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凡的世界》“經典化”的內在肌理研究

姚明今

(西安交通大學 人文社會科學學院,陜西 西安 710049)

一部偉大的作品進入文學史乃至人類文化發展史的方式,其進路往往各不相同?！镀椒驳氖澜纭窂陌l表到今天已近40年。1986年年底,《花城》聯合《小說評論》在北京召開座談會,“絕大多數評論人士都對作品表示了失望,認為這是一部失敗的長篇小說?！盵1]然而就是這部“失敗的長篇小說”,最終在文化市場上常銷不衰,構成對“上世紀80年代以來當代文學一個全面的挑戰”,引發出對于整個新時期文學的現代性實驗是否已經失敗的擔憂。[2]而這個擔憂的背后,既牽涉著現代文學和現實主義文學兩條道路的選擇,又牽涉著當代文學史是否需要重新改寫的問題,而這些選擇和問題背后所牽動的話題又超出了單純文學的界限,與個人命運、社會發展、城鄉差別等諸多問題息息相關。對于這些問題的回答,也使圍繞這本小說所形成的各種爭論,匯聚成為能夠用來剖析中國當代社會發展的一個典型樣本。我們這里的工作即在批評反思的基礎上,解析這一文本在歷史以及現實各種規則的作用下,所形成的各種言說方式,進而從顛覆與重建這一人類普遍的文化現象出發,為這本小說找到一條更加合理的闡釋視角。

一、《平凡的世界》經典化問題的提出

雖然按照楊慶祥的看法,迄今為止對《平凡的世界》這部作品的研究“……始終沒有超出路遙在《早晨從中午開始》中塑造的文學‘圣徒’和文學‘烈士’的形象?！盵3]但從整個研究趨勢來看,這一文本卻越來越具有了作為經典而被闡釋的氣派。在這部作品面世之初,秦兆陽、朱寨、蔡葵這些老一輩批評家雖然予以肯定,但當時的學界普遍認為這部延續柳青《創業史》風格的作品,在藝術性和思想性上是不足的。即使是后來在“重新觀察”路遙過程中起過核心作用的楊慶祥也坦承:“在整個本科階段,路遙并沒有進入我的閱讀視野。雖然當時也有老師在課堂上談到路遙,但是我從心理上對他有種排斥感,認為他是一個‘土’的作家,其時我認為余華、莫言等‘先鋒作家’更‘洋氣’,更能證明我作為一個中文系學生的優越感?！盵4]楊慶祥這個上世紀90年代末進入大學中文系的專業人士,從切身的閱讀體驗出發介紹了路遙作品在大學校園所受的冷遇,應該說比較真實地揭示了這部作品在知識群體心中的位置。難怪路遙會感嘆:“從總的方面看,這部書仍然是被冷落的。包括一些朋友,對我有一種說不出的疑慮?！盵5]

但重新回過頭來審視這部作品的闡釋史,就會發現越到后來,對這部作品的闡釋就愈發顯示出說不盡的意味。李繼凱較早地從作者心理結構以及中外文學對路遙的影響方面探討了這部作品。[6]出生在陜北的批評家李建軍對當代文學史忽略路遙更是直言不諱:“我們的批評家寧愿對一個只能寫出死的文字的活著的作家枉拋心力,卻不愿對一個雖然去世但其文字卻仍然活著的作家垂青關注?！盵7]趙學勇則直接宣稱:“對于中國當代文學來說‘路遙現象’的確是一個絕好的標本,……看到了真正的文學應該有的深沉底色?！盵8]段建軍從中國人肉身存在的特性出發,雖然認為路遙所寫的作品“史詩情結太濃,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太高大、太理想”,但也認為這些作品“有人氣、有生命,因而有著存在的權利?！盵9]

