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近年來國內外軟實力研究的綜述

曹 東

摘要:近年來國內外對軟實力的研究日趨熱門,但多數研究者在運用軟實力理論時完全套用西方的軟實力理論范式,使得很多研究中國軟實力的文章落入了西方的理論陷阱。本文對近年來國內外有關軟實力研究的文獻進行了梳理、歸納,旨在理清國內對軟實力概念的內涵、軟實力資源和軟實力的實現方式的偏差,并對約瑟夫.奈的軟實力理論進行了修正,最后文章嘗試性地構建了中國自己的軟實力范式。

關鍵詞:軟實力;硬實力;軟實力資源

中圖分類號:F061.3文獻標識碼:B文章編號:1009-8631(2009)12-0147-05

一、國外研究現狀:

(一)軟實力理論產生的背景:

1.時代背景

“軟實力”(Soft Power) 又稱“軟國力”、“軟力量”、“軟權力”,是美國著名學者、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院長約瑟夫?奈在上世紀八十年代與保羅?肯尼迪的一場圍繞美國國力是否衰落的論戰中首先提出來的。面對越戰結束以后,美國社會出現的經濟衰退,失業率上升,外貿逆差嚴重,財政赤字居高不下,政府債臺高筑等現象,美國社會一時悲觀言論四起。許多學者認為美國已步入困境且難得解脫,有可能像當年大英帝國一樣一步步衰落下去。[1]其代表人物為1987年推出暢銷書《大國的興衰》的耶魯大學教授保羅?肯尼迪,其主要觀點是:認為美國將與歷史上的大國一樣因軍事的過度擴張而走向衰落。在這場論戰中以約瑟夫?奈為代表的另一部分學者則認為當今世界國際政治的變化主要表現在“世界權力的變革”和“權力性質的變化”?！斑^去,對一個大國的考驗是其在戰爭中的實力,而今天,實力的界定不再強調軍事力量和征服。技術、教育和經濟增長等因素在國際權力中正變得日益重要”。[2]美國在當今世界不僅擁有經濟、軍事、科技等硬力量的優勢,而且具有文化、價值觀念、國民凝聚力等軟實力優勢。因此,美國不同于歷史上的一般大國,仍將會保持超級大國的地位。未來的世界注定將由美國來領導。1990年約瑟夫?奈分別在《政治學季刊》(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和《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 等雜志上發表了《變化中的世界力量的本質》和《軟權力》(Soft Power)等一系列論文,并出版了一本書,題為《注定領導:變化中的美國力量的本質》(Bound to Lead :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明確提出了“軟實力”概念。奈提出軟實力這個概念的本質在于“如何利用軟力量使其作為美國獨霸世界的一個重要手段”。[3]

2.理論背景

軟實力理論并不是什么新東西。軟實力理論是在相互依存理論前提下對國際關系核心理論“權力論”的補充和發展?！皺嗔φ摗彪m然沒有把國家實力明確地劃分為軟實力和硬實力,但已經部分涉及到軟實力問題。[4]美國現實主義大師漢斯.摩根索認為民族性格、國民士氣、外交質量和政府質量等五項權利也將決定國家實力。他在《國家間政治》第三版序言中是這樣寫道的:“為防止對權力中心要素的誤解,這些要素一直被過低地估計到完全被忽視的地步,現在必須使它和物質的力量同等重要,特別是和軍事一樣重要,我必須比以前更加強調非物質的因素,特別是領袖人物超凡的魅力,并且要對政治意識形態進行詳細討論”。[5]美國喬治敦大學教授克萊因提出所謂的“克萊因公式”:國家力量=[(人口+領土)+經濟能力+軍事能力]×(戰略意圖+貫徹國家戰略的意志),其中“貫徹國家戰略意志”屬于一種軟實力因數。[6]20世紀70年代,相互依存理論進入發展興盛時期。約瑟夫?奈等深入研究了作為現代國際關系體系根本特征的相互依存問題,提出在國際社會不同角色之間的互動影響和制約關系中,不對稱的相互依存導致一國對外依存的敏感性和脆弱性,從而影響國家間權力的分配。令戰結束后,隨著全球化的深入發展,國家間相互依存關系進一步加強,國家實力中“無形權力”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從而成為軟實力理論的重要思想來源。

(二)軟實力概念的發展過程:

