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雇農工會的發展與演變*

郭宇強

( 中國勞動關系學院 勞動關系與工會研究院，北京 100048 )

雇農工會，又稱雇工工會，是民主革命時期中共在革命根據地的廣大農村中組織的，以農業工人（雇農或雇工）為基本成分的工會組織[1]39。雇農工會是中共革命中一個極為重要的組織現象，是中共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結合中國實際進行的一次偉大革命實踐。學界對這一現象關注不多，現有研究多圍繞雇農工會的成立發展[2]、性質和作用[3]、內部建設與活動開展[4]等展開，但在其演變歷程、實踐價值等方面仍存在研究空間。全面探析雇農工會的發展演變過程，有助于理解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過程中中共領導工會的發展歷程與實踐意義。

一、理論準備與實踐探索期

雇農是指完全沒有土地和工具或只有極少的土地和工具，完全或主要以出賣勞動力為生的農業勞動者，是農民中的無產階級[1]10。早期的中國共產黨人在革命活動中已經注意到雇農這一群體。

（一）理論前提：雇農——農業“無產階級”的存在

1923年7月，陳獨秀在《中國農民問題》一文中指出，農民占全中國人口70%以上，“我們應感其重要”。他按經濟地位將地主與農民分為10 等，雇工是第十等，屬于農業無產階級[5]423，提出可以通過農會、鄉自治公所、佃農協會、雇農協會等形式將農民組織起來，其中雇農協會“以協議工資及介紹工作為主要任務”[5]430。同年12月，陳獨秀在《中國國民革命與社會各階級》中認為，“雇工雖屬無產階級，然人數少而不集中”[5]498。1924年1月，鄧中夏在《中國農民狀況及我們運動的方針》中指出，在組織方面，農民運動最要緊的是組織農會（佃農協會或雇農協會），這樣“散漫的農民才可團結起來”[6]。1924年7月，肖楚女在《中國的農民問題》中提出，應在國家的指導下推行農民自治，組織農會、鄉村自治公所、電工和“雇農公會”等，使佃農和雇農們能以階級的覺悟和地主們抗爭[7]27。1925年12月，李大釗在《土地與農民》中指出，“當估量革命動力時，不能不注意到農民是其重要的部分”[7]42，“佃農及雇工所受的壓迫，比自耕農更甚”[7]50。1925年10月，澎湃在《在省港罷工工人代表第三十六次大會上的報告》中指出，“自己連工具都沒有”的雇農與自耕農合計約占農民的20%[8]105-106。1925年12月，毛澤東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指出，“農村無產階級是指長工、月工、零工等雇農……是最感困難者，在農民運動中和貧農處于同一緊要的地位”[9]。革命早期，中國共產黨人在關注農民群體的基礎上，進一步從經濟地位出發分析其階級屬性與作用，并形成兩個“共識性判斷”：一是農民階級人數眾多，蘊含著巨大的革命潛力；二是農民內部存在不同的階層，每個階層在經濟地位、經濟條件與生活狀況等方面存在巨大差異。這些判斷給中共的革命行動帶來積極影響：一是農民階級受農村資本的剝削，雇農等群體在經濟地位等方面與城市工業無產階級具有高度相似性，這為工農聯盟奠定了基礎；二是農民內部不同階層的革命意愿存在差異，雇農等群體革命意愿更為強烈，成為中共革命動員的目標群體；三是農民階層分散在傳統的鄉村社會結構中，形成了一定的“組織真空”。這也為中共推進農民組織化提供了現實條件。

對雇農群體的認知也體現在中共一系列文件中。1921年6月，張太雷在《致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的書面報告》中提出，農業工人即雇農沒有任何組織形式，缺乏階級自我意識，但是他們必將同工人群眾一起為爭取自由和土地而斗爭[10]。1922年7月，中共二大決定正式加入第三國際，并接受加入第三國際的全部條件，其中第五個條件表明，革命需要“鄉村勞動者（農業的雇工和極貧的農人）”[11]69。作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中共必須接受共產國際的領導。這就決定了列寧主義通過共產國際實現了對中共意識形態的構建，強化了對中共的組織領導。中共二大宣言指出，農民乃是革命運動中的最大要素，佃戶和農業雇工等貧苦農民至少也占“百分之九十五”[11]113。1925年1月，中共四大通過的《對于農民運動之議決案》指出，“列寧主義的最大功績便是在農人中找到一個無產階級的同盟”[11]358。這為雇農工會的組織與發展奠定了理論前提。

