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代綠色生活方式的建構研究
——以生態現代化為視角

潘喜蓮

(安徽財經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安徽 蚌埠 233030)

現代化是人類生產方式、生活方式的重大變革,在當下中國表現為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是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1]。生態現代化與新時代綠色生活方式正是在這樣的契機下走向耦合,成為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內容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并形成互動互推的助力,為探索實現美好生活和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的現代化新道路提供了現實可能性的路徑。

一、生態現代化與綠色生活方式契合的現實邏輯

面對日漸復雜的生態危機和現代化問題,國內外學者嘗試用不同的方法多維度、多角度、多層次地對各種理論進行建構與闡釋,20世紀80年代早期創立于西歐的生態現代化理論與90年代在我國出場的綠色生活方式的最初相遇便是源于其價值尺度的一致性,即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隨后,在兩者的實現進程中其核心概念的拓展、對現實問題的回應以及成為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的必然要求等方面逐漸走向契合。

(一)理論借鑒與核心概念的同源性

自德國社會學家約瑟夫·胡貝爾創立了生態現代化理論以來[2],國內外學術界針對其思想背景的論述主要集中在新馬克思主義、新自由主義和后現代主義三種思潮[3];這與最初源于西方,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基石、融入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并吸納了西方各種流派對生活方式的批判與反思的綠色生活方式在理論借鑒方面存在著同源性。從其核心內涵上看,生態現代化在本質上追求的是社會的生態化轉型,探討了一種現代化和生態環境相互作用的知識規律,其最終目的是尋找一種變革途徑,改變傳統發展方式中不可持續的發展模式,著重宏觀視角;綠色生活方式的全面形成需要生命共同體的每一個具體的、現實的人去踐行,雖側重微觀個體的實踐,卻是實現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途徑。兩者都在試圖重新定義現代社會與社會環境以及自然環境的界限,嘗試改變漠視自然的態度,并反思個體與社會發展的關系,尤其是在如今的信息時代,全面互聯在人們的生活中成為現實,無論是基于人的發展訴求的生態現代化還是以人為綠色主體的綠色生活方式,該如何引導去“空間化”與“中心化”的信息時代中的“自由人”樹立綠色發展理念、思考并踐行經濟發展與生態保護共贏的可行路徑,成為兩者走向更加契合道路的共同課題。最重要的是,由于兩者的核心概念仍處于不斷發展和全面形成中,隨時有可能會出現新的內涵延伸。

(二)對現實問題和人的發展訴求的回應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問題是創新的起點,也是創新的動力源?！盵4]生態現代化的提出與綠色生活方式的出場既是基于現實問題,又是新時代的發展訴求;是在生態問題和生活方式危機反思的基礎上,真正認識到人與自然的辯證關系,創造一種既無需消耗大量資源和污染環境,又能讓人們過上美好生活的發展方式和生活方式。

一是生態危機與來勢洶洶的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不僅折射出了人與自然關系的現代性困境,也反證了馬克思、恩格斯生態思想的科學性,更說明了“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這一現實以及人與人之間的共生關系。究其原因,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生態環境問題歸根結底是發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問題”[5],“這場疫情啟示我們,人類需要一場自我革命,加快形成綠色發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建設生態文明和美麗地球”[6],我們必須“站在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高度謀劃發展”[1],去尋找對當下甚至是未來人類的存在、生活和發展更為適合的新途徑。

二是在新時代的時空背景下,中國人民的生存狀態、生活方式進入了一個更高層次的階段,不僅表現在人們萌發出一種對美好生活的強烈向往,也標志著社會生產和社會需求方面的根本性變化,無論是從技術層面還是公眾思維層面都與以往有所不同,即人的現代化及與之相對應的生活方式的現代化。不僅如此,經濟高質量發展需要補齊生態短板,新時代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需要通過綠色生活方式和生態現代化來展開和促進。如今中國進入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都賦予了兩者新的相同內涵。

