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谷:霍桑探討權力運作機制的舞臺

內容提要：霍桑在創作《福谷傳奇》時的確有意無意地把美國社會權力的運作機制納入視域。他之所以一再否認“福谷”與“布魯克農莊”之間的關聯，是為了強調福谷是一個完全虛構的烏托邦改革社團，是作者搭建的舞臺以表達他對19世紀上半葉美國社會現實的關照。作品彰顯新歷史主義的“歷史的文本性”，以布魯克農莊為敘述原型，通過書寫催眠術和偶像崇拜，以普通人物的“小寫歷史”從微觀上探討了人際關系動力學，即一種“主宰與順從的權力關系”；通過考察福谷“全景監獄式”的社會模式，作者以文本的隱喻意義宏觀地探討了監獄改革及權力在社會中的運行機制，凸顯了作家對社會改革所作的思考。

關鍵詞：霍?！陡９葌髌妗反呙咝g權力

作者簡介：方文開，湖州師范學院外國語學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美國文學。

《福谷傳奇》(The Blithedale Romance，1852)是納撒尼爾·霍桑新英格蘭三部曲中創作最倉促的小說，也是唯一一部以第一人稱敘述寫成的長篇小說。它以1840年代的新英格蘭為背景，敘述了一群具有超驗主義思想和改革傾向的知識分子為了改變當時的現狀，嘗試著進行以空想社會主義思想家托馬斯·莫爾和傅立葉的理論為基礎的社會改良，試圖建立起一個以密切的合作取代自私自利的競爭，通過對人們必需品給予足夠的供給，使人們無憂無慮地生活的烏托邦式社會，卻以失敗而告終。

作品于1852年7月14日首次出版，雖然霍桑滿懷期待，但該書所受到的歡迎，遠不及《紅字》和《帶七個尖角閣的房子》，愛默生認為這個故事因為寫得“凄凄慘慘”而“令人不悅”(Stewart 126)；特別是由于整部作品在敘述語氣的不統一，致使許多評論者認為《福谷傳奇》是一部相當糟糕的作品。后來的評論界，對《福谷傳奇》的看法有所提高，也出現了一些積極正面的回應，認為霍桑的英語“最具豐厚和強烈的語言神韻”，小說體現了“在現世作家中首屈一指的完美的悲劇框架、飽含激情的收尾、微妙的情感分析和精巧的風格”(Stew-art 145)；美國現實主義旗手豪威爾斯認為它是一部“令人心跳的自然主義”之作(Howells186)。

在過去二十年有關霍桑的研究中，國內外評論界曾從各個層面對該作品進行解讀，②重點涉及主題闡釋和敘事批評(Hutner 102)。大多數評論者都得出類似的結論，認為霍桑對改革持有一種懷疑的態度。如果以新歷史主義文化批評的視角重新考察霍桑的文本會發現，一方面，通過對催眠術和偶像崇拜的書寫，通過對幾個主要人物之間復雜關系的描述，作者意在考察“人際關系動力學(interpersonal dynamics)”；另一方面，小說呈現了一種?？滤f的“全景監獄式”社會模式，不僅是霍桑對當時社會改革，尤其是監獄體系改革的現實關照，更是他對權力在社會中運行模式的考察。

一、催眠術與偶像崇拜

霍桑創作《福谷傳奇》的原型是1841年由喬治·李普雷創建的烏托邦實驗基地——布魯克農莊(Brook Farm)，這已成為學界公認的事實。特納還做過考證，認為《福谷傳奇》中有大量的段落是從霍桑1841年參加農莊時所寫的日記和一些雜記中直接轉摘過來的(Turner39—62)。但在小說序言中，霍桑雖然并不否認自己“頭腦中有這樣一個村社”，也“偶爾利用本人的實際回憶”，卻聲稱小說并不是對布魯克農莊的直接再現，“其杜撰成分絕不亞于要在本書中引出的那些出于想象的人物”。在一封寫給喬治·威廉·科迪斯的信件中，霍桑坦承，雖然他年輕時在布魯克農莊待過一段時間，但他所寫的“福谷”與這個農莊沒有絲毫的關系，就像“帶七個尖角閣的房子”只是一幢虛構的房子一樣，所用的材料“與構建空中城堡的材料沒有差別”。

