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外交視域下的來華留學生跨文化交際能力研究

高夢琦

(河南工業大學 國際教育學院,河南 鄭州 450001)

一、引言

20世紀50年代以來,我國高校國際化水平的迅速提升,來華留學事業蓬勃發展,我國來華留學生人數實現“井噴式”增長,中國成為亞洲最大留學目的國。同時,隨著“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與實踐,來華留學生的生源結構穩中有變,“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來華留學生數量顯著增加。對發展中國家留學生的教育培養,體現了我國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實現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上所作的積極努力。留學生作為中國文化“走出去”的重要載體和橋梁,是我國對外開展公共外交的“民間大使”,也是實現民心相通的關鍵渠道。中國作為受訪國,在引導來華留學生認識、理解中國,培養對中國的認同感和親切感方面,具有成本低、見效快、易操作的天然優勢。但由于地緣、文化差異、生活習慣等因素,容易導致來華留學生遭遇文化沖擊,并對在華的學習和生活產生逃避、抗拒等負面情緒。因此,培養留學生跨文化交際能力,克服文化沖擊,增強來華留學生對中國文化認同感是開展留學生公共外交的必要條件,同時也是引導、幫助來華留學生講好中國故事的重要保障。

二、公共外交與跨文化交際能力的理論闡釋

跨文化交際能力是開展公共外交的一項必備技能,公共外交是培養跨文化交際能力的重要目的和動力,也是跨文化交際的重要實踐平臺,二者相輔相成、互相促進。通過對公共外交和跨文化交際能力的概念界定以及從理論視角對已有的研究內容進行分析,可以總結研究發展趨勢和研究熱點;分析當前研究的局限性,并將公共外交與跨文化交際能力理論相結合,可以提出研究問題和創新點。

(一)公共外交概念辨析

傳統意義上的外交指主權國家政府間通過溝通、談判等途徑和平處理國際關系和國際事務。隨著信息全球化的逐漸深入,國家之間的聯系日益緊密,公眾也成為國際交往的重要參與者,公共外交也逐漸成為國家外交的重要表現形式。對于公共外交的概念界定,最早于1965年由美國前外交官埃德蒙·格里恩(Edmund Gullion)提出并受到廣泛認可,“公共外交指在處理公眾態度對政府外交正常的形成和實施所產生的影響。它是超越傳統外交范圍以外的國際關系領域的一個層面,它包括一國政府對其他國家輿論的開發和培植,一國的利益集團與另一國的利益集團在政府間體制外的互動,以通訊報道為職業的人如外交使節與國外記者之間的溝通、聯絡和跨文化溝通的過程”[1]?！?·11”事件后,美國政府的一系列公共外交活動引發了歐美學者對于全球化背景下新公共外交的思考。他們認為,新公共外交與傳統公共外交的最大不同之處在于外交行為主體的變化,指由一國政府到非政府主體的轉變。其次,新公共外交以網絡為主要傳播工具,使信息傳播更具有廣泛性、大眾化。

在此基礎上,對中國公共外交的研究也逐漸被國內學界重視并取得了重大進展。趙啟正認為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化,讓世界了解中國的真實情況,為中國實現和平與發展奠定基礎。[2]早期的中國公共外交多為由政府主導,以外國民眾為外交對象的外交活動,例如乒乓外交、熊貓外交、奧運外交等。曲星認為公共外交是由政府為主導,為爭取他國公眾民心,從而處理國際關系的一種外交行為[3]。近年來,中國公共外交的主體逐漸從政府向非政府組織轉變,大力發展“人民外交” “民間外交”是公共外交的本質內容[4]。在新全球化時代下,中國公共外交需要立足全球視野,轉變思考格局,從世界出發,并努力克服傳播主體的單一性,構建中國公共外交的“多元互動”[5]。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迅速提升,中國的影響力日益擴大,以西方媒體為主導的國際輿論對中國形象進行扭曲和負面評價,因此,向世界展示一個真實的中國,樹立良好國家形象成為中國公共外交的重要內容。新時代,我國應利用好自身和環境優勢,抓住新公共外交興起的重大機遇,創新和發展對外傳播方式。例如,通過來華留學生講述中國故事,培養華裔留學生公共外交能力等,從而促進良好國際形象的塑造和傳播[6]。

