放棄職責的各級代表，“一二次小事則由最高代表會揭示于俱樂部以示薄懲，三次取消代表，大事除名，最大事送法庭懲辦”；對于無理取鬧的部員，“一二次小事由主任面責，三次由最高代表會開會時公責，大事由最高代表會議決除名，最大事送法庭懲辦”[3]150；對于參與打架、賭博、拉幫結派等活動的部員進行處罰，總代表從嚴處罰等。

4.監督權

最高代表會議的監督權體現在“審查總代表會之各種重要議決”及“審查執行委員會報告之決算案；及提交之預算案”[3]395?？偞頃侨w十代表大會閉會期間的最高權力機關，向全體十代表負責，有權批準執行委員會提交的各種議案，監督各執行委員會及執行委員的工作，對執行委員會發布的命令，認為有不妥的，可以停止命令。同時，負責審查執行委員會每月報告的決算案及預算案，特別是設立經濟委員會審查部“每月須調取會計股，庶務股，教育股，消費合作社之賬簿審查一次”[3]158。通過這種有效的經濟監督，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查處了合作社服務股陳梅生的第一貪腐案，由此開創了中國共產黨的反腐先河。

（四）安源工人代表會議制度的運行原則

安源工人俱樂部建立的工人代表會議制度，是黨早期效仿蘇俄探索無產階級專政下建立政治制度的初步嘗試，體現了堅持民主集中制、黨的領導與工人能夠作主等制度原則。

1.堅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則

恩格斯指出，無產階級“沒有統一和指導性的意志，要進行任何合作都是不可能的”[7]。無產階級的革命和政治建設必須要有集中統一的領導，有民主下的權威，否則就體現不了絕大多數人的共同意志和利益。十月革命成功后，列寧提出在國家組織形式上“我們主張民主集中制”[8]。之后，民主集中制被運用在蘇俄政治制度建設中。

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效仿蘇俄采取民主集中制。劉少奇、李求實在《俱樂部組織概括》一文中闡述得很清楚：“在歷史上實有很多的事實告訴我們了，沒有組織集中的有統系的工團，不能與組織集中的有統系的資本階級奮斗”，我們只有采用“民主的集權制——極嚴密地組織自己的團體，才能與有組織的資產階級廝拚，才有戰勝的一日!”[3]139如果“事權不集中，則政出多門，決不能應付一切”，所以工人“應將一切權力交把由自己選舉來的代表所組織的最高機關——俱樂部”[3]80。因此，對于最高代表會決定的議決案，各處的各級代表和部員都必須絕對服從。若議決案確實有不妥之處，可推出臨時代表向俱樂部陳述理由，再開最高代表會議討論，這就有效維護了最高代表會議的權威性。

同時，工人俱樂部的組織還采用了直接民主的形式。俱樂部的各級代表會議，以十代表大會的代表人數最多，代表了工人最廣泛的意志，因為“對于一個問題，十代表的意見，才真正是普遍工人的意見；對于一個政策，在十代表中解說清楚，才能說是向工人全體解釋清楚了”[3]304?？梢?，安源工人的代表會議制度，很好地堅持了集中下的民主和民主上的集中相統一的原則。

2.堅持黨的領導的原則

始終堅持黨的領導，是安源工人代表會議制度得以堅持的根本前提。無論是推選出的最高代表會議書記朱錦棠還是李滌生，都是安源黨組織的重要成員；無論是最高代表會議選出的主任團主任、執行委員會委員長等俱樂部歷屆的主要領導成員，都是共產黨員，如總主任劉少奇、陸沉，路局主任朱少連，窿外主任陳潭秋以及擔任過窿內主任的余江濤、朱錦棠等。擔任過各股股長或執行委員會委員長的也是早期重要的共產黨人，如文書股長蔣先云、李求實、賀昌等，游藝股長蕭勁光，經濟委員會委員長和交際股長謝懷德，裁判委員會委員長朱錦棠、胡德成等。此外，工人代表中黨員和團員占比也很大，“皆能為團體努力，幾乎每人至少皆為一十代表”[3]231?！爱斶x為總代表者十九人（占全體人數之半弱），當選工廠干事及十代表者亦多”[3]257。原安源老工人吳化之回憶，“十代表、百代表、總代表，他們大部分是黨員，每個學期十代表輪流來開會，化妝演講、報告會、講形勢，俱樂部主任、各股股長去作報告”①參見：《吳化之回憶》, 安源路礦工人運動紀念館館藏檔案, A12 類25 目4(9)號2188。。由黨員、團員構成的代表會議制度的身份結構，保證了黨組織對工人代表會議制度的領導，也保證了最高代表會議通過的議決案能體現黨的意志。