西方軟實力研究者主要是約瑟夫?奈,其他研究者并為對軟實力概念有過理論上的重大貢獻,故本文對軟實力概念的梳理主要依據奈的著作。約瑟夫?奈在他1990 年出版的《注定領導》一書和同年發表的《軟權力》一文中首先提出了“軟權力”的概念。在《注定領導》一書中奈認為二戰結束后國際政治中力量的性質正在發生變化,在以信息為基礎的經濟發展和跨國合作的時代里,力量變得越來越無形,越來越失去強制性。在確定當今實力來源時,已不再強調那種作為過去時代特點的軍事實力和對別國的征服了,在評估當今國際力量的過程中,科技教育和經濟增長已成為比地理人口、自然資源更為重要的因素。在冷戰時期,東西方對抗的軸心是“硬權力”(軍事機器、核威懾力等),特別是大國使用軍事力量來平衡國際體系的實力地位?，F實主義強調的也是“硬權力”的作用。而現在,隨著兩個超級大國全球軍事對抗的消失,經濟、文化因素在國際關系中的作用越來越突出,在世界變革的情況下,“所有國家,包括美國,要學會通過新的權力源泉來實現其目標:操作全球相互依存,管理國際體系結構,共享人類文化價值”。[8]奈認為這種新的權力源泉就叫做“軟實力”。

按照奈的觀點,一個國家的綜合國力,既包括有經濟力量、科技力量、軍事力量等表現出來的硬實力,還包括以文化、意識形態吸引力、政治價值觀、民族凝聚力所體現出來的軟實力。硬權力是通過經濟胡蘿卜或軍事大棒威脅利誘別人去干他們不想干的事情;軟權力是通過精神和道德訴求,影響、誘惑和說服別人相信或同意某些行為準則、價值觀念和制度安排,以產生擁有軟權力一方所希望的過程和結果。歸根結底,“軟實力”是價值觀念、生活方式和社會制度的吸引力和感召力,是建立在此基礎上的同化力與規制力。他指出:“同化式實力的獲得靠的是一個國家思想的吸引力或者是確立某種程度上能體現別國意愿的政治導向的能力。這種左右他人意愿的能力和文化、意識形態以及社會制度等這些無形力量資源關系緊密。這一方面可以認為是軟力量,它與軍事和經濟實力這類有形力量資源相關的硬性命令式力量形成鮮明對照?！盵9]這是約瑟夫?奈關于“軟權力”問題早期最完整的表述。

冷戰結束后,美國不僅成了惟一的超級大國,而且實力迅速膨脹,影響蔓延到世界各地。曾經流行于一時的美國“衰落論”衰落了,但約瑟夫?奈仍然不斷發表文章,特別強調軟權力在信息化時代的重要戰略意義。在奈和基歐漢寫的一篇名為《信息時代的權力和相互依存》的文章中,他認為權力的一個基本區別可以從行為權力(獲得你想要的結果的能力)和資源權力(對資源的占有,它經常與取得你想要的結果的能力相聯)之間得出。行為權力可以被分成軟權力和硬權力。軟權力是通過吸引而非強迫得到想要的結果的能力。軟權力可以依靠下列吸引力:思想或文化或通過影響其他國家偏愛的標準或制度設定日程的能力。如果一個國家能使它的權力在其他國家的眼中是合法,并建立激勵其他國家以一致的方式界定它們的利益的國際機制,它可以不必花費過多昂貴的傳統經濟或軍事資源。[10]

1999年奈在《時代》周刊發表《軟權力的挑戰》一文,在文中他強調:“軟權力是一個國家的文化與意識形態訴求(Appeal)。它是一種通過吸引力而不是強力獲得理想結果的能力。它是通過讓別人信服他們應該跟隨你或讓他們同意那種能夠產生你所需要的行為的標準(Norms)和制度( Institutions) 來工作的。軟權力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信息的說服力。如果一個國家可以使它的立場在其他人眼里具有吸引力,并且鼓勵其他國家依照尋求共存的方式加強界定它們利益的國際體制( Institutions),那么它無需擴展那些傳統的經濟和軍事資源。在今天這個全球信息時代,軟權力變得越來越重要?！盵11]在同年《外交》雜志的7- 8月號上,他又以《重新界定美國國家利益》為題再次提醒美國的決策者:“我們的價值觀念是重要的軟權力資源。硬權力和軟權力都是必不可少的:但在信息時代,軟權力正變的比以往任何時候更有影響力?！盵12]