霍桑為什么要如此聲明?這也是一直被學界所忽視的問題。當然，有學者把它解釋為一種“強烈的反諷”也不失為一種恰當的解讀方式(Crew 149-169)，如果我們以新歷史主義的文化批評視角來研讀文本就會發現這是霍桑獨特的歷史觀的體現。

在以格林布拉特、懷特為代表的新歷史主義學者眼里，歷史這個長期以來被認為是唯一的、客觀的、本質性的、存在于文學文本之外的“宏大敘事”被解構成了與文學文本沒有差別的、可以被任意改寫的故事?！皻v史就是一種文本”(White，“New Historicism：A Comment”297)，“文學”與“歷史”之間那種傳統的對立是可以被解構的，它們之間的關系可以從后解構主義的視角理解為“共建的互文性”關系(Felperin 77)。歷史與文學文本一樣也是一種敘事，因此它同樣具有主觀性和虛構性，歷史事實只存在于文本蹤跡之中，人們只有通過不同的文本才能夠了解歷史，即歷史具有“文本性”(Montrose 20)。原先大寫的、單數的“歷史”(History)被小寫的、復數的“歷史”(histories)所取代，因此，文學創作就是把過去的“宏大敘事”置換為個人敘事，還原其民間的歷史視覺與歷史敘事。

霍桑的文學創作在這一點上與新歷史主義批評家達成了契合，他對美利堅民族命運的書寫并不是依托正史或正史風格的傳記文學這類宏大敘事，而是圍繞著新英格蘭這一背景，依托作家本人對新英格蘭軼事的個人記憶，以個人敘事，以小寫、復數的歷史并通過發散的想象與歷史接軌?！都t字》以發生在17世紀波士頓的一則愛情軼事引導讀者脫離現實生活的瑣碎小事走向歷史的通道，從而進行歷史與現實的對比和關照；《帶七個尖角閣的房子》則以眷戀之情重現了作家故鄉薩勒姆的歷史，以沉迷、哀怨的筆觸闡釋了過去(也就是歷史)對現在的影響；即使是那些寫給孩子們的童話，霍桑也是從歷史故事著手，通過對“傳奇的阿貝拉·詹姆遜(Arbella Johnson)、遭受磨難的印第安人、被流放的阿卡狄亞人、受迫害的規格會員、忠英主義者”等的記憶來完成對美利堅民族精神的書寫表達(Brown 121-123)。

霍桑一再否認“福谷”與布魯克農莊之間的關聯，只是強調，他之所以關注該社團是因為想“在遠離來來往往喧鬧人群的地方設立一個舞臺，并在這樣的舞臺上讓思想中的人物演繹他們夢幻般的角色；不是把人物與現實生活拉得太近，也不是把他們的行為與現實生活中的真實事件相對比”(225)。這實際上就是作家一直所堅持的創作基調：想象與虛構。在《海關》中，霍桑選擇的是現實與想象交匯的“中間地帶”；在《帶七個尖角閣的房子》的前言中，霍桑選擇的是一個“與美國現實中任何一塊真實的土地都毫無關系”的“虛構”的故事。類似地，在《福谷傳奇》中，“布魯克農莊”的歷史只是虛構“福谷”的素材，是一種“文本性”的歷史，霍桑只是將其“作為特殊的情節結構進行編碼”，并使其具有了“敘述話語結構”(White，Tropics DsDiscourse：Essays in Cultural Criticism 83)；通過邁爾斯·科沃戴爾、霍靈斯沃斯、澤諾比阿、普里西拉等幾個普通人物的小寫的、復數的歷史敘事，以冰冷的觸角織羅故