3. 堅持工人作主和法制管理相統一的原則

建立無產階級當家作主的國家，是無產階級革命的斗爭目標。安源黨組織始終為工人能夠在局部區域內實現當家作主而團結奮斗。工人群眾享有民主權利，首先體現在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上。工人俱樂部的總章規定：“凡屬本部部員，有享受本部所舉辦各種事業之權利”“皆有選舉權、被選舉權，及根據簡章撤消代表干事權”[3]394。大罷工勝利后不久，萬余名安源工友爭先恐后加入俱樂部，俱樂部乘機進行改組選舉。工人通過行使民主權利，選舉產生了俱樂部總主任、路局主任、窿外主任、窿內主任各1 名，總代表45 名，百代表140 余名，十代表1382 名，并委任了各股股長7 人，各股委員30 多人。安源工人此前過了20 多年非人的生活，“忽然得此出頭的一日，直似出于烈焰之中而入于清涼之世”[3]130。他們第一次從制度上享有了“從前是牛馬、現在要做人”的主人翁地位，這是無產階級革命實現人民當家作主目標在安源局部進行的最早嘗試。

此外，路礦當局為解決工人之間的糾紛，設置了一個司法科，但司法科就是再次剝奪工人的罰款機器。有了工人俱樂部后，工人就把大小糾紛問題都拉到俱樂部來辦理，使俱樂部辦事人員“大部分的力量辦了這些無益的紛爭，反使很多重要的事不能辦了”[3]98。因此，為保障工人權益，解決因利益沖突導致的矛盾糾紛，“事實上需要一裁判機關，遂由最高代表會決定推選七人組織裁判委員會”[3]141。1923年5月，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成立了裁判委員會，其“發揮了調解和懲處的功能作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人民民主和現代司法的組織原則和工作特征，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無產階級探索人民司法的早期探索和有益嘗試”[9]。歷史表明，黨領導工人通過法制渠道，保障了工人公正平等的權益。。

綜上所述，安源工人代表會議制度將黨的領導、工人在局部能夠作主以及初步的法治建設有機結合起來，推動著安源工人運動穩步向前。

三、安源工人代表會議制度的歷史作用

安源工人代表會議制是20 世紀20年代安源工人在黨的領導下，創造性地進行民主建設的初步探索，對“二七慘案”后安源工運的蓬勃發展起到了機制保障作用，為中共對民主政治建設的不懈探索提供了早期參照。

（一）使工人享有“做人”的資格，賦予工人“作主”的權利

長期以來，安源工人受壓迫剝削深重，生活悲慘苦難，工人申訴說“從前過的生活，簡直不是人的生活，簡直是牛馬奴隸的生活”[3]43。工人俱樂部通過實行代表會議制度，使工人的利益訴求有了團體的伸張和保護，社會地位和待遇都有了提高。老工人宋新懷回憶說：“工人有了俱樂部，腰桿子都硬了，部員在社會上也受人重視了，人們一知道他是部員，就給凳子坐，給杯茶喝，我們工人在當時從來沒有這樣受人招待過?！盵3]985特別是“自民國十一年罷工勝利以后，與路礦兩局訂約十三條，所得待遇既優”[3]1209。資本家不再以從前的種種手段壓迫工人，如路礦當局承認俱樂部有代表工人的權利，不能隨便開除工人，職員工頭也不能毆打工人，因工受傷的工人要照顧工作，特別是打破包工制后，路礦當局聘請工頭要征得工人的同意等，“以前牛馬之不如的工友們，現在略得了一點人的意味。以前資本家的奴隸，現在才解放出來與資本家站在對等的地位了”[3]105。安源工人實現了“從前是牛馬，現在要做人”的階級追求，盡管只是局部的、不全面的政治權利，但對于中國近代無產階級來說，這無疑是政治斗爭中前進的一大步。

