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臨時政府時期的近代國家轉型與民族關系之建構

南京臨時政府時期是中國近代國家轉型與民族關系之建構的重要階段，其基本情態就是“五族共和”。它是一個歷史建構過程，包括思想文化領域與政治實踐領域的雙重認同與整合，同時也表明了中國近代國家轉型與民族關系建構過程中的重要歷史轉折。由于階級和時代的局限，“五族共和”在理論認識和具體實踐中仍然存在嚴重的現實困境和諸多問題，中國近代國家轉型與民族關系之建構仍然面臨嚴重的危機和挑戰。

關鍵詞：南京臨時政府“五族共和”國家轉型民族關系

作者彭武麟，中央民族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教授。地址：北京市，郵編100081。

關于辛亥革命前后的“五族共和”問題，學界已經有不少研究。筆者認為，“五族共和”不僅是近代思想史上的一個重要觀念，更是中國近代國家轉型與新型民族關系建構這一動態歷史過程中的關鍵一環。本文嘗試從這一視角出發，對南京臨時政府時期“五族共和”的確立及相關民族關系基本情態的形成，作一探討。

一、民族思想的整合與認同

如何構建現代民族國家是近代中國面臨的重大歷史任務，其中，是建立單一民族(漢族)國家還是多民族國家(傳統中國境內的各民族)，以及怎樣處理和調適國內民族關系等問題，乃是題中應有之義。對于這些問題的認識和思考，肇端于甲午戰后的嚴復、康有為、梁啟超等維新改良思想家，基本上在武昌起義前形成較一致的社會政治共識。其理論背景是西方現代民族主義理論的傳人和影響，現實背景則是國內民族關系現狀和資產階級革命運動的高漲。

