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火柱》到《懺悔》:木下尚江小說創作的價值研究

內容提要：關于日本左翼文學的價值，歷來或褒或貶、莫衷一是。早期左翼文學的代表作家木下尚江的《火柱》被稱為是明治社會主義小說的濫觴，然而《火柱》發表兩年后《懺悔》的發表使得其社會主義者的身份和創作目的都受到了質疑。本文從兩部作品入手，通過對《火柱》的主題和藝術局限的分析，以及對《懺悔》中表現出的作家人格因素和創作動機的解讀，客觀地認識到木下小說存在形象塑造等方面缺陷的同時所具有的時代感染力和文學史價值，指出明顯的創作動機和意圖直接影響了左翼小說創作的藝術得失。

關鍵詞：左翼文學社會主義小說死亡恐怖動機轉換創作價值

作者簡介：李俄憲，華中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日語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日本近代文學和中日文學關系。

一、問題的提出

2008年開始的全球性金融風暴的肆虐，是一起非文學性的突發性事件，卻在日本帶來了重新閱讀和審視左翼文學的新氣象，不能不說這是本世紀前十年文學的特殊現象。但是日本左翼文學的文學價值判斷問題以及與其相關的文學史定位問題，一直是研究界注目的中心。早期的左翼文學帶有明顯的特征，史稱明治社會主義文學，被稱為明治社會主義小說濫觴的《火柱》作者木下尚江(1869-1937年)是其代表，他也被認為是“小說家、評論家、雄辯家、社會活動家、思想家、明治時代的先覺者和先驅者”，研究其獨特的文學創作生涯以及《火柱》和《懺悔》兩部代表性作品，對探討早期左翼創作的文學價值問題具有實踐意義和典型意義，對左翼文學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問題有一定的認識意義。

奧野健男稱20世紀初期的明治文壇為“迷惘的時期”，也可以說是日本近代文學的覺醒期或準備期，各種文學傾向和思潮爭相萌芽發展。武士家族出身的木下尚江接受了歐美民主社會思想影響，做過記者、律師、基督徒，開展過各種新文化新思想等左翼運動，組建社會民主黨，卻在中途脫離一切左翼革命活動，作為神秘主義者了卻殘生。他的代表作也是處女作《火柱》先是在《每日新聞》連載(1904年1月1日-3月20日)，然后出版單行本(平明社版，1904年5月)。當時，能夠集中表現日本明治時期的政治面貌和功績的是日俄戰爭，而在這場戰爭最高潮的時候從正面向當時的權力中心發起挑戰的正是小說《火柱》，因此它成了當年的暢銷書，尤其是反戰效果超過了他之后的所有反戰小說，再加上作品中宣揚的基督教社會主義及渴望社會改革的思想，因此被稱為日本社會主義小說的濫觴。

平林初之輔認為《火柱》“使日本社會主義小說成為一個獨立的文學存在，占領了的日本文壇的一塊天地，他的值得紀念意義在于宣示了社會主義小說的存在權”，這一評價應該說是十分恰當的?！痘鹬返闹饕黝}就是反對戰爭，把國家和掌握國家權力的政治集團區分開，暗示愛國與追求國家權力的交替(社會主義革命)并不是矛盾的，木下在《火柱》中批評明治政府“維新的結果是稅收每年增加、年富力強的人被編入軍隊”，被召集來送上戰場的都是貧窮的人，“為國捐軀，是光榮的事情”等等是“混賬話”。這是明治時期社會主義者所代表的人民大眾不滿的聲音。從這意義上來講，《火柱》又是明確表達了社會主義者反對日俄戰爭的思想和情緒的政治小說，集中地代表了當時社會主義者的政治熱情和思想認識。

《火柱》作為社會主義小說是沒有異議的，但是作為明治文學史中的一部作品，日本文學界對它的文學價值認定和歷史評價又是怎樣的呢?

田山花袋寫了許多回顧明治文學的文章，但不管是《東京三十年》還是《近代的小說》都沒有談到木下尚江。內田魯庵的《偶爾想起的人們》、正宗白鳥的《明治文學總評》，包括生田長江的《明治文學概說》⑨都沒有涉及到《火柱》，毋庸諱言，對于暴露出明顯政治意圖的作品，傳統的、職業的日本文學家本能地厭惡和忌諱，這在明治和大正時期即便是昭和時期及至今都是文壇共識。

