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當代建構與傳統文論資源

王中原

(河南大學 文學院,河南 開封 475001)

從歷史的現象層面來看,“當代”總是伴隨著歷史的進程而不斷地作為當前的時代而一直處于被稱為“當今”的歷史時期。不同的歷史階段負有不同的時代使命,在我們當今所處的時代語境中,文藝理論的中國話語建構問題被確立為中國文藝理論學界的一個焦點課題。對于當代中國文藝理論的本土建構來說,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當代建構是一個核心問題。因為,作為中國文藝理論的主導文論形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當代建構在一定意義上引領著中國文藝理論實踐的當代走向。當代中國文藝理論的本土建構強調在文藝理論實踐中對中國/本土立場的堅守,以此觀之,繼續推進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與中華傳統文論在當代的結合是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當代建構的一個重要的途徑和內容。正如陳士部所說:“中國當代文論話語的建構不能照搬西洋的‘舶來品’,‘中國要堅守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論與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傳統文論是我們不可或缺的思想資源,前者更是不能置換的立場方法?！盵1]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與中國傳統文論在當代的結合根本性地關涉到以下兩個重要的問題:其一是馬克思主義經典文藝思想的中國化當代化問題,另一個則是中國傳統文論的當代轉化問題。在上述兩個問題之間,我們應該把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當代建構把握為主要問題,因為“中國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和當代文藝理論的發展建構,必須與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發展實際結合起來,必須實現馬克思主義文論與中國古代文論的溝通契合”[2]。有鑒于上述,我們既要把中國傳統文論把握為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論當代建構的一個重要的學理資源,又要把與中國傳統文論的當代融合闡釋為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當代建構的一個重要路徑。鑒于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當代建構與中國傳統文論的當代化問題的本質性關聯,本文的探究同時也可以被視為從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當代建構的視角對中國傳統文論當代轉化課題的研究。

一、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當代建構的概念內涵

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當代建構這一表述中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言及的是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其確切的內涵是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中國化是“我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家在中國歷史、現實和文化語境中對馬克思主義經典文藝思想的選擇、接受、融合、發展、闡釋、創新過程”[3]。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指的是馬克思主義經典文藝思想在其中國化過程中生成的理論形態,是中國文藝理論學界(立足于自身的傳統、國情和文藝實踐等)通過對馬克思主義經典文藝思想的譯介、接受和創新而發展生成的理論成果,其實質是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中國化始于五四運動時期(1919年),其在延續至今的發展歷程中,產生了“左聯”文藝理論、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實踐美學、習近平的“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等馬克思主義文論中國化的重要成果。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中國化是為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自身所要求的,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的哲學基礎是實踐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這一哲學基礎向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建構提出了實事求是和與時俱進的要求。前者要求把馬克思主義經典文藝思想的基本立場、原理和活靈魂與中國文學藝術實踐結合起來,生成和展開為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形態;后者要求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中國化建構順應歷史規律,使之隨中國社會歷史實踐的演進而不斷地變革和發展,這就是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深刻的歷史性特征。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歷史唯物主義本質在現實實踐中表現為與時俱進的當代建構,正是通過歷史性的建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在其中國化的實踐進程中不斷地保持在時代的當前中,并把自身釋放為中國文藝理論建構和文藝實踐活動中的主導性文論形態。

“當代”一詞在現代漢語中的含義是目前或當前的一個時代,其在英語中的含義是“belonging to present time”(contemporary)[4]360,后者可以翻譯為“屬于當前的時代”。作為當前時代的當代很容易從歷史的數學計量中得到測定,比如,中國歷史的當代指的是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1949年至今,而世界史范圍內的當代指的則是第三次科技革命以來的時期(20世紀四五十年代以來)。這種歷史學的公元紀年式的時代劃分終究是表層的,它所能把握的只是當代的表面歷史現象。不僅如此,從另一方面來看,這種歷史學記數式的對當代的把握也遭遇到自身難以應付的困境,因為時間在以數字的形式勻質流逝的同時,那種從質上規定當代的當前很難被界定下來,因為歷史總是不斷地把一個個的當前拋在身后。在我們看來,準確地揭示和解釋當代的基點在“時代”一詞上,當代作為當前的時代植根于當前的某個時代的本質規定性,某一個時代規定了一段歷史時期,從而使得這一歷史時期的數學測量和歷史學記錄成為可能。那么究竟何為一個時代呢?時代的本質規定性不是時間上的量的累積,而是從某一個質上而來的自身聚集。以中國歷史為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開啟了一個中國歷史實踐向社會主義建設行進的歷史時期,這一歷史實踐上的本質規定性賦予了1949年以后的中國歷史以一個新時代的特征。由此來看,作為當前時代的當代主要由兩個維度來規定:其一是當下所處的當前,其二是由某個特定的歷史的質(歷史性的展開階段)所規定的時代。作為當前的時代,當代是從人類歷史的整體進程中接受到某個歷史階段的歷史使命,通過歷史性的民族對這個使命的決斷和承擔而確立為當前歷史實踐的時代性特征。在上述意義上,我們應該把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當代建構中的“當代”把握為由當前的文藝理論實踐的歷史任務所規定的時期。我們將在下文詳加探討這一為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建構的當前時代提供質的規定性的歷史任務。