2002 年,約瑟夫?奈發表了《美國霸權的悖論——為什么美國不能獨斷專行》(The Paradox American Power ,中譯本譯為《美國霸權的困惑》)一書,進一步集中討論了“軟權力”問題。關于“軟權力”與政府的關系,約瑟夫?奈認為:“和硬實力不同,軟實力不僅僅屬于政府。與此相反,許多軟實力不屬于美國政府,只是部分地與美國政府的目標相呼應”。 [13]許多軟實力來自政府控制以外的社會力量。換言之,“軟實力部分是由政府創造的,部分與政府無關”。[14]關于“軟權力”與“硬權力”的關系,奈認為,兩者都是通過影響他人行為以達到目的的能力的方面。命令性權力(Command power) ——改變他人行為的能力——可以建立在強制和引誘的基礎之上。同化性權力(Cooptive power) ——塑造他人行為的能力——可以建立在文化和意識形態吸引力的基礎之上,或建立在某種使行為者不能表達意向,因為他們看起來太不現實的操控政治選擇議程能力的基礎之上。命令性權力和同化性權力之間的行為方式按一個系列排列:命令性權力,強制,引誘,議程設定,吸引力,同化性權力?！败洐嗔Α辟Y源傾向于與同化性權力聯系在一起,而“硬權力”資源則與命令性行為聯系在一起。[15]

2004年3月,約瑟夫?奈在新著《軟實力:國際政治中的制勝之道》(SoftPower: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中又對“軟實力”進行了簡略闡述:“軟實力是一種能力,它能通過吸引力而非威逼或利誘達到目的。這種吸引力來自一國的文化、政治價值觀和外交政策。當在別人的眼里我們的政策合法、正當時,軟實力就獲得了提升”。[16]

綜上所述,在奈看來:軟權力是和硬權力(通過軍事或經濟手段讓其他國家做否則它們不會做的事情的能力)相對而言的,它是一個國家通過吸引而得到期望的結果的能力,它是通過說服其他國家追隨或使它們贊同可以產生出期望的行為的制度的能力。歸根結底,“軟權力”是價值觀念、生活方式和社會制度的吸引力和感召力,是建立在此基礎上的同化力與規制力。

(三)軟實力的資源:

軟實力資源是指可能產生軟實力的東西,但軟實力資源并不代表軟實力本身。在奈看來軟實力的資源主要有以下幾種:

第一,文化吸引力。

奈認為,文化是一國軟實力的核心構成要素。文化吸引力,即文化的輻射能力——一國文化對其他國家產生的跨國吸引力;他所說的文化是指普世性文化,也就是具有全球吸引力的文化。具有全球吸引力的文化是構成“軟實力”的重要基礎。

第二,意識形態或政治價值觀念的吸引力。

政治價值觀,尤其表現在一國在其內政、外交政策中所真正實踐的價值理念; 實際上,意識形態或政治價值觀念是廣義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從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把它們列入文化的范疇之中。

第三,塑造國際規則和決定政治議題的能力。

奈在1990年出版的《注定領導世界》中明確指出,如果一個國家可以通過建立和主導國際規范及國際制度,從而左右世界政治的議事日程,那么它就可以影響他人的偏好和對本國國家利益的認識,從而具有軟權力,或者具有“制度權力”。 [17]他在2004出版的著作《軟權力》中,使用了“塑造國際規則”的提法。他在書中這樣寫道:“如果一個國家可以塑造國際規則,使之與自己的利益和價值觀念相吻合,其行為就更可能在他人看來具有合法性。如果它可以使用和遵循那些能夠引導和限制他國自愿行為的制度和規則的話,那么它就沒有必要使用代價高昂的胡蘿卜與大棒?！盵18]

在軟實力資源方面,除約瑟夫?奈外,美國外交學會高級研究員沃爾特?羅素?米德對此也有論述。他甚至認為經濟實力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軟實力。他最近在一篇文章中提出:美國的經濟政策和經濟制度是”粘性實力”他認為,“經濟實力是粘性實力,它既可以起到吸引的作用又可以起到強制作用”。[19]毋庸置疑的是,一國成功的經濟必定是其吸引力的一個重要基礎。在現實情勢下,有時我們很難區分經濟關系中的哪一部分由硬權力構成,哪一部分又是由軟權力構成。歐洲國家的領導人經常把他國加入歐盟的迫切愿望視做歐洲軟權力的一個標志。[20]