(三)走好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的必然要求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明確指出中國式現代化的其中一個特征就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且對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做了重要論述,其中包含了“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1]。那么如何走好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新道路呢?倡導和踐行綠色生活方式是其重要舉措,我國作為擁有14億人口的大國,生活方式的變革對于走好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意義重大,二十大報告提出了二〇三五年我國發展的總體目標,其中包括“廣泛形成綠色生產生活方式”[1]。而推進生態現代化的全面建設,形成“自然—人—社會”的互利共生,不僅可以為綠色生活方式提供環境支撐、保證生態質量,又能滿足人們在生存基礎上安全和健康的生活,進而促進美好生活目標的實現?？梢?推動綠色生活方式的全面形成與生態現代化的發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內容的重要組成部分。

二、生態現代化與綠色生活方式耦合的內在邏輯

我國的生態現代化必然是社會主義生態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與綠色生活方式同處于新的發展階段,兩者在我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中并不是獨立或毫不相關的兩方面的建設內容,而是趨于從深度結合到有機融合發展,并呈現出多重耦合性。

一是在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價值尺度上具有耦合性。生態現代化與綠色生活方式價值尺度的耦合是建立在承認環境問題的客觀性以及人與自然漸行漸遠距離的基礎上,以生態價值為前提首先肯定了自然的優先性,并形成了整個生命共同體的系統價值。這不僅是生態化和現代化、生態現代化和人的現代化統一的價值基礎,也是經濟價值與生態價值實現共贏的可能性條件。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既為發展提供了良好的生態,又促進整個社會從綠色生產到綠色消費轉變、從技術創新到環境政策轉變的重要支撐點,更是衡量綠色生活方式形成與否的重要標準和生態現代化發展的基本向度。

二是在共同追求的多層次目標上具有耦合性。從類間上看,即人類與非人類物種之間和諧共生的價值目標,生態現代化和綠色生活方式是耦合的。從時間上看,兩者自20世紀80、90年代出現以來到人類代際之間的公平目標也呈現出耦合,這里的“人”既指我們每一個現實中的人,也指整個“人類”,確切的是說“個人”與“人類”的統一。也就是說從類間和時間上,人與自然、個人與人類要想達到一個最終理想狀態,必須形成馬克思、恩格斯所說的真正的共同體。從空間上看,兩者的發展目標呈現出個人—家庭—社會—國家—全球實踐層次的耦合,是一項系統而復雜的綜合性工程。

三是在全民參與的“綠色”主體上具有耦合性。無論是生態現代化還是綠色生活方式,兩者都需要在加強大眾參與機制,喚醒大眾綠色發展理念的基礎上認同綠色價值,進而使大眾在生產和消費中成為擁有“綠色身份”的人;即生態現代化和綠色生活方式的主體是現實生活中的每一個人,是從“存在狀態”到價值觀念,再到行為規范在理論上都應該是“綠色”主體的大眾;而從兩者的最終價值目標來看——促進人的發展,受益主體或共享主體也是每一個人;也就是說“人”在價值上和事實上作為生活的主體都應該是“綠色”的主體,既是“綠色”的實踐主體,也是“綠色”的共享主體,自始至終都應具有全民參與性。不僅如此,這個實踐主體和共享主體相統一的“綠色”主體既是生命共同體,也是命運共同體。斐迪南·滕尼斯認為共同體的本質是“現實的和有機的生命”[7],是“持久的和真正的共同生活”[7],這與我國提出的“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8]和人類命運共同體以未來人類的福祉為目標導向是相一致的;而這“兩個共同體”一是源于生態學的范疇,二是源于全球環境運動[9],也與起源于生態危機的生態現代化和綠色生活方式不謀而合。