（二）保護工人利益，維護公平正義，提高工人戰斗力

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的宗旨是“保護工人的利益，減除工人的壓迫與痛苦”。通過民主選舉產生的十代表、百代表、總代表是工人利益的代言人，將工人的切身利益訴求通過各級會議做出議決案進行實施，劉少奇說“代表可說就是工人的領袖”“組織上算有統系，能盡責任，并且還是很努力的”[3]94。如1922年11月，最高代表會議決定成立勞動介紹所，是負責介紹失業部員到路礦兩局工作的機構，目的就是為了預防工人的失業，“為失業者謀生活之出路”[3]195，保障了工人的基本勞動權，亦保護了兜底的生存權；經最高代表會議通過還設立了故工撫恤會，“專為撫恤身故工友及其家屬而設”[3]199，撫恤對象為俱樂部部員中因病身故、因公致傷致死者，由各處工作總代表、百代表負責，工友病故或因工死亡，大家照章撫恤。在當時那樣困難的條件下，能夠創造性地做出此種為工人謀利益的努力已屬難能可貴。安源裁判委員會成立后，工人“犯事有自己的裁判委員會裁判，不致受腐敗法庭的虐待”[3]446。裁判委員會為工人伸張正義，得到廣大工人的支持，促進了工人的團結。

工人代表會議制度也是提高工人階級覺悟和戰斗力的訓練場。在這種制度下，通過定期或不定期的代表會議的議決來解決工人關心、關切的問題，這種“會議是訓練工人最有力的機關”，“每次會議時，可從工友切身實際問題之討論中，得來許多正 確的觀念和階級的覺悟。十代表大會，我們承認是要算俱樂部訓練工人最有力而最普遍之教育機關”[3]304。通過代表會議的討論議決過程，使工人受到了政治教育。同時，俱樂部規定各工作處的十代表每月輪流開一次會，工友們“在這種會議中可以學得許多開會的規則，我們知道：開會的規則，對于我們工友，尤其是代表，是一種最緊要的知識”[3]111-112。開會的規則，事實上是對程序和民主規則的認識，能增進工人對人民當家作主的理解和認識，提高對無產階級專政的認識，準備好為無產階級的解放事業而持續戰斗。

（三）為黨早期對民主政治建設的探索開了一個好局

五卅運動后，反動軍閥加緊了對工人運動的反撲。1925年9月21 日，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被軍閥武裝封閉。慘案發生后，安源工人為實現革命目標奮斗不止，回到湘贛周邊地區繼續革命，“革命種子，于是遍布湘鄂各地矣”[3]598。

無論革命形勢如何變化，建立蘇維埃，保障工農民主權利，始終是黨在領導革命過程中的主要目標。1927年8月，黨的八七會議強調，“工農兵代表蘇維埃，是一種革命的政權形式”[10]。同月，毛澤東提出，“我們此刻應有決心立即在粵湘鄂贛四省建立工農兵政權”[11]。9月9 日，毛澤東領導的湘贛邊界秋收起義爆發，以安源工人為主體的第二團建立了起義中唯一的縣級革命政權——中國革命委員會湖南省醴陵縣分會。起義部隊上井岡山建立革命根據地后，開始探索早期的政權建設。一時間，黨領導湘鄂贛閩粵等地的工農群眾發動武裝起義，紛紛建立了具有蘇維埃民主政權性質的革命根據地，如1930年萍鄉黨組織在大安里相繼建立起13 個鄉蘇維埃政府。

1931年11月7 日，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正式成立?！吨腥A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明確規定：“中華蘇維埃政權所建立的是工人和農民的民主專政的國家”，在蘇維埃政權下，“所有的工人農民紅軍兵士及一切勞苦民眾都有權選派代表掌握政權的管理”[12]。在蘇維埃共和國實行各級工農兵代表大會制度，通過民主選舉產生的各級工農兵代表會議，不僅是立法機關也是權力機關，制定法律、法規，決定國家和地方重大事項，也有權任免行政、審判、檢察機關的主要責任人并監督他們的工作?？梢?，中華蘇維埃代表制度與安源工人代表會議制度在運行目的、代表產生方式和機構的權利職責等方面具有相當的一致性，是中國共產黨早期探索民主政權建設的延續和發展。毛澤東評價說，“蘇維埃政權的民主發展到這樣的程度，實在是歷史上任何政治制度所不曾有的”[13]。

四、安源工人代表會議制度對新時代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經驗啟示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共產黨一經誕生，就把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確立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為實現人民當家作主進行了不懈探索和奮斗?！盵14]安源工運時期黨領導下的對工人代表會議制度的初步探索，是中國共產黨實現工人階級當家作主的奮斗目標，踐行黨的初心使命的直接體現。探尋安源工人代表大會制度的歷史過程，研究黨對民主政治建設的早期探索，對新時代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加強和改進新時代人大工作具有重要的經驗啟示和現實意義。

