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水滸》的招安問題

張太錄　胡曉鵬

[摘要]古典文學名著《水滸傳》中的招安問題,長期以來在社會界褒貶不一,一部分學者認為以宋江為首的梁山英雄始終堅持投降主義路線,以出賣農民兄弟的切身利益和生命來換取自己暫時茍安。但筆者個人認為梁山英雄接受朝廷所謂的“招安”是他們唯一的出路,只有接受朝廷招安才符合以宋江為首的梁山人物的身份和思想觀念,同樣,這也是宋王朝在內憂外患的形勢下唯一的選擇,更符合歷史發展的要求和趨勢。

[關鍵詞]招安;水滸傳;宋江

[中圖分類號]1242.4[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9682(2009)08-0087-03

作為一部歷史文學巨著廣泛流傳于民間,水滸英雄的名號真可謂是婦孺皆知,但是文學作品必竟不是歷史史實的真實反映,《水滸傳》是一部累積型作品,是作者在廣泛涉獵民間傳說的基礎上,經過長期加工而成,同時滲入了作者本人的寫作思想和觀點。雖然故事情節和人物形象有虛構的成份,但細品《水滸傳》我們不難發現,水滸英雄們的命運在武松投奔二龍山之前已作了安排,也就是說接受招安是他們共同命運的歸宿。

一

“招安”是必然的結果,是以宋江為首的大部分水滸英雄對封建皇權的頂禮膜拜和向往,是封建社會時期作者與宋江等人的共同意識。關于《水滸傳》的招安問題,我個人認為這不乏有農民意識的成份,同時也具有對皇權的尊崇和向往,這更是封建社會大部分人的共同愿望。忠孝是他們價值觀的核心,孝是忠的基礎,忠是孝的濃縮和升華,作為大孝子,必定忠于朝廷。宋江作為封建社會小知識分子的一員,“三綱五?！?、“三從四德”以及“忠孝”思想貫穿于他們生命始終。宋江等人接受朝廷招安正是這些思想的集中體現,這也是梁山英雄審時度勢的結果。

宋江作為梁山英雄的領袖人物,忠君思想在他的心目中根深蒂固。從走上梁山到接受招安,這都是他不曾放棄的政治理想。首先,宋江反抗的目的就是接受朝廷的招安。在他怒殺顏婆惜之后避難之時,忠的觀念就開始萌發,希望新皇帝蒞位大赦天下,以便其能夠獲得合法的社會身份,從而謀取一官半職為朝廷效力。行者武松在投奔二龍山之前,曾向宋江講了以反抗求招安的知心話之后,便勾起宋江對前途的思考,反抗是替天行道,接受招安也是替天行道,所以反抗僅僅是目的和手段,招安是其共同的夙愿。不過在接受招安之前,替天行道具體表現為“全忠仗義”、“臣輔國安民”。以反抗求招安被納入宋江的忠君理念,這只能為水滸人物悲慘的命運留下隱患,這需要他們付出血的代價。魯迅說得很好:“一部《水滸傳》,說得很分明:因為不反天子,所以大軍一到,便受招安,替國家打別的強盜——不‘替天行道的強盜去了。終于是奴才?！盵1]其次,宋江只反貪官不反皇帝,也是其忠君思想的又一明證。宋江認為貪官是壞的,但是皇帝是好的。這一點更是作者的思想反映,在小說中這寫道:“至今徽宗天子,至圣至明,不期致被奸臣當道,讒侫專權,”“卻是蔡京、童貫、高俅、楊戩四個奸臣,變亂天下,壞國、壞家、壞民?！盵2]因此,宋江每當俘獲朝廷將領時,總是再三申言:“小可宋江怎敢背負朝廷?！敝槐粸E官污吏,逼得如此。宋江領導的農民義軍安營扎寨,招兵買馬,攻高唐,鬧華州,攻打大名府,主要將矛頭指向高知府、賀太守、梁中書這類貪官污吏,所以宋江認為反污官與忠君是統一的,相互并不矛盾,自己是幫助皇帝去奸除惡,進一步維修地主階級統治的這臺將要報廢的國家機器,維護封建王朝的統治,加強以皇帝為核心的中央集權。再次,宋江與高俅之間的矛盾是地主階級內部權力制度制衡機制傾斜的反映,他們都在維護封建統治,反對農民起義方面是完全一致的,但是在國家權力失衡時,地主階級內部各階層必然要誓死維護自身的權益。宋江作為中下層地主和低層政府官員的一份子,必然站在本階層的立場上并極力維護其利益。高俅宋江之間矛盾主要是“當道”與“不當道”,“專權”與“不專權”之間的矛盾,他們圍繞權力重新分配展開激烈斗爭,但是皇帝永遠是他們崇拜的對象,招安就是忠于皇帝。最后,宋江是一個實實在在投降主義的倡導者和發起者。早在宋江上梁山之前,當武松被逼投奔二龍山的時候,宋江就極力規勸武松:“如得朝廷招安,你便可攛魯智深、楊志投降了”。[3]宋江,表字公明,排行第三,祖居鄆城縣宋江村,家有良田數頃,頗有積蓄,同時又在鄆城做押司(文書工作),是一個政府工作人員。假如我們站在封建社會階級立場上對其家庭狀況進行分析,不難發現宋江本隸屬于地主階級的范疇。如果能夠在仕途道路上一帆風順,他決不會上梁山充當賊寇,但是,怒殺顏伯惜,刺配被判死刑,弄得他名又不成,功又不就,甚至連履命都保不住,只好權借水泊梁山,暫時避難。為了等待招安,宋江也做出重大的讓步和犧牲。因此,水滸英雄每次與官府作戰取得重大勝利之后,他不占州府,也不進一步擴大地盤,并故意放走朝廷的殘兵敗將,留下日后投靠朝廷的后路。為了早日招安,宋江四處游說眾豪杰,在一百零八將聚會時,宋江便當眾宣布:“惟愿朝廷早降恩光,赦免逆天大罪”。[4]在菊花會上又賦詞明志,“望天王降早招安,心方足”,為了招安,他親自出馬,疏通皇帝的寵妓李師師,并派人向殿前大尉宿元景行賄,懇求宿太尉在皇帝面前說情,早日實現自己的夙愿。

