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己主義道德原則與殖民倫理行為

內容提要：本文以康拉德“馬來三部曲”中英國殖民者湯姆·林格為例，對殖民者的殖民倫理行為及其背后的道德原則進行闡釋，認為林格在馬來亞的殖民行為是對弱肉強食的殖民倫理及利己主義殖民道德原則的演繹。為了實現“利己”這一日的，林格等殖民者在殖民過程中采取了損人和利他兩種手段：當殖民者的利益與土著的利益相沖突時，殖民者以損人為手段，通過犧牲土著利益而讓自己從中獲利；當殖民者自身利益與土著利益相一致時，殖民者通過利他的手段來實現自身利益“可持續發展”的訴求。以林格為代表的殖民者形象承載著歐洲殖民主義的倫理內涵，他們在殖民地的所作所為體現了殖民道德原則。

關鍵詞：“馬來三部曲”利己主義殖民倫理殖民行為

作者簡介：王曉蘭，南昌工程學院外語系副教授，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訪問學者，主要從事英國文學研究。從兩個角度對康拉德小說中殖民者的形象進行了闡釋：一是從人性與道德人手，認為康拉德小說中的殖民者形象就像一面鏡子，映照出了現代人靈魂深處貪婪、邪惡的本質，用恰爾茲(childs 189)的話說，康拉德“向讀者傳遞了這樣一個信息：狂暴的欲望構成了每一個文明人的核心——黑暗的心臟里跳動著狂暴的欲望”；二是從作家的種族立場考慮，認為透過康拉德小說中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的形象，讀者可以管窺作家的種族主義或者反種族主義傾向①。與種族態度緊密相連的是作家對殖民主義的立場問題，學界傾向于認為“這些落魄墮落的殖民者形象傳達了康拉德對帝國主義神話的深刻懷疑”(王松林119)。上述研究無疑有助于我們理解康拉德作品的深刻內涵，但如果把康拉德小說中的人物與事件還原到19世紀歐洲的歷史語境中，我們還可以得出新的理解：康拉德小說中殖民者形象承載著殖民主義弱肉強食的倫理觀念，他們在殖民地的所作所為體現了利己主義的道德原則。

19世紀引起廣泛爭議的進化論思想被移植到社會思想領域后，契合了殖民主義的輿論需要。殖民主義的鼓吹者把“生存斗爭”和“適者生存”理論從生物學移植到國際政治領域，認為如果物種因殘酷的生存斗爭而產生了“適者生存”的結果的話，那么發生在種族或國家之間的類似斗爭也會產生相同的結果，從而哺育出了“白人種族優越論”等“社會哲學”。達爾文和斯賓塞為19世紀歐洲的殖民倫理思想提供了重要的理論依據，美國國際政治學家漢斯·摩根索對此有過精當的論述：

在達爾文和斯賓塞的社會哲學影響下，帝國主義的意識形態偏愛生物學的觀點。移用到國際政治中的適者生存的哲學認為，一個強國擁有對一個弱國的軍事優勢是一種自然現象，它使后者注定要成為前者的權力對象。根據這種哲學，如果強國不支配弱國，弱國卻試圖與強國平等，那就是違反自然的。強國有權取得“陽光下的地盤”，它是“地球上的精華”。(Morgenthau 103)

以社會達爾文主義為理論基礎的殖民倫理通過動物界“弱肉強食”現象來類推人類社會關系，將以強凌弱的強權政治宣稱為社會“生存哲學”，為歐洲殖民大國的海外擴張實踐奠定了理論基礎，為他們的殖民行為提供了充足的倫理依據。歐洲殖民者所奉行的殖民倫理就是以“白人種族優越論”為預設，在“通過宗教神啟和技術優勢來結束異教民族的‘原始與‘野蠻”(何偉亞13)口號下，為了證明他們對“劣等民族”和“落后地區”進行殖民統治的正當性而提出的一種政治哲學。社會達爾文主義實際上被用作了工具來為殖民者的侵略、劫掠、壟斷等殖民行為辯護，使得他們可以理直氣壯地參與到搶占世界資源、瓜分世界市場這一激烈的“生存斗爭”中去。殖民倫理本質上是弱肉強食的強權主義，是殖民者用來“證明利己主義暴力行為的正當性”(何偉亞22)的國際關系準則，其核心的價值取向是自利，殖民者在殖民地的所作所為正是利己主義這一道德原則的行為表征。