除了這些陜地評論家之外,省外的評論家王一川認為應該“跳出這個習慣視點而嘗試從更為廣闊的層面去分析”。在他看來:“可以說,《平凡的世界》在有意識地傳承經典現實主義精神、與西方浪漫主義成長模式自覺對話、無意識地吸納現代主義式生存荒誕感等過程中,創造出中國社會改革年代的現實型自我鏡像,為中國現代卡里斯馬典型傳統續寫新篇章?！盵10]邵燕君將《平凡的世界》稱之為“現實主義常銷書”,從文學生產模式和市場接受的角度對小說進行重新發現。[11]金理則通過對《平凡的世界》“‘文學文本’與‘社會歷史語境’之間繁復多樣的‘多重決定’關系的解讀,寄希望于孫少平這樣的中國農民他在歷史節點上曾經擁有的創造的自由。也許,他的主觀努力與精神創獲,在未來依然可以為變革客觀情勢提供可能……”。[12]這樣的表述無疑表現了評論者試圖從這部作品中讀出中國社會未來發展前景的雄心。閻真根據人民文學出版社所公布的數據得出結論:“可以說,《平凡的世界》在當代讀者心目中,已經成為了王冠上的明珠?！盵13]對于賀仲明來說:“這部并不算最優秀的作品之所以能夠在讀者群中長盛不衰,一個關鍵原因就是作家強烈的情感投入,對作品人物和生活強烈的熱愛和關懷,能夠讓讀者感受到關懷,產生強烈的共鳴?！盵14]趙勇則指出隨著《平凡的世界》“民間經典化”的形成,“精英集團”對這部小說的評價存在明顯改觀。[15]郜元寶新近以文本細讀的視角對小說所進行的“編年史和全景圖”的研究,認為正是因為小說作為背景豐富而準確的社會歷史信息和人物塑造有著高度的融合,“惟其如此,《平凡的世界》才真正稱得上是中國初期改革前后一幅氣勢磅礴的編年史式全景圖?！盵16]

在認識到《平凡的世界》之于這個時代的認識如此重要的同時,也應該認識到,作為一個時代的產物,隨著時間的流失,小說的當代性總會慢慢流失,最終,小說就像一個風干的標本一樣留在歷史的巖層之中,留待后人的發掘。而有效的闡釋活動就像人類歷史的挖掘機,能夠突破歷史覆蓋在其上的遮蔽,從不斷變動的歷史視角來對這個時代的文學經驗給予新的闡釋。當《平凡的世界》逐漸被視為經典或者被以一部經典作品的規模來對待之后,并作為當代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其價值就會隨著這個時代的潮漲潮落而變化。雖然我們可以依據文學闡釋史中的經驗,相信在這種歷史的變遷中,各種各樣創造性的闡釋必定發生,但因為各種話語體系紛紛介入,也就造成了對其認識的混亂不明。而為了應對這些混亂,我們需要通過對以往研究以及理論發展之間辯證關系的把握來發現問題,進而在一種顛覆和重建的循環中來推進以往的闡釋活動。而在這樣的目標要求下,這部作品不管是從客觀本身,還是從評論者的主觀努力來講,都已經被看作是一部經典化的作品。

總結以往中國學界(如果算上日本學者對于路遙的研究,我們也可以擴展為國際學界),對于《平凡的世界》的解讀,我們可以將之前所進行的研究大致分為這樣五個方面:一、傳統現實主義研究的視角;二、作家的創作心理機制以及中外文學的影響;三、市場接受的視角;四、意識形態的視角;五、文本細讀以及社會史的視角。通過對以上研究視角內在聯系和區別的分析,可以清楚地表明《平凡的世界》的解釋越來越多樣,也就是說,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一文本與它所身處的時代及其之后對它的解釋一道成為這段歷史的組成部分。而之后對這部作品的研究,也就不能不立足于文本批評的實踐,對已有研究的現狀、視點選擇以及發展趨勢的演變邏輯做更為深入的分析,從而對各項研究中所存在的突破點和問題點進行梳理,考察其文本闡釋的邊界,在各種理論范疇和解釋實踐之間建立一套辯證的邏輯,進而對中國當代文學的價值及其走向做出更具有歷史意義的回答。