當然,軟實力的源泉絕不僅僅只有這幾個方面,軟實力資源是一個不斷發展、不斷擴大的范疇。奈在著述中就指出過“信息”、國民凝聚力、外交政策等因素的重要作用。它們也可以被列入軟權力的范疇。比如,1996年,約瑟夫?奈和威廉?歐文斯在《外交季刊》上發表題為《美國的信息優勢》的文章,率先提出“信息權力”的概念。之后,奈等人又陸續發表一些影響頗大的文章,推動“軟權力”概念的擴散和發展。[21]在他看來,信息革命通過促進非集中化和民主,正在改變著政府和主權的性質,使得非政府角色的作用得到增強,并使外交政策中軟權力的重要性增加。同時,創造很多知識的國家也能產生吸引力,籠統稱為信息技術的東西可能是“最為重要的權力源泉”。

(四)軟實力的實現方式:

擁有軟實力的資源并不等于擁有了現實的軟實力,奈認為在國家潛在力量和國家實際的或現實的力量之間幾乎總有一定的差距。而且,并非所有的潛在力量均能被有效地動員起來并轉換為現實力量。[22]軟實力的資源轉變成現實的軟實力,使軟實力建設的一個重要環節。

在軟實力的實現方式上,奈認為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加強公共外交。在《軟力量》一書中奈特別強調“公共外交”在軟實力運用中的重要作用,并對其進行了詳細闡述。奈認為公共外交有三個層面,一是日常溝通,包括解釋內政外交決策的背景情況。國外新聞機構是這一層面上最重要的對象。第二層面是戰略溝通,宣傳活動在一年的時間內規劃具有象征意義的活動和交流,以強化中心主題或者推行政府的特定政策。公共外交的第三個層面是通過獎學金、交流、培訓、研討會、會議和媒體渠道來與關鍵人物發展多年持久的關系。[23]奈認為這三個層面的公共外交都在塑造有吸引力的國家形象上發揮著重要作用。

其次,美國還必須在有助于提供同化行為能力和軟實力資源方面投入更多資金。這包括在國際組織和國內改革方面的投資,以增強美國政治文化的公開性和吸引力。美國的社會行為必須與公開宣傳的美國觀點一致。更加重視外界的變化,更多地將內政與外交政策協調起來。

最后,美國需要發展使其內部適應外界變化的能力。相互依賴的國際性意味著美國必須更加重視其國際性力量的國內基礎。約瑟夫?奈強調將力量資源轉變成有效影響能力明顯相關的國內因素有:經濟硬化、內政腐敗、國際競爭能力下降、生產率增長緩慢、科技發展滯后、教育、政治硬化、征服效能低下等等。[24]

從奈的著述可以看出,把潛在的軟實力轉化為現實的軟實力,一方面要發揮政府的作用加大對軟實力的投入;另一方面也要注重公共外交在軟實力建設中的積極作用。國內有學者稱前者為高端軟實力,后者為底端軟實力。此外,軟實力建設過程中還要注意國內因素的影響。

(五)簡短的評價:

約瑟夫?奈的軟實力思想提供了一種分析國家在國際舞臺上的權力地位之重要思路,它引導人們關注那些抽象的和非物質的權力因素,包括文化的吸引力、意識形態或者政治價值觀的感召力、塑造國際規則或決定國際議題的能力等等。這樣的分析視角,無疑于有助于人們克服那種過于依賴物質權力來界定國家權力的物質主義和簡單化的傾向,從更為全面的角度來判斷和分析國際舞臺上的權力地位。奈把權力簡單地一分為二,這使得其軟權力思想不可避免地具有局限性。他無法闡述清楚軟、硬權力之間的相互關系,軟權力的大小也難以被測定和衡量。而且奈的軟實力理論有強烈的美國中心主義傾向,他的軟實力理論是為美國謀取全球霸權出謀劃策,是一種典型的霸權式軟實力定義。正因為如此使得他的理論缺少普適性價值,我們在運用這種理論時應注意提取其中的合理內核為我所用,切不可囫圇吞棗、全盤照搬。