本文以康拉德“馬來三部曲”中英國殖民者湯姆·林格為例，對殖民者的殖民倫理行為及其背后的道德原則進行闡釋，認為林格正是歐洲主流話語構建的殖民倫理的忠實踐行者。在處理殖民者與土著的關系問題上，林格遵循的是自利取向的殖民道德原則，他在殖民地的所思所為皆圍繞“一個目的、兩種手段”進行，其中的目的便是為自己謀取最大限度的利益。為了實現這一目的，以林格為代表的殖民者在殖民過程中采取了損人利己和為己利他兩種手段：當殖民者利益與土著利益相沖突時，殖民者以損人為手段，通過犧牲土著利益而讓自己從中獲利，炮艦外交與壟斷貿易便是這種策略的具體表現；而當殖民者自身利益與土著利益一致、或者在不損害自身根本利益的情況下，殖民者努力維持殖民地的穩定，促進殖民地的現代化進程，通過種種“利他”手段來實現殖民者自身利益“可持續發展”的訴求。

一、自利原則下的損人行為

在弱肉強食的殖民倫理指導下，歐洲殖民者“理直氣壯”地在在全球范圍內對其他國家和民族發動殖民戰爭、進行殖民掠奪、實行殖民統治?！榜R來三部曲”中湯姆·林格在馬來亞的殖民行為就是對19世紀歐洲弱肉強食的殖民倫理及其自利取向的道德原則的演繹。

林格在馬來亞的殖民進程可以分為原始積累和自由貿易兩個階段。在第一階段，林格與其他殖民者一樣，采取的殖民策略是“炮艦外交”倚仗先進的航海技術侵占那些有重要戰略地位的地區，并進行海盜式的掠奪；用軍艦的炮火威懾或摧毀殖民地的反抗力量，從而達到與落后地區或國家締結殖民與被殖民關系的目的。19世紀英國雜耍戲院流行的歌謠唱出了“炮艦外交”的“真諦”：“我們得到了船艦，我們就得到了人類，因而我們也得到了錢財”(Watts 60)。林格早期的殖民行為正是歐洲“炮艦外交”策略的真實寫照，用小說敘事者的話說，“那艘雙桅船‘閃光號就是林格發財的工具”(01，13)。懷著“淘金”目的，林格駕駛著他那艘裝備著“六門八磅重炮、一門十八磅長炮”(JR 21)的雙桅帆船“閃電號”在馬來眾島之間巡游冒險。在“在槍膛上了子彈、利劍磨得雪亮時”(01，226)，林格等殖民者通過暴力手段在馬來亞進行海盜式的掠奪，結果便是“白人把一切都拿走了：土地、海洋，以及打擊他人的力量”，“除了白人的公正與道義，就什么也沒有留下”(01，229)。

在“馬來三部曲”中，林格的炮艦策略主要用于清掃殖民道路上的障礙。馬來土著在殖民者的劫掠下喪失了原來賴以生存的生產資料和生活來源，無法繼續“以平實勤懇的勞動換取生活”(01，52)，加上外來不良觀念的刺激和影響，不少馬來土著開始道德敗壞，淪為海盜后“以搶劫掠奪海岸及過往船只為生”(01 52)。盡管林格自身巧取豪奪的殖民行徑與海盜無異，他卻對馬來海盜“那些殺人越貨、綁架勒索、販賣奴隸以及縱火燒掠的勾當”(01，52)深為痛恨，因為這些馬來海盜構成了林格殖民進程中的強大對手和阻礙力量，其中最大的阻礙就是以奧馬為首的蘇祿海盜。在林格看來，這些海盜是他在馬來亞實現偉大的殖民主義理想的障礙，極大地損害了自己的殖民利益，理所當然應該成為剿滅的對象。本著“順我者昌，逆我者亡”(01 226)的原則，林格訴諸武力。在船堅炮利的英國武裝力量打擊下，