（二）實踐基礎：早期農民運動的開展

在革命早期，實現對工會組織的領導是中共面臨的重要議題。1924年5月，中共擴大執行委員會通過《工會運動問題議決案》，指出黨和工會運動“有思想上的聯結”，工會要在日常斗爭中發展會員的階級意識；黨和工會的組織聯結，“應該經過工會里的共產黨小組，這種黨的小組，直接受黨的某一個機關指導”[11]237。1925年1月，中共四大通過《對于組織問題之議決案》，指出 “在國民黨及其他有政治性質的重要團體中，應組織黨團”[11]381。一個集政治、思想與組織等功能于一體的黨團制度開始建立，并作為一個重要舉措被寫入中共的組織體系以及黨章等文件中，中共對工會工作領導的權威性與規范性進一步得以確立。這一領導體制與機制在雇農工會的發展中得到貫徹和落實。

在領導城市工人運動的同時，一些共產黨人在農村地區開展了農民運動，并取得一定成效，如浙江衙前農民運動、廣東海豐農民運動等都是這一時期較有影響的農民運動。雇農的組織化是農民運動的重要方面，主要的組織形式是農民協會。1923年，海豐縣農會關于會員成分的調查顯示，雇農會員占10%[12]。此外，中共在湖南平江三眼橋等地也組建了雇農工會。

這一時期，中共在理論與實踐上對雇農及其組織化作了一些初步思考與探索，認同馬克思列寧主義關于農民階級作用的分析，把雇農視為中國革命的重要依靠力量，在農村局部地區有一些自發性的組織化實踐行動，為土地革命時期的革命斗爭奠定了基礎。由于這一時期中共的革命行動主要集中在城市，雇農的組織化工作并未引起中共足夠重視，其在雇農組織化的理論準備與實踐等方面也不充分。

二、雇農工會的初步建立與緩慢發展期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使中國革命受到嚴重摧殘。1927年8月，中共召開緊急會議，即八七會議，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斗爭的總方針。這標志著中共的革命重心開始從城市向農村轉移，同時中共城市革命經驗的適用性也開始受到挑戰。第一，革命依靠力量由以工人為主向以農民為主轉變。1927年6月的一份報告顯示，無地的佃農、雇農、游民占農民總數的55%[7]142。雖然雇農在經濟地位上與城市工人具有相似性，但是其也具有區域分散、思想保守等特點，與具有高度組織性、紀律性的城市工人有很大不同。第二，革命場域由較為發達的城市向生產力水平低的農村地區轉變。由于革命形勢嚴峻，中共在很多農村地區并未開展充分扎實的群眾工作，而是迅速、強勢嵌入當地的社會關系網絡與經濟文化體系中。共產黨人陌生的面孔、外來的意識形態文化以及新生的中共組織與農村傳統宗族與文化之間的張力開始凸顯。因此，中共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是，作為革命立身的階級基礎是什么？于是，雇農進一步進入中共的決策視野?！肮背蔀閷崿F雇農組織化的載體，雇農群體的性質、作用、地位以及工會組建等問題在共產國際、中共與工會的互動中得到進一步的明確。

（一）革命形勢和共產國際對建立雇農工會的推動

在白色恐怖籠罩之下，中共迅即作出指示，確保中共對工會等群團的領導，這為在農村開展革命工作奠定了政治基礎。八七會議通過《黨的組織問題議決案》，指出工會應當迅速建立黨團[13]136。11月，中央常委會通過《最近組織問題的重要任務議決案》，提出 “黨應當建立工會獨立的組織系統，使支部在工人群眾中起到核心的作用，吸引廣大的非黨的群眾加入工會”[13]149。這些要求明確了中共與工會等其他群團組織的關系，有助于中共吸納非黨員群眾與工會團體，迅速壯大革命力量。

隨著農村根據地的建立和發展，共產國際開始關注中國的雇農問題，并對中共作出指示。1928年2月，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九次全會通過《共產國際關于中國問題的議決案》，指出中國革命的特性在各省、在城市與鄉村之間是“不平衡的”，“必須加緊建立和擴大農民組織的工作……特別組織鄉村中的無產階級成份”，并強調“現時對于中國共產黨比任何時候都重要”[14]759-760。

這一指示提高了中共對雇農問題的關切，雇農組織化問題立即進入中共決策視野。1928年4月，中共根據共產國際的決議案，決定把建立城市鄉村的群眾組織列為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并要求在蘇維埃政權的鄉村中“應組織雇農工會”[14]175。同年7月，中共六大通過的多份決議案分析并強調了雇農工會的重要性?！锻恋貑栴}議決案》指出，中國農民階級分化形成農民資產階級（富農）、農村無產階級，“現在中國農村工人已經必須將自己組織起來”[14]351?！掇r民運動決議案》指出，農村無產階級（雇農）是黨在農村中的基礎，組織并領導其階級斗爭“將成為中國共產黨在農村中的急要的任務”[14]358?！堵毠み\動決議案》指出，“農村經濟工人（雇農）應組織雇農工會，同時可加入農民協會，但須保存其獨立的組織”[14]382，“對工會的領導非經過黨團不可”[14]383。1929年2月，全總召開第二次擴大會議，蘇兆征在出席赤色職工國際會議時所作的報告中也坦承，“從前工農聯合的口號沒有效果，就是因農村工人沒有組織”[15]132-133。這表明，組織雇農工會已經成為共識，中共開始以中央的名義推動雇農工會的組建。