二、國內軟實力研究現狀

我國學者早在20世紀90年代初就開始關注軟權力的研究。王滬寧教授1993年在《復旦學報》發表的《作為國家實力的文化:軟權力》一文,是國內較早在國際政治研究中注意到文化因素,并首次把文化提升到“軟權力”高度的學者。之后的有龐中英的“國際關系中的軟力量及其他”(《戰略與管理》1997年第二期)和張驥、桑紅的“文化:國際政治中的軟權力”(《社會主義研究》1999年第三期)等。雖然中國學者關注軟實力比較早,但軟實力在中國真正被學界和政界重視是在2003年以后。2003年中國“和平崛起”理念提出以后,國內外學者就中國如何崛起的討論日趨激烈。軟實力理論于是恰逢其時,成為了中國 “和平崛起論”的強大理論武器。

目前國內學者對軟實力理論的研究大概可以分成三類:

1.對軟實力理論進行譯介,向國內學界介紹這種理論。

有關奈論述軟實力的書和文章幾乎都翻譯了過來:《美國定能領導世界嗎》(北京:軍事譯文出版社,1992);《美國霸權的困惑》(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2);《軟力量》(上海:東方出版社,2005);《硬權力與軟權力》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5)。這類文章主要有:《作為國家實力的文化》(王滬寧1993);《國際關系中的軟力量及其他》(龐中英1997);《霸權主義的軟力量和硬力量》(章彬 2000);《美國霸權的挑戰與啟示》(劉德斌:2001);《淺析美國國家軟力量》(李環:2002);《重視軟權力因素》(張小明:2004);《“軟權力”說的由來與發展》(劉德斌:2004);《約瑟夫?奈的“軟權力”思想分析》(張小明:2005)。這類研究主要是向中國介紹冷戰后產生的這種國際關系的新理論,并對他進行簡單的評述。

2.對軟實力理論的工具性運用。

即不對軟實力理論進行價值性追問,提出中國的軟實力理論。只是發掘中國可供利用的軟實力資源,為中國的軟實力戰略提供更多的思路。這類研究分為兩種,一種是對整個中國的軟實力戰略進行工具性研究,目的在于從整體上提升中國的軟實力。

如美國卡內基和平基金會的喬舒亞?庫蘭奇克把中國發展模式稱為“北京共識”并作為中國的軟實力資源;還有學者認為中國的軟實力今非昔比,主要表現在:第一,中國共產黨堅持實事求是、解放思想和與時俱進的思想路線,注重在實踐基礎上的理論創新、體制創新和科技創新,這是中國近年來軟實力得到舉世關注的奧秘所在;第二,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規模和速度產生了強烈的國際影響,這是中國軟實力得到初步認可的重要因素;第三,和平、發展、合作與共贏的理念與實踐提升了中國的國際形象,增強了中國的軟實力;第四,社會主義制度通過中國的實踐,得到了更多的理解和積極的評價,社會主義優越性得到了初步的發揮,這是中國軟實力增強的又一個表現。學者甘陽則把中國現代社會主義傳統和中國古典文明傳統是中國最基本的軟實力資源。還有學者把國內的制度創新能力、傳統文化的繼承和發揚、中國的大國地位與在多邊國際機制中的話語權、經濟外交,即以經濟為目的或以經濟為手段的外交,作為中國的軟實力資源?？禃怨庹J為軟力量建設不是可有可無,而是非常重要、非常緊迫。建設中國的軟實力關鍵是文化重建,而文化重建的關鍵,一是重建價值體系或道德體系,二是重建政治哲學或意識形態。

總的來說這些學者注重軟實力理論的工具性應運,主要是想用軟實力理論來解決問題,為實現中國和平崛起出謀劃策。通過他們的研究拓寬了奈軟實力資源的內容,但這類研究由于不注重將軟實力概念中國化的探索,只注重工具性應用,不免流于空洞。

另一種是對中國的軟實力戰略進行地區研究。即為中國在某一地區的軟實力戰略出謀劃策,發掘中國在不同的地區所擁有的不同軟實力資源。由于中國軟實力研究剛剛起步,大部分學者都是從整個中國的軟實力戰略出發來闡述中國軟實力戰略在整個世界的重要性,很少進行中國軟實力對一個地區的影響方面的研究。在這方面做得比較成功的是南京大學的陳顯泗教授。陳在其《論中國在東南亞的軟實力》一文中認為:軟實力,當美國學者約瑟夫?奈最早提出這個概念時,內容是相對狹隘的。在亞州,軟實力的概念被拓寬,中國和東南亞地區的鄰國提出了更為廣義的軟實力概念,包括文化、外交、加入多國組織、海外商業活動及經濟實力的吸引作用、投資、授助等,甚至范圍更廣。因此,今天人們稱作的“軟實力”暗含除安全領域之外的一切因素。在東南亞,中國從援助、外交、外貿與投資、機制建設、自由貿易區建設、關稅減讓、非傳統安全合作、教育、留學生交換、中華文化弘揚、中國發展模式等方面展示了自己的軟實力及其魅力。當這些得到東南亞各國認可,中國的政策和做法得到理解和支持,中國在東南亞的軟實力就獲得了提升。文章通過對中國在東南亞地區的軟實力外交進行分析,認為中國在東南亞地區軟實力的提升進一步密切了兩者的關系,保證了中國和東南亞的共同安全。[25]

