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會”發言人：２６年耕耘始有今朝

劉笑盈

今年的“兩會”是在中國作為“全球金融風暴中一個崛起大國的角色擔當”這樣一個非常特殊的歷史背景下召開的，由此受到了中外媒體的廣泛關注。據報道，有3000多名中外記者云集“兩會”，其中海外媒體記者就有800多人。報道涉及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對外關系等各個方面。與中外記者直接聯系的“兩會”發言人及“兩會”上的新聞發布無疑是傳媒競爭焦點中的焦點。

“最搶眼的人物”

今年“兩會”更換了發言人，政協的發言人是國務院新聞辦原主任趙啟正，人大的發言人是外交部原部長李肇星。他們的精彩亮相引起了中外記者的廣泛關注和報道，是“兩會”中“最搶眼的人物”。從新聞報道的角度，如果說“兩會”對中外媒體來講是一場“新聞盛宴”，那么“兩會”的發言人就是這場宴會的主導演。從新聞傳播學研究的角度，“兩會”的發言人是我國的新聞發布工作的一個重要指標，從中我們可以看到我國新聞發布制度的演進。在我們看來，經過26年的發展，我國的新聞發布制度已經初步成熟了。

新聞發言人已成為當前的流行術語，無論是打開電視、翻開報紙還是登錄網絡，他們的言行隨處可見。但是對這個概念的界定和研究非常有限。結合各種定義，我們認為，“所謂新聞發言人，是指代表特定的社會組織(政府、企業或民間機構)發布和傳達特定新聞信息的官員，其主要職能是通過特殊的發布方式(接受采訪、舉行新聞發布會或記者招待會等)向特殊的受眾(主要是新聞媒體)發布組織所掌握的新聞信息，并通過大眾傳播渠道向社會公開的過程，其從事的活動實際上是一種組織公關活動。上述新聞發言人的特質及一系列相關活動構成了新聞發言人制度?！毙侣劙l言人與發布制度是密切相關的，同時，也與我國的信息公開制度和對外開放程度密切相

關，從今年的“兩會”來看，無論是新聞發布的發言人的水平還是信息公開程度，都又有了進一步的提升。

可圈可點

新聞發言人是新聞發布制度的核心，發言人的水平直接影響到了新聞發布的水平。今年“兩會”的發言人，以前就被新聞界稱之為“明星官員”，曝光率極高，所以一經任命，就引起了媒體的高度關注。這種期待也的確沒有落空，兩位發言人在“兩會”期間，成功地進行了一系列的新聞發布活動，包括自主發布和組織發布，在發布會上的表現可圈可點，獲得了媒體較大程度的認可。

從專業的角度講，新聞發言人應該具備的主要素質有三：其一是知己和知彼，善待媒體；其二是立場堅定，講究誠信；三是語言幽默，實現有效溝通。從上述素質來看，二位發言人做得非常出色。

首先，發言人要對自己所要發布的信息十分了解，對新聞界的動向非常熟悉，不僅知道一場發布會的主要發布內容是什么，而且知道新聞界所感興趣的問題是什么，甚至不同媒體的興奮點是什么。我們從兩位發言人組織的首場發布會就可以看出，發言人幾乎回答了記者所提出的所有問題，沒有用到“無可奉告”或“這個問題我回去查一查”等推托性用語。在被問及政府理財的問題時，李肇星開玩笑說：“這是多少年以來我碰到的最不會答的問題，想想看，我連我自己家里花多少錢都不知道?！钡€是耐心地回答了相關問題。

其次，在堅持原則的基礎上，發言人還能做到以誠相待、輕松幽默、語言風趣。香港記者曾經在趙啟正的新聞發布會后評價他在發布會上的表現“既生動又幽默”，李肇星更是用了“哪壺不開提哪壺”、“患難見真情”等諺語來回答問題。3月5日的華爾街日報發表文章，認為李肇星“非常機智地”回答了記者們所提出的“尖銳問題”。

最后，兩位發言人在新聞發布會上還表現出了強烈的個人風格。例如，兩人都被問到了關于“獸首”拍賣這一“棘手”問題，李肇星的回答是引用中國古語“君子愛財，取之有道”，佳士得把搶奪來的文物拿來拍賣，不能算“有道”；而趙啟正則引用法國作家雨果的名言說：“有兩個強盜闖進了圓明園，一個叫英吉利，一個叫法蘭西。我希望有一天法國解放并滌清了自己，會把這搶來的東西送還給中國”。在同樣堅持立場的前提下表現出了不同風格。