在持續關注中國革命農村問題的過程中，共產國際對中共的錯誤做法給予了批評。1929年6月，共產國際給中共寫信明確反對“聯合富農”的策略，并指出，“目前在全黨之當前的任務是要發展農村無產階級運動與聯合農村貧民群眾”[16]695，“要使農民群眾繞圍著黨的周圍，繞圍著黨之一切基本的及部分的口號，則必要加強農民的組織”[16]697。同年8月，中共召開會議表示完全接受共產國際的指示，要堅決糾正以往的錯誤認識?！肮娃r是黨在農村中的基礎”[16]453， “黨應極力發展雇農獨立的組織”[16]454，建立雇農工會“已是目前迫切的任務，不可有絲毫的放松”[16]455。

1929年6月，中共六屆二中全會通過《職工運動決議案》，把“開始發展和建立農村的工人運動，建立工會組織”列為黨的十項中心任務之一[16]296，并專門設有“農村工人運動”部分。決議承認，“農村的工人運動到現在還沒有正式的來進行”，農村中的廣大群眾有二千余萬[16]308。上述決議的思想開始體現在中共的革命工作中。同年7月，瞿秋白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十次全會發言中指出，殖民地農民的分化“幫助貧農和農村無產階級，使之更接近于城市無產階級”，“我們應該努力組織農村無產階級，使之成為獨立力量”[17]。同月，鄧子恢起草、毛澤東修改的《中共閩西第一次代表大會之政治決議案》也指出，黨在閩西斗爭中應“從工人及貧農中創造黨的無產階級基礎”，“在赤色區域農村中的雇農及手工業工人應該組織工會”[18]。

（二）中共對雇農認識的不斷深化和雇農工會的組建

上述決議精神也很快進入工會體系中。1929年11月，五次勞大通過《工會組織問題決議案》，指出組織問題成為最迫切而至關重要的基本問題[19]337，“農村雇工的組織，再不能延遲……全總及各地工會應立即派有組織能力的人，到農村中去發展組織”[19]343。大會通過《農村工人工作大綱決議案》，這是第一個聚焦農村工人主題并對其進行全面闡述的文件。決議案提出：首先，在階級力量上，兩千多萬的農村工人與工業無產階級、手工業工人“都是構成中國整個無產階級的力量，成為中國革命中強有力的領導者”，農村工人最主要的是廣大雇農。其次，在階級地位上，雇農是被直接剝削剩余價值的雇傭勞動者，與工業無產階級一樣都靠出賣勞動力維持生活，只是生產方式不同，因此，“他是無產階級之一部” 。由于“階級意識比較明顯”“階級覺悟比較敏銳”“私有觀念比較薄弱”等原因，雇工接近于無產階級[19]363。最后，在領導地位上，“無產階級在目前革命階段欲鞏固他對于農民領導地位，只有經過農村無產階級——雇工”[19]364。決議起到了統一工會干部思想與認識的作用，推進了雇農工會的組建工作。

1929年12月，全總通過《蘇維埃區域工會工作大綱》，對蘇區工會根本路線、工作任務、工會生活、組織系統等作了較為詳細的規定。這是第一個全面指導蘇區工會運動的工作文件。大綱指出，“要發揮無產階級在農民斗爭中的領導作用……就是動員這些區域的城市工人和鄉村的廣大雇工群眾，加入工會”[15]350?！班l村中廣大的雇農群眾是沒有組織的”[15]350，盡管“一般雇工還有很深的農民意識”，但是“要認清雇農是鄉村中的無產階級，要把他們從農民中劃分出來，組織雇農的獨立的階級工會”[15]352。一些蘇區著力推進雇農工會組建工作。例如，1930年6月，湖北大冶蘇區成立后著手組建赤色工會，包括雇農工會等。同年7月，沔陽蘇區的區、鄉建立了店員工會、雇農工會等。8月，湖北襄陽縣雇農工會成立。1931年10月，湘鄂西省總工會給全總的報告顯示，沔陽縣工會會員有3987 人，其中雇農1903 人。