二

在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尖銳的時代,民族矛盾上升為所有社會矛盾的第一位,以民族社稷為重更能體現宋江等人的英雄大義的男兒本色,接受招安便成了水到渠成之事。在當時情況下,皇帝代表朝廷,代表江山社稷,之外還具有民族旗幟的意義。因此,在那種情況下,他們不能反皇帝,而且我們不難發現,在宋代的故事中很難發現反對皇帝的內容,元、明以后的小說戲曲里,把斗爭的矛頭指向皇帝,指向宋朝皇帝的也極其罕見,就是因為北宋末年民族矛盾特別突出,皇帝是民眾心目中名正言順的一面旗幟,而且在宋王朝宋徽宗、宗欽宗兩位皇帝被俘虜,并且客死他鄉,他們悲慘的命運受到廣大人民群眾的同情,這不僅僅是皇帝的悲哀,而且也是主流民族莫大的恥辱。我們從流傳千年的岳飛名詞《滿江紅》就可以體會到,岳飛很沉痛地喊出“靖康恥,猶末雪,臣子恨,何時滅”喊出了民族的仇恨。更何況作者生活在元末明初,同樣受到非主流民族的統治,因此他們在加工整理,重新創作《水滸傳》時,首先,要體現主流民族的民族意識,其次,就是要極力淡化皇帝在失國喪土方面的責任,從而把責任轉加在貪官污吏們的頭上,宋江反污官,不反皇帝正是作者思想的反映。

馬克思歷史辯正唯物主義認為:分析任何一個社會問題都應該把它提高到歷史范圍去考察?！端疂G傳》作為一部文學作品,從某種意義而言,它是對當時社會現狀的淺意識的反映,回歸歷史有利于我們更清晰更準確地認識特定歷史時期的社會現實。眾所周知,《水滸傳》成書于、明代,是一部典型的累積型作品,而其中水滸故事孕育了南宋以至元代,這一時期是階級矛盾與民族矛盾交織的時代,而民族矛盾已經更加突出,并成為社會各階級各階層普遍關注的焦點問題。最高統治者宋徽宗政治上昏庸無能,封建制度日趨腐朽,廣大人民遭受著地主日益殘酷的剝削和壓迫。通覽《宋史徽宗紀》我們可以發現宋徽宗本是一個狎近奸諛的皇帝,他與蔡京、高俅等人“君臣逸豫,相為誕謾,怠棄國政,日行無稽?！盵5]在皇帝周圍形成了以蔡京、趙戩等為首一個極端腐朽的集團,他們利用手中的政治權力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大肆揮霍。例如他們在蘇杭專設蘇杭造作局,每天役使幾千名天下名匠為皇室及高官造作牙、角、金、織、紡之類的奢侈品。據史料記載,蔡京每當生日,全國各地官府都要貢獻“大宗禮物——生辰綱”,他家做一碗湯要殺鶉數百只,一餐蟹黃饅頭就要花錢一千三百多貫,真可謂是:“丈夫力耕長忍饑,老婦勤織長無衣”。在這種狀況下,階級矛盾更加激化,全國各地農民起義風潮云涌,此起彼伏,宋江起義也就爆發于此時。據歷史記載他們曾經“轉略十郡,官軍莫敢嬰其鋒”?？梢姂鸲分畯?宋江起義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自然而然地成為廣大人民某種思想愿望的寄托,宋江便成為廣大民眾反對貪官污吏的典型和代表。