事，毫不留情地讓其筆下的人物在掙扎中走向毀滅。

在描寫上述人物命運的過程中，霍桑將“催眠術”和“偶像崇拜”糅合在一起。從表面上看，它們是完全不同領域中的概念，但如果從19世紀上半葉美國的文化語境下來看，二者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19世紀30 40年代，美國的勞工、種族、階級等矛盾異常尖銳，林林種種的社會改革運動和烏托邦實驗風起云涌，各種新思潮、新(偽)科學大量涌現，催眠術就是其中一種“新的信念”(Coale 9)，它承諾給人們一個救贖和新生的契機，使人們通過普遍的個體救贖實現整個社會的改革。這與福谷這座社會主義改革農莊的宗旨也基本吻合，因此它在福谷盛行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實際上，它貫穿于小說始終，小說開篇出現在讀者眼前的就是“戴面紗的女士”(228)，她一直隱隱約約地在讀者眼前晃悠，但不見其廬山真面目；直到真正的催眠師威斯特韋爾特出現，這一形象才得以明晰?？评?S.C.Coale)認為它與作品是“融合為一體的”，甚至是“是霍桑想象力的核心”(119)。

盡管將其當作“想象的核心”，但不論是從道德上還是從哲學上霍桑對這種偽科學是持否定態度的；在介紹“戴面紗的女士”時，就將催眠術稱作是“騙術”(228)；也不愿相信這種事，認為如果相信了，“個人的靈魂就會當真消失，我們現在生活中的一切甜美和純凈的東西都會墮落，人類永厘職責的概念會變得可笑，不朽的就會立即化為烏有”(393)。其根本原因不在于它的偽科學或欺騙性質，而在于催眠術對他人意識和精神的操縱作用：“一個人對另一個人的情感和意志的神奇控制”(393)，是對“個人靈魂的侵犯”(Coale 3)，是一種“現代巫術”(Coale 4)。催眠師在使被催眠者進入催眠狀態后，“可以如魔鬼般占據和控制被催眠者”(Coale 3)，把人性如“軟蠟”般捏在手里把玩。因而，催眠師與被催眠者之間形同主仆，是奴役者與被奴役者的關系，其實質就是“把人視為操作對象……的權力的特殊技術”(Foucauk 170)，是“主宰與屈服的權力關系”(Coale 121)。

這種“權力關系”在偶像與崇拜者身上得到更準確的體現?！芭枷癯绨菔腔羯Ｐ≌f中沿用的一種心理模式”(coale 114)，《福谷傳奇》也不例外。小說圍繞著監獄改革者霍靈斯沃斯的形象展開，他提出了一個人道的監獄體系改革計劃，希望對那些野蠻的罪犯進行教化，“希望激起犯人的高級本能以使他們改過自新”，拯救其靈魂。他這種富有鼓動性的烏托邦信念贏得了一大批信徒和崇拜者，包括澤諾比阿和普里西拉。特別是后者，雖然從威斯特韋爾特的催眠陰謀中逃脫，被以自我為中心的霍靈斯沃斯所救，但她的獲救并沒能擺脫被控制的命運，只是變換了一種形式而已。威斯特韋爾特是以催眠的方式來控制她的身體以達到賺錢的目的，而后者則是以信仰或藍圖引起她的偶像崇拜，使其成為自己盲從的信徒，并最終成為自己必不可少的“拐杖”(Coale 121)。對于另一位崇拜者澤諾比阿，為了獲得足夠的監獄改革經費，霍靈斯沃斯不惜利用她對自己的感情，使其誤入歧途，并最終跳河自殺。

伊萬·卡頓指出：“‘福谷中的主要人物都是催眠師，都把自己的想象力強加給世界，并試圖按照自己的意志去改造這個世界”(Carton 242)。威斯特韋爾特是真正的催眠師，霍靈斯沃斯的改革藍圖和慈善觀念擁有一大批追隨者和崇拜者，澤諾比阿關于世界新秩序和婦女權利的觀點也使其成為被崇拜的對象，科沃戴爾“雖然害怕催眠術，但他能像催眠師一樣隨意地去窺探人的內心”(Donohue 110)。在霍?？磥?，“那些將人生目標作為最重要的東西來對待并投身其中的人往往如此……他們有一個偶像，自愿為其獻身，充當高級教士，并且認為為之獻身是神圣之舉……這尊假神只不過就是個教士，它只能使周圍變得黑暗”(285)。澤諾比阿的自殺、霍靈斯沃斯慈善計劃的流產以及整個福谷改革的失敗都與這種扭曲的“權力關系”有關。