隨著蘇區革命形勢的發展，中共對雇農工會的認識不斷深化，主要表現在4 個方面：第一，高度警惕農民意識對中共的影響，確保無產階級思想的領導地位。1929年7月，《中央給鄂東北特委的指示信》指出，鄂東北黨的工作精神“在原則上應該由單純的農民意識轉變到無產階級思想上的領導……要教育農民，領導農民，而不是要隨著農民意識的發展”[16]365。第二，通過黨團的形式加強對群眾組織的領導?！包h在群眾組織中的活動，是經過自己的黨團，取得群眾之自愿的信仰，才能取領導作用?！盵16]378第三，雇農是中共在農村的主要依靠力量。1929年12月，《中央通告第五十九號——為鞏固與發展黨的無產階級基礎》指出，“雇農是黨在鄉村中的無產階級基礎，黨的發展應向著雇農貧農”[16]557。第四，建立和發展雇農工會有助于擴大黨員隊伍。黨組織的發展與雇農工會有密切聯系，“擴大黨的組織必須加緊發展產業無產階級和農村無產階級的群眾組織”[16]559?；谶@樣的認識，1930年2月，中共在《中央通告第六十八號——關于召集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中提出，把“發展雇農工會”作為任務之一。同年3月，《中央通告第七十三號——發展產業工人黨員加強黨的無產階級基礎》則強調，各級黨部在農村中注意“吸收雇農分子入黨，改造黨的組織”[13]319。

在工會工作過程中，全總也在推進工作制度創新。1930年2月，全總發布了《中華全國總工會特派員條例》《中華全國總工會巡視員條例》兩個重要文件。特派員是“全總為建立重要區域之工會組織及指導工作之必要”確定的[15]433，采取駐留某地的工作形式，其主要職責包括工會組建、召集工作會議、指導斗爭、教育工人、訓練干部等。巡視員是“全總為考察各地工人狀況及考察并指導該地下級工會的組織和工作之必要”確定的[15]434，采取定期巡視的工作方式，其主要職責包括考察工人狀況與社會政治經濟情況、考察工會組織與工作狀況、召集工作會議、討論斗爭策略等。在工會干部缺乏、交通通訊不便的條件下，這兩個制度有助于將組織意志迅速輸入到地方基層，加強全總對地方工會的指導，彌補地方工會力量的不足，提升基層工會的工作能力。

雇農工會關系著中共在農村根據地的階級基礎。赤色職工國際、共產國際一直十分關注中國雇農工會問題，中共、全總與它們也保持著緊密聯系，并按其指示要求開展工作。

1930年3月，全總通過《目前政治的形勢與工會的任務決議案》，提出建立雇農工會“是與農民聯合的最重要關鍵，是目前中心工作”[15]490。但是，雇農工會的組織與會員發展卻不甚理想。在同月召開的全國特派員會議上，項英指出，“從全總一直到下面，都是沒有很好注意這一工作，雖然五次勞大對此工作曾有詳細的規定，我們又另外規定了有蘇維埃區域的工會工作大綱，但我們在工作上是沒有充分注意這一點，現在全國只有瀏陽和崇明等地方有雇工工會的組織”[15]553。同年6月，全總在給赤色職工國際五大的報告中指出，在第五次大會后，才注意到雇農工會工作的發展，“但目前組織還很狹小”。江蘇崇明有一雇工工會，人數300 人；江蘇邳縣雇工工會，人數500 人；四川川東有一雇工工會，人數200 人。蘇維埃區域的相關工作也不充分。全國共有會員6670 人[20]77。這種狀況引起了赤色職工國際的不滿。8月，赤色職工國際五大通過決議，尖銳地批評道，“雇農工會的組織，是惡劣得不可寬恕……在蘇維埃區域內，雇農工會的組織也是異常的微弱”[20]276，因此，全總“必須組織雇農工會”[20]283。10月，全總常委擴大會議指出，“鄉村工人工作，仍未有計劃的開始工作”，并認為，其組織的發展與擴大意義重大，是“領導農民斗爭的有力領導者”“動員軍閥后方的有力的組織”“影響和煽動革命士兵嘩變的有力組織”[20]223-236。12月，全總通過決議表示，“毫無猶豫的完全接受了”赤色職工國際的決議，并提出“放在我們面前的迫切任務，便是發動城市和鄉村中的廣大無產階級和勞苦群眾”[20]273。

1930年7月，《共產國際執委政治秘書處關于中國問題議決案》指出，“蘇維埃區域里土地革命的任務，不可分離的和組織雇農工會，鄉村無產階級工會的任務聯系著”[21]586。同年8月，共產國際東方部在《中國共產黨的最近組織任務》決議中指出，黨應加強蘇維埃、鄉村雇農工會等群眾團體建設，這些團體“應當有黨對于群眾的牽動作用”[21]606。在《中國共產黨在職工運動中的任務》提綱草案中提出，要把組織雇農工會作為“最主要的而不可諉諸明日的任務”[21]615。在《關于中國蘇維埃問題決議案——蘇維埃建設條例》中提出，蘇維?！氨仨氁罁と?、雇農、苦力與鄉村貧民等組織，與他們發生經常的聯系與經常的合作”[21]619，黨必須通過黨團使無產階級與農民的群眾組織形成革命合力?！蛾P于中國農民問題決議案》指出，“黨在鄉村中的基本組織任務，是組織雇農、苦力工會及貧民會”[21]622，要通過這些團體接近苦力、雇農和工人群眾。10月，共產國際遠東局斯托利亞爾在給全總黨團的信中也指出，工會工作是“做得很不夠的”，“組織農業工人的工作一點兒也沒有做”，應立即向蘇區派出工會組織者，建立農業工人工會是“一項刻不容緩的任務”[22]382-383。

