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邑的“市”胡人聚落與佛教

本文根據佛教僧團主體的民族屬性，提出胡族佛教和漢族佛教兩個概念，進而構建了漢地佛教史的理論框架：以胡族僧團為主導的“前史”和以漢族僧團為主導的“正史”。在此框架內，考證、審視了屬于漢地佛教“前史”范圍內漢魏西晉時期都城洛陽的“市”、胡人聚落與佛教的關系，認為可以將該時期的佛教行事大致限定在胡人從事商業活動和日常生活的聚落空間內。

關鍵詞：市胡人聚落胡族僧團漢族僧團胡族佛教漢族佛教

作者：葉德榮，1962年生，少林文化研究中心研究人員。

我將漢地佛教史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以胡族僧團為主導的胡族佛教時期，我稱之為漢地佛教“前史”，第二階段是以漢族僧團為主導的漢族佛教時期，我稱之為漢地佛教“正史”。漢地佛教“前史”的胡族佛教，可以視為西域胡族佛教在漢地的延伸；漢地佛教“正史”的漢族佛教時期，則以東晉期釋道安僧團形成并主導漢地佛教為標志。

佛教是西域胡族傳統禮俗，故佛教不可能以獨立的文化實體而傳播，必須依附于奉佛習俗的胡族人群向外殖民方可實現。依常理推論，佛教傳人中國漢地社會，應先以僑居漢地的胡族生活聚落為著落點，然后浸染周邊漢族人群，并進一步被漢族人群所接受。由于有關中國早期佛教的文獻，都是以漢字為載體、并且基本上都是由漢族士人記錄下來的，所以，所描述的也就大多限于出現在漢族生活空間的經典傳譯、佛寺營建、僧人游化等情況，而對于僑居漢地的胡族聚落內部佛教實態，幾乎一無所知。后世治中國佛教史者大多直接從漢人奉佛開始，遮蔽了佛教傳入中國漢地前期僑居漢地胡族奉佛的這一段“前史”，因而也模糊了中國佛教的基本面貌。

西漢武帝時期張騫通西域后而形成的“絲綢之路”，是人類社會走向全球化的一次大脈動。記載中古時期西域諸國(特別是蔥嶺以西諸國)歷史的漢籍屢記西域胡人“好貨利”，“善市賈”，“利之所在，無所不到”。故西域胡人不遠萬里，前赴后繼，來到中原地區，從事商業活動，乃至滯留繁衍殖民，形成胡人聚落，大多與中國中古時期的“市”——特別是都邑的“市”，存在著直接的聯系。而有奉佛習俗的西域商胡來到中原地區后，自然也帶來了佛教。所以，將佛教與都邑的“市”、胡人聚落等聯系起來加以考察，也許能為我們帶來一幅更為廣闊的圖景，同時也可能形成審視佛教的新視點。

洛陽為東漢、魏、西晉三朝都城，是當時中國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中心。都城洛陽不僅是該時期中國漢地的佛教中心，也是“絲綢之路”東端的商業網絡中心樞紐。本文通過“佛寺一聚落一市場”三棱鏡，重新透析東漢、魏、西晉時期都城洛陽佛教。

一、佛教初傳中原地區時的社會環境

在研究中古時期中原國家與西域胡族的關系時，我們必須首先考慮到先秦以來中原國家對于西域胡族的傳統觀念環境。周代以來，在傳統的國家空間“五服”觀念影響下，尤其是漢代儒教國家化完成以后，已經形成中原國家本位意識。在儒家觀點看來，西域胡族(包括佛教僧侶)便是“聲教不及”的“荒服之賓”了。所以，中原國家招徠四夷，宣威納貢，實為懷柔遠方。而四夷來到中國，則被視為“慕義而至”。

梁釋僧事占《弘明集》卷12《桓玄與王令書，論敬王事》中說：

曩者晉人，略無奉佛。沙門徒眾，皆是諸胡，且王者與之不接。故可任其方俗，不為之檢耳。

毫無疑問，在當時傳統的中原士族觀念中，西域商胡及僧人亦歸于市井“小人”階層。晚至蕭梁時期，南朝士人仍持此觀念，見于《南史》卷70《郭祖深傳》所錄傳主諫梁武帝佞佛書：

