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社會的晴雨表

何滿子

我是社會的晴雨表。只是我的遭遇稍稍具有典型色彩，晴雨表上水銀柱的氣壓升降刻度指示得格外醒目而已。

解放初期我在高校教書，既不是官，也和金錢事務無涉，因此，“三反”、“五反”這類運動同我沾不上邊。接著，文化領域里批判電影《武訓傳》、批判以俞平伯為靶心的《紅樓夢》研究，氣壓也頗低得窒人；幸虧那時還沒有逼得人人必須表態的規矩，上鉤不上鉤取決于我自己，我這支晴雨表暫時還沒受到干擾。自此以后，十一屆三中全會撥亂反正以前的歷次運動，我都恭逢其盛，無役不預。我的生涯中的重大折騰都精確地反映了社會的氣壓變化，簡直是如響斯應，十分靈驗。

下面是我的履歷表反映的社會氣壓表：

1955年，天才的組織家把我組織進“胡風反革命集團”。我被逮捕入獄，關了一年零五個月，糊糊涂涂地進去又被糊糊涂涂地釋放。

1957年，我被“擴大化”為“右派分子”。以后在處理時，因有“胡風案”的“前科”，不能按處理“右派”的六條辦法來，由法院判處機關管制三年，管制期間剝奪公民權，相應開除公職。

1958年，大躍進，我被遣發至寧夏自治區，以拉板車為業。

1960年，因“彭德懷右傾反黨”運動的蔓延，寧夏展開“雙反”運動，我被遣送勞改農場服苦役。其間被處理為“勞動教養”，押送到三處勞教農場，均以“不堪勞動”被退票，仍回原地服苦役。

1961年，服苦役時我在勞動現場休克，假死數小時，被送到醫院急救。此時，“大躍進”已掩蓋不住全國浮腫的“大躍退”，氣壓稍有回升，開始了經濟調整的“八字方針”。我被解除勞教，管制期也已屆滿，我請假回上海治病。在此一年間，微升的氣壓略呈穩定，我幾乎有了調回上海工作的可能性。

1962年，氣壓陡降，發布了“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的律令，人事、戶口凍結。次年我不得不再回寧夏，因為“人在單位中”，倘若花名冊上沒有列名是沒有生路的。

1964年，寧夏拒絕接收我這“廢物”，不知哪來的一線機緣，我被調回上海，在愈來愈低的氣壓下茍延殘喘了兩年。

1966年，黑云壓城，十年動亂開始。我被紅衛兵定為“胡風分子，右派分子，現行反革命嫌疑分子”(后一條是屬于很文明的“無罪推定”)三項罪名，押送回原籍交當地貧下中農監督改造。一呆就是十二年，正如我當時效黃景仁《綺懷》的一首自嘲打油詩中的一聯所說：“燒盡詩書歸大火，丟光文化出中年?！?/p>

1978年，撥亂反正。我被宣布摘去“右派”帽子，旋即召回上海，重操舊業。接著又改正“右派”的錯劃，“胡風反革命集團”案也徹底平反，我的生命從六十歲開始。

八十年代以來的二十年中，總體說來還稱得上天朗氣清，惠風和暢。痛韶華之浪擲，恨追挽已無方。二十年來不敢懈怠，貢獻微薄，平均每年以一又四分之一本的頻率出書。即使所發的盡是些謬論，至少也為盛世的文化市場添了些微熱鬧。除了感嘆自己本事實在不濟之外，自顧也還對得起自己和世界了。

以上扼要開列的我五十年來生涯的流水賬，庶幾能反映社會的風雨陰晴。那些年頭里窒息人的氣壓和那個十年的狂飚暴雨，身處其中是十分難堪的。經過一番死去活來，終于盼到了撥亂反正，改革開放以來順順當當地活了二十來年，真該心平知足了。

五十年中前一半的日子是難過的，但不幸中也有可慶幸之處。因為我在1955年知識分子最早的一起大災難中就淪陷了，所以在以后風譎云詭的年代中免除了一場場嚴峻的考驗。我的賤民身份使我無須摻和到人群中去表演、作秀，做出事后令人作嘔的失態、丟格的丑事來。在那種低氣壓的年月里，能潔身自持者不多，沒有創造性的表演已算很不錯了。對每個知識分子來說，都是一場嚴峻的考驗，我因為早淪為賤民而逃脫了考驗，這不是很該慶幸的么?不能行善，也免作惡，偉人說“壞事變成好事”，信然信然。

【原載1999年10月17日《南方

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