通過對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當代建構中的“當代”一詞的闡釋,我們不難看到,在本文語境中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當代建構的實質乃是馬克思主義經典文藝思想的中國化和當代化問題。這里所說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是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其實質是馬克思主義經典文藝思想的中國化形態,其當代建構則指的是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當代化,亦即,馬克思主義經典文藝思想的中國化、當代化建構。

馬克思主義經典文藝思想的中國化和當代化是共屬一體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歷史性本質(與時俱進)要求其中國化進程實現為歷史性的展開,要求馬克思主義經典文藝思想的中國化隨中國社會歷史實踐的發展而不斷地展開為一個個處于“當前”的歷史階段,從而生成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建構史;而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當代化同時必然是其中國化進程中的當代化,當代化不是漂浮于虛空的自身展開,而是落實在具體、現實的實踐活動中的當代化,這一實踐活動即馬克思主義經典文藝思想中國化的實踐(其更廣大的領域是中國的社會主義歷史實踐)。段吉方認為“馬克思主義經典文藝思想的中國化與馬克思主義經典文藝思想的當代化是一種相互聯系互為表里的關系”[3],中國化與當代化的“互為表里”所說的正是二者在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建構中的共屬一體。在上述意義上,我們在這里把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當代建構的本質闡釋為馬克思主義經典文藝思想的中國化和當代化實踐,鑒于“中國化”和“當代化”的同一性和現代漢語的語法習慣,我們將其表述為馬克思主義經典文藝思想的中國化當代化。

二、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當代建構的時代任務

作為馬克思主義經典文藝思想的中國化當代化,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當代建構的實踐是由其當代使命來規定的,對使命的接收和承擔作為任務直接決定著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當代建構的當代性及其建構實踐。這一時代任務包括文藝理論領域的后現代實踐和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當代實踐。

文藝理論領域的后現代實踐源自于思想史上的后現代思潮,與之相關的一個更流行的概念是后現代主義。在王治河看來,“‘后現代主義’實際上至少可以從下述三個層面上加以理解:文學藝術上的后現代主義;社會文化上的后現代主義;哲學上的后現代主義”[5]5。我們在此應該選擇哲學上的后現代主義來闡述文藝理論建構中的后現代性,因為文藝理論在形態上歸屬于思想領域,而哲學乃是專注地從事思想的行當或學科。從哲學角度看,思想后現代性在于“對現代性的批判和超越”[6]5,亦即,思想領域的后現代性的本質在于對現代思想的反思、解構和超越。在德國哲學家馬丁·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看來,西方思想的現代性是西方形而上學的現代階段的本質規定性,其實質是所謂的主體性(人取代一般主體而成為存在的主體)形而上學階段,西方形而上學在這個階段達于終結(即完成)?？v觀整個西方形而上學的歷史,“柏拉圖的思想以有所變化的形態始終起著決定性作用,形而上學就是柏拉圖主義。尼采把他自己的哲學標示為顛倒了的柏拉圖主義。隨著這一已經由卡爾·馬克思完成了的對形而上學的顛倒,哲學達到了最極端的可能性”[7]70。上文中的“哲學”即西方形而上學,馬克思和尼采對柏拉圖主義的顛倒促成了它在其現代的主體性形而上學階段的終結,因為它在現代達到了它最極端的可能性。從這個更宏大的視野來看,思想現代性的本質表現為主體性(亦即主體性形而上學),而西方形而上學則在現代性的完成中達到了終結,在海德格爾看來,承荷這一終結之位置的正是馬克思和尼采的哲學。終結意味著一個位置的完結和另一個位置的開啟,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和尼采的哲學與后現代思想有著深刻的淵源。同時,馬克思哲學的現代性批判及其對人的自由解放的高度關切也使得自身與思想后現代性本質性地關聯起來,后現代思想乃是“一種關于人的解放的學說,是對資本主義奴役和不自由的控訴”[5]27。在此,我們把文藝理論實踐的后現代性解釋為對文藝實踐領域的主體性思想乃至西方形而上學思想進行反思、批判、解構和克服,通過文藝理論領域的實踐從思想層面推動當代歷史階段的人的自由解放。