19世紀七八十年代，嚴復在譯介社會進化論的著作《天演論》及《論世變之亟》、《原強》、《救亡決論》等文章中較詳細地闡述了他的“合群”自強說，雖然沒有直接提到民族或民族主義，但具有中國現代民族思想的啟蒙意義。此后，康有為提出“滿漢不分、君民合治”、合為中華的主張，把中國近代國家轉型與國內民族關系問題的認識推進了一大步。后來康氏在與革命派論戰的著名文章《辨革命書》中，從歷史、文化、民族融合等方面對他的“大中國觀”又進行了較詳細的說明：“只有所謂中國，無所謂滿漢；帝統宗室，不過如漢劉、唐李、宋趙、明朱，不過一家而已?！蔽煨缱兎ㄊ『?，梁啟超先后發表了一系列文章，宣傳西方民族主義理論，并對國內民族關系問題進行創造性的思考。如他在《國家思想變遷異同論》、《論民族競爭之大勢》、《新民說》等文章中，對什么是民族主義、民族主義的功能、民族主義之于中國的意義和途徑等問題做了說明，并針對當時國內民族關系現狀，還創造性地提出了“中華民族”的名稱和“小民族主義”、“大民族主義”等概念。雖然對于前者他沒有做詳細的解釋，但對于后者他的解釋是十分清楚的：“吾中國言民族者，當于小民族主義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義。小民族主義者何?漢族對于國內他族是也。大民族主義者何?合國內本部屬之諸族以對于國外之諸族是也?！辈浑y看出，上述維新改良派的思考包含民族認同與政治認同兩個方面。民族認同就是如何從傳統的“華夷秩序”中解放出來以實現對中華民族的自覺認同，政治認同就是在維護國家統一的前提下實現從“朝廷國家”到“民權國家”的轉型。其中之要義，則是力圖尋找一條解決民族平等與國家政治統一之間的協調和平衡的渠道與路徑，即如何克服帝國內部的族群矛盾、如何將社會成員從特定的地緣關系中解放出來并組織起來成為主權國家的權利主體、如何在不同地區和文化認同之間形成平等的和具有各自特點的政治結構。維新派的這些探討，不僅在思想理論層面上是中國現代民族國家話語之張本，而且在當時輿論界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維新派溫和的政治實踐雖然是曇花一現，但他們關于民族主義與調適國內民族關系的思考和探索并未因此中斷。戊戌變法失敗后，中國思想界這一認同與整合的脈絡主要在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派和立憲派兩個思想陣營中延伸。面對日益嚴重的民族危機，早在檀香山創建興中會時孫中山就響亮地提出了推翻清王朝封建專制統治、“振興中華”的口號，高舉起民族主義大旗。由于西方民族建國理論與中國歷史上傳統國家與民族關系之扦格，少數民族之一滿族是統治民族及由于清王朝實行民族壓迫與民族歧視政策造成的不正常的國內民族關系現狀，革命派在這一問題上出現了狹隘、偏激甚至是錯誤的傾向。章太炎在《正仇滿論》一文中說，滿族乃“異種，非吾中夏神明之胄”，是當時滿漢異種論的典型代表，進而他主張滿漢分治：“自渝關而外，東三省者，為滿洲之分地；自渝關而內，十九行省者，為漢人之分地?！编u容的《革命軍》是當時影響巨大的革命宣傳品，但其中卻充滿了種族復仇主義情緒。他在該書緒論中的頭一句話就說“誅絕五百萬有奇之滿洲種，洗盡二百六十年殘慘虐酷之大恥辱，使中國大陸成干凈土”，而在第六章所列“革命獨立之大義”二十五條中有六條相關內容，如第五條稱：“驅逐居住中國中之滿洲人，或殺以報仇”。就連孫中山在同盟會成立前也把滿族稱為“東北一游牧野番賤種”，主張“將滿洲韃子從我們的國土上驅逐出去”。革命派的這種狹隘、偏激有著特殊的時代背景，而其合理內核在于推翻清王朝的民主革命。在經過與改良派的論戰及革命形勢的不斷高漲，革命派開始重新審視并修正自己的看法和主張，民族平等與民主革命的有機結合成為主流認識。章太炎在1908年6月撰寫的《排滿平議》中指出：“排滿者，排其皇室也，排其官吏也，排其士卒也。若夫列為編氓，相從耕牧，是滿人者，則豈欲事刃其腹哉?”顯然較之他過去的民族復仇論有了較大的轉變。比較徹底的是勇于追求真理、與時俱進的孫中山。1906年冬，孫中山與黃興、章太炎等制定《中國同盟會革命方略》，在對滿族將士的布告中說：“我輩皆中國人也，今則一為中華民國軍之將士，一則為滿洲政府之將士，論情誼則為兄弟，論地位則為仇讎，論心事則同是受滿洲政府之壓制，特一則奮激而起，一則隱忍未發，是我輩雖立于反對之地位，然情誼具在，心事又未嘗不相合也!”針對同盟會民族主義綱領中“驅除韃虜”的缺陷，孫中山在東京《民報》創刊周年慶祝大會的演說中又做了明確的解釋：“民族主義，并非遇著不同族的人便要排斥他，是不許那不同族的人來奪我民族的政權”?！靶值茉犚娙苏f，民族革命是要盡滅滿洲民族，這話大錯”。應當說，在對國內民族關系的認識上革命派逐漸接近維新派的“大中國觀”。

在清末立憲運動中，立憲派在關于民族主義和國內民族關系問題上承康梁之余緒并有所發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楊度的“金鐵主義說”。他認為，“以今日中國國家論之，其土地乃合二十一行省、蒙古、回部、西藏而為其土地，其人民乃合滿、漢、蒙、回、藏五族而為其人民，不僅于國內之事實為然，即國際之事實亦然”。根據五族社會發展程度而論，“漢族為首，滿次之，蒙、回、藏又次之”，但同為中國國民，即“漢、滿、蒙、回、藏之土地不可失其一部，漢、滿、蒙、回、藏之人民不可失其一種，必使土地如故，人民如故，統治權如故”。至于民族主義問題，楊度認為無論滿族還是漢族皆應以國家主義為本，即國家民族主義是各民族的共同取向，進而在