在階級矛盾激化的時候,民族矛盾也空前尖銳起來,從后晉高祖石敬瑭向契丹貴族割讓燕云十六州開始,廣大中原人民就深感喪權辱國之恥。四十年后,宋太宗前后兩次攻遼企圖收回燕云十六州,但都以失敗而告終。從此民族矛盾更加激化,北宋統治集團每況愈下,宋江起義不久,北宋就被女真族所滅。金國統治殘暴,他們洗劫京城,同時把宋徽宗、宋欽宗和數十萬人民擄掠而去,淮河以北的大部分地區成為金國的統治區域,廣大中原人民此后生活于水深火熱之中,遭受著前所未有的蹂躪和壓迫。北方人民年年希望王師北定中原,南方人民月月希望北定中原。但是隨著歲月的流逝,希望變成了失望,王師不但沒有北定中原,而且南宋又被蒙古騎兵所滅。從此以后漢民族又被野蠻的非主流的蒙古貴族壓迫了一個多世紀。蒙古貴族入主中原實行極端的民族岐視和民族壓迫政策,將全國人民分為蒙古、色目、漢人、南人四等,這無疑更進一步加深了廣大漢族人民心靈創傷。所以宋元兩代是我國歷史上的一個特殊的歷史時期,長達兩個多世紀的民族壓迫和民族岐視,激起廣大人民的愛國情懷,廣大人民深受異族的蹂躪,內遭貪官污吏的剝削和壓迫,過著生不如死的生活,最后只能鋌而走險,揭竿而起。宋江等人雖然聚眾起義,但他們仍深明大義,把民族利益放在首位。所以,當遼國的侵略威脅到整個宋王朝正常的社會秩序時,抵御外侵便成為全國民眾共同的要求和夙愿。宋江招安正是順歷史潮流,符合當時的社會現實,更進一步反映出宋江作為中小地主的代表有責任、有義務來維護宋王朝的統治,這表現了宋江等深明大義以民族為重的愛國主義精神。明朝著名的評論家李卓吾認為:《水滸傳》者,發憤之作也。蓋身宋室不競,冠履倒施,大賢處下,不肖處下,馴致夷狄處下,中原處上……施羅二公身在元、心在宋,雖生元日,實憤宋事,是故憤二帝之北狩,則稱大破遼以泄其憤,憤南渡之茍安,則稱滅方臘以泄憤者誰乎?則前日嘯聚水滸之強人也。是施羅二公傳《水滸》而復以忠義名其傳焉。[6]