在當代文藝理論的后現代實踐語境下,后現代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建設成為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當代建構的首要任務。西方學界在20世紀后期就興起了所謂的“后馬克思主義”思潮,所謂的“‘后馬克思主義’是20世紀后期西方一批學者對馬克思主義進行解讀所形成的具有相似傾向的理論觀念和理論現象。其中一批后現代主義思想家對馬克思主義的解讀形成了這股思潮中的中堅力量”[8]?！昂篑R克思主義”思潮歸屬于后現代馬克思主義實踐,后現代馬克思主義的實質是馬克思主義的后現代建構,是從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立場和原則出發實行的反思和克服現代性的實踐。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后現代實踐歸屬于后現代馬克思主義思潮,其根本性的使命是從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基本原理出發對文藝領域的思想現代性的反思、克服和超越,從而在后現代思想規劃的架構下建構一種屬于當代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據此,我們把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當代建構的首要任務解釋為后現代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實踐。張弓在談到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美學的當代建構的時候也表達了相似的見解:“后現代主義美學與馬克思主義美學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當今馬克思主義美學中國化就不得不考慮到后現代主義美學所提出的一系列問題,借鑒和吸收后現代主義美學對馬克思主義美學本土化的經驗和教訓,可以保證馬克思主義美學中國化的當代性?！盵9]

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當代建構的第二個歷史任務是生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建構。后現代馬克思主義思潮的本質在于從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立場出發對西方現代性進行批判和克服,現代性的根本問題是主體性問題,其在倫理層面的存在是所謂的人類中心主義?；谌祟愔行闹髁x觀念的西方資本主義現代歷史肇致了危機深重的現實問題,其中的核心問題是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關系的惡化,這些問題的實質是人類中心主義觀念所導致的人的存在的異化,日益加劇的生態危機是其最突出的表征。當代化的馬克思主義在應對人類中心主義問題上選取了生態的視角,將馬克思主義哲學拓展到當代廣義的生態關懷——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的和諧共處——領域,形成了所謂的生態馬克思主義。生態馬克思主義拓展了馬克思主義思潮的內涵,為馬克思主義的當代化確立了新的研究主題,這一主題在“馬克思主義與生態”“馬克思主義生態思想”“馬克思主義生態哲學”“馬克思主義生態文明觀”“生態學的馬克思主義”“有機馬克思主義”等研究課題中得到了多向度的展開。我們在此將其統一表述為生態馬克思主義建構。秉承馬克思主義的實踐傳統,“生態馬克思主義以生態學理論為基石,希望借助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及其批判功能,對人類面臨日趨嚴重的生態問題進行批評與反思,以期能夠找到指導解決生態問題和人類自身發展問題的途徑、模式,從而實現人類與自然的和諧共處”[10]。在生態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理念的啟發下,出于應對全球性的生態危機和中國社會主義歷史實踐中產生的生態問題,中國共產黨在其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明確提出了“生態文明建設”的規劃,從理論和實踐兩個層面把生態馬克思主義確定為馬克思主義建構的當代主題。這一主題為當代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實踐標畫了生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建構的任務,要求把(以生態馬克思主義思想為指引的)生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建構作為馬克思主義經典文藝思想的中國化當代化的一個基本任務。國內的生態美學實踐即是在對這一任務的領受中蓬勃地發展起來的。