國民統一之下實現民族平等、文化融合。而實現其所謂的國民社會的途徑，是以漢族為中心的民族同化和君主立憲的國家政治制度，達到國民與民族這二者的相互統一?！捌涫家?，姑以去其種族即國家之觀念；其繼也，乃能去其君主即國家之觀念，而后能為完全之國民，庶乎中國全體之人混化為一，盡成為中華民族，而無痕跡、界限之可言?！笨梢?，楊氏“合五族為一家”的認識在國內民族構成及其關系問題上較之維新派又有了明顯的進步，盡管在許多具體問題仍然存在偏差甚至是謬誤。除楊度外，還有立憲運動中關于“平滿漢之界”的各種奏折和輿論。據統計，《清末籌備立憲檔案史料》一書所收該類奏折達20余通，其中滿族4人、蒙古族1人、漢族12人。這些奏折中不僅提出“撤旗”、立法等消除滿漢界限的建議，而且就滿漢等國內民族關系的同質性、一體性也做了較深入的闡述。同時，以一批滿族留日學生為主在東京、北京創辦的《大同報》及《北京大同日報》，專門以提倡“漢滿人民平等，統合滿、漢、蒙、回、藏為一大國民”為宗旨，宣傳“五族大同”。

上述各派雖然政治立場不一樣，但在關于國內民族關系問題的認識上大致是殊途同歸，正如一些學者所說“改良派和革命派的分歧是，前者主張各族合在君主政體下，后者主張合在共和政體下”。因而辛亥革命一爆發，“五族共和”就順理成章地成為社會各界的政治共識?？傮w來看，上述認同與整合的載體是國家政治重建問題，而主題是如何調適國內民族關系問題，其主要的動力群體是漢族政治文化精英及滿、蒙等少數民族上層精英分子。

二、政治實踐中的妥協與認同

除了上述思想文化領域的認同與整合外，“五族共和”成為南京臨時政府的立國方針還是當時各派政治勢力認同與整合的產物。它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南方革命陣營內部的聯合，二是南北政治勢力的議和妥協。

一方面，“五族共和”是南方革命陣營中革命派與立憲派聯合的政治基礎，并在籌建臨時政府的過程中得以確立。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各地紛紛響應，相繼宣布起義或“光復”。其中除了革命黨人的發動和斗爭外，立憲派也轉向革命，“相繼改制易幟，宣布獨立，成立軍政府”，“使清朝統治加速瓦解”。于是，在建立什么樣的中央政府以及由什么人執掌的問題上，“五族共和”成為統一的號召和旗幟。在武漢光復的次日，起義的領導人便議定“改政體為五族共和”；“國旗為五色，以紅、黃、藍、白、黑代表漢、滿、蒙、回、藏為一家”。雖然湖北軍政府實際上并沒有將五色旗作為國旗，但此議一出，實開“五族共和”之先聲。11月9日和11日，湖北和上海兩地先后發出建議成立臨時政府的通電，都力爭控制中央政權。同時，各地在光復后也使用不同形式的國旗，“鄂、湘、贛三省用十八星旗，粵、桂、閩、滇、黔數省用青天白日三色旗，江、浙、皖及各省多用五色旗”。這種情況，一方面表明建立統一的中央政府的迫切要求，另一方面又表明在建立什么樣的中央政府等問題上存在分歧。11月15日，“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在上海召開。由于首義之區湖北方面力爭，各省代表聯合會于24日決定遷往武昌開會，同時各省留一人在上海以便聯絡。此時湖北形勢吃緊，漢口、漢陽相繼失守。11月30日，各省代表聯合會在漢口英租界舉行，代表中革命派與立憲派幾乎各占一半。12月2日，會議作出兩項重要決議：一是通過《臨時政府組織大綱》，一是決定“虛臨時總統之席以待袁君反正來歸”。同日，江浙聯軍攻克南京，江浙集團聲勢大振，決定在南京組織成立中央臨時政府，并立即電催漢口代表東下。12月4日，陳其美(上海都督)、宋教仁(歐陽振聲代表)聯合程德全(江蘇都督)、湯壽潛(浙江都督)及蔡元培、章太炎等人，運動各省留滬代表在上海江蘇省教育總會召開共和聯合大會，議決“取五族共和的意義，決以五色為國旗。紅、黃、藍、白、黑象征漢、滿、蒙、回、藏”。程德全、湯壽潛、黃興及多數與會代表認為，五色旗“既可表明革命行為，系為政治改造而起，非專為種族革命；又能緩和滿、蒙、回、藏各族的心理，與漢人共同努力贊助共和。此議發出，群以為是”。雖然這一議決因當時大多數代表尚在武漢而不具有完全效力，但它標志著“五族共和”已經成為革命陣營的政治共識。12月25日，眾望所歸的孫中山自海外回到上海，29日，會議正式選舉孫中山為臨時大總統。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職，宣告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1月10日，臨時參議院決議，以五色旗為國旗，取紅、黃、藍、白、黑五色，表示漢、滿、蒙、回、藏五族共和之意。至此，“五族共和”的建國思想在南方革命陣營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