蘇祿海盜的據點在炮火中灰飛煙滅：

整個山寨付諸一炬，同伙傷亡狼藉。女人的尖叫，孩子的嚎哭，凡是快樂、榮耀地生活所不可或缺的一切，都毀于一旦……空地上因血流成河而滑不可行；泥濘的黑壓壓的樹叢中，戰敗后垂死者的悲嘆呻吟聲，隨處可聞。這些人還沒看到敵人便被擊倒了。他們無依無助地死了，因為在茂密的叢林中無處逃生，而他們的快艇，他們曾經用來洗劫沿海居民或海上船只的快艇，如今都擠在狹窄的小溪里，焚毀在熊熊烈火中。(01 52-53)

借助裝備精良的船艦和火力威猛的大炮，林格清除了殖民道路上的主要障礙，結果他逐步成為“船長、船主，繼而成為腰纏萬貫的富翁，所到之處都受尊崇，簡而言之，成了海大王”(01 198)。在迫使殖民地人民“臣服”、掠奪殖民地財富的過程中，林格的自信心和自豪感油然而生，“每每念及自己白手起家”，林格對自己“既驚嘆不已，又肅然起敬”(01 198)。

盡管林格對自己通過暴力手段取得的殖民成果深感自豪，但他并沒有徹底淪為血腥暴力的奴隸。如果說“炮艦外交”是林格在原始資本積累階段為達到目的不得已而采用的殖民策略的話，那么在完成了原始積累這一目標之后，林格便審時度勢，重新定位了自身處境和自身利益之所在。林格信奉的利己主義原則促使他積極尋求最有利的途徑、采取最有效的手段來為自己最大限度地攫取利益。于是，林格與時俱進地調整了殖民策略，努力開拓新的殖民領域，確立“自由貿易”為自己在馬來亞推進殖民進程的最有利策略。然而，林格在森巴鎮推行的自由貿易并非公平交易，而是以火藥大炮為后盾、以“上了子彈的槍桿子撐腰的”(01 171)“奇妙的壟斷事業”(01 202)。為了開拓殖民范圍，林格“歷盡艱辛，發現并探測到那條河(通往森巴鎮的斑苔河)的入口，給自己尋求一點利益”(01 200)。為了個人利益，林格嚴守斑苔河入口的秘密，“竭盡所能不讓任何其他船只暢游在斑苔河污濁而友善的河面上”(01 200)，阻斷其他商家進入森巴鎮的企圖，目的是排斥其他商家的競爭、獨自壟斷森巴鎮的貿易，以便獲取最大利潤。林格在森巴鎮所做的第一筆“交易”是通過與當地統治者合作換取統治階級的支持，從而建立殖民據點。具體地說，就是在馬來人“內部傾軋的關鍵時刻”(01 115)，林格幫助當地酋長巴塔魯魯擊敗了臨近地區的蘇丹，并免除了巴塔魯魯的債務。作為回報，巴塔魯魯酋長讓予林格一塊土地，并給林格頒發了“私人物業”(01 176)契書。林格在這塊“私人物業”上建立了森巴第一個貿易站，指派了貿易代理。通過這樁買賣，林格“控制了巴塔魯魯的腦袋，使他硬起心腸，使他口出惡言，還使他亂打亂殺”(01 115)。林格利用當地權貴進行間接統治，為他日后在森巴鎮順利開展貿易業務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以森巴貿易站為據點，林格和他的貿易代理人跟內河腹地“比猴子好不了多少”(01 116)的達雅克人做買賣。達雅克人是婆羅洲腹地的原始人，他們不懂算計，缺乏貿易常識。正如《黑暗之心》中庫爾茨等殖民者可以用毛線頭、細鐵絲等廉價的歐洲工業產品輕易換取非洲土著手中昂貴的象牙一樣，林格與尚未開化的達雅克人進行貿易也有利于實現利潤的最大化。林格設在森巴的貿易站既是他向婆羅洲腹地繼續推進殖民事業的據點，也滿足了他在森巴當地進行自由貿易的需要。在森巴鎮，林格公司盡可能以高價“貴賣”馬來土著需要的銅鑼、火藥等歐洲工業產品，并以盡可能低的價格從馬來人手中“賤買”橡膠、藤條等原材料。對此，森巴居民雖然憤憤不平，但又無可奈何，因為他們“總得做生意，又沒有別的商家”(01 116)。在森巴鎮，林格的話就是法律，“沒有人敢跟海大王抗衡”(01 51)。遇上饑荒的時候，在土著“跑來跪地哀求”的情況下，林格公司向馬來土著“發放了一大批賒賬的大米”(D，171)，但這賒賬的大米絕非慈善的賑災義舉，而是意味著馬來土著第二年得向林格公司上交更多更廉價的原材料，以“抵償去年的欠款”(01 116)。