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當代建構的第三個時代任務是文藝以人民為中心的文藝理論實踐。實踐品格是馬克思主義最本己的特征,一切思想、觀念或理論最終都要接受實踐的檢驗并以推動實踐為目的,而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最現實的實踐乃是中國的社會主義歷史實踐。2014年中共中央提出了指導新時期文藝理論工作的綱領性思想,從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發展戰略和社會主流意識形態的層面為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當代建構指示了方向。董學文認為“在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國化方面”,習近平《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是繼“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之后的最新成果,是我們黨用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文藝觀指導文藝工作的又一綱領性文獻”[11],其中表達的文藝思想“從多方面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實現了馬克思主義文論中國化的又一次歷史性飛躍,在馬克思主義文論史上占有突出的位置”[12]。從文藝理論實踐的角度看,《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最核心的思想是提出了文藝以人民為中心的文藝觀。文藝為人民的文論思想把“人民作為文藝存在的意義本源、人民作為文藝存在的利益主體以及人民作為文藝存在的現實動力”[13],“從而致使其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中,創造性地回答了文學藝術是什么、特別是當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文學藝術是什么也即人民的文學藝術是什么的問題”[14]。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應該把文藝以人民為中心的文藝思想把握為“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國化的最新成果”[15],這一文藝思想從社會歷史實踐的角度為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建構規定了當代任務——文藝以人民為中心的文藝理論實踐。

通過以上的闡述,我們把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當代建構闡釋為馬克思主義經典文藝思想的中國化、當代化,規定了其理論建構的當代性的時代任務是后現代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建構、生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建構和文藝以人民為中心的文藝理論實踐。

三、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當代建構與中國傳統文論的學理關聯

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當代建構需要在整合各種學理資源的基礎上得以實行,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當代建構作為創建一種“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當代形態體系是在馬克思主義方法論和世界觀的指導下,根據中國當前文藝發展現狀,在符合文藝發展規律以及尊重傳統文藝經驗的基礎上,將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西方文藝理論、中國傳統文藝理論進行有效的整合,同時也與時俱進,創造出符合時代要求的新型文藝理論體系”[16]。一種志在追求真理的文藝理論形態的建構必定要有最開闊的視野,應該在其觀念上堅持“承接和弘揚一切有價值的文論資源和文論傳統”,“應對三大文論,即馬學文論、西學文論和國學文論這三種理論資源和三套話語體系的相互關系,以增強馬克思主義文藝學的世界性、民族性和當代性”[17]。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當代建構的旨歸是在當代歷史語境下進行馬克思主義經典文藝思想的中國化實踐,其最初的出發點和最終的歸宿都在于建構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按照董學文的觀點,從根本上來說,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中國化并非簡單地將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基本原理與中國本土的文藝實踐相結合,并非對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單純引進、學習、繼承和使用,而是在于構建一種“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國的”強調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基本原理與中國本土文藝實踐在其“結合中的升華和生發”,注重在豐富和發展中“產生新的理論成果”[18]。一旦談及諸如“中國化”“中國的”“中國學派”“本土特色”“民族的”之類的觀念,中國傳統文論這一學理資源就被無限地推置于思想的前景之中,因為無論從一種知識構成要素、自我認同的文化標示還是一種文論形態的精神內涵來看,中國傳統文論都是賦予中國文論以最具本土特征的“中國”烙印的學理資源,甚至連中國現代文論的獨屬中國的現代性都在其中得以源出。

鑒于以上思考,我們在此以“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當代建構與中國傳統文論”為題旨在提出和探討這樣一個問題:如果把中國傳統文論視為一個可資借鑒和必須加以重視的學理資源的話,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建構應該怎樣把中國傳統文論資源整合到其當代實踐之中?

知識資源模式是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當代建構處理與中國傳統文論資源之間關系的一個顯而易見的處理方式。知識資源模式把中國傳統文論資源視為一個可供使用的知識儲備庫,正如現代人把自然作為能量和物質的儲備庫來對待一樣。在知識資源模式看來,中國傳統文論資源作為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當代建構的一個學術知識儲備庫,能夠為后者提供可資利用的話語、概念、命題、觀念和問題等等,這些知識資源作為“原材料”或“零部件”被使用于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當代建構之中。知識資源模式自有其合理之處,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當代建構需要中國傳統文論的知識資源來支撐、保障和開展自身,同時,這些知識資源作為來自中國傳統的學術支撐從本土話語的層面確保了對所謂的“中國性”或“本土性”的堅守。