（一）安源工人代表會議制度蘊含了只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才能保證人民當家作主的偉大真理

黨的堅強領導，始終是安源工人運動能夠不斷向前的核心力量。安源工人代表會議制度在執行過程中把握了黨的領導的核心原則，“百代表及主任中大部分都是黨員”[15]162，“總代表一般是黨員。三個人一個黨小組，七、八人為一個支部”[15]175，從而保證代表會議制度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安源工人代表會議制度的革命實踐，深刻揭示了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人民當家作主的偉大真理。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黨領導國家政權機關的重要制度載體，也是黨在國家政權中充分發揚民主、貫徹群眾路線的重要實現形式?！盵16]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新時代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必須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堅定捍衛“兩個確立”，不斷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牢記“國之大者”，通過發揮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制度優勢，保證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決策部署在國家工作中得到全面貫徹和有效執行。

（二）安源工人代表會議制度踐行了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初心立場

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是中國共產黨成立的初心、恒心和決心。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各級代表維護工人利益，有勇有謀地與資本家開展革命斗爭，為工人爭取薪資待遇、樹立人格尊嚴、興辦教育事業等。工人利益的獲得，離不開工人代表堅定“為改造社會而盡力”，且“只知道犧牲，不知道權利，把自己心里洗刷得清清潔潔”[3]95的階級覺悟和實踐行動。正是因為工人代表會議制度牢固樹立人民立場，堅持人民至上的價值理念，才涌現了黃靜源、劉昌炎、鄧貞謙等一大批誓死保衛安源革命勝利果實的英烈，他們用生命踐行著代表、實現和維護工人群眾根本利益的初心使命。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之所以具有強大生命力和顯著優越性，關鍵在于它深深植根于人民之中?！盵17]新時代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必須自覺貫徹黨的群眾路線，牢固樹立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取向，密切同人民群眾的聯系，確保國家一切權力屬于人民，人民當家作主地位更加具體地、現實地、有效地得到落實。

（三）安源工人代表會議制度詮釋了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民主集中制的根本原則

民主集中制是蘇維埃政權在組織建設上的根本原則，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從一開始就以蘇俄為模型，以民主集中制為根本組織原則進行機構設置。通過民主選舉的方式產生各級代表及會議，對俱樂部工友負責，受工友監督。當時的經濟審查委員會、裁判委員會和各執行委員會都由最高代表會議產生，對它負責，受它監督。各級代表會議在黨的領導下，將俱樂部工友的意愿集中成為俱樂部的意志，各執行委員會執行代表會議形成的工友意志，并使這些意志得到有效執行和貫徹落實。歷史表明，沒有民主集中，工人的利益訴求就無法表達和實現。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民主集中制是我國國家組織形式和活動方式的基本原則，是我國國家制度的突出特點?！盵18]新時代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必須堅持民主集中制的根本原則，一是要堅持人民通過人民代表大會行使國家權力，各級人大代表、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要自覺接受人民監督，對人民負責；二是要在堅持中央的統一領導下，充分發揮地方國家機關的主動性和積極性，保證各項事業統一高效有組織地推進。

（四）安源工人代表會議制度積累了堅持與時俱進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實踐經驗

安源工人代表會議制度建立和執行之時正值中國共產黨成立的初期，國內沒有任何經驗可以借鑒，黨中央也沒有具體明確的方針政策進行指導，只有借鑒蘇俄的經驗，在實踐中摸索，不斷改進完善。1924年8月，陸沉在俱樂部第二次換屆時就指出，“俱樂部從過去兩年的經驗和教訓中，覺著以前的組織有許多缺點，所以于第二屆代表和干事改選時，由十代表大會決定一新的組織，將俱樂部重新改組”[3]302。對于不合理的制度設置，就及時撤銷，例如：介于十代表大會和總代表大會的百代表會議“事實上去之既無妨礙，存之反而紊亂組織，故將此種會議取消”[3]304。雖然新的組織也不一定是完美的組織，但“這確是達到俱樂部將來完美的組織的路程中的一段”[3]302。事實表明，與時俱進對政治制度進行完善、改進，是政治制度永葆生機活力的基本經驗。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支撐中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根本政治制度?！盵19]新時代我們要毫不動搖堅持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也要與時俱進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要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不斷加強和改進立法工作和法律實施工作，不斷加強和改進監督工作，不斷加強同人大代表和人民群眾的聯系，在總結、繼承、完善、提高中推進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理論和實踐創新，推動人大工作再上新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