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堂集》集外文考述

羅竹芯

（湖南師范大學 文學院，湖南 長沙 410081）

方宗誠（1818—1888 年），字存之，自號柏堂，安徽桐城人。學宗程朱，致力于經學。嘉慶二十三年（1818）生，少時從學于許玉峰、方東樹，后適逢太平天國運動，隱居魯谼山，著《俟命錄》，名揚京都。自咸豐九年（1859）始，客居吳廷棟、嚴樹森、曾國藩幕府，廣為交游。后經曾文正公舉薦，于同治十年（1871）為官棗強。治縣九載，政通人和，興教化之風，為時人稱頌。光緒六年（1880），辭官歸隱，吟風弄月，專心治學，著有《柏堂集》《輔仁錄》《柏堂師友言行記》等。

《桐城方宗誠先生文稿》稿本，藏于桐城市圖書館，長25.3 厘米，寬16.2 厘米，大致每半頁10 行，單行24 個字，保留眉批、尾批以及作者刪改痕跡。此稿本共收方宗誠文48 篇（內有重文2 篇），其中43篇收入《柏堂集》[1]，另有5 篇未收入，分別為《曾文正公文集序》《劉翼臣孝廉時文序》《安徽增捐義地碑記》《宮太保相國列侯湘鄉曾公六十壽序》《李節相五十壽序》?！对恼募颉芬咽杖搿肚箨I齋文集》，此處不再論述?，F將4 篇集外文迻錄至此，略作考釋。

一、《宮太保相國列侯湘鄉曾公六十壽序》

皇帝御極之七載，相國湘鄉曾公江南總督移命直隸，舉賢黜貪，政平刑理，吏民大和。既二年，天子念公前在江南久有撥亂反治之功。凡數千里之民，陷兵燹者幾十年，賴公奮忠智，倡義旅，知人善任，集群策群力拔之水火之中，登之祍席之上。故公之勛德被于天下，而江南士民念公德澤尤深，因特命公復移節兩江以慰民望。而代公督畿輔者，為協揆合肥李公，公門人也。李公既任事，銘傳亦來，命來視師，謁見公于天津。適遇天子以公今年十月十一日六十壽辰，特頒溫詔褒嘉，寵賜優極一時。中外鉅公、名卿、文武僚吏無不為詩文稱觴上壽。非徒壽公，亦用為我國家慶也。于是銘傳諸將士相與榮之，謂銘傳曰：“昔詩人頌周室中興而善，其將相、大臣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猷?！衷唬骸奈浼?，萬邦為憲?！舸苏?，其為惟湘鄉公之謂乎？公其可不為頌禱之詞？”銘傳因告之曰：“諸君知公為人倫冠冕，而抑知公之勛德之所以大乎？《周書》稱：‘一個臣，無他技，其心休休，其為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人之彥圣，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松w公之勛德之所以大也?！雹俅颂幰某鲎浴渡袝で厥摹?，原文為：“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圣，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备灞局信c原文不一致之處，悉按稿本，下同。

公自幼為學，實事求是。自入翰林，至卿貳，無時不以延攬人才為心。顯皇帝登極之初，公應詔上書疏陳，所以激勵造就人才之道甚備，海內靡不仰望風采。公尤具知人鑒，凡所論薦，后皆卓然有所建明。李公未登第時，從公游，公即決其為必能為國任艱鉅。及洪逆起粵西，公倡義楚南，所集賓僚將弁，始不過布衣、書生、小吏、走卒，公率之以行，百折不挫，遂掃蕩上游數省以及于江南，而諸所識拔之士雖下卒，亦多著忠節，立奇功，顯名于天壤。李公時來，命團練鄉里，亦起而從公戎幕之中，旋奉公命，召集淮南義師，助公南平粵寇，北清捻逆，中原悉定。雖以銘傳之不才，亦得率諸君，從公為國宣勞。徒非公休休有容，善作成人才，曷以致此耶？《孟子》曰：“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痹娙隧炍耐踔娫唬骸皦劭甲魅??！狈蛉顺际戮?，一人之仁，不能施博之而有濟于眾也，惟作成人才，用于一方，則一方被其仁；用于天下，則天下被其仁。風氣既開，人人皆以作人為心，則自一世以延于數十百世，皆莫非吾仁之所廣被也?？鬃釉唬骸叭收邏??！狈蛉收?，作人之效，至能為天下捍大災，御大患，使斯民皆飲和食德，以登于仁壽之宇，則大德之，必得其壽，又何終乎？《詩》曰：“豈弟君子，遐而作人?！倍软炛唬骸柏M弟君子，干祿豈弟?！薄柏M弟君子，福祿攸降?！惫溆惺?，將士咸以銘傳言不妄，且謂公之所以成其勛德者，洵足為天下后世法，固請序之以為公壽，公其或者以為知言而進一觴乎？