另一方面，“五族共和”也是南北政治勢力相互較量、議和妥協的重要政治紐帶。袁世凱重新出山后翻云覆雨，在君憲與共和之間玩弄政治權謀，意在掌控國柄。12月18日，“南北議和”在上海舉行。會議從18日到31日共進行五次，表面上公開討論的議題主要是君主立憲還是民主共和，實際上在私下討論的是由誰來掌握政權。革命黨人屢次公開表示，如果袁世凱反正即推舉他為大總統。而對于袁世凱來說，以君憲向南方討價還價，以“五族共和”逼清帝退位，正好可收一石二鳥之效。于是，公開的會議成了例行公事，真正的會談與交易是在趙鳳昌寓居的“惜陰堂”進行的。當時，不僅張謇、湯壽潛、程德全以及因刺殺載灃未遂而遭監禁后被袁世凱釋放的汪精衛等經常聚集在“惜陰堂”密商，就連黃興、宋教仁等同盟會重要領導人“也來決策于趙”。幾經周折后，雙方初步達成“開國民會議，解決國體問題，從多數取義”的協議。所謂“國民會議”，是南方要求堅持的形式而已，實質上是雙方達成了清帝退位后舉袁為大總統的默契。

正當南北雙方就國民會議地點是上海還是北京的問題上爭論不休之際，孫中山回國并被選舉為臨時大總統，南京臨時政府宣告成立。袁世凱隨即惱羞成怒，一方面授意唐紹儀辭職并通知伍廷芳停止和談，一方面指使段祺瑞等北洋將領連續通電抵拒共和，對南方進行武力恫嚇，一時局勢陡變，南北之間似乎又要開戰。孫中山開始態度堅決，力主北伐，表示“革命之目的不達到，無議和之可言也”。但是，外有帝國主義列強的封鎖扼殺，內有臨時政府內部的分歧、渙散和既成的議和事實，孫中山無力回天，被迫妥協。這樣，在1912年1月上旬，南北雙方達成一項協議：南方同意讓出政權，袁世凱則同意在逼清帝退位后建立“共和”政體。隨后，袁世凱加緊逼宮步伐。此時的清廷已是“流水落花春去也”，雖然有少數滿蒙親貴的頑固叫囂及“宗社黨”的垂死掙扎，但最終不得不接受優待條件而宣布退位。1912年2月12日，清廷頒布退位詔書，日：“今全國人民心理多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議于前，北方諸將亦主張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榮，拂兆民之好惡。是用外觀大勢，內審輿情，特率皇帝將統治權公諸全國，定為共和立憲政體……袁世凱前經資政院選舉為總理大臣，當茲新舊代謝之際，宜有南北統一之方，即由袁世凱以全權組織臨時政府，與民軍協商統一辦法?？偲谌嗣癜捕?，海字義安，仍合滿、漢、蒙、回、藏五族完全領土為一大中華民國”。清帝退位，宣告了在