但是除了這篇文章專門論述中國軟實力對東南亞地區的影響外,國內幾乎沒有其他的文章專門論述中國軟實力對某一國家或某一地區的影響。見到的只是散落在報刊上的只言片語,都不成系統。這也是筆者想寫中國對非洲軟實力的原因,旨在拋磚引玉,為中國軟實力戰略的地區運用作一點不成熟的探討。

3.對軟實力理論進行價值性探求,探討中國的軟實力定義。

國內學者最早對軟實力理論進行價值性探求的是王滬寧教授,他在其1994年發表的《文化擴張與文化主權:對主權觀念的挑戰》一文中就對奈提出的軟權力的本質進行了揭露。他認為,“文化霸權構成目前國際關系中霸權政治和強權政治新的表現形式,是西方國家運用文化強力來強制世界上其他國家的國際性為,甚至是國內行為,乃至力圖影響其它國家國內政治的決策過程”。 [26]龐中英也認為“不同歷史傳統、發展道路和地緣環境下的民族國家其軟力量結構和內容有很大差別,提出要對軟實力理論的意義進行思考”,并指出奈提出的軟實力理論其實是維持美國霸權的一種新的力量。[27]在其《中國軟力量的內涵》一文中,他指出“奈的定義只是軟實力定義中的一種,它是基于美國經驗,而得出的。在觀察和研究中國的軟力量是,不能簡單地套用奈的定義,中國的軟實力是一個全新的課題”。并提出了自己對軟實力的定義:“非物質的、無形的力量,國際結構性力量,外交力量”。而且,在這篇文章中他還概括了中國軟實力十個方面的內涵。[28]龐中英教授雖提出了“中國的軟實力”這一命題,而且也給出了自己對“中國軟實力”的定義,但從其給出的定義及其概括的軟實力的內涵來看,他還是在套用奈的定義。

2004 年8 月上海社科院常務副院長左學金教授與美籍華裔學者、香港中文大學校長劉遵義教授專門就軟實力話題進行了一次對話。左學金教授提出:“軟實力是相對于國內生產總值、國防力量等硬實力而言的,是指一國的文化、價值觀念、社會制度等影響自身發展潛力和國際感召力的因素?！彼瑫r指出:“軟和硬都是相對的,很難作出絕對的劃分。就拿文化來說吧,雖然一般將一國的文化看成是軟實力的一部分,但是文化產業也是國際貿易和國內生產總值的重要組成部分?！彼€講道:“目前我國重視軟實力與中央倡導的科學發展觀是密切相關的。我國要真正成為世界強國,在發展進程中就不能把注意力僅僅放在經濟增長等硬指標上,而應該更多地關注科學、教育、文化、法制等軟指標?！盵29]在左教授的論述中,精辟地揭示了軟實力的雙向性:內向的自身發展潛力和外向的國際感召力;揭示了軟實力與硬實力的相對性和共生性,以文化產業為例強調了在我國發展進程中應該更多地關注科學、教育、文化、法制等軟指標;開創了把軟實力植入國內發展研究的先河。

香港中文大學校長劉遵義教授則認為:“軟實力是通過道義上的主導去贏得朋友,影響他人的一種能力。這包括公平對待所有國家、不濫用實力(包括硬實力)、行動時注意克制。硬實力和軟實力是互補的。每個國家都需要兩種實力,使用得當,二者相得益彰” 。劉遵義還認為“道義上的主導是重要的,中國可以通過支持貧弱者、通過站在公平和正義的一方來發展自己的軟實力。只有當一個國家愿意堅持以一種非自私自利的方式來解決其他國家問題的時候,其軟實力才能得到增強。要提升軟實力,中國必須更加活躍地參與國際事務,并且努力尋求為世界的和平與穩定作出貢獻,而不必孜孜以求于短期收益”。 [30]劉遵義教授強調把道義的感染力作為軟實力的核心,即中國古代所講的 “以德服人”。這是軟實力理論中的 “道義論”。