這一時期，由于大革命失敗，中共進入農村地區開展武裝斗爭，需要從理論和實踐上構建自身的行動邏輯與合法性。共產國際的系列指示為中共在農村開展工作指明了方向，有效地推進了雇農工會的發展。雇農進一步進入中共的決策視野并占據重要地位，“雇農工會”成為實現雇農組織化的載體，并成為黨的中心任務之一。為了促進雇農工會的發展，中國工會形成了一系列具體制度文件。這些工作發揮了巨大作用，有力支持了蘇區革命斗爭，革命思想深入人心，鍛煉了一大批工會干部。

三、快速發展與消亡期

（一）共產國際推動下雇農工會發展的新機遇

共產國際的一系列指示給中共帶來了壓力，也給雇農工會的發展帶來新的機遇。中共要求全面加強雇農工會的組織和領導工作。1930年9月，中共六屆中央委員會擴大的第三次全體會議通過《關于政治狀況和黨的總任務議決案》，指出 “必須遵照國際執委的指示”，糾正過去的錯誤，“擴大黨的無產階級的基礎”[21]292?！堵毠み\動議決案》指出，蘇維埃區域里的工會運動“完全是一個新的問題”，“黨和工會過去對這一問題，沒有充分的注意，的確是一個嚴重的錯誤”[21]348。黨和全總“應當派出大批的工會干部，到蘇維埃區域去領導工會運動”[21]349。在“雇農工會問題”部分指出，雇農工會應該是實現無產階級“領導權的重要工具之一”，其組織和領導“更加成為一個中心問題”。因此，開展相關工作是“再也不能遲緩的了”，“必須加以嚴重的注意”[21]350?！靶聠栴}”“中心問題”“派出干部”等成為新形勢下中共的工作要求，雇農工會開始進入快速發展期。

中共的政治要求隨即進入全總的工作體系。1930年10月，全總常委擴大會議通過《目前政治形勢與工會任務決議案》，指出工會在農村中“最重要一個任務，就是將鄉村中工人階級之一部的雇工工人組織起來，建立獨立雇工工會”，五次勞大雖有決定，“可是在全總及全國各地赤色工會都沒有積極的去注意這一問題”，選派干部去鄉村“成為刻不容緩的事了”，“雇工工會在土地革命中以及反富農斗爭中取得領導地位”[20]193?！督M織決議案》指出，“應在蘇維埃區域，立即成立全總執行局，派全總執行委員去支持，統一并鞏固蘇維埃區的工會，與全總真正發生組織上指導上的關系”[20]197。針對“鄉村工人工會的組織問題”，決議認為，鄉村工人“是土地革命最堅決的執行者”，“鄉村工人工會應當與革命無產階級的組織建立很密切的關系”，“要使無產階級能夠真正起領導作用，首先要注意工人的組織……加緊蘇維埃區域的鄉村工人組織”[20]202。1930年11月，《中共鄂豫邊特委綜合報告》指出，赤色工會的組織都普遍建立起來了，雇農會員占70%[23]?？梢?，雇農工會在這一時期得到快速發展。

在各地革命經驗與實踐基礎上，中共逐漸明晰了蘇區的工作思路、內容與方法，形成了蘇區整體工作方略，雇農工會被全面納入中共工作格局。1930年10月，《中央政治局關于蘇維埃區域目前工作計劃》對蘇區工作進行了全面布局，并對雇農工會中的一些錯誤做法與認識進行了有力回應。第一，明確了中共、蘇維埃與工會的關系，確立了黨團制度在蘇區的適用性與權威性?！瓣P于黨在蘇區的一切政策，必須經過黨團的活動，而成為各級蘇維埃的施政方針?！盵21]438第二，明確了雇農工會的工作方向?！肮娃r在土地分配后，仍舊繼續做雇農的，不但黨應當組織他們的雇農工會，并且政府對于他們要實行勞動的保護，贊助他們的斗爭”[21]445，“在蘇區的群眾組織問題中最中心的是如何加強無產階級的組織力量與無產階級和鄉村貧農的結合；這里，首先就需要注意到蘇區城鎮工人鄉村手工業工人苦力的工會的組織，雇農工會的發展以及貧農團的創立”。第三，明確了雇農工會的作用和地位。從目前的情況看，“蘇區中工人的組織如此薄弱”，這會削弱工人階級的領導，影響黨的無產階級政策，使黨浸化到農民意識中[21]451。在當前形勢下，要重視雇農工會工作，因為雇農工會“應該是無產階級在現時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的重要工具之一……現在是反富農斗爭的柱石，在將來革命轉變時，它將要進而為建設社會主義農業經濟的社會力量”[21]453。