知識資源模式在特定的層面把中國傳統文論資源納入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當代建構中,這個層面僅只關涉于外延上的整合,對于這種融合來說,如果沒有內涵或質上的界定(即賦予界限并釋放到其在場中去),將會僅僅是一種學術“資料”層面的組構或拼貼,并不能實質性地助力于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當代建構。而那種從內涵或質上把中國傳統文論資源納入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當代建構的模式就是二者在深層精神層面的會通與融合,我們稱之為思想熔鑄模式。該模式是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在其當代建構中應對中國傳統文論資源的基礎和前提,但是從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國化的實踐經驗來看,我們在這方面做得并不理想,如王元驤所說,“以往我們接受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時在與我國傳統文化精神層面的融合上做得不夠”[19]。因此,在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當代建構中,我們要尤其重視思想熔鑄模式,力圖加大對這個模式所關涉的建構層面的關注和投入。

在處置中國傳統文論資源的方式上,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當代建構的思想熔鑄模式關涉這一建構的建構主體及其主體性問題。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當代建構的主體并非一個在當代現成在場的文藝理論從業者群體,也并不是在中國現代歷史中憑空出現的群體,他們的存在深深地扎根于中國傳統文化之中。而傳統從來都不是已經過往的東西,不是可以與我們毫無關涉的擺放于當下的歷史之物,更不是我們必須背負的過去之重負,而是一直保持在當代中國人的精神深處的東西,即便是中國的現代化進程都不可能隔斷這種“血脈”上的相連。中國傳統文化是那種把我們釋放到當下的曾在,并且因此是一直都在場的要素,由此這種釋放才使得我們能夠充分地把握當下的歷史實踐。也就是說,我們的傳統實際上一直都在當下存在著,始終參與并塑造著當代中國人的精神世界及其歷史實踐。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認為,思想熔鑄模式揭示并且承荷著中國傳統文論資源對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當代建構主體的塑造,從民族文化傳統的層面確保了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當代建構的主體性——確保這種建構是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建構。因此,我們應該把思想熔鑄模式把握為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當代建構應對和整合中國傳統文論資源的主導方式,并以之與知識資源模式相結合,如此才能充分地將中國傳統文論資源釋放和整合到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當代建構中,從而使后者最大程度地贏獲中國傳統文論資源的學術支持。

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當代實踐必然要求把中國傳統文論資源吸納、整合到其自身建構之中,具體的實施方式以思想熔鑄模式為主導,兼納知識資源模式。中國傳統文論資源從本土文論傳統的層面塑造了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當代建構的主體,確保了這一建構的民族主體性。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在這方面的當代建構是一體兩面的,從中國傳統文論的角度來看,參與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當代建構是中國傳統文論當代轉換的一個重要的路徑。對此,代迅表達了相同的見解,他認為中國傳統文論的現代轉換“是一個未完成的開放性過程”,其當代實踐應該“以研究當代藝術重大問題為契機,在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基礎上,融合近期西方文論和中國本土固有的優秀文論成果,進一步實現中國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20]。

四、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當代建構對中國傳統文論的居有

上文探討了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當代建構與中國傳統文論的關系,回答了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當代建構為何需要以及如何把中國傳統文論資源接納、整合到其理論實踐中去的問題。該部分探討的意圖在于提出和解答如何在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當代建構的具體實踐中對中國傳統文論資源進行整合。上文的探討為這一問題提供了一個引線,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當代建構對中國傳統文論資源的接收和整合,應該以馬克思主義經典文藝思想中國化的當代任務為導向,實施的路向涵蓋思想熔鑄和知識資源兩個模式所關涉的層面。這里預先得到確定的是,中國傳統文論是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當代建構必需的學理資源,這一學術資源將會為當代的后現代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建構、生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建構和文藝以人民為中心的理論實踐提供來自本土傳統的知識資源和思想視野。

后現代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建構的本質規定性是,基于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立場和原理在中國文藝理論實踐領域實行現代性批判,并為克服現代性問題而探索、建構一種嶄新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形態。中國傳統文論是一種前現代的文藝理論資源,鑒于現代性在前期主要是由西方思想來規定和引領的,我們可以宣稱中國傳統文論實質上是一種異現代的文藝理論形態,從后現代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建構的本質及其任務來說,這一文論資源能夠為之提供一個本土的思想資源。后現代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旨在批判和克服主體性凸顯的問題。在當代的后現代主義建構中生發出一種“情感動向”或“情感理論”的思潮,這一思想形態認為“情感為先于個人的身體力量”,這種在“主體死亡”之后的“非主體的情感”恰恰是前主體的存在,它能夠使人的前主體存在狀態得到顯現和持守[21],從而把人置于一種非自我主體性的存在之中。情感力量的運作能夠把人的過于凸顯的主體觀念置回到一種本源性、理想的生存狀態之中,從而克服掉主體性的問題。而對于這種情感路徑的后現代方案來說,中國傳統文論中的“抒情傳統”呈現為一個典型的“后現代主義”的東方思想形態。中國傳統文論中的情感論文藝觀是一種典型的非現代主體性的理論,其對審美情感的強調以及人于情感中展現的人性及其生存理想,為當代的后現代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建構提供了一種東方的“后現代主義”學術資源。