另外，兩位發言人長期從事外事工作，進一步提高了發言人的國際化程度。我們說一場成功的新聞發布會，就是要在可控、輕松和互動的環境中向媒體傳遞大量的有效信息，而發言人是其中成功的關鍵。從今年“兩會”發言人的表現中，我們看到了我國新聞發布制度的進步。

26年風雨路

新聞發言人是新聞發布制度的組成部分。我國的新聞發布制度開始于1983年，在那一年的2月，中央宣傳部及中央外宣工作領導小組聯合下發了關于設立和實施新聞發言人制度、加強對外國記者工作的意見。3月1日，外交部新聞司長齊懷遠走馬上任，成了外交部第一任發言人。4月23日，中國記協首次向中外記者介紹國務院各部委和人民團體的新聞發言人，正式宣布我國建立新聞發言人制度。

1983年6月，六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和全國政協六屆一次會議首次舉行了新聞發布會。從此，“兩會”建立的新聞發布會制度一直延續至今?？梢哉f，“兩會”的新聞發布開始于我國新聞發布制度建立的“元年”。從那以后，我國的新聞發布制度經歷了20世紀80年代的初創期，90年代的相對停滯期，2000年以后、特別是2003年“非典”之后的快速發展期。在這期間，“兩會”的新聞發布與我國的新聞發布制度一起成長，甚至我們可以說，“兩會”的新聞發布代表著我國重大事件新聞發布工作的最高水平。

由于“兩會”之中可以傳遞出大量的信息，所以中外記者云集，作為信息發布的權威——新聞發言人自然也成了記者們追逐的“焦點人物”。2007年3月的“兩會”是對媒體開放程度大大提高的一次會議，當時采訪“兩會”的外國記者有713人，2008年中國開始成為世界矚目的新聞中心，采訪“兩會”的外國記者達到了877人，今年在全球金融危機的情況下，依然有800多名外國記者和400多名港澳臺記者采訪“兩會”，記者總人數也超過了去年再創新高，充分說明了中國對世界的重要程度。

“兩會”的各種新聞發布活動使“跑會”的記者們目不暇接，疲于奔命，甚至出現了為入場占地而發生爭執的情況。這也從另一個側面說明了發布會成為了記者挖掘新聞素材的“跑馬場”，說明了新聞發布的成功。政府通過有效的新聞發布工作成功地主導了新聞輿論的走向，用議程設置的理論來說，就是以政府議程引導了媒體議程，從而影響到了公眾議程。

溝通的新橋梁

新聞發布制度的基礎是信息公開制度。我國的信息公開是逐步形成的，盡管自1979年到2000年，我國各級政府也制定了幾十件關于信息公開的法律和行政法規，但是在最近幾年，信息公開才成為我國行政機關部門的重要課題。2007年國務院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2008年5月1日開始實施，規定公民有權依法獲知除涉及國家秘密、商業秘密和個人隱私以外的政府信息。這是法規建設的一個大動作，也是新聞發言人制度的國家法律基礎。

“兩會”在推動信息公開方面也發揮了巨大作用。繼2007年代表委員們紛紛開博客之后，在今年的會議期間，代表委員們開始主動接觸記者，希望自己的議案提案或建議得到社會的響應。不少西方媒體也對本次“兩會”的透明度給予高度關注。而“兩會”的新聞發言人，更是成了代表信息公開的焦點人物，一方面，把會議的內容包括一些有爭議的內容透過媒體告知社會，另一方面，對記者代表公眾提出的疑問作出解釋，成了溝通信息的橋梁。

從中外的歷史實踐中我們看到，發言人和新聞發布制度的設立，不僅可以更有效地協調與媒體的關系，利用媒介的各種功能來推動政府工作，有利于政府職能的轉化，而且可以促進政府和國家形象的提升，在更大程度上發揮政府的政治影響力、促進國家形象的改善?？梢哉f，今年的“兩會”發言人在這些方面都取得了實效，標志著我國的新聞發布制度，正在走向成熟。

（作者為國務院新聞辦“全球傳播與新聞發言人培訓班”主講教師，中國傳媒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