不僅如此，值得注意的是木下發表《火柱》后的第二年(1906年)的又一部代表作《懺悔》，是他作為社會主義者和基督教徒的懺悔。他痛徹地、血淋淋地剖析了自己成為社會主義者的客觀性原因和不確定性因素。他首先否定自己的前半生是虛偽的，是“不正不義”、“獸心獸欲”、“私心私欲”，充滿了罪惡，然后分別從“死亡的恐怖”、“戀愛的苦悶”、“功名的煩惱”三個階段剖析自己，強調自己也在追求人類原始的“生命的永恒”，而并非所謂社會主義理想。也就是說，木下在發表了成名作社會主義小說《火柱》之后又懺悔了自己的革命行為，否定了自己文學創作的社會性、積極性。正宗白鳥就曾這樣談起他對當時社會主義文學的看法：“讀了最近被分類為“無產階級文學”的新作，令我想起了渴望自由民權時代的、所謂明治開化期的政治小說。至少在懷著對國家的憂慮、對社會的擔心執筆創作這一點上是相通的。雖然其創作的本意值得懷疑，但是至少表面上兩者都有這樣的特點”(213)。這里直接把活躍于自由民權時代的木下作品歸類于所謂“政治小說”，表示了對木下尚江文學創作目的的懷疑。當然，木下后來親自宣布自己脫離社會主義陣營，并且懺悔自己作為社會主義者的過去，所以他的文學創作本意被人懷疑也是在所難免的。更為嚴重的是，以生田長江為代表的一些評論家認為，木下尚江和明治三十年代的社會主義者基本上都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信徒。

三十年代鼓吹社會主義的青年當中，往往僅僅只是因為反對出于對外目的的愛國教育，或者出于對狂熱愛國造成的惡果的反感，加入社會主義者行列的人不在少數。其實他們關于社會主義的了解并不多，或者單單是像反戰論一樣，屬于那種無可避免地要與國家主義正面沖突的主張，只是聽到這樣的主張也就可以把他們吸引到社會主義者行列里來。這樣的話，從本來就反對戰爭的基督教那里，他們幾乎也可以受到同樣的誘惑，從而在成為社會主義者的同時也可以成為基督教徒，就不足為奇了。

在《火柱》的文學價值被忽視、文學史上的地位遭到質疑之后，《懺悔》的問世又被質疑作者既不是社會主義者也不是基督教徒，只是因為反對戰爭才進行創作，其實只不過是個人主義者或自我主義者，就連其創作本意都受到了懷疑。一部被稱為社會主義小說濫觴的作品為何受到如此的質疑，同一個作家為什么會在短短兩年間人生和創作上都發生如此鮮明的轉向和巨大的變化?他的文學創作的真正目的到底是什么?應該怎樣認識其作品的文學價值和文學地位?這里，其實牽扯到對早期日本左翼創作的整體文學價值理解和判斷問題。

二、《火柱》的主題與藝術局限

《火柱》以資本家的女兒梅子和社會主義者篠田長二的戀愛為基本情節，以日俄戰爭為背景，在暴露資本家社會和國家官僚機構丑惡內幕的同時，也塑造了反對戰爭、獻身于社會主義運動的人物形象。篠田長二類似于基督教文化里的摩西似的人物，“忍受貧苦、忍受侮辱、忍受迫害、年過三十還是單身的倡導社會主義”的“血與淚”的人物。他的社會主義理論十分簡單：

財富年年增加，窮人歲歲增多，難道還有比這更不道德的現象嗎?請看!現在的生活原則之一是掠奪!個人掠奪個人、國家掠奪國家，刑法上說的盜竊，對他們來說是兒

戲，主說的盜竊在今天的社會里成了最受尊重的法律和愛國心。神圣的所有權、義務兵役等這都是掠奪和盜竊，僅僅是符號而已。

“因為現在的社會體制完全是與基督的主張對立的，以利己主義為原則的，所以，從根本上廢除這樣的體制，創造新的時代是基督的目的?！币虼?，社會主義“用一句話說，就是主的心愿，就是基督一語道破的主的心愿”(《火柱》249)這里描寫了狂熱的反叛者篠田長二宣傳社會主義思想的形象，但是絳田長二與木下尚江有太多的共同點，導致了絳田長二形象的過于英雄化。木下尚江是令人矚目的反戰活動家，而要把篠田描寫成比木下還要高大的形象，就必須淡化或者抹去篠田身上的人性因素。同時，由于主人公篠田的非人格化特點，與其對應的其他反面人物形象，如御用商人、九州炭山株式會社的董事長山本剛造、東亞汽船社長大洞利人等，這些人物除了“胖墩墩而又健壯結實的五十歲左右”、“滿頭白發的大胖子”(《火柱》187)的特點之外，幾乎就沒有具體的形象化的描寫。而且，篠田的形象可以讓讀者意識到就是作者的分身，對篠田的偏愛更令讀者從作品中感受到作者的自我陶醉。這種做法使讀者對主人公命運產生主觀調節的期待，從而壓縮了其人性的可能性范圍。令讀者感到主人公好像就是被社會主義的大道理操縱著的木偶，主人公不是人，而是一種觀念。因此，可以說《火柱》就是以摩西式人物篠田長二的思想理念為中心的觀念小說，因為革命使得作家在作品中把“無私奉公”作為至上理想。日本左翼文學作家山田清三郎認為《火柱》“突出的特點是比較幼稚，尤其是人物形象塑造是不充分的，人物一出場就標明好人和壞人，毫無變化，這是最大的缺點?！边@其實是對《火柱》客觀而又貼切的評價。