二、多元化闡釋視角的確立

之所以圍繞《平凡的世界》的解讀能夠出現如此多的爭議,很大程度上有賴于這本小說與時代之間有著緊密的聯系。從理論發展的視角來分析,現實主義當然是中國現當代文學批評的主流,即使作者本人都直接表達過對這一原則的服膺:“眼下,也許列夫·托爾斯泰、巴爾扎克、司湯達、曹雪芹等現實主義大師對我的影響要更深一些?！盵5]路遙這樣的表述,與建國以后所遵從的現實主義話語體系一脈相承,而認同現實主義的研究也認為《平凡的世界》雖然沒有什么原生性的思想創造,但是小說在寫作倫理和寫作姿態上卻表現出極高的追求,一定程度上表現出了對社會發展趨勢的洞察力和穿透力,對現實主義寫作在當代中國有著怎樣的命運具有巨大啟發意義。并且在一些論者那里,路遙所堅持的現實主義實際上是一種發展了的現實主義。[17]這樣的認識當然想在原有的話語基礎之上進行突破,表現出中國現實主義批評為了適應新的批評語境而對自身的話語體系做出的某些修正。但從影響力而言,建立在傳統現實主義批評上的話語體系在學術界所引起的呼應相對有限,這也就迫使對《平凡的世界》的闡釋活動必須去尋找其他的闡釋視角,雖然這些創新的視角最終也淹沒在一片喧囂的話語聲音當中。

隨著“路遙熱”的持續不衰,接受主義視角的研究開始興起。這一視角從文本與讀者的關系出發,就當代文學的生產機制、小說的經典化、作者與讀者的關系、讀者在文學史選擇中的地位、當下的讀者有著怎樣的文化生態及文化心態、中國經驗在文學作品的經典性判斷中的作用這些問題進行了討論,實際上已經形成了堯斯所說的“文學史作為向文學理論的挑戰?！盵18]2015年,李陀在接受《中國青年報》采訪時說過這樣一段話:“我個人覺得,這可以簡潔地概括為:無論路遙有意無意,《平凡的世界》的寫作在客觀上,實際上是對80年代以來中國當代文學一個全面的挑戰——說它全面,是因為這個挑戰首先是針對80年代以‘朦朧詩’‘實驗小說’‘尋根文學’為代表的新寫作傾向的挑戰,這是很明顯的;另一方面,我們還要看到,路遙的寫作同時也是對這些新潮寫作之外的其他各種寫作傾向和潮流的挑戰,這既包括對那一時期也很火的‘改革文學’的挑戰(比較一下《新星》和《平凡的世界》),也包括那一時期以‘寫實’為特色的諸家小說寫作的挑戰(比較一下《綠化樹》和《平凡的世界》),甚至我以為他也是對‘陜軍’作家群體的挑戰(比較一下陳忠實、賈平凹和路遙的寫作)。這樣說可能顯得有點怪,但是事實?！盵2]應該說李陀在這里將路遙之于當代文學史的意義原原本本講了出來。

之后,其他研究視角,像“西馬”、精神分析、結構主義、解構主義等紛至沓來,使先前困囿于審美光暈以及閱讀愉悅的研究轉向了一個更為多元的天地。以這些視角來審視《平凡的世界》,創作《平凡的世界》這一文學活動就變成為一種文化生產活動、一種審美意識形態的再生產活動,其與當代社會發展之間就構成了一種更為緊密的關系,而其話語場也愈發呈現出某種生長性,而這也就使這部作品作為中國當代社會歷史記錄者的身份進一步得到強化。以這樣的變化結果來看,《平凡的世界》的創作以及之后的接受史,就表現為圍繞這一文本而從事文學活動的各方,以歷史中所生成的各種知識型為邊界所進行的話語實踐。這樣一來,小說的接受活動中文本意義的不斷生成與社會歷史發展之間就構成了一種相互塑造的關系,而作為這些文學活動時空背景的歷史也就成為各種意識形態不斷向其中沉淀的歷史。

從《平凡的世界》的接受闡釋歷史來看,偉大的文本可以在一個特定的時空結構里,不斷統一和整合我們已有的文學經驗和生存經驗,從而幫助我們形塑和重建之前早已熟悉了的歷史。就像中國學人對“紅學”“魯學”的創建,西方一代又一代學人對莎士比亞作品的闡釋,弗洛伊德對《俄狄浦斯王》和《哈姆雷特》的闡釋,巴赫金對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及《巨人傳》的創造性解讀,本雅明對波德萊爾作品以及卡夫卡作品的闡釋,都使這些作品重新煥發出生機和活力。借鑒這樣的經驗,我們既能夠借助《平凡的世界》對歷史進行重新書寫,也能在《平凡的世界》所結束的地方,來接著寫中國的當代歷史。而在我們看來,《白鹿原》和《廢都》在某種程度上正是這兩種寫作方向的代表。從一種前后接續的角度來看,路遙之后的“陜軍東征”表明中國當代的文學話語的建構,仍然與從過去到現在形成的一種話語結構存在直接連接現象。而這其實也提醒我們,中國當代文學之中各種雜沓性的話語結構,其最終的顯現還在于它與中國社會變動的關系。而這樣的觀察對于當代文學創作的啟發在于,一種宏大的歷史敘事之于中國當代文學史乃至精神史而言,可能比我們認為的更加重要。