按：此文作于同治庚午年（1870）。文中有言：“適遇天子以公今年十月十一日六十壽辰，特頒溫詔褒嘉，寵賜優極一時?！笨肌对鴩房芍?，九月十六日，曾國藩上《恭謝御賞壽物折》云，“竊臣于本月十二日承準軍機大臣咨交到恩賞臣六十壽辰”，可見此文寫于九月十二日之后。另稿本中標明，此文為方宗誠代劉銘傳所作。劉銘傳，字省三，安徽合肥人，清末淮軍重要將領。同治元年（1862），受曾國藩指派，李鴻章到合肥招募淮軍，劉銘傳同張樹珊、潘鼎新等人投奔本部團練，征戰數載。同治九年（1870）奉命奔赴陜甘，但因朝廷派別斗爭且舊病復發，劉銘傳奏準獲假三個月回鄉休養，從此開啟賦閑生活。光緒十年（1884）中法戰爭爆發，劉銘傳再次被起用，以巡撫銜督辦臺灣軍務。光緒十一年（1885）至光緒十七年（1891）在臺任職，對臺灣建設居功甚偉。五年后于安徽六安病逝。劉銘傳與曾國藩的交往自同治年間始?！对鴩分杏嘘P劉銘傳的記載最早的一條出現在同治元年五月十九日《官軍迭復江岸各城隘出力員弁六案請蔣折》中：“花翎都司銜千總劉銘傳，請以都司盡先補用，并加以游擊銜?！盵2]同治年間，僅在曾國藩的書信中，劉銘傳出現就多達500 次。另劉銘傳之《大潛山房詩稿》中更有曾國藩的題語，稱贊其詩：“省三所為七律，亦往往以單行之氣，差于牧之為近，蓋得之天事者多?！盵3]可見二人交往頗多。但劉氏一介武夫，且出身農家，雖雅好詩書但所作詩文不免有“生澀”之感。且通觀劉氏與曾國藩的書信往來，二人所言多為軍事，私交甚少，所以此壽序劉銘傳委托同出安徽并且曾經為曾國藩幕僚的方宗誠代寫。文中“銘傳亦來”“于是銘傳諸將士相與榮之，謂銘傳曰”“銘傳因告之曰”“雖以銘傳之不才”等語可為佐證。

此文有眉批兩條：“‘募’字或易‘集’字，何如？”“‘登用’二字與‘一方天下’不合，似可商?！狈绞暇磁Z修改。眉批者不詳。另有黃彭年、李鴻章批語兩條?！笆俏囊蛔植谎蕴旖蚴?，最為得體。黃彭年識”[4]。此處所提及“天津事”應為“天津教案”之事。同治九年（1870），天津法國教堂收養的兒童無故失蹤死亡，后經查實，為法國教堂所為，引起天津當地民眾與外國教徒的沖突。因不滿中國百姓打死教堂公職人員，英、美、法等七國隨即調派軍艦至天津和?？谶M行武力恫嚇。同年五月二十五日，清廷急派直隸總督曾國藩處理此事。因國力衰微，曾國藩在處理此事時無奈采取委曲求全的做法，引起群情激憤，局面難以控制。是年八月初三，清廷任命李鴻章為直隸總督，接管此事，曾國藩調任兩江總督[5]。經此一事，曾國藩聲譽受損，而文章對此事只字未提，僅歷敘曾國藩平定叛亂、提攜后進之功績。黃彭年認為此文處理得當，合乎禮法。李鴻章按語為：“曾公功德與斯文之言、之意皆堪不朽，讀之增愧。鴻章?！崩铠櫿轮咐钗陌才c曾國藩為同年進士，道光二十五年（1845）李鴻章入京會試落榜，拜于曾國藩門下，后隨其征戰，同朝數十載，情誼匪淺。文中也多次提及曾國藩對李鴻章的提攜之恩。此處李鴻章言曾國藩有不朽之功，可見其對曾氏之推重。