三

宋江堅持接受朝廷招安不僅符合宋江其本人的人物性格,同時也具有深刻的思想淵源。小說的人物隨著故事情節的發展而演變,人物性格也往往有一定的發展過程。在故事的結局或故事的某一個段落,人物性格必須要符合性格邏輯。從《水滸傳》來看,宋江從來就沒有反皇帝的思想意識,更何況宋江自幼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攻讀經史,熟悉律道,他希望通過科舉或通過做官,慢慢升上去,但是朝廷昏暗,官場腐敗才使他有才無門,不能為社會作出貢獻。后來宋江在江州的時候,酒后吐真言,表達了許多文人墨客對于當時社會的不滿,也反映了施耐庵、羅貫中兩位生活在元末明初有才華的文人在社會中沒有出路的心聲。首先,宋江之父宋太公的影響使其接受招安的原因之一。宋太公對梁山草寇并無好感,對犯上作亂的事深惡而痛絕之,為了阻止宋江落草作出犯上的事,他竟謊稱自己去世了,以騙孝子宋江回家,宋江在父親影響下,再加之自己也是衙門里的官吏,他越加信奉忠孝,曾幾次拒絕落草,甚至以死相拒,《水滸傳》第十八回,宋江首次出場時,作者就介紹他有養濟萬人之度量,懷掃四海之心機,可見宋江從心底里就有一種忠君的思想。不久宋江因怒殺顏婆惜而逃往清風寨,遇到武松又說:“日后,但是去邊上一槍一刀,博個封妻蔭子,日后青史留得一個好名”(三十二回),村夢見九天玄女娘娘被授予法旨:“汝可替天行道為主,全忠仗義為臣輔國安民”(第四十二回),對此,宋江先是“拜受”,又是“再拜祗受”。毫無疑問這就成為宋江的主導思想。通過岳飛的《滿江紅》我們可以發現,在兩宋民族矛盾空間激化的時期,忠君、保家、衛國貫穿于全國人民生活和發展的始終。忠君就是要忠心耿耿地捍衛趙家的統治權威,反對推翻宋王朝統治;保家就是維護趙家這個大家庭,其次維護自己的小家;衛國就是要反對任何異族對宋王朝侵略。在宋江心中這三者是完全統一的,這也是他接受招安的思想淵源。為實現這個偉大的政治抱負,宋江可謂是煞費苦心。例如,徐寧被賺上山,宋江就說:“暫居水泊,專待朝廷招安,盡忠竭力報國”(五十六回),每當別的朝廷將領接二連三上梁山時,他幾乎都是這樣。此外,他將聚義廳改為忠義堂,突出了“忠”,這忠就是要忠于朝廷,爭取朝廷招安,使梁山頭領和梁山上上下下變為名正言順的政府軍,能夠保家衛國。這兩個字的改變充分體現宋江的人生哲學,從思想境界上來說大大提高了,層次也提高了,但卻發生了質的變化。這為以后宋江等人招安埋下了伏筆。其次,腐敗的宋王朝改變對梁山義軍的政策,也是宋江等人接受招安的原因之一。北宋統治集團為了抵抗遼兵,保住自己的統治地位,也需要接受宋江的“招安”。從當時的形勢來看:他們派遣童貫、高俅先后進攻梁山均遭大敗,而同時遼軍又不斷大舉進攻,勢不可擋。腐朽的北宋王朝在這種形勢下,才被迫接受宋江的“招安”。這一點第八十二回描寫得具體,當天子駕坐文德殿,聽取童貫匯報敗績后怒罵道:“汝之不才好信之臣,政不奏寡人,以致壞了國家大事。你去歲統兵征戰梁山泊,如何只兩陣,被寇兵殺的人馬辟易,只騎而還,遂令王師敗績。次后高俅那廝,廢了州郡多少錢糧,陷害了多少兵船,折了若干軍馬,自又被寇活捉上山。宋江等人不忍誅之,以禮放還,大辱君命,豈不為天下笑!”寡人聞宋江等不侵州府,不掠良民,只待招安,與國家出力,都是汝等疾賢妒能之臣,雍蔽不使上情下達,何異城狐社鼠也![7]這一方面反映了童貫、高俅等敗績累累,同時說明國家政治腐敗,宋徽宗用人不善,閉目塞聽,不問政事。當遼兵大舉侵犯,威脅宋王朝統治時,又無力抵抗,無力保家衛國。另一方面,日益壯大的梁山義軍對宋王朝也構成了潛在的威脅,統治者擔心自己的統治被農民起義所推翻,而宋江等人又有被朝廷招安的夙愿,朝廷可以利用宋江義軍來抵御外來侵掠,解除后患。

因此,我們通過《水滸傳》可以發現,忠君思想,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等多種因素促使招安成為可能,同樣也使招安成為必然的悲劇。宋江的忠君思想成為水滸英雄走上不歸路的根本原因,宋江的悲劇從側面揭露了宋王朝統治的腐敗無能,最終導致北宋被異族所滅。

參考文獻

1 魯 迅.中國小說史略[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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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施耐庵、羅貫中.水滸傳[M].湖南:岳麓出版社,2004:249

4 施耐庵、羅貫中.水滸傳[M].湖南:岳麓出版社,2004:560

5 馬成生.水滸通論.[M].浙江:古籍出版社,1994:27

6 李卓吾.忠義水滸傳.序[M].北京:中國文藝出版社,1996:3～4

7 施耐庵、羅貫中.水滸傳[M].湖南:岳麓出版社,1996:6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