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文化差異對中日關系的影響

劉楠楠

摘要：中日邦交恢復正常以來，中日關系總體上是朝著積極的方向前進，但過程卻迂回曲折。至此，大多數學者都是從其特殊的政治，經濟，歷史來研究中日關系的發展進程。隨著國際間交往的日益加深，在兩國關系的處理上，這些因素背后的深層次文化因素越來越受到重視。本文正是在這樣一種背景之下，在吸收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從中日的文化差異來研究中日關系交往中的問題，并對中日關系健康良好發展給出自己的見解。

關鍵詞：文化；地緣文化；儒家思想；文化外交；集團主義

一、歷史悠遠而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

1．1孕育中國文化的地緣因素

中國是一個大陸型的國家，黃河流域是中國文化的搖籃，自古以來，中國統治者大多依托黃河，深居內陸，對外交往相對較少，這樣一種半封閉的大陸大河環境，使得中國古代文化始終保持著獨立的、一以貫之的發展系統。

而黃河流域有利的農耕地理條件是中國地緣文化產生的主要根源。良好的農耕條件，致使統治者向來重農輕商，“民以食為天”成為統治者的執政政績的唯一考核標準，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自給自足的家庭生產方式成為了中國古代勞動人民亙古不變的生活和生存方式。因此中國文化的一系列傳統特征就由此派生出來。由于中國古代文明的輝煌遠遠超過了周邊大陸國家，而對更遠的海洋國家一直以來知之甚少，隨著所謂的“九州”觀、“天下”觀逐漸膨脹，使得其以“天朝上國”自居。這種既然沒有外敵壓迫的緊迫感，又沒有物質缺乏的困境感，那么中國人所具有的溫和、平實、“兼愛、非攻”、求安定的性格也就不足為奇了?！鞍簿訕窐I”，以及對和平的渴望自古就移植于農業民族的中國人身上。

1．2概說中國文化的特點

幾千年的古老文明使得中國文化有著深厚底蘊，在這里，結合孕育中國文化的地緣因素，來概說一下中國文化的主要特點。

第一，儒家思想為中國文化的核心。中國傳統政治文化形成的重要時期可追溯到春秋戰國時代。道家、儒家、法家從各自的立場出發，提出了不同的政治思想主張。道家提倡“順乎自然，無為而治”，儒家提倡德政、禮治和人治，強調道德感化；法家主張實行法治，強調暴力統治。到了漢武帝時期，董仲舒揉舍各家學派的觀點，提出以儒家思想為主，法家嚴刑峻法為輔，兼容道家合理思想的新儒家思想體系，奠定了中國封建社會政治統治思想的基本格局。與儒家思想為核心的德治政治文化相適應，和為貴、中庸之道、和而不同的政治思想，厚德載物、兼容天下的政治價值取向成為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中的主要內容。

第二，和合文化是中國文化的集中體現?！昂秃稀彼枷胧侵袊糯軐W家們對自然界、人類社會普遍存在的和合現象的本質概括。它指“仁愛，和諧，誠信，中庸”、“和而不同”“和為貴”、“和合”相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思想和原則。后來，“和合”人文精神發展為“和合”文化?！昂秃稀比宋木袷恰昂秃衔幕钡暮诵?。而“和合”文化思想，又集中體現在了中國儒家提倡的“仁愛、和諧、誠信、中庸”等倫理思想中，更加系統地來強調人與自然的和諧、人與人之間的和諧以及自然與自然之間的和諧等。

二、不失本性但又不斷吸收創造的日本文化

2．1日本文化產生的地緣因素

與中國不同，海洋性地理環境是日本地緣文化產生的基本生態條件。對于日本而言，其地理特征較為單一：四面環海，因而其戰略選擇自然以開發海權為主。自明治維新之后，日本便開始對其海軍進行重點發展。盡管資源有限，但單一的地緣環境決定日本戰略選擇的單一性及由此而帶來更高的戰，略意志，使日本在發展海權方面遠比中國更為專注。

梁啟超先生曾言：“海也者，能發人進取之雄心也。陸居者以懷土之故，而種種之累生焉?！比毡咀鳛榈湫偷暮Ｑ髧?，享有海運之便，由于這些地區的島嶼或半島腹地都較狹窄，不似中國一樣南北跨度數十緯，享有豐富多樣的物質資源，便促成了人們朝海外開拓的野心。作為海洋民族來講，長期靠海而生，面對海洋隨時隨地不可預知的異變，譬如臺風、暴雨、暗礁、駭浪等等，都無時無刻不在考驗著海洋民族的生存毅力，于是征服海洋、征服自然的斗志融入了他們的血液之中，形成了勇猛、開放、外向、尚勇好戰的民族性格。同時也造就了日本民族對外擴張侵略的民族目標。

2．2日本文化特點

日本特殊的地緣環境也造就了日本特殊的文化特征，主要表現在以下幾點：

第一，集團主義是日本文化的集中體現。集團主義作為日本政治文化最重要的特征，是大和民族精神的核心。日本人歷來習慣以集團的原則行事，具有強烈的集團歸屬意識。日本集團主義重視協調，強調個人在處理與集體之間關系時，個人以集團的共同利益為出發點。但相互協調只是集團內的協調，對集團外并不存在協調關系，所以實質是以集團形式表現的利己主義。

第二，吸收性和創新性是日本文化的典型特征。日本東邊是太平洋，北邊是朝鮮海，南邊則是南中國海。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正適合吸收外來文化，隨著世界文明的進步，歐美文化也直傳日本?？v觀日本數千年的文化發展史，吸收性是日本地緣文化的一個突出特點。同時，日本人又善于對外來文化進行創新，為己所用。