(二)跨文化交際能力理論

隨著國際交流的日趨頻繁與緊密,跨文化交際能力(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ICC)成為國內外學界的研究熱點。首先是對跨文化交際能力的定義的界定,普遍認為跨文化交際能力是在特定環境下,與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進行恰當、有效交際行為的能力[7]。此外,學界尤其注重對跨文化交際能力的模型構建,其中被廣泛認可并運用的是“ABC”三理論,即情感(affection),行為(behavior)和認知(cognition)三位一體[8]。其次是金字塔式跨文化能力模式,將跨文化交際能力分為三個層面[9]。斯匹茨伯格(Spitzberg)認為認知、動機和技能共同構成跨文化交際能力[10]。國內對于跨文化交際能力模型的構建主要集中在知識和意識上,有全球意識、文化調試、知識、交際實踐[11];文化意識、認知層面、人際交往[12];文化知識、文化意識、交際實踐[13]、知行合一系統[14]。對于跨文化交際能力的測量,國內學界主要分為兩大部分,并多采用實證研究方法,以定量分析為主,定性分析為輔。一是通過對跨文化交際敏感度與效能的測量,探究不同國家來華留學生的跨文化適應能力的差異性[15],二是對跨文化交際能力的量表的構建和測量,通過意識、態度、知識、技能等維度衡量跨文化交際能力[16]。

縱觀對國際學生公共外交和跨文化交際能力的相關研究,國內外學界均存在著較為豐富的研究成果,但研究內容彼此割裂,缺少聯動性,尤其是對公共外交與跨文化交際能力的關系問題缺乏深入探討。國內學界對于來華留學生跨文化交際能力的培養研究較少,且多從國際漢語教學角度出發,提出的培養策略多為課堂教學法、教材內容的編制以及師資建設等方面。因此,本文將從公共外交角度出發,深度探討來華留學生如何培養跨文化交際能力,從而更好地為公共外交服務。

三、來華留學生公共外交的價值及必要性

隨著中國逐漸步入世界舞臺中央,以西方國家為主導的國際輿論對中國崛起進行了誤讀和扭曲,為國外民眾營造出一個具有威脅性和恐慌感的虛假負面形象。中國迫切需要一個更加開放、公平的對話空間和渠道,向世界樹立一個積極真實的中國形象。來華留學教育事業的蓬勃發展,使來華留學生的規模和層次進一步提升,成為公共外交的重要資源。來華留學生是中國形象的重要塑造者,也是中國國際社會謠言的有力澄清者,他們在中國的學習和生活經歷也使其成為中華文化和中國形象的重要傳播者,同時也能為我國的經濟發展帶來紅利。

(一)來華留學生的校友資源價值

來華留學生具備的特征屬性決定了其在開展公共外交工作的特殊優勢。首先,大學時期是個人人生觀、價值觀、世界觀形成的關鍵時期,來華留學生在經歷數年留學生活后,中國的文化、觀念、生活方式等都會對他們產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使他們逐漸融入中國,消除刻板印象和文化壁壘,對中國政治、經濟、文化有了全面的了解和認識。其次,他們在中國高校長期接受高等教育,生活環境相對單純,學術氛圍濃厚,人際關系多為師生、同學等,交往氛圍較為輕松靈活,文化理解包容度較高,具有去政治性、去經濟性的特征。排除了利益關系的干擾,人際關系更加長久、穩定,留學生在畢業回國后與母校的交往中所蘊含的感情比與其他人的交往活動都更為真誠,此類交往更加容易贏得中外雙方民眾的信任。例如,新冠疫情爆發后,來華留學生校友在國際網絡平臺上積極主動為中國加油、發聲,為中國母校捐贈口罩,成為來華留學生公共外交的真實寫照。