根據中共會議精神，全總在1929年底發布的《蘇維埃區域工會工作大綱》的基礎上形成了新的工作計劃。1930年12月，《中華全國總工會對于蘇維埃區域工會工作計劃大綱》提出，在蘇區設立全總執行局，把組織雇農工會列為蘇區工會運動六項中心工作之一，堅決反對“輕視雇農，或分配了土地之后，便沒有了雇農，及立即實行集體農場，制造新的雇農”等錯誤觀念[20]290。1931年初，全總蘇區執行局成立，下設雇工部指導各地開展工作。

在全總持續推進雇農工會工作的過程中，中共對全總的工作指示沒有停止。中共聚焦蘇區工會的建設問題，從工會干部培養、組織發展、組織原則等方面提出具體要求。1931年11月，《中央關于職工運動決議案》指出，“訓練大批的工會干部，尤其注意雇農工會的組織和建立”[24]523。同月，中央蘇區一大通過的《蘇區工會運動決議案》指出，只有充分地去發展工會運動，特別是“雇農工會的建立和健全，使工會運動成為蘇區一切群眾運動和蘇維埃運動中的核心，才是實際的去加強無產階級在蘇維埃運動中的領導權”[25]。同年12月，《中央關于蘇區赤色工會的任務和目前的工作決議》進一步指出，應按產業原則組織雇農工會等并形成從上而下的組織體系[24]565。此時，蘇區雇農工會與產業工會支部的工會會員已超過十萬人。

中共與全總的這些工作并未完全得到職工國際認可，雇農工會的組建與職工國際的要求仍有差距。1931年12月，職工國際執行部第八次會議通過《中國的革命的職工運動的任務》，認為 “有許多蘇區中的工人還沒有組織進階級工會中去”，農村工人工會“將是澈底的堅決的實現土地革命最可靠的保證”[24]824。

此后，中共與全總結合實際情況加速推進雇農工會工作。第一，加快雇農工會組織建設與會員發展。1932年2—3月，福建省雇農工會、江西省雇農工會、湘鄂贛省雇農總工會相繼成立。同年4月，湘贛省總工會成立，會員共計2.7 萬人，其中雇農占20%左右[1]313。1933年4月，中國農業工人工會（又稱“中國雇農工會”）成立。第二，加快工會制度建設，形成雇農工會章程。1932年3月，《全總蘇區執行局雇農工會章程草案》對“會員”“組織”“代表會與執行委員會”等進行了規定[26]227。第三，批判取消觀念，強調雇農工作在中共革命中的重要地位。1932年3月，閩贛兩省工人代表大會通過《組織問題決議案》，指出 “堅決排斥對于雇農的取消觀念”[26]238，“在農村中要以雇農工人為主體，鞏固工農的聯盟”[26]243?！豆娃r問題決議案》指出，“雇農工會運動是目前蘇維埃區域的中心工作之一”[26]249，要通過加強無產階級對土地革命的領導、雇農的日常斗爭等推進雇農工會組建工作。

（二）糾正雇農工會發展中的錯誤觀念——“取消雇農工會”

隨著土地革命的深入推進，農村革命取得了很大成果，廣大雇農得到了土地。于是，在一些干部中出現了“土地分了用不著組織農村工會”，“不再需要雇農工會”等取消主義觀念。1930年7月，《贛西南劉作撫同志（給中央的綜合性）報告》中反映存在“土地平均那里還有雇農”這樣的問題[27]。這些認識在蘇區干部群眾中引起了思想混亂，產生了解散、取消雇農工會的傾向，作為革命階級組織的雇農工會出現了松動危險。