三、文化特性下的兩國外交政策

3．1不同儒學思維下的中日矛盾

如前所述，中國地緣，經濟和封建統治的特點，提供了儒家思想發展的溫床，當然，儒家思想在中國的統一和安定團結方面也發揮了巨大作用。吸收性的日本文化特點，使得日本在結合本國民族特點的基礎上大膽吸收中國文化(主要是孔孟的儒家之學)。同時基于其創新性的特點。在儒學的一些基本思想上，卻與中國的儒學又有差別。

在中國人的道德意識中，有著明確的是非標準和原則，在儒家思想中，“仁”是凌駕于一切道德之上的美德，是評價是非善惡的最高標準。相比之下，日本人的道德意識中，是非原則要模糊得多。儒學傳入日本后，其核心思想的排序發生了變化。中國的儒學作為中國封建社會士大夫階層的倫理道德，非常重視“仁”的思想；而日本儒學作為武士階級的倫理觀念，特別強調“忠”的精神。

如此可見，雖同出自儒家思想，卻有著不同的發展脈絡，這些文化差異的特點典型表現在兩國外交中就是：兩國對侵略戰爭持截然相反的態度。中國人認為，日本發動的侵略戰爭，是徹頭徹尾的非正義戰爭，日本必須就此作深刻而徹底的反省和道歉。而一部分日本人卻認為它只是一項失敗了的“事業”。日本傳統文化下的道德觀，使日本人不愿對那場侵略戰爭作真心懺悔，倒是試圖盡快將其忘卻。中國人卻不能在這個問題上丟掉是非原則，更不能忘記戰爭帶給自己民族的深重災難。因此，對日本政府批準出版篡改侵略歷史的中學歷史教科書及日本政府內閣成員參拜靖國神社等否認侵略歷史、為侵略戰爭翻案的行徑，也堅持堅決斗爭、毫不妥協的原則。由此可見，多年來日本屢次出現政府內閣成員參拜靖國神社和修改歷史教科書問題，為侵略歷史翻案，很大程度上，是受日本國民“缺乏恒

定的是非標準”和“把名譽看得比正義、普行更為重要”的傳統文化意識的影響。

總之，兩國在歷史認識問題上曠日持久的交鋒，是以本民族傳統文化意識作背景，短時期內是不會偃旗息鼓的，中日之間的這種矛盾也不會立刻消失，這將是長期影響中日關系的健康發展的根本。因此，在大是大非的問題上，日本政府應該明確的表明態度并承擔自己的責任，共同努力確保中日關系的健康良好發展。

3．2“和而不同”與“集團主義”的外交政策

“和合文化”的特性，決定了中國外交政策的“和而不同”。封建時期，雖以“天朝上國”自居，但是與周邊國家和平相處，遵從禮數，沒有凌辱過任何小國。進入新世紀，中國政府仍然采取“和而不同”的外交政策。

日本的“和”文化雖也來源于中國的儒教文化，但與中國儒教文化主張的“和而不同”相區別，日本的“和”文化是建立在強調高度同質性的基礎之上，是以犧牲多樣性和首創精神為代價的。強調整體利益和整齊劃一，是“和”文化的靈魂。其要旨就是要求全體社會成員最大限度地為家族、企業和國家的和諧和整體利益犧牲自身的個性和利益。否則，就會被視為令人討厭的、骯臟的另類，為全體社會所不容。這就使得日本武士道精神具體表現為“忠”，對“仁”的考慮倒是其次了。

同時，日本的“和”文化有著兩層含義，即對內對外。也就是強烈的等級觀念和集團主義。在日本，小到家庭，大到社會，等級觀念，集團主義色彩非常之重。同樣，這種文化的底蘊必然也會在其外交政策中表現出來。外交方面，日本人通常把世界上的國家按實力排序，針對不同實力的國家采取不同態度。他們認為，弱者服從強者，強者支配弱者實屬天經地義?？v觀日本近代以來的外交史，在不同歷史時期，日本總是不斷調整其外交政策，與當時實力最強者結盟，并對它們俯首帖耳。一戰時期的。日英同盟”，二戰時期的“日德同盟”，以及戰后的“日美同盟”，就是日本人這種“強者支配弱者，弱者服從強者”意識在外交方面的最好體現。

從這些歷史事實中，其實我們就可以看到日本的集團主義在國家外交政策中的運用。即他總是熱衷于“結盟”，和另一個團體合作以充實自己的勢力。另一方面，又由于他還有一種對內的集團主義，又使得在與外部世界交往時，日本有很強的“家國”意識，也可以說是日本主義，任何涉及到日本個人命運的外交事件，都會在很短的時間內將整個日本深深卷入。也正是這一對內集團主義決定了日本難以與別國建立真正符合國際規則的契約關系，由于世界上其他國家和民族的人民不可能變成日本人，而日本人又難以通過平等互利、相互尊重的方式處理與其他國家的關系，就決定了這個國家與其他國家之間的關系在本質上只能是一種單純的權力關系，即征服一反征服、侵略一反侵略、支配一反支配的關系，而且日本政府也是樂此不疲。具體的就是在世界的舞臺上，日本從來就不曾放棄過追求政治大國的夢想，認為日本應成為主導全球事務的政治大國，日本應確立對世界的霸權。為此，日本政府試圖積極加入常任理事國，以提高本國在世界中的政治地位，成為政治大國來支配其他國家。

四、文化差異與中日關系新發展

正如前所述，影響中日關系發展的因素是各方各面的。在新形勢之下，我們更應該注意到由中日文化差異引起的中日關系發展的問題，而且這種差異以后可能會越來越被放大，因此，為使兩國關系以后朝著更加健康，更加互信的方向發展，中日兩國首先要改變一些自己的價值判斷偏差，本著實事求是的態度，積極通過對話，互訪的交流方式，“求同存異”，共同把中日關系推向新的發展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