中國綿延了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的終結，同時也標志著南北統一告成。2月13日，孫中山向臨時參議院提出辭職咨文并推薦袁世凱繼任臨時大總統。15日，參議院舉行臨時大總統選舉，到會17省代表每省一票，袁世凱以全票當選。3月10日，袁世凱在北京正式就職，他在就職宣言中稱：“世凱深愿竭其能力，發揚共和之精神，滌蕩專制之暇穢，謹守憲法?！?1日，《臨時約法》正式頒布，重申“五族共和”的立國原則。4月1日，孫中山正式辭職。4月5日，南京臨時參議院決議臨時政府遷往北京。至此，南北統一，民國告成。4月22日，袁世凱發布大總統令稱：“現在五族共和，凡蒙藏回疆各地方，同為我中華民國領土，則蒙藏回疆各民族，即同為我中華民國國民?！?/p>

從南北議和的過程中可以看出，雙方雖然在政權問題上反復爭斗，但對于“五族共和”的原則，雙方并無疑義，相反，“五族共和”成為南北均加以認同的立國原則，成為政治妥協的一個重要砝碼和基石。

三、“五族共和”在中國近代國家轉型中的歷史意義

南京臨時政府雖然僅歷時三個月，但是在考察中國近代國家轉型與民族關系建構問題時，無疑是不可回避的重要階段之一?！拔遄骞埠汀钡拇_立，一方面是傳統多民族統一國家到現代多民族統一國家歷史進程中的重大突破，另一方面也初步確立了民族平等的現代多民族統一國家的政治組織形式與法理基礎。

近代以前，中國各民族在幾千年的歷史發展過程中逐漸形成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這一民族關系格局的形成，除特殊的地理環境、傳統思想文化觀念及長期的歷史交往過程外，就是以“中國”這個歷時性的政治共同體為核心的王朝認同，即代表“中國”的大一統封建中央王朝始終是各民族關系與國家認同的最高形式和目標。近代以后，由傳統多民族統一國家向現代多民族統一的國家轉變，成為歷史進程中的重大問題。辛亥革命前的七十余年里，圍繞這一主題，不同階級、階層都進行了探索思考與實踐。鴉片戰爭后魏源、林則徐等人的開眼看世界及“師夷長技”，僅僅是中國人調整傳統政治文化視野、重建傳統國家秩序的一個開端。太平天國運動固然可歌可泣，但最終因近代歷史環境的大變動他們沒有完成改朝換代的傳統歷史循環而歸于失敗。持續近三十年之久的洋務運動，試圖在維護封建專制制度的前提下進行現代軍事與經濟領域的改革，結果王朝中興的美夢亦在甲午戰爭的炮聲中破滅。繼之而起的維新變法運動，雖然在立憲改良的制度安排與設計中“平滿漢之界”、“大民族主義”等具有一定的建設性的貢獻，即希望通過建立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君主立憲國家來挽救整個中華民族面臨的生存危機，但是維新派的努力由于自身的諸多缺陷和守舊頑固勢力的反攻倒算而很快流產。而后來“扶清滅洋”的義和團運動與清廷的“預備立憲”新政，只不過是舊式農民階級的吶喊抗爭與統治階級的無奈掙扎。與上述歷史環節不同的是，南京臨時政府的成立及其揭橥的“五族共和”，無論是在國家政治結構方面還是在民族關系與國家認同方面，都有之前所不具備的歷史重要性。一方面，它結束了在中國綿延二千余年的封建君主專制制度，開創了民主共和制度的新時代；另一方面，它也結束了以王朝為核心的傳統民族關系與國家認同，賦予了“中國”這個歷時性政治共同體以現代意義，正如日本學者所論，它“把帝國(清王朝)的復合性民族結構或重新構成為‘中華民族這一文化一國民共同體，并且把她與‘中國這一政治單位安排得恰到好處”。