解構是后現代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建構的決定性思路和方法,這里的解構并非是純然的顛覆、否定或消除,其實質在于,通過向更原始的本源的回溯,超越并松動過于凝固或凸顯而致使其不能自我認知自身的傳統,從而將其置回到其本己邊界中,并將它的存在充分地釋放到其本質形態中。這樣一種思想觀念在中國傳統文論中早已有其可以會通的存在,典型的例證是魏晉的自然論文藝觀,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觀念代表的就是中國的解構主義思想,這種觀念的要義在于,通過向(并非現代意義上的)自然的溯源對從本源中脫落而得到凸顯的名教進行解構。從這個角度看,中國傳統文論中實際上包含著所謂的“后現代要素”,這些“要素”以觀念、案例、方法、問題等多種樣式向后現代馬克思主義的當代建構展現自身,從思想資源上為后者提供學術支持。從思想史的角度來看,現代性的本質是西方形而上學思想的現代階段,后現代主義思想試圖立足于(異于形而上學但比后者更切近原始真理的)另一種思想形態來克服現代性,它宣揚思想的另一個開端,倡導一種后形而上學的思想形態。中國傳統思想顯然就歸屬于這另一種思想形態,以其相對于西方形而上學的原始性和本真性而深得開啟后現代思想的哲學家海德格爾的重視。天道思想以及基于這種思想之上的中國傳統文論中的原道觀就是最典型的例證。在這個層面,中國傳統文論中的“后現代”思想作為后現代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建構的學術支撐,使后者獲得一種本土的思想視野和參與世界后現代對話的思想支點。

生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建構的實質是,基于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立場和原理對文藝實踐領域的人類中心主義觀念進行清算和批判,從理論上反思文藝實踐領域的反生態和非生態主義觀念,并在建設性意義上從文論實踐的層面倡導和推行一種馬克思主義的生態人文主義觀念,這種觀念把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的和諧共存設定為歷史實踐的最高理想(即“詩意地棲居”的觀念或當代的生態文明社會構想)。在現代生態思想的觀照下,中國傳統文論中包含著豐富的生態觀念和生態智慧。宋堅認為在中國古典文論中“蘊含著豐富的生態理念,包括崇尚自然的生態審美觀,強調天人合一的生態整體觀,向往自然造化的天工之美,追求天地大美的審美境界,體現了生生不息的生態情懷”[22];周進珍認為“中國古代文論蘊藏著難解難分的生態情結,其核心是注重人與自然、人與物、人與人之間的和諧共存”[23];吳建民則認為“中國古代文論中有著非常豐富的文藝生態思想,古代文論家以生命態度對待文學,產生了大量的擬人化文學批評,從而使古代文論具有鮮明的生態學特點”[24]。從生態觀念的角度對中國傳統文論進行研究已經成為國內生態美學和中國古代文論研究的一個新的生長點,該課題的研究能夠直接轉化為中國生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當代建構的學術支持。在思想層面,中國傳統文論從理論層面展現了其所植根其中的“天人合一”思想和“生生”觀念。曾繁仁認為“在中國古代‘天人合一’原始哲學觀念的影響之下,中國古代美學思想是一種‘天人相合’的‘中和論’美學思想。這種美學思想實際上也是一種古典形態的生態美學思想”[25]377;程相占教授認為“生生理念是中國傳統思想的根本理念、根本價值觀”[26]4,而以“生生”思想為哲學本體論的“生生美學”被他解釋為生態美學當代建構的一條路徑,很顯然這是一條基于本土思想的生態美學的中國話語建構路徑。以作為中國詩學的開山綱領的“詩言志”命題(朱自清語)為例,“詩言志”而“志于道”,詩的本質在于顯明人對(“生養”并贈予萬物以自由的)天道的順應,后者作為“志”在現實人生實踐中展開為參與、贊助和守護萬物的自由存在,此即“贊天地之化育”或“盡物之性”,這就是所謂以人道應和天道的“天人合一”思想。參與、贊助和守護萬物的自由存在即是所謂的護生,天地有大德曰生,因此,人最高的道德使命乃是贊助這種萬物的生養或化育,這就是所謂的“生生”觀念。從傳統的本質來看,中國傳統文論中的生態觀念一直以其本己方式存在于中國人的歷史性生存的當前之中,從思想觀念上塑造著生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當代建構,并且以其本土傳統的位置為后者的實踐營構出一個在本土和西方、古代和現代之間進行思想對話的學術空間。