關于林格在馬來亞損人利己的殖民行為及其后果，小說敘事者并沒有加以大力描摹，而是通過馬來人物的話語間接地折射出來的。在森巴鎮主要居民的集會上，巴巴拉蚩道出了森巴居民因林格的商業壟斷和政治宰制而遭受到的不公正待遇：

他(即林格——筆者注)算什么，那個形兇貌惡的人?竟然把我們跟整個世界隔絕?他是政府嗎?是誰讓他來統治的?……這個不信真主的白人使得我們這些虔誠的信徒在他橫行霸道的壓迫之下喘不過氣來。大家必須跟他交易，不管他交出什么貨物，給予什么貨款，都得接受。而且每年他還強索款項……(01 115-116)

在巴巴拉蚩個人話語的背后，是馬來族群憤慨而無奈的集體訴述。對于土著來說，林格的殖民行為給他們帶來的不是文明與進步，而是政治上的壓迫和經濟上的盤剝。作為歐洲殖民倫理的踐行者，林格在殖民地行為的主要目就是逐利，即以從殖民地獲取最大化的利益作為自身行為的終極目標。林格的這種目的內在地要求有相應的手段來實現，在自身利益與土著利益相悖的情境下，林格選擇了損人利己的殖民策略。

然而，在殖民者的視角中，林格的行為是殖民倫理的行動體現，符合殖民主義的道德原則。眾所周知，個人在政治或經濟生活中所遵循的道德原則往往與特定歷史時期的社會意識形態有著本質上的關聯。在不同的社會語境中，“殖民主義”一詞所蘊含的道德成分和感情色彩是迥異的?？道律钆c創作的時代，正值歐洲殖民主義情緒高漲的時期，當時的“殖民主義”一詞在道德上是中性、甚至是褒義的。盡管殖民者的真實意圖是“把金銀財寶從這片土地(殖民地)的地殼下挖出來”，而且“這種意圖背后的道德目標，并不會比盜賊撬開保險箱時更多”(HD 32)，但出于政治和道德上的需要，宗主國的主流意識形態力圖為他們在落后國家或地區實施劫掠、奴役和剝削的侵略政策進行辯護，美化他們的殖民行為。從康拉德的《進步前哨》中可以讀到，歐洲宗主國的報紙上充斥著關于“我們殖民地的擴張”的正面報導，積極肯定歐洲人在海外“傳播文明這一工作的神圣性”，并盛贊“那些到處奔走，把光明、信仰和貿易帶到地球的黑暗之地來的人士的豐功偉績”(SNC 8)。報紙作為社會主流意識形態的喉舌，在構建特定的倫理道德觀念的過程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正是在主流媒體的宣傳和鼓噪中，利己主義逐漸積淀為殖民主義道德準則。在這種倫理和道德體系中，殖民者對落后地區或國家進行的控制、擄掠和剝削并不是作為一種惡行受到譴責，而是作為一種符合殖民者個人或宗主國集體利益的行為方式得到了歐洲主流價值觀念的認可。