在我們看來,產生于上世紀80年代的《平凡的世界》,其與社會的關系,正如同馬克思在評價希臘文化時說得那樣:“這種藝術倒是這個社會階段的結果,并且是同這種藝術在其中產生而且只能在其中產生的那些未成熟的社會條件永遠不能復返這一點分不開的?！盵19]對于當代中國人來講,80年代是一個新的開始,也是將要跨入工業社會(后工業社會)的這一代人的童年歲月。隨著社會經濟的迅猛發展,中國社會也進入到一個思想文化更為多元的時期。在這樣的時空環境下,人們在生活中獲得的與失去的總是相伴相生,讓人不斷思考著人在現實中所做選擇的意義和價值。從符號學或者語義分析的角度上來講,在小說的結尾,孫少平重返礦井所流下的淚水,不僅僅只是為了平凡世界里頑強活著的人們,也是為了一個新時代的開啟以及往昔的一切終將逝去。尤其是當我們把這樣的理解與之后路遙的猝然而逝結合在一起時,我們就會更加明確地體會到這一點。

三、解釋與小說理論的創新

當年拒絕在《當代》上發表《平凡的世界》的周昌義后來寫到:“《平凡的世界》的長銷,就不可能是文壇什么人兩肋插刀的結果,而只能是它本身的力量決定的。一部作品,顛沛流離,20年以后還在走好,沒有力量能行嗎?我承認不承認,事實也擺在那兒。而且,20年前,我這個剛進北京不久的外省青年被路遙引為知己,那是路遙的誤會。但在今天,無數和我當年一樣的外省青年,真成了《平凡的世界》讀者,成了路遙的知己。坦白地說,《平凡的世界》已經成了外省和外地青年的經典讀本。前不久,出差去外地,在火車上坐了兩天,下決心帶了《平凡的世界》讀,突然發現,跟當年的感覺不一樣啊,不難看啊!……作為編輯,退掉了茅盾文學獎,退掉了傳世經典,怎么說,也是錯誤,怎么開脫也沒用。當然,我也不后悔,后悔也沒用。我個人不可能超越時代,再給我一次機會,我還得犯同樣的錯誤,不可能更改?！盵20]周昌義在這里通過自己心路歷程的剖析,鮮明展示了一個文學從業人員在對待一個具體文本上評價的變化,這也從另一方面確認了文學評價的多元特點。而給周昌義和我們所帶來的啟示則是:對于一個作品的評價不應只僅限于一時一地,而應在一個更加寬闊的視野上來看,這樣才能看得更為清楚。

而這個廣闊視野的形成無疑與小說以及小說理論發展密切相關。伊恩·瓦特在《小說的興起》中,說起小說的興起,將其歸結為現實主義觀念和中產階級階層的出現。而在對待現實主義的態度上,作為美學家的盧卡奇對其明顯持贊賞態度,在他看來:“現實主義不是一種風格,而是一切真正偉大的作品的共同基礎?！盵21]如果我們再清楚盧卡奇與本雅明和布萊希特等人思想的傳承以及沖突,那么我們就會明白:風格、題材甚至理論上的現實主義并不是實踐意義上的現實主義,從文學的本身來講,這里的現實主義實際上是一種理想和目標。對現實主義風格的這種判定,也可以為我們理解《平凡的世界》提供重要的啟發,我們可以這樣來理解:現實主義是《平凡的世界》的基礎,但不是它的全部。從小說的發展來看,早期經過笛福、菲爾丁、理查森等人的努力,巴爾扎克的創作也得到了恩格斯的高度評價。恩格斯將現實主義的創作總結為“除了細節真實之外,還要真實地再現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這表明,小說與社會史乃至科學發展之間的連接已獲得了明確的認定。[22]雖然之后的英美文學理論界,從柯勒律治“介乎某一思想和某一事物之間”的論斷出發,認為文學批評應由外而內。[23]但從現當代阿爾都塞等人所倡導的意識形態批評來看,各種理論對文本的介入雖然看似對立,但其中也蘊含著一種對立統一的關系。