文藝以人民為中心的文藝理論實踐建基于新時期中國共產黨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之中,其本身參與和塑造了新時期中國共產黨的以人民為中心的歷史實踐整體?！叭嗣竦牧鍪侵袊伯a黨的根本政治立場”,新時期的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是對“馬克思人民主體思想的繼承與發展”[27]。作為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中國化的最新理論成果,這一思想也借鑒和吸收了中國傳統文化的民本思想,通過創造性的轉換使傳統民本思想參與到中國當代社會主義歷史實踐中。在黃寧看來,“習近平‘以人民為中心’的文藝觀,借鑒了我國傳統民本思想和憂國憂民的文藝情懷”[15]。中國傳統文論中蘊含著豐富而深刻的民本思想和憂國憂民的觀念,例如,自屈原提出“發憤以抒情”的詩學觀念以來,中國傳統文論在對其繼承和發展中形成了一個“發憤說”文學觀的傳統,其與“詩言志”和“文以載道”的文學觀念一道表達了憂國憂民、匡時濟世、關切民生疾苦的文學思想。鑒于傳統的深刻影響力以及其中深刻而高尚的道德內涵,中國傳統文論中體現民本思想和憂國憂民觀念的理論資源為當代文藝以人民為中心的文藝理論實踐提供了不可忽視的思想和知識資源。在另一方面,中國傳統文論植根其中的“人為天地之心”“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人文主義觀念顯示自身為文藝以人民為中心的文藝理論建構的本土思想視野。在中國傳統文論看來,人乃“天地之心”,這一定位規定了人之人性,人在傾聽和接納歷史的天命之際才得以展開其歷史性的生存,而其生存的本質乃是悟道和弘道,亦即,“替天行道”以贊助天地之化育。人既是道心,也是萬物之心,人最高的尊嚴及其本質性的自由在于看護萬物自然而然(亦即自由)的存在。以當代人的眼光來看,這是一種至高的人道主義,一種本真的人本主義思想,而這種思想在劉勰的《文心雕龍》那里就曾得到過最具代表性的表達:“文之為德也大矣,與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黃色雜,方圓體分,日月疊璧,以垂麗天之象;山川煥綺,以鋪理地之形;此蓋道之文也。仰觀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兩儀既生矣。惟人參之,性靈所鐘,是謂三才。為五行之秀,實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盵28]1《文心雕龍》典范地例示了中國傳統文論中的人道主義、人文主義思想,即便在后現代思想的視野中,這種“人為天地之心”的觀念也是一種超越了人類中心主義的源始的人文主義思想。在這一人文觀的照耀和輝映之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當代建構必將在重審本土傳統和居有理論前沿兩個層面贏得文藝以人民為中心的理論實踐的問題域。

五、結語

本文對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當代建構及其與中國傳統文論的學術關聯進行了探究,意在把中國傳統文論闡釋為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當代建構所必需的學理資源。著眼于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當代建構及其任務,本文從理論層面揭示了中國傳統文論作為這一建構的一個重要學理資源的存在面向。這一理論層面的探究為我們展開了一個先行的學術視野,作為預先的展望,后者為把中國傳統文論作為一個重要學理資源接收和整合入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當代建構提供了思想上的指引。借此,在這一向度(馬克思主義經典文藝思想中國化當代化與中國傳統文論的本質關聯)上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當代建構乃至中國傳統文論當代轉換的相關實踐才能夠得以合乎時勢地開展。本文的探究作為一種理論上的預先籌劃具有其特定的暫先性,亦即,這種理論上的先行洞見包含著一定程度的測度、構想和預判,我們在這里所提供的思考及其所取得的結論最終都要在(于這一向度上)得到具體實施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當代建構的實踐中得到認同、修正、批判或拋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