《火柱》雖然也是描寫了婦女解放的作品，但是絳田長二的非人格化形象不允許他進行正常的健康的戀愛。篠田和女主人公資本家礦主的女兒山本梅子第一次接觸時，給人的感覺完全是物理性的、神圣的施舍，不像是在談戀愛，“梅子小姐：這是從來沒有絲毫污染過的一顆純潔無比的心，我現在有生以來第一次把它奉獻給你!”(《火柱》250)

不僅是《火柱》，木下的另一早期作品《丈夫的自白》(1937)中出現的男女主人公關系也不健全，這些作品的共同特點是：不能像一個完全的、百分之百的男性一樣去愛一個女人。主人公的“禁欲精神”雖然能起到使他成為圣人的效果，卻把婦女解放的主題偏離到了圣人的問題上去了。女性無法自覺自愿地為了得到健康的戀愛而進行自我解放。這使得作品失去了人物活動的行動特色，使讀者所期待的叛逆者篠田長二的行動中文學形象的可能性、新鮮性明顯地受到了限制，而這種文學形象的可能性和新鮮性恰恰又是文學作品的基本要素。

比較突出的是傳統的老年女性形象。如殺害了自己未婚妻的工人兼吉的母親，還有厭世獨居、終生未嫁的絳田伯母等。她們的生活態度在作品里是被肯定和尊敬的，“即便是沒有喝訂婚酒，一旦有了婚約，就應該自始至終地盡自己做女人的義務”(《火柱》240)。篠田對伯母的這種的人生態度沒有半點質疑，而且只有在與這位老年伯母呆在一起時，他才是平靜安穩的，他的語言才顯示出人性的一面。在空洞的觀念里，插入老年女性的場面，某種程度上使得作品顯得有血有肉，但是，與其說這展現了《火柱》的前瞻性或未來性，還不如說是它對過去的、傳統道德倫理的懷戀。不能不說這在一定程度上損害了它作為社會主義小說的新時代性，削弱了文學表現人性真實的性質本身。

然而，僅依據作品在形象表現和塑造上的缺陷就過低判斷其文學價值并不是全面的。小田切秀雄認為：即便作品在形象表現上有這樣那樣的缺點存在，也可以通過作者強烈的創作欲望和明顯的創作意圖，使作品給人一種強有力的感染，從而彌補部分藝術缺陷。而基督教社會主義者木下尚江的《火柱》雖然在文學表現上顯得有些庸俗，卻代表了人民大眾不滿的聲音、表達了反對日俄戰爭的思想和情緒，給人以深深的感動，盡管經過了三分之一世紀，依然是人們喜歡閱讀的對象。因此，只有全面地歷史地在時代的廣闊背景上審視一部作品時，才能真正認識和把握其價值。

三、從《懺悔》看創作動機與創作價值的關聯

文學作品的文學價值判斷和文學地位分析雖然主要依靠文本，但作家的創作動機直接影響作品的寫作傾向和藝術成就。在影響作家創作動機的諸多因素中，人格因素尤為重要，在某種意義上甚至可以說是激發創作主體的原動力。探討木下尚江文學創作的動機時，他作為基督徒和革命家的政治人格及其人格分裂問題是無法回避的。在“神的解放”里他這樣寫道：“‘革命欲和‘權力欲就像傾倒的冰山在他的心中破碎了。同時自然學派的神圣幻影也煙消云散。就像一個在荒野迷了路的孩子，最后剩下的就只能是同幼年時代一樣沒有變化的悲觀主義者”(《火柱》308)。這種分裂導致了他在《懺悔》中突如其來的“轉向”，明確地結束了他既是社會主義者、革命家又是基督徒的人生。在這本可以說是他人生解剖圖的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到木下尚江人格形成的詳細構造。