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在臨時大總統就職宣言書中指出：“盡掃專制之流毒，確定共和，以達革命宗旨，完國民之志愿……國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漢、滿、蒙、回、藏諸地為一國，即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為一人，是日民族之統一。武漢首義，十數行省先后獨立。所謂獨立，對于清廷為脫離，對于各省為聯合，蒙古、西藏意亦同此。行動既一，決無歧趨，機樞成于中央，斯經緯周于四至，是日領土之統一?！边@里揭橥的，正是南京臨時政府的性質及其民族關系建構的形式與內容：一是以主權在民的原則建立共和政體來取代封建專制的清王朝，二是多民族的現代統一國家而不是單一民族國家，三是國家領土主權原則，即“國家之統一”、“民族之統一”、“領土之統一”。從民族政治關系類型看，它也規定了民主共和國是中國各民族政治關系的最高表現形式，各民族既有享有平等的政治權利又有維護民族團結和國家統一的責任和義務。隨后，在孫中山的主持下臨時參議院起草了《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并經審議通過后正式向全國公布。在這部具有憲法性質的國家根本大法中，“五族共和”即民主共和的多民族統一國家的組織形式與原則進一步得以確立?！杜R時約法》在總綱中首先聲明：“中華民國，由中華人民組織之。中華民國之主權，屬于國民全體?！痹诿褡尻P系與領土主權方面，其規定更為明確：“中華民國領土，為二十二行省、內外蒙古、西藏，青?！?；“中華民國人民，一律平等，無種族階級宗教之區別?！?/p>

總之，南京臨時政府時期“五族共和”的國家轉型與民族關系之建構，是上述思想文化領域與政治實踐領域雙重認同與整合的結果。在清王朝的基礎上通過改良或革命的方式重建現代多民族統一國家而不是單一民族(漢族)國家，在理論上和實踐中都初步完成了傳統天下國家向現代國家的轉型，對國內民族關系的認識和處理也實現了由傳統到現代的創造性轉換。辛亥革命雖然不徹底，但中國從清王朝統一到民國五色旗下沒有出現大規模的內戰和民族分裂，委實是不幸之中之萬幸。它反映出在近代國家轉型中如何調適國內民族關系問題上，中華民族既具有深厚的歷史文化傳統底蘊又具有理論置換與創新的智慧。

四、現實困境：問題與局限

但從近代國家轉型與民族關系建構的歷史進程來看，南京臨時政府時期的“五族共和”仍存在諸多問題和局限，并且面臨嚴重的現實困境。

其一，“五族共和”僅僅解決了取代清王朝的民國是多民族國家而非單一民族(漢族)國家的問題，而對于國內民族關系的結構以及少數民族成分的認識是模糊的。眾所周知，中國自古以來就是多民族國家，除主體民族漢族外就是眾多的少數民族。這種關系，在傳統歷史話語表述中就是“內華夏而外夷狄”的封建大一統理論。與之比較，“五族共和”雖然具有以民族平等構建國內民族政治關系的歷史突破，但是與實際現狀和內在要求相比仍然顯得十分粗糙。它所謂的“漢滿蒙回藏”，更多的是指“十八行省”與滿、蒙、回、藏五個地域即五個地理單元，并不是清楚地指稱民族成分及其政治關系格局，所以用來指“民族”確乎并不切當?，F在看來十分明顯的缺陷就是以滿、蒙、回、藏來代替少數民族，不僅與國內民族關系格局的現實相去甚遠，而且“五族”的框限也忽略了其他少數民族在國家中的政治權益，因而“五族共和”或“五族平等”又包含國內各民族不平等的形式和內容。對此當時就有不同的聲音，如云南軍都督府提出“使漢、回、滿、蒙、藏、夷、苗各族結為一體，維持共和……聯合中國各民族構造統一之國家……漢、回、滿、蒙、藏、夷、苗各族視同一體”，顯然這里所說的民族與國家關系與“五族共和”