四是在結構改進與建構性相統一的過程中具有耦合性。經過多年的實踐探索證明,“把中國現代化建設的長期性和發展的階段性相結合,科學劃分發展階段,始終做到分階段、有步驟地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這是我們黨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一條成功經驗”[10]。無論是作為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的生態現代化,還是從傳統生活方式到現代化生活方式轉化的綠色生活方式,都是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內容中的一部分,實際上也是遵循著連續譜式的結構改進和建構性的統一。這種結構改進和建構性都是以經濟發展和生活質量現代化的提升為物質基礎并作為外在推動力,以生活主體綠色意識的不斷加強為內生動力,兩者形成互動互推的助力;再加上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相結合、環境政策和法制保障、宣傳機制等多維度協同推進,生態現代化和綠色生活方式才能按照科學的規劃逐步推進。

三、基于生態現代化新時代綠色生活方式的建構原則

我國進入了新時代,這個新時代是“全國各族人民團結奮斗、不斷創造美好生活、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時代”[8],這不僅是對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的發展階段與新的發展目標的定位,更是界定了新時代的全民參與性并體現了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基于生態現代化的綠色生活方式建構也便有了新的時代語境與發展坐標。因此,應遵循一定的建構原則與邏輯開展新時代綠色生活方式的建構實踐,以實現建構路徑的科學性。

(一)發展目標與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目標一致

新時代綠色生活方式的建構必須與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目標的發展方向、發展階段和建設內容保持一致,這樣的建構才是既科學又符合我國現代化建設的發展進程。

從發展目標的方向上看,基于生態現代化的新時代綠色生活方式所立足的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是“新型現代化”,“體現為歷史超越性的‘新型現代化’”[11],這種新型現代化具有“目標牽引”性質和科學的時間規劃,這點從十八大以來對綠色生活方式的重要論述到十九屆五中全會所提出的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再到二十大我國的發展目標中可以看出;從發展階段上看,綠色生活方式的基本形成、總體形成和全面形成是與我國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三階段”的戰略部署相一致的,不可能脫離這“三階段”而超前形成;從建構內容和建設內容上來看也要保持一致,這樣才能保證綠色生活方式是既符合其所處的時代或者所處的發展階段,又能引導人們生活方式的轉變,對其進行建構才具有物質基礎、科學性質和多維度保障,才不至于脫離實際。

(二)以發展生產力為基礎和以人的發展為中心兩個尺度的統一

新時代綠色生活方式的建構是要以發展生產力為基礎和以人的發展為中心兩個尺度的統一,即“物”的尺度和“人”的尺度的統一,當然,其前提必須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價值尺度。發展生產力實現共同富裕,不僅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重要目標,更是推動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有效手段;但是發展生產力只能作為基礎而不能使其超越人成為主導,畢竟人類社會發展生產力歸根結底是為了人們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并逐步創造使人得到自由而全面發展的條件,其核心內涵是人自身的發展。一旦“物”在人之上,就會淪為消費主義,哪怕是綠色消費主義也會背離“人”的發展尺度。以人的發展為中心講的價值評價尺度,也就是說所形成的綠色生活方式科學與否、形成程度,是不是人的價值以及其價值追求、生活目標等是否得到滿足,是由作為主體的人來定義?！拔铩钡某叨群饬康氖切聲r代綠色生活方式建構的物質基礎,“人”的尺度是衡量新時代綠色生活方式建構的合理性與目標完成度,兩者統一于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

除此之外,在新時代綠色生活方式的建構過程中,還要堅持因地制宜的原則,不能盲目地將城市和農村全部直接同一化,其推進速度要考慮到不同地區的生態環境、經濟發展階段、經濟發展程度以及當地人們的文化水平、社會心理承受能力,如此才能將綠色生活方式深入人心。

四、基于生態現代化新時代綠色生活方式的建構路徑

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過程中,以生態現代化促進綠色生活方式的全面形成,需要全面現代化的物質基礎作為邏輯起點,發揮主體創造性的邏輯過程,并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保障其邏輯走向。