中共敏銳地覺察到這些認知帶來的后果，要求各地積極改正。1931年3月，《中央給湘鄂西特委信》指出，“雇農分了土地后便沒有雇農了”是錯誤的[26]170，并要求“不論他現在是否分得土地，都應要他加入工會”[24]179。1932年8月，《中共蘇區中央局為蘇區職工運動致全體同志信》中嚴厲批評，“雇農工會情形更是惡劣”，“雇農分了田”“沒有斗爭對象”的機會主義理論仍然普遍存在[28]。事實上，自1929年起，紅色刊物《紅旗》《勞動》等就開始發文介紹雇農工會的情況。1929年9月，《紅旗》第46 期發表澎湃撰寫的《雇農工作大綱》，對雇農工作進行了較為全面的分析。第一，明確了雇農的性質，雇農的“經濟關系與生活，決定了他是農村中的無產階級”。第二，提出了雇農斗爭的條件，雇農要結合在工人階級的堡壘，受產業無產階級的領導，要在農村中的一般斗爭中加強自己的領導作用。第三，分析了雇農特性，主要包括：他是無產者，對革命特別堅決；比較有階級意識；私有觀念比較薄弱，對于社會主義的革命是特別要求；比較沒有地方主義和封建思想。這使得雇農最接近于產業無產階級。第四，提出雇農的組織方式。雇農應獨立組織工會。第五，注重雇農的教育訓練。要幫助雇農的宣傳和教育訓練工作，提高雇農的無產階級意識，使雇農在農民運動中起領導作用[8]335-339。1930年5月，《勞動》第31 期和37 期分別發表《列寧論建立農村工人工會的必要》《論建立俄國農村工人工會的必要》等文章指出，建立工會是“一個極端重要的問題”，黨的任務是“始終不渝地爭取建立農村無產階級的獨立階級組織”，“實現這種主張正是工會應該做的事情”。城市工人可以通過派遣鼓動員和組織者到農村建立農業工人工會。同月，《紅旗》第102 期發表《為什么不組織雇農工會？》，第114 期發文《完縣雇農的生活及其斗爭》介紹河北完縣雇農的斗爭綱領、生活及其斗爭情況。這些內容把理論分析與實踐典型相結合，有力地糾正了雇農工會工作中的偏差，推進了雇農工會的發展。

為了更全面糾正蘇區工會運動中的對會員身份的錯誤認識與做法，劉少奇運用馬克思主義原理撰寫理論文章指導雇農工會工作。1932年4月，劉少奇在《蘇區階級工會的會員成份》中針對“雇農分得土地以后是否應退出工會”的問題明確指出，“以出賣自己勞動力為生活的主要來源”的雇農應加入工會。同年9月，全總在《為工會會員問題給各蘇區工會信》中批判了“取消蘇區的雇農工會” “反對雇農及農村的工人在土地革命中分得土地”等錯誤觀點[20]537。10月，劉少奇在《再論蘇區工會的會員成份并駁鍬同志》中重申“雇農苦力等在分得土地后應吸收加入工會”，并強調這不僅不會減弱雇農的革命性，使其喪失原來的階級地位，還會把其革命積極性“提到最高限度”[29]145。同時，他引用國際雇農委員會的決議，認為雇農工會“還要制定關于重新分配土地的要求綱領”[29]148。在科學理論的指導下，蘇區工會工作取得了較好的成績。1934年3月，全總在給赤色職工國際的報告中表示，中央蘇區與閩浙贛蘇區有95%的工人加入了工會，中央蘇區會員數為14 萬人，蘇區會員人數達到25 萬人[22]624。

（三）革命形勢使雇農工會再次發展、興盛甚至消亡

蘇區時期雇農工會的發展、消亡與革命形勢密切相關。隨著第五次反“圍剿”失敗、根據地失守與主力紅軍長征，蘇區的雇農工會多隨之解散或停止活動，雇農工會發展進入低潮期。例如：福建省雇農工會1934年10月解散，湘贛省總工會1934年8月停止活動，川陜蘇區總工會1935年3月停止活動。

1935年10月，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陜北?？谷諔馉幈l后，在中共領導下，陸續建立了晉察冀、陜北等抗日根據地。由于根據地多處于山區農村，仍以傳統農業、小農經濟為主，基本沒有近代工業，因此，蘇區時期的雇農工會經驗得以傳承，雇農歷史性地再次成為工會的主要發展對象，并進一步檢驗了蘇區經驗的科學性與有效性。

第一，加強理論研究與闡釋，及時回應實踐困惑。劉少奇結合工會實際，較為系統地闡述了雇農工會的核心問題。一是闡明雇農工會在中國革命中的性質與地位，回答了“雇農工會是什么”的問題。1935年11月，劉少奇在《在蘇維埃政權下工會的作用與任務》中指出，“雇農與鄉村中的手工業工人，是鄉村中的無產階級……是黨的路線在鄉村中最可靠的最忠實的擁護者與執行者”[29]186。二是分析雇農群體力量以及組織化形式，回答了“怎么辦”的問題。1938年2月，劉少奇在《工會工作大綱》中指出，組織工人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問題，需要根據各個地方不同的環境與條件來確定，在華北應成立農村工人工會[29]235-238。

第二，加強制度建設，有序開展建章立制、建會入會等基礎工作。1936年9月，《陜甘省雇農工會簡章及斗爭綱領》發布。1938年4月，《陜甘寧邊區農業工人工會章程》發布。經過努力，邊區工會會員與組織系統都得到發展，同月的一份報告顯示，邊區的工會會員“現在有三萬以上”，“加入工會的工人成分，農業工人要占百分之六十五”[30]。1939年5月，劉少奇在《中國職工運動簡史》中指出，“在江西、四川、湘鄂贛、鄂豫皖等蘇區，工人都有工會的組織，主要的是農村雇農工會”。在蘇區，被組織起來的工人大約有40 多萬人，形成了自上而下的組織系統——全總蘇區中央執行局、省工會、鄉工會、農村支部等[29]300-301。1945年，雇農工會會員已占抗日根據地工會會員總數的55%以上。