二、《安徽增捐義地碑記》

同治九年，予隨節相李公治兵入關中。未幾，李公奉命總督畿疆，予又從至保定，遂駐軍于東城之外。久之，與同鄉諸君宦游于直者相往還，因得習聞前輩已行之事。先是，吾鄉方恪敏公總督直隸，后吳竹如侍郎陳臬于此，皆各倡捐義地，以葬旅櫬之不獲歸殯者。歷年既久，地漸狹隘。而方公所捐置之地尤為四鄰居所侵蝕，土崩骨露，行道惻然。今年吾邑張振先方伯擢任山西，將行，乃率同鄉之官直隸者，俱捐廉俸置地于城南八里莊，以補兩義地之所不足，又反紙坊頭之侵地。適丁樂山廉訪襄治淮軍屯于茲，亦捐俸以倡，將弁為之修理其垣墻，掩蓋其暴露。而八里莊新購之地，亦率軍士筑墻四周，正經界焉。古人有言：“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庇衷唬骸澳獮橹?，雖美不彰，莫為之后，雖盛弗傳?！焙挝徉l士大夫好義若斯之眾也。既而八里莊又有鬻地畝者，葉冠卿觀察、汪五峰大令復籌款，增購七畝于其北。予與諸將士慕諸賢之風烈，亦各捐俸購地四十二畝于義原之南，并率士卒筑土垣，如前之為。張君、丁君既皆泐文于碑以垂永久，諸君亦請予識增地始末與其界址丈尺。予曰：“然。是誠不可以不記也?！鳖櫶煜率?，繼起者易，為功開先者難為力。今義地一事，方、吳二公開其先，張、丁二君繼其后，予與諸君亦勉附驥足焉，后之君子其尚趾厥美哉。

按：此文作于同治庚午年，文中“張振先方伯”疑有誤?？脊饩w《山西通志》，同治九年任職山西之皖人為張樹聲，自直隸調任山西按察使，其字為“振軒”，此文中疑為作者誤寫。文中所言“葉冠卿觀察”為葉伯英。葉伯英，字孟侯，號冠卿，安徽懷寧人。附貢生。歷任戶部主事，直隸清河道按察使，陜西按察使、布政使、巡撫等。據葉伯英自編《耕經堂年譜》載，葉伯英于同治七年（1868）九月北上入京?！对鴩芬噍d：“（同治）七年十一月初八引薦，奉旨：‘著準其免補本班以道員指直隸歸候補班前先補用?！盵6]至同治十一年（1872），葉伯英補清河道之缺，任清河道按察使?？梢娡尉拍?，葉伯英任官直隸，此處“葉冠卿觀察”應指葉伯英。

此篇為方宗誠代作，查《柏堂集》有《安徽殯旅原碑記》與《修理安徽義地碑記》兩篇，可知此義地捐獻過程。京畿繁華，天下士民游覽于此，皖人亦如是，因此多有客死直隸而不得返鄉者。乾隆時方苞總督直隸時查此情形，首倡購義地于城南紙坊頭。咸豐初，皖人吳廷棟亦于北關外丁家原購地四十五畝。因年久失修，疏于管理，至同治年間，義地逼塞，尸骸暴露。張樹聲于同治九年調任山西，適逢丁日昌、劉盛藻治軍直隸，張氏捐俸祿以倡，所籌之資購地七十五畝于城南八里莊。丁氏、劉氏亦率軍中將士修理圍墻。后復有鄉賢捐地于義原之南四十二畝，并筑垣以明經界?！栋不諝浡迷洝贰缎蘩戆不樟x地碑記》《安徽增捐義地碑記》均由方宗誠撰寫，可見其于此事參與頗深。