(一)實現有效供給,促進“生態、生產、生活”的現代化

在我國現代化的進程中,表面上作為外在推力的政府、企業和社會其實是綠色生活方式的最基本、最重要的保障,其本質是實現“生態、生產、生活”的現代化,是得以祛除“生產主義”、擺脫資本邏輯控制的現實支撐。因此,新時代綠色生活方式的建構,要在生態現代化、全面生產和綠色消費的基礎上,既滿足了人們生存和生活所需的物質條件、自然環境以及精神文化等方面的需求,又要嚴把生活質量關,推動生活資料的有效供給和合理化配置。

一是生態現代化的全面建設,推動“自然—人—社會”的互利共生。生態問題單靠技術是無法徹底解決的,更多的是社會和政治問題,要想徹底解決還要從制度根源入手。生態現代化也是如此,在借鑒西方生態現代化理論的基礎上,需要從以下三個方面著手進行建設:其一在政治方面,為生態現代化提供政治保障,合理干預市場行為,為生態現代化建設引導正確的方向,將生態理性和生態關懷納入政治、經濟和社會進程。其二強化法律法規體系,為生態現代化建設提供堅實的法律保障。其三在經濟方面,采取預防原則,立足于“轉變”,促進技術創新,實現經濟與環境雙贏、人與自然互利共生。這在一定程度上為“自然—人—社會”的互利共生奠定了基礎。

二是全面、綠色的生產,實現綠色生產方式與生活方式的協同轉化。破除“生產主義”的最好方式是在全面生產的基礎上,實行綠色生產。馬克思所說的全面的生產主要包括四個方面:物質生活資料的生產、人的生產、精神生產、社會關系的生產。而在全面生產中重塑“綠色生產”就是促進這四個方面的生產實現綠色化,即實現物質資料生產的“綠色化”,從生產源頭——堅持自然最小傷害原則與側重選擇清潔能源的使用;其生產過程——生產環境以及生產的物品必須是安全、無污染的;其生產的結果——綠色產品不損害人類身體、丟棄時對環境的危害比較小等全方位的綠色化。人的生產也就是家庭生產的綠色化,這里更多的是指家庭關系的合理化。當然,精神的生產與社會關系的生產主要體現在生態與合理化方面。在此過程中,還要擺脫資本邏輯的束縛,使“美好生活邏輯”超越“資本邏輯”。這不僅要求我們在批判的基礎上要辯證地看待資本;也要正確認識到無論當前資本邏輯駕馭的自然異化、技術異化、消費異化還是人與人關系的異化,都是人走向最終自由而全面發展、走向共產主義的一個階段,最終使資本成為綠色生活方式形成的推動助力,追尋新時代綠色生活方式的生存空間和發展向度。

三是生活質量現代化,推動生活資料的有效供給和合理化配置。生活質量是衡量綠色生活方式與美好生活的一個綜合指標,主要包括生活狀態、生活評價以及生活追求,反映了享有主體以及在物質、生活用品的享有數量。在生態現代化與全面、綠色生產的基礎上,嚴把生活質量關,推動生活質量現代化,為新時代綠色生活方式建構提供有效供給和合理化配置,從而能夠影響社會生活,社會的安定和對人人平等的理想社會生活的向往,最終會實現社會生活向美好生活的不斷演進。而實現有效供給和合理化配置的實質是解決社會的公平正義問題,只有使每個人享有真正的公平,才能使發展的成果由每個人共享。從供給和配置的范圍、內容來看,實現有效供給和合理化配置是漸進性的,是從不均衡到均衡,從少到多,從低水平到高水平,從不合理到合理的過程;而這些都需要政府通過政策和價值導向、企業以及社會各領域的共同努力。