這一時期，在中共的領導下，工會持續推進雇農工會的組建工作，全力擴大中共在農村的無產階級基礎，蘇維埃建設與土地革命取得豐碩成果，革命自主性逐步增強。同時，從理論上駁斥了針對會員身份的錯誤認識與做法，并以更優化的制度推進雇農工會工作深入發展?？谷諔馉幈l后，蘇區時期的雇農工會經驗在各抗日根據地得到傳承，雇農工會重新煥發了活力，在抗日戰爭與解放戰爭中廣泛開展工會組建、革命生產、支前擁軍等活動，為革命事業作出重要貢獻。

解放戰爭后期，隨著農村土地改革的深入，廣大雇農都分了土地，中共的工作重點開始從農村轉向城市，中共與工會帶著豐富的農村工會工作經驗進入城市體系，著手為新生的政權做準備，組織雇農工會已無必要。自1948年初，不再組織雇農工會[1]39。至此，雇農工會作為中國革命中一種特殊而又發揮過巨大作用的組織形式逐步退出歷史舞臺。

四、結論與啟示

雇農工會是中共在民主革命時期的一次偉大的組織化嘗試。在城市與農村兩個場域、工人與農民兩個群體的差異下，中共展現了高度的政治智慧與高超的動員能力，并通過工會這一重要組織載體，推進了革命向縱深發展。農村雇農工會工作與城市工會工作構成了中共領導下工會工作的“一體兩面”，奠定了中國工會未來發展的結構框架。梳理雇農工會的發展歷程可以得出以下結論與啟示。

第一，雇農工會的發展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一是革命形勢發展的緊迫性。大革命失敗給中共帶來嚴重損失，城市基層組織破壞殆盡，中共被迫離開城市進入農村。這在客觀上加速了中共對農民的組織化進程，為雇農工會的建立創造了條件。二是蘇俄影響的外在性。共產國際、赤色職工國際成為列寧主義輸入中國、影響中共的重要載體，其在理論建構、形勢分析、工作策略等方面給予了多種支持。三是中共內生的自主性。中共通過工會組織形式重構農民階級，通過理念輸出形成具象化的組織目標與價值倡導，通過制度創新與群眾方法擴大階級群體，將馬克思所說的“同名簡單相加形成的”“一個個馬鈴薯”整合成一個具有共同目標的有機集合體。中共的嵌入型自主性激活了農民潛在的革命性，農民最終成為顯性的革命力量。

第二，雇農工會的發展構建了工會的三維合法性基礎。一是意識形態合法性。馬克思經典作家關于農業無產階級的思想為雇農工會的建立提供了理論之源。恩格斯指出，喚起農業工人參加運動“是德國工人運動首要的最迫切的任務”[31]。列寧指出，絕大多數做雇工的農民是農村中的無產階級[32]。中共明確了農村中雇農的無產階級身份，從理論上構建了階級話語的正當性，闡釋了自身的組織定位與價值體系的正統性，穩固了馬克思主義政黨的立黨之基。二是組織形態合法性。在中共執政地區，中共通過工會重構農村組織體系與社會秩序，原有的封建宗族關系網絡迅速瓦解，“國家—鄉紳—農民”模式被打破，形成了“黨—工會（雇農工會）—農民（雇農）”新型組織模式，在群體重構中建立了中共的階級基礎。三是革命行動合法性。中共把農民的經濟狀況及其對土地的利益關切作為革命工作的原點，采取群眾方式開展動員，形成了價值認同與情感共振，提升了中共的動員效率。

第三，雇農工會的發展歷程帶來新啟示。在中共的領導下，雇農的組織化取得了巨大成功，這給當前的工會工作特別是新業態領域工會工作帶來新啟示。一是加強黨對工會工作的領導。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中，找準工會工作與黨的中心任務的結合點，將黨的使命任務轉化為具體化的工會工作舉措，團結帶領職工聽黨話、跟黨走。二是強化工會理論研究與創新。注重研究的前瞻性，聚焦會員身份、建會入會、關系認定、集體協商、民主管理、國際勞工治理等重點領域，形成科學的理論闡釋，解決干部職工的思想困惑，加強制度供給與制度創新，提高工會工作的法治化水平。三是聚焦職工需求。立足時代主題，以職工需求為中心完善工會維權服務體系，在實現共同富裕、共享發展成果的過程中提高工會的組織力、引領力與服務力。四是創新工作方式。主動“到職工中去”，走進其工作場所、生活空間與情感世界，以服務在場、優質體驗等提升工會凝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