二、自利原則下的利他行為

在《黑暗之心》中，康拉德把歐洲殖民者自私、殘暴、墮落的形象推到極致，使小說具有強大的震撼力量和深刻的道德批判內涵。然而，殺人如麻、喪心病狂的庫爾茨畢竟只代表殖民者中的極端分子形象，不足以反映殖民者的全貌，而“馬來三部曲”中英國殖民者林格這一形象則揉現實與虛構于一體，表現了殖民者的多面性與矛盾性，更具代表性和普遍意義。

迥異于庫爾茨等喪盡天良的殖民者，林格在處理自己與殖民地土著的關系時似乎表現出更多的理性與克制。林格剿滅了擋在他殖民道路上的馬來海盜，但他并沒有對那些明顯缺乏防衛能力的土著濫施淫威，反而向那些身陷險境的土著積極伸出援救之手；林格“雖然不知道有世外桃源，卻夢想著在這個屬于自己的世界角落里，讓居民安享世外桃源的福樂”(01 200)；林格有時也會對自己在殖民劫掠過程中給殖民地人民造成的傷害感到內疚，采取了某種形式的補救措施。那么，林格的這些行為是否表明他超越了利己主義原則而走向利他主義呢?對林格的種種“利他”行為加以深入考察，我們不難發現：利他只是手段，利己才是林格殖民行為的終極目的。

在《援救》中，林格兩年來一直在資助一個馬來武裝力量，旨在幫助他的馬來朋友——因王位之爭失利而被迫流放的沃喬(wajo，今蘇拉威西島)王儲哈希姆——登上酋長的寶座。林格自稱他“樹立這一重大目標”，是“出于正義、感恩、友誼和對埃美達(哈希姆的妹妹)悲慘命運的憐憫之情”(R 106)。不可否認，林格援助哈希姆可能有部分原因是出于“感恩、友誼”，因為哈希姆曾把林格從不明真相的馬來土著的圍攻中解救出來，所以林格“忍不住就喜歡這家伙”(R 78)。但林格的“義舉”中也隱藏著他對自身利益的訴求，林格的白人同行就一語道出他利他行為背后的利己意圖：“如果你取得了那酋長的好感，你就肯定會成功的”(R 78)。林格援助馬來土著的目的是為了獲取統治階層的好感，利用他們的影響推進自己的殖民事業，自身利益才是林格行為的內在驅動力。由于長期的內部騷亂，加上文明程度相對較高的沃喬居民的冒險精神和商業活動“不僅影響著當地王朝的命運，也危及了荷蘭殖民者在東方的統治”(R 68)，沃喬地區從此“向白種商人關閉了貿易的大門”(R 78)。有了荷蘭殖民者的前車之鑒，面對“既有冒險精神又有敏銳的理解力，既有年輕人的無畏又有老年人的睿智，既老練又勇敢的”(R 67)沃喬統治階層，林格摒棄了以往的暴力手段，而是在友誼與正義的旗幟下，積極介入哈希姆部族的王位之爭，以為朋友兩肋插刀的利他方式努力贏取“這些人默默的、完全的、毫不猶豫的信賴”(R 88)。正如林格通過控制森巴酋長巴塔魯魯而成功地實現了獲利的目標一樣，林格是希望通過類似的手段，插手沃喬島上的政治事務，獲取對沃喬島進行間接控制的機會而實現利己目的。