(二)培育綠色主體:過程式與“符號式”的雙重建構

現代化的本質是人的現代化,新時代綠色生活方式的建構需要人們首先在理念與價值規范方面指導實踐、引領甚至規范生活主體的行為,使其在虛假的或資本邏輯控制的狹義的綠色生活方式中重新確立綠色理念、培育綠色消費觀、調整和重塑社會關系促進新時代綠色生活方式的生成;使公眾在自身踐行的同時擁有“符號式”的綠色身份,并對他人起到引領示范作用,進而形成社會公德,完成生活主體的創造性轉化——培育綠色主體,實現新時代綠色生活方式過程式與“符號式”的雙重建構。

一是價值與意義的重新審視,培育綠色理念引領生活主體的行為。對于個人而言,價值與意義的重新審視,是培育綠色理念與綠色消費觀的前提條件;體現在新時代綠色生活方式的建構過程中,是讓個人明白其想要的生活是怎樣的,其對自身的生活規劃是什么,尤其是對于自身價值的定位。因為,只有找到自身的地位,形成明確自身與他人、自然的關系,才能完成對自身生命的價值確證。不僅如此,在此基礎上,亟需提升公眾的生命共同體意識,認識到生態價值不是單個人或者單個自然物的生態價值,而是整個生命共同體的系統價值,是我們生存和生活的重要基礎。進而辨別真實的需要和虛假的欲望,培育綠色理念,靠消耗最小的力量、更少的資源,過具有綠色形態的更美好的生活。最后,形成理論認知—價值認可—行為認同最終的統一,即在理論認知上真正把握新時代綠色生活方式的目標是為了人更好的生活、更全面的發展,進而從內心接受并認可綠色價值理念,并在現實生活中做到行為認同,這種踐行具有可持續性和長久性。

二是重塑社會關系,自身“符號式”建構的實現與再現。重塑社會關系主要體現在家庭關系與交往方式的合理化,是因為綠色理念與綠色消費觀念的培育與傳播最明顯的聯結便是社會關系,它是以人與人的關系為基礎的,“實際上決定著一個人能夠發展到什么程度”[12],在克服消費主義的“符號化”、培養綠色消費觀的前提下,促進交往關系與社會權力的合理化;交往方式的合理化更多是直接表現為交往行為的合理化,首先體現為平等的交互性原則,即一種道德實踐方面的合理化。這兩者的合理化不僅是主體創造性轉化與否的指示器,更是可以直接符號化表示出自身是否擁有綠色意識和綠色身份,以及在人際交往中是否展示出這兩重的建構:生活主體的創造性轉化生成新時代綠色生活方式,自身踐行以及他人看到這種“符號式”的新時代綠色生活方式的踐行。

三是“符號式”建構的價值導向,公共精神、社會公德的建設與踐行。新時代綠色生活方式的“符號式”建構,雖說是作為生活主體的人的評價標準,但其本身所具有的“符號式”的引領作用和價值導向才是形成向心力的健康社會的關鍵環節,這就需要形成公共精神,也可以稱之為社會公德。社會公德的治理體現在中國文化中,更多的是指共同生活的文化,或者是一套共同的生活方式所呈現出的價值觀念;體現在日常生活中具有鮮明的自律性與強制性;體現在新時代綠色生活方式的構建中需要個人公共精神、社會公德的建設與踐行,具體而言:其一,通過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培育現代公民的公共精神和社會責任意識,夯實社會公德的利益基礎和價值基礎,讓人們意識到新時代綠色生活方式的主體是生活共同體、生命共同體以及命運共同體,我們有共同的價值追求;其二,通過拓展公民參與公共事務的渠道和各種影視劇、動漫、漫畫墻、短視頻等多種文化傳播方式將新時代綠色生活方式蘊含其中,讓公眾以“符號式”的綠色身份進行互相影響;其三,社會公德的建設需要政府、社會和公民共同攜手,建構良好的公共生活秩序,進而建構新時代綠色生活方式,使“符號式”的建構得以完成,并以“符號式”的綠色標識作為價值導向,進一步促進社會公德的建設。

(三)規范有序的引導機制與價值體系:為新時代綠色生活方式提供制度保障

在現實生活中,要推動形成新時代綠色生活方式,必須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并將其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相結合,保障主客體的互動互構,以及從政策和法制保障、宣傳機制等多維度協同推進。