1906年5月6日母親的去世，對木下來說“是一次革命”，是他突然轉向的標志。在《懺悔》的開頭部分，他又進一步表示“母親的愛對我來說是宇宙間唯一的真實，母親的去世直接就是我的滅亡”(《懺悔》259)。母親去世后他無法面對殘酷的事實，于是追溯自己的幼年時代、進行深刻的心理挖掘，終于“從那濃霧籠罩之中漂出了一頁扁舟，這里裝載著我最初的記憶，也就是‘死亡恐怖，正是這‘死亡恐怖完成了我之所以成其為‘自我的第一次覺悟”(《懺悔》264)。這里面還有他身邊的女性特別說是他堂姐妹們的死亡，她們分別在木下四歲那年的夏天和冬天相繼離世，更有他從小生活在墓場旁邊常?？吹剿劳龊蛦试岬膱雒娴慕洑v，死亡的影像深深地刻印在了他的記憶里。形成木下尚江人格本源深處不安定的原因，是銘刻在他幼年時期心靈深處的“死亡恐怖”，而能夠使他這種不合理的情緒得到控制、令他平靜的，只有他的母親。但是，幼少年期的躁動不安可以通過母愛得到消解，這是日本文化的傳統模式，本身沒有任何不可思議的地方，問題在于木下跟母親的這種親密無間一直持續到他成為獨立的成年人。之所以會這樣，《懺悔》里表述得很清楚。因為父親身為警察，長期出差不在家的“父親不在”的問題，母親代替父親克盡教育職責，正是因為有了這樣一位母親的存在，他才能正確地處理內心深處的“死亡恐怖”。

確切地說，正是身兼兩種職責的母親，與作為革命家進行活動的木下的這種巧妙結合，才使得木下與母親親密無間并保持了木下人格構造的平衡，惟其如此，母親的去世使得作為革命家的木下曾經穩定的人格結構崩潰瓦解了。反過來說，也正是母親和母愛的存在，他才保持了旺盛的“革命欲”和“權力欲”，才擁有了革命家特有的、狂熱的政治性人格構造。是否應該認為，某種意義上正是木下尚江的政治性人格構造直接影響了他的創作動機，進而影響了他的作品更具文學價值呢?

文學藝術作品是根據作家的想象力創作出來的、是作家自由自在地經驗的流露，它一方面高于日常經驗，又不能失去現實性特色，這意味著價值標準的原點不能偏離日常自我的中

心，虛構的世界雖然可以超越日常生活的框架，卻不能脫離現實生活的價值體系。而狂熱的政治性人格是建立在對生活經驗的否定和反叛基礎上，其價值體系的原點在其想象的政治大背景的中心位置，因此原來的生活經驗被否認，并成為政治性革命理論的批判對象。木下尚江正是一個用全部人格和生命與明治政治體制作斗爭的革命家，一個擁有不安定政治性人格的政治家，他不僅反叛和脫離了現實生活價值體系，而且還把它放在了用革命理論進行批判的位置上，因而，可以說造成《火柱》作為文學作品而又在藝術表現和塑造上留下遺憾的原因，并不是木下尚江不具備文學創作的才能，而是他在寫作《火柱》時的政治性人物的人格構造中不具備完整而又穩定的藝術人格因素。也可以說，這是明治時期諸如幸德秋水等許多早期左翼作家和作品共同具有的文學現象。

這樣的政治人格不適合進行文學創作的原因，主要是它直接影響了作家的創作動機。仔細研究《懺悔》就會發現，木下尚江有一個固定的思維方式，就是往往把個人的動機轉移到政治層面和公共層面，并附上冠冕堂皇的理論，從而使自己的動機合理化，這對探討他的文學創作動機至為重要?！拔业闹車偸菑浡б馔磷宓倪z老遺少們懷戀幕府時代、詛咒現代社會的空氣，所以自然而然地對明治維新沒有好感。然而忽然有一天知道了自己原來是大阪浪人的后裔之后，這種因循守舊的感情就煙消云散了。當然這不是對明治維新本身有了正確認識，而是因為豐臣秀吉的仇敵德川將軍被滅亡而歡呼雀躍，是復仇心的滿足”(《懺悔》273)。下級武士出身的木下，小學時代常受到出身高貴的同學的侮辱，如何擺脫-祖先帶來的屈辱成了他的苦惱。于是，他從消滅了豐臣秀吉政權的德川幕府被明治政府取代的歷史中感到了滿足，他自己自詡為大仁大義的“明治維新的信徒”。