已經有出入了。后來，孫中山也批評說“現在說五族共和，實在這五族的名詞很不切當。我們國內何止五族呢?”同時，作為南京臨時政府的立國方針，“五族共和”實質上是資產階級處理國內民族關系的理論表述，強調的重心是民族同化而不是民族平等。雖然武昌起義后，革命黨人迅速地由“排滿”革命轉向“五族共和”，與他們政治上模仿西方的民主國家模式一樣，在民族問題上他們同樣沒有完全突破西方民族主義理論的影響。

其二，由于理論上的粗糙與局限，雖然“五族共和”成為建構國內民族關系的基本準則，但在具體認識與實踐中還存在許多問題。一方面，以主體民族漢族政治精英為代表的南方革命陣營雖然確立了“五族共和”的基本原則，但實際上是大漢族主義的傳統觀念濃厚，常常將“中華民族”與漢族混為一談，將“五族共和”與漢族國家政權等量齊觀，表現在實踐中就是實行民族同化政策即以漢族同化滿、蒙古、回、藏等少數民族。孫中山對于以五色旗為國旗存在疑義，他在復函參議院時說，“貴會咨來決議用五色旗為國旗等因，本總統對于此問題，以為未可遽付頒行”。南北議和中南方將政權“渡讓”給袁世凱，當時南方認為袁世凱是漢人就是其中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實踐中，“五族共和”雖然被寫進了大總統就職宣言書和《臨時約法》，各種文告和講話也屢次不離“五族一家”、“五族平等”等詞句，而見之于有效、具體的制度安排卻寥寥無幾。更為嚴重的是，南京臨時政府甚至是在實行一種民族同化政策。孫中山就設想實行“合漢、滿、蒙、回、藏族為一人”，“合漢滿蒙回藏而成一家，亦猶是一族”。當時各社會團體也以積極推進民族同化為宗旨。同盟會在其新修訂的會章的“總則”部分中，就赫然寫明“實行種族同化”。立憲派人士和少數舊官僚成立的中華民國聯合會的“假定政綱”中規定：“勵行移民開墾，促進邊荒同化?！敝腥A民國聯合會宣布改組為統一黨后其政綱也規定：“融和民族，齊一文化?！秉S興、劉揆一等組織發起的“中華民族大同會”聲明：“今既合五大民族為一國矣，微特藩屬之稱，自是鏟除，即種類之界，亦將漸歸融化……組織斯會，藉歲時之團聚，謀意識之溝通……相挈相提，手足庶無偏枯之患，同袍同澤，痛癢更有相關之情?！笨梢?，民族同化成為具體民族政策的出發點，其實質是以漢族同化其他少數民族從而實現所謂的“民族之統一”。