上海社會科學院的劉杰研究員認為,“隨著近年來中國學術界對Soft Power問題的日益關注,繼續使用‘軟權力并以奈的內涵界定作為分析中國國家力量建設的價值基點,可能會產生嚴重的起義和誤讀,容易陷入美國中心主義理念下的霸權思維陷阱”。為此,他建議用“軟力量”取代“軟權力”的表述。在這篇文章中他還指出,“當前中國軟力量建設的理論起點既不是傳統的綜合國力觀,也不是西方式的軟權力理論,而是具有中國特色的軟力量理論”。最后他指出,“中國軟力量建設的主題是最大限度地減低國家力量增長可能產生的消極效應,不斷提升中國的國家形象和作為負責任大國應有的國際影響力”?！爸袊浟α拷ㄔO的最終目標是使中國成為國際體系中負責任的成員,服務于中國的和平發展戰略”。[31]他給軟力量下的定義是:有核心價值、政治制度、文化理念和民族精神等要素蘊涵的力量資源及其內化于國家行為而產生的影響力和驅動力。與軟權力相比,中國軟力量的基本特質主要體現為內生性、內省性和內驅性。以區別于在霸權穩定論的語境下,軟權力概念具有顯著的外向性、壓制性和相對性。劉杰的這篇文章深刻揭示了中國軟實力和美國軟實力的本質不同,一個是謀和平,促發展;一個是爭霸權,樹強權。這篇文章是目前國內對軟實力概念中國化探求中比較全面深刻的一篇。本文雖然也概括了七個中國軟實力建設的資源,但文章對中國軟實力建設的載體方面的論述不夠。

復旦大學陳玉剛博士指出,軟實力概念中包含價值意義和工具意義,并指出軟實力建設的核心任務是挖掘其價值意義,特別是具有普世性的價值意義?！败泴嵙τ衅鋬r值層面的結構,也有其工具層面的結構,而真正成其為軟實力的結構則更多地存在于其價值層面,工具層面的軟實力更多地是為價值層面服務的。因此,對軟實力的構建來說,價值層面的軟實力更有實際和長遠的意義,工具層面的軟實力不應構成目的本身,而是更多地為價值層面的軟實力服務”。而對于中國的軟實力建設來說,具有普世性意義的價值主要有發展、穩定與和諧。中國軟實力建設的任務就是要使這些價值體系化、制度化和進而的可操作化。在文中他還認為,軟實力所體現的吸引力應該是一個自己發揮作用的過程,這個過程應該包括兩個階段,首先是獲得對方的認可和贊同,然后是愿意接受和行動。第一個階段和工具性意義相連,第二個階段則與價值性意義相關。[32]陳玉剛博士提出了關于軟實力理論的“工具意義”和“價值意義”的區分,并對其進行了比較,強調中國軟實力建設的價值追求。這無疑對國內軟實力研究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但是本文沒有對軟實力的 “工具意義”和“價值意義”的聯系以及兩者之間如何轉化進行闡述。

清華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閻學通教授針對當前許多人把軟實力等同于文化實力的誤解,認為這是由于約瑟夫.奈沒有對軟實力的構成要素作文化實力與政治實力的區分造成的。他強調文化實力≠軟實力,文化實力的增強也并不必然增強一國的軟實力。他指出政治實力和文化實力都是軟實力的構成要素,但兩者性質不同:政治實力是操作性實力,而文化實力是資源性實力。沒有政治性實力,任何資源性實力都不能發揮作用。他提出:軟實力=政治實力×(1+文化實力)。并認為綜合國力是硬實力和軟實力的積,即硬軟實力任何一方為零時,綜合國力都等于零。但在這個公式中,軟實力卻不是政治實力與文化實力的簡單相乘,如果文化實力為零,軟實力依然存在,但一旦政治實力為零,軟實力則等于零。因為一個只有政治實力而沒有文化實力的國家照樣擁有軟實力。因此,他建議將增強我國軟實力的重點至于提高政治實力上。[33]閻學通教授把奈的軟實力分為政治性實力和文化性實力兩種,并指出政治性實力是操作性實力,而文化性實力是資源性實力,這些觀點對軟實力理論發展無疑極具啟發意義。