三、《李節相五十壽序》

同治十一年正月五日為今相國合肥公五十壽辰。先一年，僚屬欲豫稱觴，公固辭。至是僚屬相與語曰：“為此春酒，以介眉壽?！薄败Q彼公堂，稱彼兕觥?！毕韧鯐r實有之，周公著之于《詩》，孔子列之為經，此誠上下忠愛，禮讓為國之本，不可視為世俗頌禱之虛文已也。惟人之壽不同，有在一身，有在一世，有以百年為壽者，有以千萬載以逮于無窮為壽者，是不可以無辨。公少以文學侍從之臣受知于湘鄉相國曾公，其時天下方承平，人多狃于宴安，公獨日從曾公講習經世大業，其志故在千秋百世矣。咸豐初，寇起粵西，蔓延東南數省。曾公倡義旅于湖南，號曰“湘軍”。既肅清江、鄂，將進規江南，公時襄事幕府，運籌決策。不二年，復安徽。維時江蘇全省淪賊中，湘軍力不足以濟，公倡創立淮軍之議。召集忠勇、武毅、英杰、奇士數十輩，各募敢戰者數十百人，從公駛輪船，越賊巢，翔集于滬上。遂拜巡撫江蘇之命，陽施陰設，幾深勇沉，忠義貫乎天日，威武震于中外。雖以西夷素不臣服中國，而懾公之智勇，亦多有愿效死力為公助戰者。于是三年，全境蕩平，且分兵以助克閩、浙邊郡，公之志量，誠欲致一世之人于仁壽之域，豈壽一身者哉？東南既平，中原捻逆猶充斥，公先繼曾公總制兩江，轉餉西北，各省復繼。曾公督師于豫、鄂、齊、魯、燕、趙之郊，二年之間，群丑既殲，渠魁授首，畿輔之地，危而復安。大功既成，入覲天子，遂進讜謀于中樞，以為居安不可忘危，王畿重地，尤不可不為深遠之計也。天子遂召曾公由江南來督直隸，而以兩湖為長江上游番舶之所來往，惟公威信足鎮撫之，遂命公之湖廣總督任。旋奉命使蜀，安撫民夷雜處之地，復督辦陜西軍務。而天津逼近京師，為中外交涉之境，事體猶重且艱，遂命公來代曾公，而以曾公復應兩江之任。

昔宋之用兵于西夏也，范、韓二公互為經略，夏人請臣。而成周之初，周公、召公二相分陜而治。圣天子之用曾公與公，其亦此意也。夫抑嘗讀《詩》，至宣王中興之時有曰：“維岳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笔巧w以宣王中興之盛，推本于賢臣之挺生，而賢臣之所以挺生，又推本于“賢臣之挺生而賢臣”①此處“賢臣之挺生而賢臣”疑為作者衍文。。山岳之毓秀?！稜栄拧芬曰羯綖槟显?，而又曰“江南衡”，故史傳又稱衡山為“南岳”?；羯街叽?，雖遜衡山，然其挺特不群，固亦江淮間諸山之宗也。湘鄉公稟衡岳之精，公世居廬州，其霍岳之降神，篤生我公，以為中興碩輔乎。曾公前在直隸逢六十壽辰，今公亦適值五十壽辰，二公之壽非一人之壽，乃天下人之壽也。然則屬吏等，烏可不躋公堂而稱兕觥乎？于是書之以為公壽。謹序。

按：此文作于同治辛未年（1871），為方宗誠代他人作。同治十年二月，方宗誠就任棗強，李鴻章時任直隸總督，二人交往愈加密切。稿本中存李鴻章尾批4 條，可見此中文章經李鴻章批點，因此與李鴻章同出安徽的方氏代作此壽序合乎情理。

文中言及霍山，《爾雅》原文為：“泰山為東岳，華山為西岳，霍山為南岳，恒山為北岳，嵩高為中岳?！盵7]概因漢武帝封禪時，行至安徽霍山，便將其命為南岳，但后世多稱湖南衡山為南岳。此語引起學者長久以來對南岳歸屬地的爭論，不加贅述。查《水經注》有言：“霍山為南岳，在廬江潛縣西南?！盵8]《光緒安徽通志》亦稱：“潛山，潛山縣西北二十里有一曰皖山，又與天柱山。漢武帝南巡登禮潛之天柱山以代南岳，故一稱霍岳，又謂之副南岳?！盵9]可知霍山位于安徽潛山此言不虛。方宗誠以霍山比之李鴻章，衡山比之曾國藩十分妥帖。

壽序在《柏堂集》中并不多見，僅有《節孝史母王太宜人八十壽敘》《伯姊高安人七十壽敘》兩篇?！豆澬⑹纺竿跆巳税耸畨蹟ⅰ方枋穳籼m之口敘述其六月而孤，賴母以養。因屢次春官不第，且母親年紀漸長，便決意不取功名，專心事母。適逢母親八十大壽，便請曾國藩題字，方宗誠作文以記母親厚德?！恫⒏甙踩似呤畨蹟ⅰ穭t以順敘之法回憶方宗誠年幼家貧，長姊操持家務之艱難。出閣后侍奉婆婆、父母終老，勤儉持家，聞名鄉里。相較于寫給曾國藩、李鴻章二位重臣的壽序，《柏堂集》中保留的兩篇語言更加平實，沒有運用過多的文法營造雄奇的文氣，注重突顯作者的內心感情。