(二)通過“他者鏡像”實現民心相通

“國之交在于民相親”“得民心者得天下”。自“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以來,實現“民心相通”是“五通”的基本要素,更是其他“四通”順利落實的重要保障。然而在現實推行中,由于我國國際話語權的缺失和地區的復雜性,西方媒體對我國政策的曲解報道以及語言文化差異等問題,使外國民眾對我國“一帶一路”倡議產生了誤解,“民心相通”最為艱難,這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我國的公共外交。留學生群體是外國民眾的重要代表之一,具有天然的地緣優勢,是中國故事的見證者和參與者,是我國爭取他國民心的重要橋梁,來華留學生成為中國文化傳播的重要渠道。通過在華學習和生活,留學生可以了解到一個真實的中國,為其對于中國文化的認同感建立了堅實基礎,有助于實現以文化人。因此,應將發展來華留學生公共外交作為一項重要工作,積極構建留學生公共外交平臺,鼓勵來華留學生講述中國故事,培養親華、友華、知華的留學生。

輿論是公共外交的核心問題,其作用是影響一國公眾的態度和行為,構建公眾的認知框架,對提升國家軟實力具有重要意義。爭取“民心相通”,首先要引導公眾輿論,通過國外民眾講述中國故事,使世界了解中國,認識中國,才具有說服力和持久力。隨著互聯網科技的迅速發展,社會已進入新媒體時代,網絡平臺成為當代最重要的媒介之一,網絡輿論也是一種重要的民意表達方式。而青年人是世界各大網絡平臺的中堅力量。因此,留學生作為普通民眾,在網絡輿論中起到重要作用。我國來華留學生大都為20歲左右的青年,并活躍在世界各大社交網絡。加強對這些青年來華留學生的文化傳播與正確引導,并通過他們向世界構建良好中國形象,可以為我國公共外交在網絡輿論方面夯實基礎。

(三)來華留學生教育帶來經濟紅利

根據《中國留學發展報告(2022)》藍皮書公布的有關內容,與“來華留學生普遍有獎學金”的刻板印象不同,90%的來華留學生均為自費生,這說明“留學中國”品牌建設在世界高等教育領域得到了廣泛認可,來華留學事業也具有巨大的經濟潛力。留學生在中國的學費、生活費、醫療等消費支出對刺激內需具有一定作用,為中國帶來直接的經濟收益,是我國消費總量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國來華留學教育大體分為學歷教育和非學歷教育兩種類型,其中學歷教育包含本碩博多層次培養結構,非學歷教育多為一年內的短期語言學習,有利于刺激經濟在短時間內的快速增長。

由于部分來華留學生來源于“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發展留學生公共外交,對我國企業“走出去”具有重要作用,能在一定程度上拉動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尤其是對“一帶一路”國家的投資。根據相關研究顯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留學生每增長1%,中國對其本國的直接投資(OFDI)將增加0.645%,且文化傳播和培養本土人才也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產生促進作用[17]。同時,利用來華留學生宣傳中國的經濟實力和成就以及各項經濟便利政策,增加來華留學生在華就業機會,也有利于吸引外資和技術援助,促進外資企業走進來。

四、公共外交視域下留學生跨文化交際能力的培養策略

實現來華留學生公共外交價值,需要加大對來華留學生的跨文化交際能力的培養力度,提高來華留學生對中華文化認同感,減少或消除文化差異帶來的文化沖擊和壁壘,培養來華留學生理解、認同、傳播中華文化,使其學會向世界講述中國故事,構建良好中國形象。本研究從公共外交角度出發,根據培育跨文化交際意識、加強跨文化交際意愿和促進跨文化交際行為三個方面,提出對來華留學跨文化交際能力的培養策略。