另一方面，少數民族尤其是政治地位相對較高的滿、蒙對于“五族共和”的認識也存在著相當的差距。同盟會“驅除韃虜”的口號，給滿、蒙古等少數民族造成巨大心理壓力，特別是他們的上層分子更是對革命共和疑懼重重；又由于大多數少數民族的社會經濟發展相對滯后，其政治發展水平亦還未達到資產階級階段。因此，他們在“五族共和”問題上同樣存在不同的看法。武昌起義爆發后，清廷面臨滅頂之災，原來與滿洲貴族聯系緊密的蒙古王公紛紛活動以維護自己的政治地位和權益，對于革命后國家組織形式十分關切。南北議和開始后，蒙古王公聯合會致電南方代表伍廷芳稱：“共和國將僅以十八行省組織之乎?抑將合滿蒙藏回共組織之乎?滿蒙藏回土宇遼闊，幾占全國之大半。其人民習慣，只知有君主，不知何所謂共和，更深懼諸君子少數專制之共和……如諸君子固持己見，鶩虛名、速實禍，以促全國之亡……則我蒙古最后之主張未便為諸君子宣布?！蓖瑫r，他們還組織勤王隊，并發表通電宣稱：“如朝廷允認共和，即行宣告獨立，與中國斷絕聯系，以為君主立憲之援助?！睂Υ?，伍廷芳回電解釋說，“民軍起義之目的，欲和漢、滿、蒙、回、藏為一大共和國，此舉并非為漢人自私自利起見，乃欲與滿、蒙、回、藏同脫專制奴仆之苦，而享共和兄弟之樂……民國成立，漢、滿、蒙、回、藏一律平等，確無疑義?！辈⒈ＷC蒙古在民國政體下的一切與其他民族平等的權利，“滿、蒙、回、藏原有之王公爵俸及旗丁口糧等，必為謀相當之位置，決不使稍有向隅，且國民平權，將來之大總統漢、滿、蒙、回、藏人皆得被舉政治上之權利，決無偏倚?！鼻宓坌纪宋缓?，蒙古王公的態度雖然發生了轉變但仍然是有條件的，“若以中國國體而論，本宜于君主，而不宜于民主，惟今日全國人心既皆堅持共和，且各親貴亦多贊成此事，我輩又何所用其反對。今惟全聽御前會議如何解決，如決定共和，我蒙古自無不加人大共和國家?！弊鳛榻y治民族滿族總代表的清廷在退位詔書中將南京臨時政府“五族共和”的漢、滿、蒙、回、藏變成了滿、漢、蒙、回、藏，顯然不是簡單的疏漏，而是對五族中各自政治地位的不同表達，即雖然已經遜位但仍然沒有忘記自己是少數民族并且是曾經主宰中國260余年的皇族。

其三，由于外部因素的干涉和利用，邊疆民族地區出現了嚴重的危機，給國內民族關系的發展造成了諸多后遺癥。辛亥革命爆發及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引起了西方列強的極大關注。他們一方面拒不承認南京臨時政府并實行經濟封鎖，支持袁世凱奪取政權，另一方面在中國內地政局混亂之際在邊疆民族地區制造分裂陰謀活動。在蒙古地區，在沙俄的策動下，哲布尊丹巴集團于1911年12月1日在庫倫宣布獨立，宣稱：“本蒙古原系獨立之國，是以現在議定仍照舊制，自行立國，將一切事權不令他人干預，業已行文撤銷滿、漢文武大小各官之事權，并令即日回籍?！?2月28日，外蒙古成立“大蒙古國”，以活佛哲布尊丹巴為“皇帝”。同時，內蒙古地區也產生了一系列連鎖反應。1912年1月，呼倫貝爾額魯特總管勝福組建軍隊，占領呼倫貝爾，宣布“獨立”，稱：“大眾議定，起大清國義軍，保守疆土，決不承認共和，亦不受漢官節制?！贝送?，喀喇沁郡王貢桑諾爾布、哲里木盟郡王烏泰等內蒙古王公上層也在日俄等國的策動下積極籌劃所謂“獨立”、“自治”活動。在西藏，武昌起義爆發、清政府被推翻的消息傳到西藏后，拉薩“人心惶惶，謠言四起，番言殺漢，漢言殺番，各懷疑懼”，局勢大亂。在英國的支持唆使下，達賴喇嘛于1912年初發布了實際上是脫離祖國的“驅漢命令”，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的聯系幾近斷隔。在新疆，沙俄在南疆制造“策勒村事件”，并以護商、護僑為名分別增兵喀什、伊犁、阿爾泰等邊境地區。

上述理論上的粗糙、具體認識與實踐中的大漢族主義傳統思想和民族同化政策以及邊疆民族地區的嚴重危機等三個方面，是南京臨時政府時期國家轉型與民族關系建構存在的主要問題與局限。雖然“五族共和”開啟了中國近代國家轉型的新階段，但由于主客觀方面的原因它又是非常簡陋而脆弱的，如同南京臨時政府本身存在多方面問題而僅存短短三個月一樣。特別是袁世凱奪取政權后打著民國的招牌實行個人封建專制獨裁，“五族共和”也成為一塊有名無實的空招牌，中國近代國家轉型與民族關系之建構仍然面臨嚴重的危機和挑戰。

[責任編輯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