林格對自身的利益與需求有著清醒的認識，他“從不迷途，自知前往何處，需求何物”(01 197)。因此，林格的利他是有條件的，他奉行的自利原則使得他不可能背離自己的倫理立場。當利他不能成為有效的自利手段時，林格不會讓自己的行為妨礙殖民者自身的根本利益，林格在倫理困境中做出的抉擇很好地反映了林格行為的利己本質。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諾爾斯和莫爾聲稱“《救援》是康拉德對不同種族、不同文化成員之間忠誠的本質問題所作的最為復雜的探究”(Knowles and Moore 308)。當哈希姆兄妹和歐洲白人特拉維斯一行分別陷入險境，同時需要林格援助的時候，分身無術的林格陷入了康拉德小說人物(如《吉姆爺》中的吉姆)常見的種族倫理的兩難困境：依據殖民者的道德準則，林格不能容忍歐洲白人被馬來海盜劫殺，“我從里到外都是白人，在我的能力范圍內，我不會讓這些沒有冒犯企圖的(白)人受到傷害”(R 39)；但林格援救白人的努力又意味著援助哈希姆的工作難上加難，意味著對馬來朋友的背叛與遺棄。最終，林格在倫理兩難中依據的是殖民者利益優先的原則，忠誠于自己所屬的種族，幫助無知傲慢的特拉維斯等歐洲白人脫離了險境，辜負了哈希姆的信任，終結了這段異族友誼。由此可見，主導林格與哈希姆之間友誼的建立和終結的主要因素都是殖民者自身的利益，利己是林格殖民倫理行為的基本性質。

正如我們可以從林格與哈希姆的友誼中可以推斷出他殖民行為的利己主義傾向一樣，我們還可以通過林格在森巴政治、經濟事務的上的“熱心”管窺他種種利他行為背后對殖民利益“可持續發展”的訴求。林格等殖民者在馬來亞建立殖民統治的目的，就是在保持政治穩定的前提下，順利掠奪馬來亞的各種資源。同時，殖民者對土著的血腥統治和經濟盤剝就憑借“文明”與“進步”的名義而似乎變得正當合理了。毋庸置疑，林格與馬來土著的自由貿易中存在諸多不公正的成分，但這種貿易還是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當地人民生產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對此，林格不無得意地炫耀：“是我給那個地方(森巴)帶去了繁榮，替他們排解糾紛，看著他們在我的眼皮底下一天天發達起來。那里盡是和平，盡是安寧與幸?！?01 45)。林格的言辭中有值得懷疑的成分，他在森巴鎮積極地介入當地政治、經濟事務的動機絕非完全為了土著的“安寧與幸?！?，而是殖民語境中“自利”這一道德原則的行動表達。在這種道德原則指導下，林格根據形勢的變化調整殖民策略，適當地通過一些利他手段，為殖民地人民帶來一定的“福音”。雖然森巴居民還是認為殖民統治所帶來的有限的繁榮與進步都被它所引起的災難與不幸全部抵消了，但林格殖民統治的客觀效果還是使得森巴開始了告別傳統社會、步入現代世界的進程。林格在主觀上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時，客觀上也促進了森巴鎮一定程度的發展與繁榮，增進了殖民地人民的利益，他是通過利他的手段實現了自利的目標。

除了經濟利益的自我滿足外，精神方面的自我滿足也是林格行動的動力之一。林格在馬來亞近30年(1850-1880年代)的殖民經驗使他意識到，在眼前的物質利益之外還有其他值得長久擁有的東西。因此，在不損害自身利益的前提下，林格“喜歡去替別人安排好生活”(01 199)，換來“敬重他的世界里”人們對他“交相贊譽的聲音”(01 197-198)，“滿足他出類拔萃的欲望”(01 202)。林格在航海、貿易的同時，“還得順從悲天憫人的天性，用繁忙的手去撫恤那些在天涯海角找到的淪落人”(01 198)。阿爾邁耶太太就是當年林格在剿滅馬來海盜后，在海盜船里發現的“天涯淪落人”。這個一夜間痛失所有親人、還身受重傷的“滿船海盜的遺孤”(AF 10)凄涼無助的處境引起了林格的內疚與同情。于是，林格收養了這個14歲的馬來女孩，把她送到爪哇的一個修道院接受了4年的歐洲教育，并以死后把財產遺贈給她的承諾誘逼阿爾邁耶應承了這樁異族婚姻。林格收養海盜遺孤的行為在一定程度上是利他的，但同時也是林格謀求精神自利的體現：他是為了解除自己內心的愧疚心理而關心這個馬來女孩的福利。按照林格的邏輯，因為“是我把她變成了孤兒”，所以有義務“為那個女孩盡責任”(AF 20)。當他在旅館的走廊里向別人吹噓自己已經替她“把一切都弄妥帖了”的時候，林格從別人的贊許與認可的目光中得到了精神上的巨大滿足與慰籍，聽眾“贊賞的呼聲使他簡單的心靈充滿快樂與自豪”(AF 20)。因此，林格收養海盜遺孤的利他之舉中雖有悲憫同情的成分，但更多的是林格因負疚心理而尋求精神上的自我救贖的因素。

