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與中國古代鄉村社會治理

欄目主持人：張文

主持人話語：作為人類進入文明時代的產物，慈善活動隨著社會分化的日益發展，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一方面，面對社會分化造成的貧富差距擴大，慈善以其第三次分配功能起到縮小貧富差距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面對社會分化造成的社群裂痕，慈善活動以其情感撫慰功能發揮了凝聚社會認同的突出作用。唐宋時期，面對日益加劇的社會分化，宋儒以回向三代為號召，高舉儒家仁愛大旗，開展了一場旨在重建理想社會的思想文化運動，慈善活動隨之應運而生，并在實踐中取得了初步成功。換言之，作為宋代儒學復興運動的重要成果，一種由士人領導、富民參與的新型世俗慈善得以確立，并在社會建設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在重建鄉村社會秩序方面，慈善活動起到了尤其突出的作用，成為鄉村社會治理的有效工具。

本期刊載的兩篇論文從內容上看相映成趣，體現出慈善與鄉村社會治理在宋明兩代的延續性。張文教授撰寫的《朱子社倉與南宋鄉村共同體的形成》一文，將朱子社倉置于兩宋土地兼并造成的社會分化不斷加劇的背景下，著重分析了朱子社倉的設計理念及其蘊含的鄉村社會治理邏輯：在紓解民困的前提下，通過公益慈善活動的注入，引導鄉村社會從單純的利益驅動向義利兼顧的道義驅動轉變，從而構建一個符合儒家道義的地緣共同體。在實踐中，這種模式盡管并不完美，但在應對鄉村社會分化導致的地緣共同體分裂方面具有無可替代的作用，因而被后世所繼承。周榮教授撰寫的《明代鄉村慈善模式的制度設計和基層組織慈善功能的演變——以兩湖地區為中心》一文，著重分析了明代鄉村社會治理的兩個階段：明初的鄉村治理以里甲制為中心，在發揮社會管理、教化、治安等功能的同時，將鰥寡孤獨殘疾有養、婚姻喪葬有助等慈善目標嵌入官方的禮法體系和制度安排之中。明中葉以后，社會分化加劇造成里甲制式微，部分職能廢弛，有識之士在重整鄉村秩序的過程中，構建起保甲、鄉約、社倉、社學“四合一”的鄉治模式，蘊含了秩序與控制、紓困與教化于一體的多種功能?？傮w上看，明代兩個時期的鄉治模式貫穿了精神與物質、慈善與控制相結合的原則，基層社會得以在較長時間中維持相對穩定的秩序。

綜合兩篇論文來看，明初的慈善與鄉村社會治理模式更多具有復古性質：包括重建具有慈善功能的鄉里制度，重設負責教化的里老人制度，都體現出對三代社會與漢唐鄉里制度的繼承與改造。明代中葉以后，也是在面臨社會劇烈分化的背景下，重新走上模仿宋代的鄉治模式。其中，社倉無疑是對朱子社倉的繼承與發展，鄉約則是對呂氏鄉約的繼承與發展；更為重要的是，慈善被嵌入社倉與鄉約之中，成為實現鄉村社會治理的有效工具。綜合上述分析，無論宋人還是明人，終極目標都是追求善治，這是慈善得以有效介入鄉村社會治理體系的前提。至于其實踐效果，從不同主體的視角出發，可能會有不同答案。但無論如何，慈善參與中國古代鄉村社會治理的歷史過程，無疑是一個值得持續跟進的重要議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