4.簡短的評論:

縱觀國內學者對軟實力的研究,可以看出國內對軟實力的研究還處于剛剛起步階段。在軟實力理論中國化方面做得還不夠,基本上是對奈的軟實力理論進行譯介,或是把奈的軟實理論直接用來分析中國軟實力問題。通過對軟實力概念及其發展脈絡的的梳理,筆者認為,奈對軟實力概念的界定不具有普世性意義,中國的軟實力戰略不能用這種擴張性、霸權式的軟實力概念。中國發展軟實力的目的與美國不同,不是為了實現自己在全球的霸權,而是為了使中國成為國際體系中負責任的成員,最大限度地消除由于中國經濟、軍事等硬實力增長可能帶來的負面效應,使國際社會理解、接納中國的崛起,從而為實現中國的和平崛起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因此,中國軟實力理論更應強調對他人的說服力,使他人相信中國的和平崛起的良好意圖,自愿接納中國的和平崛起。美國軟實力強調用文化、價值觀等吸引力去同化其他國家,使其他國家遵循美國的制度模式、價值觀念以達到其用軍事力量向世界推行民主一樣的目的。對美國而言,軟實力只不過是起向世界推行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一種手段。所以在奈的軟實力理論中強調軟實力資源發揮“吸引力”的同化作用,強調他國對自己民主模式的效仿、對自己價值觀的服從。其軟實力體現出一種咄咄逼人、令人窒息的霸氣。中國軟實力建設如果沿著奈的思路走,向其他國家去展現中國文化、中國發展模式、社會主義價值觀等的吸引力并企圖同化追隨者。這勢必導致象冷戰時期美蘇之間在軟實力領域互相對抗的結果,這顯然偏離中國軟實力建設的目標,而陷入霸權主義陷阱。會導致中國與美國之間的軟實力競爭,使中國和平崛起的環境進一步惡化。因此,探索中國自己的軟實力范式變得尤為重要。

三、中國軟實力的范式的構建:

本文認為,中國軟實力的范式應由軟實力的概念、軟實力的資源和軟實力的實現方式三部分組成。軟實力概念的界定是屬于學理方面的范疇,而軟實力的資源和軟實力的實現方式則屬于操作層面的內容。

中國和平崛起語境下的軟實力可以定義為:

借助由中國文化、中國發展模式和構建和諧世界的外交理念等軟實力資源及其內化于國家行為中而產生的影響力,去感染、說服他人,以消除中國發展帶來的負面影響,使他人信服中國和平崛起的理念,并自愿認同、接納、支持中國的崛起,而不是依靠單純軍事、經濟等硬實力的增長去威脅或誘惑他人服從。

中國軟實力的資源有:

我們認為,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軟實力資源,而且同一個國家在和不同國家交往時軟實力的資源也不一樣,而且軟實力的資源是不斷豐富、發展的。大體而言,中國的軟實力資源有:中國的文化(包括傳統和諧文化、社會主義平等文化和改革開放以來形成的創新文化)、中國發展模式、實現“兩個和諧”的執政理念(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對內建設和諧社會,對外構建和諧世界的執政理念)以及在國際社會中的積極實踐等。(這是一種操作性實力,指積極參與或創建國際或區域多邊合作機制,承擔更多的國際義務,成為國際體系中負責任的國家)

中國軟實力的實現方式:

軟實力建設不僅僅是政府的事情。中國軟實力的實現要充分發揮政府和民間兩個主體的作用。對于政府來說,必須做好國內和國際兩個方面的軟實力建設。在國內層面,中國要加速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步伐,實現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同步提升,確保政治穩定、文化繁榮、落實民主法治和公平正義,從而構成中國向心力和國際影響力的基礎。在國際層面,積極倡導多邊外交,尊重多樣性,同時主動提供必要的國際公共物品,從而使得和諧理念與西方推進的民主、自由、人權一樣成為普世性價值觀。另外,政府應改革對外宣傳模式,打造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媒體,打破西方國家對國際輿論的控制。對于民間來說,要充分發揮普通民眾、企業等非政府主體在公共外交中的主體地位,形成政府外交和公共外交相結合的全方位外交體系。政府要積極推動公共外交,加強與其他國家非政府主體之間在文化、教育、醫療、衛生以及青年志愿者等低端層面的交流,以增信釋疑,消除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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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曹東(1979-),男,湖南商學院教師,法學碩士,主要從事政治學理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