與20世紀語言學轉向相聯系,不管是弗萊、列維-斯特勞斯為代表的人類學研究,還是普洛普的俄國民間敘事學研究,在強調對小說的情節作語義結構學分析的基礎上,催生出后來聲勢浩大的結構主義研究。雖說巴赫金的研究也被一些人納入語義學研究的范疇,但他對小說“復調結構”以及“狂歡化”的研究,卻可以真正被視為一種文學性的研究。而這樣的解釋邏輯我們也可以在盧卡奇、本雅明、阿爾都塞、伊格爾頓、哥德曼、詹姆遜乃至新歷史主義等學術派別上看出來。盧卡奇的《小說理論》繼承黑格爾將美學范疇歷史化這一遺產,從小說發展或者小說實踐這一角度致力于審美形式和歷史發展的辯證統一,這種研究思路無疑可以在以上對于《平凡的世界》的研究中看出來。而本雅明對藝術技巧與政治傾向辯證關系的把握,阿爾都塞對文本的“依照癥候”解讀,伊格爾頓的審美意識形態生產理論以及哥德曼強調從總體上把握整個作品結構與某一社會集團精神結構以及整個社會結構之間的互動關聯的理論,我們也可以在當代對《平凡的世界》的研究中看出來。在上世紀80年代,詹姆遜文化政治詩學研究曾一度風行,其在中國的門生張旭東等人,在對中國文學和文化的研究過程中,貫徹了詹姆遜將結構主義和歷史主義相結合的理念,也在很大程度上打開了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的視野。

除了以上基于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研究之外,其他諸如人類學、神話學、符號學、精神分析、原型批評、女性批評、后殖民主義批評等等理論的創制以及批評實踐,也一度成為中國改革開放之后的學術熱點。這些研究可以說或多或少地也影響到了對于《平凡的世界》的研究。這些研究,向內將《平凡的世界》這一文本與人類的精神世界相連接,探索其在歷史長河中所形成的各種原型結構,向外則不斷豐富我們對歷史過往的認知,使得我們對于歷史發展的復雜性有了更多的了解。雖然其中也不乏一些極端性做法,譬如將闡釋活動變成為一種純粹的語言魔術,認為任何一個文本都是可以通過意義單元的拆解,任意地進行重新組合,從而創造出先前不為人知的歷史“真相”。但只要我們在借用這些理論的時候,把握住小說解釋的界限,也就是在不脫離文學經驗的基礎上,使文本和歷史在一種新的視角上達到辯證的統一,也就能使文本的闡釋呈現出無窮的意味。

基于以上小說理論的發展和實踐,我們反過來看《平凡的世界》與現代讀者、與時代的連接。我們相信,通過解讀視角的引入,《平凡的世界》能夠開拓出更為廣闊的意義空間,能夠以自身文本為依托,從歷史、社會、文本以及人的內心世界各個角度中挖掘出文本的潛在內涵,進而展望未來,從而實現歷史在“此在”中的敞顯。而與此同時,我們也應注意到,以往對《平凡的世界》的闡釋,其突出存在的問題在于,各個視角之間無法得到有效整合,從而其闡釋向度得不到有效的拓展?？疾炱湓?或與哈貝馬斯所說的各種話語機制之間缺少一種合理的對話機制有關,從而無法形成有效的良性互動,或者與理論創新能力的不足,對西方理論只是簡單地按圖索驥。而這樣所導致的結果就是其之于當代文學、當代社會思想的演變所皈依的邏輯,以及這種邏輯的皈依又如何影響了之后的歷史,實際上都沒有做出明晰的解答。而總結以往的經驗,解決上述問題的基本路徑,還是應該回到文本(包括它的接受史)與歷史的各種聯系中,通過對文本與歷史情景之間關系的梳理,敘事形式的歷史發展及其社會存在特征的分析,發現其中所存在的各種對立聲音,并進而探討這些對立的聲音得以生成的歷史原因以及文化原因,這樣一來,才能不斷有效地整合現有各種話語體系,使《平凡的世界》的解釋向一個共同的場域邁進。