二、監獄改革與圓形監獄原則

對人物命運及其相互關系的書寫只是霍桑在向我們講述虛構歷史斷面上的故事而已，作者真正的意圖是要利用這種“敘述話語結構”來調動其內在的諷喻性，通過文本的隱喻意義實現其對現實的關照。小說中，霍靈斯沃斯改造犯人的計劃以及無處不在的“凝視”為我們進一步理解霍桑提供了一個隱喻的架構：一方面是其隱含的“監獄”元素，另一方面是其所展示的“全景監獄式”社會模型。

就像“通奸”作為《紅字》中一個重要的隱蔽元素一樣(霍桑在小說沒有明確描述這一行為的發生)，“監獄”也是《福谷傳奇》中的一個重要元素(霍桑也沒有直接描寫霍靈斯沃斯實施這一計劃的過程或者措施，而只是在人物的交談過程中隱隱約約提到他的這一計劃)。其實在霍桑的主要小說中大多巧妙地使用了這個元素。比如《紅字》的第一章就是“獄門”；第二段開首即寫道：“新殖民地的開拓者們，不管他們的頭腦中起初有什么關于人類品德和幸福的美妙理想，總要在各種實際需要的草創之中，忘不了劃出一片未開墾的處女地充當墓地，再劃出另一片土地來修建監獄——文明社會里的一株黑花”(38)?！稁邆€尖角閣的房子》中的克利福德·品欽被自己的胞兄陷害入獄30年，獲釋之后又將自己禁閉在一個更加封閉的空間里面；在《福谷傳奇》中，霍靈斯沃斯“希望激起犯人的高級本能以使他們改過自新”(254)，希望通過對那些野蠻的罪犯進行教化，拯救其靈魂，最終使其遵紀守法，并獲得新生。在他的計劃中，關鍵在于對人靈魂的改造。

這種以拯救罪犯的靈魂為終極目標的監獄改革在19世紀40-50年代是十分盛行的觀念，與霍桑同時代的瑪格麗特·富勒就十分推崇這種改革。她當時為《先驅論壇報》寫的許多文章都涉及這方面的內容：“我們應該將罪犯當作一個有靈魂的人來看待……在物質生活給以足夠的保障，在精神生活上，不僅要給予尊嚴，而且要以父母之愛去對待他?？赡芩苍S會拋棄以前的惡習重新做人”(Fuller 179)。

在富勒看來，犯人也是人，“是有靈魂的”，如果否定這一點，就剝奪了他們成為正常人的權力，實際上是剝奪了他們的公民權；只有承認這一點，才能對他們實施拯救的措施，才能通過改造讓他們重新做人，從而改善整體公民的素質，進而達到改革社會的目的?；綮`斯沃斯與富勒持相同的觀點，后者將其歸功于辛辛那提女監會會長，這位女會長特別強調“任何懲罰措施都不及那種看不見的、潛移默化的對道德體系的限制來得有效”(Fuller 107)，最有效的改革就是“用書，通過日常的閱讀，使個人得以提升”(Fuller 109)。如果說霍靈斯沃斯的改革觀念是激進的，其實他也并不孤獨。因此，霍桑在“福谷”中塑造霍靈斯沃斯這個烏托邦監獄改革者形象，從某種程度上說，是對富勒監獄改革觀念的呼應。

其實在19世紀早期的美國，存在著兩種監獄改革模式，即奧本式(或聚集式)和費城式(或完全隔離式)。當奧本監獄在紐約建立起來的時候，是沒有隔離限制的。隔離條款是在1819年才添加到。因為隔離而孤獨的犯人常常感覺嚴重的精神痛苦，所以到1822年就又

廢除了這一條款，并使用后來十分聞名的“奧本體系”，即“白天聚集在一起勞動，但要保持絕對的安靜；夜間使用單獨囚室”。這種規訓方法主要包括以下內容“眼睛朝地、行進快速、絕對安靜、監視下勞動、慷慨使用鞭子，等等”(sullivan 10)。在早期商業資本主義時代，這種模式因為犯人的廉價勞動、開銷小、能自給自足并帶來更大的效益而確立了很好的效果，因此其應用范圍非常廣泛。