林格信奉的自利取向的殖民道德原則內化成了他行為的準繩，決定著他的思考方式與

行為方式，因而他不可能完全無私地利他，而只能是在不損害自己根本利益的前提下為己利他。盡管林格審時度勢，不斷調整殖民策略，但在巴巴拉蚩等馬來民族主義者的陰謀顛覆下，林格喪失了森巴這個重要的殖民據點，加上他發財致富的工具“閃光號”在加斯伯海峽觸礁撞毀了，最終林格“就像普通苦力一樣失蹤了”(01 364)，退出了殖民主義的歷史舞臺。

“馬來三部曲”是一幅濃縮的殖民主義歷史畫卷，藝術地重現了以英國為代表的歐洲資本主義強國在馬來亞殖民擴張的歷史過程。其主人公林格在馬來亞“興起——鼎盛——衰微”的殖民經歷正是歐洲殖民主義歷史的縮影，他在馬來亞的殖民倫理行為就是對歐洲殖民倫理和殖民道德原則的完美演繹。林格在馬來亞殖民事業的失敗結局預言了建立在利己主義道德原則和弱肉強食倫理思想上的殖民主義體系的瓦解和殖民歷史的終結，是康拉德在殖民主義的鼎盛時期對歐洲的殖民問題發出的預警信號，表現出一位偉大作家高瞻遠矚的歷史視野。雖然“馬來三部曲”的思想光芒與藝術價值遭到了康拉德《黑暗之心》、《吉姆爺》等代表作的遮蔽，但這些早期小說同樣藝術地再現了殖民主義語境中的倫理道德現象，為康拉德小說中所展示的道德原則與倫理沖突提供了重要的社會倫理背景?？道峦ㄟ^這些殖民者的藝術形象提供了殖民主義歷史語境中的典型道德事實，啟發讀者對殖民者與殖民地人民之間的關系重新進行審視?？道掠?9世紀末就在他的創作中對殖民主義自利取向的道德原則與弱肉強食的倫理觀念進行了揭露和批判，反映了一位有良知的作家對歐洲殖民主義擴張及其伴生的道德問題進行的深刻思考。

注解【Notes】

①關于康拉德種族立場問題的爭鳴詳見Cedric Watts，“Heart of Darkness，”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Jo-seph Conrad，ed.J.H.Stape(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0)52-58；又見趙海平：“康拉德的《黑暗的中心》和種族主義之爭”，《外國文學評論》I(2003)：74-80。

②利己主義(egoism)是一種認為自利(self-interest)是人類行為的根本動因的道德觀念。本文中的“自己”是與“他者”(殖民地土著)相對應的概念，包括個體形態的殖民者個人和集體形態的殖民者整體。

③由《阿爾邁耶的癡夢》(1895年)、《海隅逐客》(1896年)和《援救》(1920年)三部小說組成的“馬來三部曲”(Malay Trilogy)的故事背景是馬來叢林中，因而得名。其主人公林格作為貫穿三部小說的線索性人物，推動了小說敘事的進程，因而也被稱為“林格三部曲”(Lingard Trilogy)。按照故事情節的時間順序，最晚出版的《援救》應該是“馬來三部曲”的第一部，而最早出版的《阿爾邁耶的癡夢》則應是第三部。

④本文中所有康拉德作品引文都采用書名縮寫后加頁碼的形式。其中《康拉德小說選》縮寫為SNC(Se-1ected Novels D，Conrad)，《援救》縮寫為R(The Rescue)，《海隅逐客》縮寫為D，(The Outcast of the Island)，《阿爾邁耶的癡夢》縮寫為AF(Almayers Folly)。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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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王樹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