四、小說闡釋向度的拓展

王堯在說到新時期文學的發展趨向時認為:“新時期文學是以重新講述歷史開始的,不僅重新講述‘革命史’,也重新講述‘近代史’。我們現在的小說沒有建立重新論述歷史的哲學基礎,而關于歷史的統一論述則是中國當代文學的一項重要的工作?！盵24]在我們看來,指出建立歷史的統一論述固然也很有道理,但這只是一種結果卻不是原因。因為從文學史上來看,只要文本在藝術形式上達到完善,其總會被視為以一種方式在講述歷史并且接近歷史。對于我們現代人來講,《平凡的世界》無疑就具有這樣的歷史屬性。詹姆遜在談到文本和歷史的關系時曾說:“我們因此可以做出下面修正過的表述:即,歷史不是文本,不是敘事,無論是宏大敘事與否,而作為缺場的原因,它只能以文本形式接近我們,我們對歷史和現實本身的接觸必然要通過它的事先文本化(textualization),即它在政治無意識中的敘事化(narrativization)?！盵25]詹姆遜這里又從另一個方面強調了文本的作用。文本的歷史化和歷史的文本化雖然適用于不同的邏輯體系,但打通這兩者之間的關系,對我們形成理論突破無疑會產生巨大的推動作用。

對于這一個現成的歷史文本,我們可以從這部小說作為一種審美烏托邦形式,與它所生成的這個世界之間所呈現出來的辯證運動出發,去接近和發現這個民族身上的內在自然,探索他們如何利用這些內在的自然勇敢地走到了今天,同時也能幫助我們在承擔歷史重負的同時,又能夠保持一種釋然。就像伊格爾頓在評價本雅明時說得那樣:“20世紀的馬克思主義包含著一種歷史主義的理論,這種理論,像本雅明一樣,涉及把古老的形式與更當代的形式相糅合的問題;這個理論把歷史發展不是理解為直線進化,而是理解為各個不同時代的令人震驚的集合體。這一假說被普遍為永遠革命的理論,今天對社會主義戰略依然有極其重要的意義。永遠革命的理論從側面切入了歷史同質性,在資產階級民主斗爭時代發現了把它推向將來出生的社會主義太陽的‘虛弱彌賽亞動力’?！盵26]而我們據此可做出的解讀是:《平凡的世界》所記敘的時代,是中國當代史上一個大變動的時代,歷史的重負與新的生活的希冀交織在一起,最終迸發出驚人的力量,這不僅表現在社會實踐上,還表現在其思想形式上。應該說,之前的研究對于《平凡的世界》的這一塊,雖然說得比較多,但方式上還比較傳統。這固然源自于小說中的民族性與世界性、現代性和傳統性的沖突隱而不顯,但如果我們要試圖重建這本小說與歷史之間的關系,就不能不去挖掘深藏于小說紙縫間的各種歷史空白。

應該說圍繞《平凡的世界》所展開的闡釋進程,主要應歸因于對“路遙現象”的討論。而圍繞“路遙現象”的這些討論,一度被歸結為現實主義和現代主義、傳統主義和先鋒主義、大眾主義和精英主義之間的沖突。也就是一些論者所宣稱的:“《平凡的世界》最大的問題在于忘記了抽離,忘記了變形,忘記了對現實生活進行陌生化,他將自己熟悉的生活,用最直接的形式給讀者,因此造成了小說啟蒙意識不足,缺少思想的創造以至最終小說的形式結構和修辭策略與主流意識形態形成了某種共謀?！盵27]但隨著小說在市場中的長期熱銷,小說的寓言性、抽象性乃至現代性反而從接受者的角度得到了修復乃至強化,這反過來推動了一些研究者去關照當代文學場的演變以及讀者接受之間的關系,從而使《平凡的世界》的研究工作具有了一般的普遍性的意義和價值。