當奧本監獄體系失敗后，出現了一種新模式——費城模式。規格會教徒在這一過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們認為，“聚集式”監獄收效甚微，它不太像一個教化場所，更像一個罪犯集中的場所，因此認為罪犯應該在孤獨中反思。正如蘇利文所描述的：“奧本與費城兩種監獄體系之間的論戰從19世紀二十年代一直到內戰爆發”(Sullivan 11)。這種模式受到瑪格麗特·富勒的極度推崇，因為這種模式下的監獄秩序井然，犯人也明顯少遭受痛苦。不過在實際行動中，她經常光顧的只是一些女子監獄，就像她沒有親自參與但經常去參觀布魯克農莊一樣。在霍靈斯沃斯的監獄改革計劃中，似乎包含有兩種模式的影子：一方面霍靈斯沃斯相信福谷田園式的環境將會使罪犯的生活恢復穩定；另一方面他嘗試的是費城式監獄，因為他只對拯救罪犯的靈魂感興趣。

自19世紀20年代以來，監獄就和改革聯系在一起?？疾槊绹谋O獄改革史，我們會發現：霍桑通過《福谷傳奇》關注的是19世紀上半葉美國的社會改革現實。作家想象的翅膀借助喬裝的“歷史”，采取往事追敘的方式，將現實體驗歷史化，力求達到更高層次的本質和真實。

“監獄”不僅是霍桑關注現實的一個元素，而且也構成“福谷”社團體系的基本隱喻。巴馬斯認為，自從?？碌摹兑幱柵c懲罰》出版以來，監獄體系逐漸被看成是社會的隱喻和縮影(Bumas 121)?；綮`斯沃斯的計劃是希望把福谷從一個實驗農莊轉變為一個實驗性的監獄，這與?？滤岢龅臋嗔φf和烏托邦思想是一致的。

?？聶嗔φf的中心隱喻是“圓形監獄”，并把它看作權力實施的基礎。這是由邊沁(Jer-emy Bentham，1748-1813)所設計的一種監獄體系，其構造如下：四周是一個環形建筑，并被分成許多小囚室，中心是一座瞭望塔。這種設計可以將囚犯置于全天候的監視之下，而他們之間卻不能互相交流，也看不見看守的存在。在這種全景敞視的“圓形監獄”中，權力可以持續不斷地對某一點施力，然而受力點無法確知力的來源(Foucauh 200)。在描述這種全景敞視建筑的幾何學原理時，?？掳阉c烏托邦式的有序社會聯系起來：“在18世紀后半期，這種環形建筑聲名卓著，在眾多原因中，無疑應包括一個事實，即它體現了某種政治烏托邦”(Foucault 174)。即現代社會的工廠、軍隊和學校都不同程度地運用了這種所謂的“圓形監獄原則”，從而“發展出一整套對人類進行馴服的技巧，把他們禁錮在特定的地方，進行監禁，奴役，永無止息的監督”(包亞明30)。

通過對兩個男主人公的描述，霍桑筆下的“福谷烏托邦”在一定程度上是對?？隆罢螢跬邪睢钡淖⒔?。正如巴馬斯所理解的那樣，霍桑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弄清楚權力在社會和人際關系中的運行機制(Bumas 133)。