四、《劉翼臣孝廉時文序》

棗強劉翼臣孝廉既卒十余年，子明經鴻林集其平生所為制藝二卷，將付梓，請序于予，且曰：“先君績學篤行，屢上春官不第，徒以文字教授鄉里，郁郁不得志而沒。鴻林無似，不足以顯揚先德，獨其教澤在人。后進師法其文行者，至今猶思慕焉，相與議刊其文稿以行于世，鴻林不敢沮也。謹編次成帙，敢請公重加論定可乎？”

予治棗一年，稽諸志乘，屢訪鄉先生所著遺書，不可得。又遍求邑士之賢者而友之，庶幾裨告吾治教之不足，而亦不可多觀也。惟明經與其叔父來儀孝廉，屢獲接見，皆敦樸善士。今復獲讀翼臣孝廉遺稿，亦知其家學之有自也。

孝廉文不摹高求古以求艱深，亦不依倣明以來時文諸家之形骸，而于圣人之經，必窮其旨意脈落之所在。理明義精，即時文之體格，發揮之，音節和諧，氣勢曲暢，不遠于清真雅正之則。予為評點十余篇，官事促促，未遑卒讀，欲為文表章之，慮無以既厥美也，無已，其為讀是集者，進一言乎？蓋文之為道，以研窮經術為先，經術既明，而又體之于身，然后文章之本立，由是居安資深，自然取之左右逢其原，遇不遇，命也；即壽之短長，亦命也。學者貴有自立于千古者耳。先生有知，當以予言為然。

按：文章作于同治癸酉年（1873），文題下標有“此不入集”四字。查《棗強縣志補正》可知：“劉九官，字翼臣，咸豐辛亥舉人。自幼篤于庸行，不尚浮華，為文以理為生，思澄氣靜如其為人，教授生徒不計束脩有無，孜孜成就，文行并重。沒后，門人刻其文曰《居業堂稿》，知縣方宗誠為之序?！盵10]查《中國古籍總目》《清人詩文集總目提要》均無《居業堂稿》相關信息，此書恐已失傳。據《棗強縣志補正》及民國所編《棗強縣志料》所載其子劉鴻林為同治七年歲貢生?！靶孕⒂?，嗜學，設帳受徒數十年，及門入泮擢科名者頗不乏人。逝世后門人籌欵樹碑掛匾，其師道可風矣”[11]?？梢妱⒁沓技捌渥咏灶H有學識，于鄉里廣授生徒，受人尊敬。

方宗誠初治棗強時，百廢待興。據《柏堂集》記載，方氏于棗強勵精圖治，尤重教化之事，除修建敬義書院、正誼講舍外，還注重收集鄉賢著作，以求“表章先哲遺書，以導學者之先路也”[12]?！稐棌娍h志料》中提及棗強先賢著作大多散佚，而此文中亦言方氏遍尋鄉賢著作而不得。為重振文風，方宗誠便重編鄭端之《日知堂集》，刊補劉琯之《大易闡微》，并為劉翼臣之文集作序，可見其為保留地方文獻作出的努力。

《桐城方宗誠先生文稿》中4 篇集外文，包括2 篇壽序、1 篇碑記以及1 篇序，從文章內容以及批語中可以看出，方宗誠為官棗強時交游圈進一步擴大。不僅超越鄉里限制，與曾為幕僚的文士黃彭年交流密切，而且與曾國藩、李鴻章等達官顯貴往來頗多?！栋不赵鼍枇x地碑記》還原了安徽義地捐贈全貌的同時，也揭示了同治年間為官直隸的皖籍官員的交往情況?！秳⒁沓夹⒘畷r文序》還為方氏為官期間致力于教化事業提供了實證。除此之外，此稿本保留了方宗誠同治年間古文創作的原始資料，相較于刻本中經過選擇刪改的內容，稿本更能展現方宗誠創作時的原貌，其中包含的批語也向今人呈現了晚清時期文人、官員對方宗誠作品的評價。質言之，此稿本對如今學界關于方宗誠的研究頗有益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