這也是為什么一些論者都注意到在《平凡的世界》小說中,隱含著對于中國社會進入商業社會之后,社會行為與倫理道德背離的擔心。鑒于理想主義和道德完善在《平凡的世界》中是如此顯豁,也導致了很多論者將這種理想主義視為解救世風日下的良方。但如果我們從更加宏觀的角度來看待這種背離關系,便會發現這種傳統文化結構破損其實與中國社會商業化進程之間存在著一種非常精妙的促進關系。也正是從這一角度上來講,《平凡的世界》中所精心構筑的自虐般的道德實踐,之于中國當代社會發展轉型,雖然缺少細致的邏輯建構來進行支撐,但從一種歷史辯證的角度上來講,對于推動當代社會的轉變提供了寶貴的精神資源。而《平凡的世界》作為中國當代社會的“編年史式全景圖”,無疑為中國社會從傳統社會結構向工業社會結構演進的過程,提供了一種文學化的佐證。

在作者消失論以及零度寫作的喧囂漸漸散去的時候,回頭再看《平凡的世界》的創作,人們會發現,懷著歷史的責任感、直面現實本相、真誠和熱情依然是文學創作基本的前提。原型批評認為,相比依靠自由意志尋求個人實現,藝術家更傾向通過自己讓藝術得以實現。而在此基礎之上,作家與文本之間的關系應該給予重新的認可,作家存在的價值正在于其作為獨立的個體折射著這個時代,偉大的作品必然是也應該是偉大心靈的回聲。[28]誠如布斯所說:“一切藝術都以藝術家的選擇作為先決條件”,“偉大小說正是產生于隱含作家所具有的感情和評價?！盵29]而從本雅明所開創的現代性視角來講,在人類對抗社會的分散化、原子化的過程中,依然需要作家這一主體訴諸于一種非自覺記憶,從代代相傳的經驗中獲取資源,不斷去重建著這種完整性。而《平凡的世界》在一個新的時間點上所展現出的精神漫游,恰有助于我們對自身以及這個時代的發展有一個清晰明確的把握。

《平凡的世界》以前之所以備受冷落,很大一部分原因正在于其文學形式顯得比較“土”。雖然路遙本人對于當代文學形式的變化有著敏銳的自覺,但他依然選擇了“過時的”現實主義這種文學形式。而這種選擇本身恰恰體現為本雅明所說的藝術技巧與政治傾向辯證關系。而《平凡的世界》的文學實踐也證明,這種文學形式不僅具有強大的審美功能,能夠召喚出這個時代最缺乏的意象形式,填補了我們精神上的片面和匱乏。在另一方面,我們也能夠通過文本對我們當下關心的問題進行發問,進而實現其政治功能。這樣一來,雖然《平凡的世界》在作品中并沒有著意去消除傳統的光暈,重建一種新穎的形式,但作者通過一種內在形式的創新,成功地使文本與社會個體性的存在和社會的整體性存在連接在一起。不管這是作者有意為之的也好,還是后來闡釋者疊加于文本之上的也好,總之這個文本本身及其接受史已然或者正在重建那個已逝去的、和諧的、感性的歷史過往,并且推動人們展望未來。

或許在一些人看來,一篇文本遠不至于支撐起對一個時代的觀察,但圍繞《平凡的世界》所形成的話語場,形成了一個日漸豐滿的符號體系或者弗萊等人所宣稱的文化基礎結構。這樣一來,《平凡的世界》脫離了物理形式存在的本文,成功地離開了它借以存在的物質基礎,成為阿爾都塞、伊格爾頓、哥德曼以及詹姆遜等人所論及的歷史化文本,并且還將作為經典在以后的時間里被當做歷史來對待?？v觀小說發展史(包括闡釋史),一個文本之所以成為經典,不外乎是通過描摹廣闊的生活畫卷,來揭示一個民族、時代甚或人類的歷史性特征。隨著《平凡的世界》經典化特征的不斷強化,對其解釋也應該通過對其文本隱喻結構、意義結構的差異以及沖突的發掘來拓展文本結構新的闡釋空間。不管我們是將這一文本中所表述出的個人奮斗以及宗教般的道德完善和理想主義視為卡里斯瑪人格的具體呈現,還是從其中找到中國社會發展的落腳點。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在這個過渡的時代,這個文本與一個新的時代的來臨之間存在著某種嶄新的聯系。這樣一來,對《平凡的世界》的不斷深化解讀,不僅起著認識我們這個時代的作用,事實上也承擔著激勵人們拼搏奮斗的功能。而這些功能機制之所以形成,正因為這一文本成為過去歷史在現實中的實現形式,與此同時圍繞著這一文本的接受和闡釋也成為未來歷史得以發生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