霍靈斯沃斯之所以選擇一座能俯瞰周圍一切的山邊小屋作為居住地，其目的就是建立一座“瞭望塔”，把“福谷”變成一座監獄，讓所有的對象都置于全天候的監視之下，從而獲得對他們實施有效的控制與規訓的權力，特別是通過權力來控制他人的身體，上文討論過的對兩位女士的控制就是很好的例證。當澤若比阿試圖反抗時，他的這一意圖便顯得尤為明顯。澤若比阿相信，她可以影響社會變革?！叭绻夷茉倩钜荒?，”她曾夸口，“我定將為女性更廣泛的自由奔走呼吁”(328)?？上髞頉]有時間去實現這一理想。作為改革者的霍靈斯沃斯希望通過使用懲罰產生足夠的威懾力量，讓那些要求權益的女性感到害怕。這代表了他的策略，握緊拳頭，威脅所有敢于挑戰男權的女性(345)。當然，霍靈斯沃斯也為自己這種強有力的攻擊性承擔了后果，霍桑安排他“謀殺”了澤若比阿(實際上是因為霍靈斯沃斯的欲望使后者誤入歧途，最終導致其跳河自殺)；澤若比阿死后，霍靈斯沃斯和普里西拉結婚，以讓自己時常意識到，自己對澤若比阿的死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當科沃戴爾后來遇見霍靈斯沃斯時，發現他一直有著羞愧的神情，“眼睛一直盯著地面”(432)?？莆执鳡栆庠诒砻?，霍靈斯沃斯一直以來都在把自己當做“一個純粹的謀殺犯”在“改造”(432)。這種懲罰觸及了霍靈斯沃斯的靈魂，與他自己所認為的“高級本能”是完全相符的。

像規訓的邏輯一樣，注視的邏輯同樣已經成為現代西方社會生活的基本部分。在?？碌摹叭俺ㄒ暯ㄖ睓C制里，囚犯生活的場所是“眾多的小籠子、小舞臺。在里面，每個演員都煢煢孑立，各具特色又歷歷在目”(Foucault 200)。這種描寫正好應對了科沃戴爾的情形：他的機制就是將其朋友置于自己的“顯微鏡”之下，依托他那個小小的“隱蔽點”(310)，研究他們的行為及歷史，對其靈魂做出判斷；他有強烈的觀察同伴們的每一個細節以求了解他們的愿望，有把澤若比阿想像成一名演員的愿望，也有把霍靈斯沃斯推到教堂后面去的想法；這也喚起了他鬼鬼祟祟的行為習慣，以及他藏在幕布后面偷窺催眠師韋斯特沃爾特使用催眠術控制普里西拉靈魂的行為?！叭魏我粋€目光都將成為權力整體運作的一部分”(Foucau-it 171)，這其實是科沃戴爾表達他權力的欲望。

“全景敞視建筑”是一種分解“觀看／被觀看”二元一體的機制，因此，它也可以被看成是一定形式的對話敘述，就像科沃戴爾有時候也允許其他人觀察他并對他做出評價一樣。在科沃戴爾身上，間諜、偷窺者、觀察者三位一體?！盁o論觀察者懷有什么樣的動機……也許是出于輕浮者的好奇心，也許是出于孩子的惡作劇，也許是出于哲學家想參觀這個人性展覽館的求知欲，或是出于以窺探和懲罰為樂趣的人的邪惡心理”(Foucault 202)，所有這些與科沃戴爾的動機比起來都顯得黯然失色，當他嘗試著以“凝視”的權力去控制其他人時，就會情不自禁地去偷窺以求發現秘密，而他自己卻認為這是一個“平靜的自然主義者”(311)理所當然的一切。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霍桑之所以一再否認“福谷”與“布魯克農莊”之間的關聯，是為了說明“福谷”是一個完全虛構的社區，是作者構建的一座舞臺以探討美國社會的權力運作機制。從微觀層面上看，催眠和偶像崇拜展現了扭曲的權力關系；從宏觀的層面上看，“福谷”所呈現的邊沁式“圓形監獄”，實際上就是當時美國社會一種權力趨向的縮影?；羯Ｔ谛≌f中敘述的是監獄(或者監視)的無所不在，意在表明，在現代社會“圓形監獄原則”的普遍性。作家以“最真實的歷史學家”(Morrison 88)的視角，既表達了對創作自由的向往，也表達了自己超前的“新歷史主義”歷史觀；既表達了對19世紀美國社會改革現實的歷史關照，又以潛在的隱喻模式表達了對美國社會權力運行機制的思考，這其實是霍桑創作“文化政治策略”表達的延續(方文開70 74)。這座作家搭建起來的“福谷”，通過眾多虛構人物“小寫的歷史”探討社會權力運行模式的“舞臺”，將會永遠上演經典的劇目，惠澤后人，并為后人所景仰。

責任編輯：劉兮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