木下尚江青年時期曾因為戀愛受到過打擊，心愛的女子受到家庭的制約，幾度與別人結婚離婚，非常不幸。于是他把自己愛戀的女性被奪走的“私怨”轉換成了政治學和社會學意義上的日本家族制度批判，對“日本因襲”制度憎惡所發出的吶喊，也成了自由結婚論者的具有政治意義和社會意義的運動。

突然的消息擊碎了我的愛心，在沒有戀愛自由的情況下倉促成婚，她成了家族制度神壇上的犧牲品，我吃驚、我悲傷、我憤怒，正巧當時我選的課是親族法，因此對日本因襲的親族法的憎惡就像燃燒的火一樣不可抑制，戀愛遭到破壞后的怨恨是非?？膳碌?。確實成了一個主張自由婚姻的人，可憐的年輕的自由婚姻提倡者啊!他的主張并不是為了自由婚姻的希望，而是為了慰藉被剝奪了的期望在不顧一切地吶喊!(《懺悔》281)

像這樣把一己之私的動機轉換成政治的、革命的公共立場的大仁大義，實現其合理化的做法，正是木下尚江在解決內心糾葛和矛盾時常用的模式，而該模式在他成為革命家、起草“申請普通選舉的宗旨”、被捕入獄又出獄等時候更為常用?！稇曰凇访鞔_地表述了他為什么選擇革命家道路的個人動機：

我現在終于能夠稍微緩解一下被奪去初戀的一生的怨恨了!我為什么詛咒日本?我為什么加深了對日本的詛咒?因為奪去我的初戀的是日本國家!因為日本國家的自豪恰恰是家族主義這只毒手!因為它甚至不怕為了“家”而將自己的兒子“人”作為犧牲，把神圣的處女作為犧牲的惡神，不僅僅出現在古代的神話傳說里，它目前憑借家族主義的名目又活靈活現了!(《懺悔》273)

木下是基督教徒，但是基督教對木下尚江來說就像他在《懺悔》中清楚地回答的一樣：“基督的福音對我來說，沒有絲毫拯救的作用和力量，只不過是作為我‘詛咒日本的強有力的武器而已”(《懺悔》292)。但一旦意識到死亡將近，于是“我應該做什么呢?為了得到永生我應該做什么呢?——各種各樣的計劃在我的心中閃爍出現。然而每一種事業成功都需要長年累月的積累，可‘死神又很快要來到我面前，只要‘死字一在我面前閃亮，什么經營、計劃、對策、途徑、秩序等等都立刻土崩瓦解?！幢闳绱?，也必須有所事成!”(《懺悔》297)這里為了永生和功名，他走上了革命的道路。進一步說即便是獲取“功名”這樣的完全個人私心的動機，木下尚江也把它轉換成了對母親的孝心，并通過這位能夠緩解他與生俱來的不安心理的母親，使他躁動的“功名”心得到慰藉。

木下把自己個人內心矛盾的解決轉化為革命成功的大仁大義，并用革命的冠冕堂皇的大道理為自己的一己之私辯護，在自己的文學作品里讓他的主人公為革命的大義奉獻一切，這就明顯地暴露了自己的創作動機和意圖，僅這些就已經足以使《火柱》被列入政治小說的范疇，而在日本文學觀念里“政治”和“文學”是無法相容的。這是日本文學界在判斷該作品價值時的主要參照之一，也是我們在分析早期左翼創作藝術得失時必須注意的重要環節。

日本早期左翼作家的文學，起到了通向大正和昭和時期的無產階級文學的橋梁作用，他們“把寫作的目光投向了當時充滿了非人性化矛盾的明治日本社會，具有強烈的政治、社會和文化的問題意識，但同時他們的文學又帶有明顯的傾向性、通俗性和庸俗化特點?！边@一語道破了早期左翼作家的文學局限性，“與那個時代一樣他們的文學也是帶有過渡性的文學、缺少藝術性和持久性的文學”，換言之，就是帶有強烈的政治性和個人情緒化色彩，具有明顯的不確定因素。也正因此，文學寫作技巧和表現方式方法上的粗糙和簡單化就在所難免。但是，這并不能削弱他們在近代日本文學史尤其是日本左翼文學史上的發端和橋梁作用。另外，以木下尚江為代表的早期左翼文學作家創作的政治小說與明治初期的政治小說一樣，雖然存在諸多不足，“但卻打破了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無病呻吟、風花雪月的戲作文學的一統天下，摒棄了玩世不恭的創作態度，認真地描寫和探討人生問題，從這個意義上講，這些政治小說應該被看做近代日本小說的起源?！币虼?，在討論早期日本左翼文學價值問題時，其在近代小說發展史上的重要作用是不可也不能被忽視的。

責任編輯：鄒岳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