一是將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相結合。人民創造活力的激活與涌現,進一步塑造著現代中國制度,這樣的制度特質既彰顯了制度效能,又成就了人的積極生活。而中國制度對于“現代性”的揚棄,重新確立制度的價值理性與道德理性,使人在制度生活與共同體生活中得以更好地反思自我、實現自我、超越自我,不斷實現積極生活。加上中華文明強調“天人合一,萬物一體”的生態自然觀,將中國傳統生態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是新時代綠色生活方式建構的必然選擇與實踐路徑。這些對于綠色生活方式的建構有著非常重要的價值引領和實現可能性,其多維度保障主要體現在經濟、政治、思想文化、生態文明等制度保障。

二是政策支持和法律保障機制。為了推行綠色生活方式,世界各國都紛紛制定出臺了涵蓋各個領域的激勵政策和法律保障。黨的十八大以來,為加快推動綠色生活方式的形成,國家逐步加大了經濟、行政、技術、宣教等政策的支持力度,制定出臺了涵蓋采購、生產、包裝、銷售、回收等一系列措施,為推行綠色生活方式營造了良好的政策環境?？傮w來看,在這些政策的引導下,我國城市居民生活方式中不符合環保理念的行為習慣已經取得明顯扭轉,但未達到預期目標,究其原因還是要考慮到引導政策的制定者和目標群體之間的差異性,即兩個完全不同的行為主體,所追求的目標也會存在“錯位”現象。要想降低這種決策效用的錯位,從政策制定者方面而言主要是:其一,制定政策時,在加快推進綠色生活方式的基礎上,應該首先考慮到政策措施的具體化、可操作化與人們的接受程度;其二,應該關注政策措施選擇的合理性與科學性,根據地區的不同特性結合實際情況進行選擇并實施;其三,要建立政策措施落實過程的追蹤與檢測,并在實施過程中根據政策措施的落實情況及時調整與優化。除此之外,政策的制定要有相應的法律保障與促進,才能在加快推動綠色生活方式的進程中發揮重要的作用。

三是提高宣傳機制和價值引領,跳過“KAP鴻溝”。綠色生活方式自提出以來,其傳播從內容到形式都遇到了“KAP鴻溝”阻礙,即“相對較高的知識(K,Knowledge)、比較肯定的態度(A,Attitude)、但采用率相對較低(P,Practice)”[13]。這就需要我們在宣傳機制方面跳過“KAP鴻溝”,不斷提高宣傳的形式與內容,逐層擊破。具體而言:第一,新時代綠色生活方式的傳播應站在相對較高的知識層次上,完整準確地把握新時代綠色生活方式內涵和精神實質,破除學界以及大眾對綠色生活方式的理解誤區,進而有效地開展宣傳綠色生活方式,尤其是其所倡導的價值理念和最終價值目標,使人們從內心接受綠色生活方式并外化于行。第二,新時代綠色生活方式的宣傳傳播過程需要比較肯定的態度,進而在比較有影響且被廣泛認為“接地氣”的傳播方式和使大眾接受的基礎上,有針對性地解決大眾的困惑和滿足他們對美好生活的需求,提高受眾的肯定率。第三,追求傳播效果,即提高綠色生活方式接受主體的采用率:傳播者可以通過以往的傳播去觀察人們的采用率(踐行率),從過去宣傳的采用率來預測和提高以后人們的采用率;進而調整傳播渠道或者溝通渠道,依據具體問題具體情景或作為“意見領袖”進行人際溝通,且要注重傳播渠道傳播的確定性和正確性,以及在傳播過程中人際互動的程度;最后是傳播者的努力程度。這個努力分布于傳播過程中的各個階段,尤其是在適當的時機適當的時間會收到較多的回報,即提高綠色生活方式的“入心率”和“踐行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