(一)創新留學生趨同化管理,充分利用校友資源

隨著來華留學生高等教育事業的快速發展,由留學生教育引起的社會問題和矛盾日益突出,這對留學生的教育管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加強留學生教育教學和管理服務的趨同化,建立健全留學生校友制度,是保障留學生數量與質量同步提高和來華教育事業發展的現實需要。

第一,高校應根據自身特色和優勢完善中外學生趨同化管理模式。所謂趨同化管理,并不是單純地使用同一種管理模式,而是要在把握好留學生工作的特殊性和專業性的基礎上促進趨同化管理,將趨同化管理從招生到畢業貫穿全過程。在招生方面,應提高留學生入學標準,嚴格來華留學生資格審核機制,加強入學考核,從源頭上篩選優質學生。在教育教學方面,應在培養計劃、課程安排、教學環境、畢業要求等方面進行趨同化管理,同時應結合留學生的特殊性,加強對來華留學生語言培訓能力和要求,將中華文化基本知識融到漢語教學中,通過開設“漢語角”等方式,提高留學生的漢語學習興趣,增強留學生的語言文化知識儲備。在管理服務方面,留學生應遵守與中國學生相同的校規校紀和獎懲制度,同時結合在華外國人相關法律對其嚴格管理,加強留管隊伍建設,不斷提高管理隊伍的管理和服務水平。

第二,建立健全來華留學生校友工作制度。高校應完善頂層設計,成立來華留學生校友工作專班,持續追蹤來華留學生畢業生情況。構建國際校友網絡溝通平臺,與畢業生建立有效溝通渠道,積極向畢業生普及宣傳國內最新政策理念。高校要成為留學生歸國后與中國溝通的橋梁,推進國際校友會品牌建設,提高學校的國際知名度,為中國政府、企業、科研院所牽線搭橋,通過校友資源,促進中外文化交流及政治、經濟各項合作順利展開。同時,應在校友資源中培育“意見領袖”。相比其他普通留學生,獲得中國政府獎學金的學生在綜合素質、學業成績、家庭背景、社會地位等方面具有一定優勢,其在留學生中的號召力和影響力較強。應將他們納入潛在人才庫,鼓勵他們關注社會熱點問題,對中國社會文化制度及政策發表積極觀點,參與中外大學生活動,向外界講述中國故事,從而引導輿論方向。

(二)加強中華文化認同,構建公共外交平臺

提高來華留學生的跨文化交際能力,首先要增強留學生對中華文化的認同感,深化留學生對中華文化的理解,從而為公共外交服務。高校應將理論與實踐相結合,開拓留學生“第二課堂”,為留學生提供更多文化交流機會和平臺,同時加強師資隊伍建設,提高國際漢語課堂教學質量。

第一,積極組織多層次的中外交流活動。高校和涉外管理部門要通過社會團體、文化協會等民間組織開展留學生“第二課堂”,動員社區、退休職工、老年大學等團體定期開展與留學生的中外文化交流活動,例如書法、武術交流活動、春節聯歡晚會、成立外國人社會融入服務站等,傳播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構建民間公共外交平臺,增強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親和力和感染力。通過組織青年大學生論壇、讀書交流會、學習習近平總書記重要回信精神等活動,鼓勵留學生積極分享來華留學的感想和體會,講述在華學習生活經歷,促進中外學生共同學習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緊跟時代步伐。

第二,通過他者視角講述中國故事,促進留學生公共外交。鼓勵留學生利用社交平臺積極向世界介紹真實的中國,以來華留學生的獨特視角,向世界講述真實的中國故事、傳遞中國聲音,例如,組織和鼓勵留學生積極參加“我眼中的中國” “我與中國的美麗邂逅”等系列短視頻大賽和征文比賽;參加“中非未來領袖對話”中非青年線上交流會,做中非文化傳播與經濟發展的友好使者。此類活動有利于培養來華留學生的主人翁意識,增強其文化傳播責任感和使命感,樹立和諧文化外交理念,培植健康外交觀。高校要充分發揮地緣優勢,利用寒暑假期間,組織留學生探訪城市和鄉村建設,體驗社會主義新時代城市及鄉村巨變,在活動中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核心,著重比較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與資本主義核心價值、人類共同價值的不同,加強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的傳播,增強留學生對中華民族精神的認同。

第三,要加強師資隊伍建設,提高教師的跨文化交際能力。留管人員和漢語教師是留學生到中國后首先接觸的中國人,對留學生的心理適應和學習適應具有重要作用。因此,應提高留管人員和漢語教師的跨文化交際能力,定期對其開展相關培訓,幫助留學生減少文化沖突帶來的負面影響。在漢語教學中,教師應將中國文化融合到課堂中,構建中華文化體系,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相結合,提高課堂趣味性,在教授漢字的過程中融入中國文化價值觀,從而提高留學生對中華文化的敏感度和接受度。

(三)促進來華留學生就業,發揮留學生經濟紅利

來華留學生是我國重要的國際人才儲備資源,能為我國的經濟發展注入活力。通過發展中外校企合作、完善制度保障、加強就業指導等措施,為留學生提供更多就業機會,提高留學生在華就業能力,有利于發揮留學生的人才資源優勢,擴大留學生帶來的經濟收益。

第一,加強中外校企合作,增加留學生就業機會。來華留學生作為中外貿易合作的主要渠道之一,對中國企業走出去具有重要作用,同時可以進一步提高中國對外投資的效益,尤其是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直接投資的經濟效益。高校要注重培養留學生在跨文化環境中的適應能力和溝通能力,增強留學生商務談判和危機處理能力。通過校企合作,為來華留學生提供更多國內外企業實習機會和就業機會,增強留學生對中國企業文化的認同感和歸屬感,使來華留學生作為中國企業與他國溝通的橋梁,從而降低中外企業合作過程中的文化壁壘,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東道國員工對中國企業和文化的認同感和包容感。

第二,完善體制機制建設,為留學生在華就業提供政策保障。隨著國際人才流動性日益提高,適當放寬優秀來華留學生在華就業創業的限制,從思想品德、言行舉止、在校表現、參加活動、學習成績、論文發表等多方面量化優秀留學生標準,對留學生進行全面考核,為其提供一個公平的競爭平臺,同時保證留學生的培養質量。要進一步優化教育合作體制機制,為來華留學生提供工作機會,及時發布國內外最新政策和企業經營情況,降低信息滯后性和不對稱性,提高員工忠誠度和投資效益。

第三,加強對來華留學生就業指導。高校應開設留學生就業教育相關課程,例如生涯規劃、就業創業教育等課程,引導其樹立正確的就業觀及擇業觀,積極宣傳來華留學生在華就業優惠政策,解讀就業創業相關法律,提高留學生法律意識、合約意識,從而減少和避免留學生在華非法務工、惡意毀約的情況發生。同時,高校應在政策允許范圍內為留學生提供更多勤工儉學、企業實習的機會,推動建立來華留學生創業孵化基地,在實踐中培養來華留學生團隊意識和工作能力,從而儲備更多國際人才。

五、結語

提升來華留學生的跨文化交際能力是開展留學生公共外交的前提和基礎。發揮來華留學生的獨特身份優勢,創新趨同化管理方式,整合校友資源,培育“意見領袖”,從而增強公共外交輿論導向性和穩定性。構建留學生公共外交平臺,開展多形式對外交流活動,增強留學生中國文化認同感,以“他者鏡像”向世界講述中國故事,會更具有說服力和可信度。構筑來華留學生教育和就業橋梁,拓寬留學生就業渠道,有利于擴大留學生人才儲備,為中國對外投資與合作帶來經濟紅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