夫君子小人，智計不同，君子志于道，小人謀于利。志于道者，安國濟人；志于利者，損物圖已。道人者，害國小人也；忠良者，捍國君子也。

現存文獻記載的漢晉間漢族“君子”奉佛事跡中，為什么總帶著明顯的“負面”印象?最為人知的例子便是東漢楚王英奉佛，據《后漢書》卷42《楚王英傳》：

英少時好游俠，交通賓客。晚節更喜黃老，學為浮屠，齋戒祭祀。八年(65)，詔令天下死罪入縑贖。英遣郎中令奉黃縑白紈三十匹?！瓏嘁月?，詔報曰：“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潔齋三月，與神為誓，何嫌何疑，當有悔吝?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币蛞园嗍局T國中傅。英后遂大交通方士，作金龜玉鶴，刻文字以為符瑞。十三年(70)，男子燕廣告英與漁陽王平、顏忠等造作圖書，有逆謀，事下案驗。有司奏英招聚奸猾，造作圖讖，擅相官秩，置諸侯王公將軍二千石，大逆不道，請誅之。帝以親親不忍，乃廢英，徙丹陽涇縣，賜湯沐邑五百戶。遣大鴻臚持節護送，使伎人奴俾工技鼓吹悉從，得乘輜靳，持兵弩，行道射獵，極意自娛。男女為侯主者，食邑如故。楚太后勿上璽綬，留住楚宮。明年，英至丹陽，自殺。立三十三年，國除。

楚王英于建武十七年(41)進爵封為楚王，二十八年(52)就國，可知傳中謂其“少時好游俠，交通賓客”，“招聚奸猾”，應在洛陽生活時期。本傳未言楚王英“交通賓客”、“招聚奸猾”與晚年奉佛的因果關系，但參照濟南王康行跡，似有可比之處，上引同書同卷《濟南王康傳》：

康在國不循法度，交通賓客。其后，人上書告康招來州郡奸猾漁陽顏忠，劉子產等，又多遺其繒帛，案圖書，謀議不軌。事下考，有司舉奏之，顯宗以親親故，不忍窮競其事，但削祝阿、隰陰、東朝陽、安德、西平昌五縣。建初八年，肅宗復還所削地，康遂多殖財貨，大修宮室，奴婢至千四百人，廄馬千二百匹，私田八百頃，奢侈恣欲，游觀無節。

竊疑楚王英亦有“多殖財貨”之背景，因而“交通方士”，進而“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

第二個例子是三國笮融奉佛，據《后漢書》卷73《陶謙傳》：

陶謙字恭祖，丹陽人也。少為諸生，仕州郡，四遷為車騎將軍張溫司馬，西討邊章。會徐州黃巾起，以謙為徐州刺史，擊黃巾，大破走之，境內晏然?！菚r，徐方百姓殷盛，谷實甚豐，流民多歸之?！?，同郡人笮融，聚眾數百，往依于謙。謙使督廣陵、下邳、彭城運糧。遂斷三郡委輸，大起浮屠寺。上累金盤，下為重樓，又堂閣周回，可容三千許人，作黃金涂像，衣以錦彩。每浴佛，輒多設飲飯，布席于路，其有就食及觀者且萬余人。及曹操擊謙，徐方不安。融乃將男女萬口、馬三千匹走廣陵。廣陵太守趙昱待以賓禮。融利廣陵資貨，遂乘酒酣殺昱，放兵大掠，因以過江，南奔豫章，殺郡守朱皓，入據其城。后為楊州刺史劉繇所破，走入山中，為人所殺。

丹陽為楚王英流放地。至漢末亂世，丹陽人笮融聚集流民，又大舉佛事，可見此地已有“奉佛傳統”。但將“奉佛傳統”歸之于120年前楚王英，理由似嫌單薄，不如推求彭城、丹陽地區商胡聚落存在之背景。

第三個例子是愍懷太子奉佛，《晉書》卷53《愍懷太子傳》：

愍懷太子通，字熙祖，惠帝長子，母日謝才人?！伴L，不好學，惟與左右嬉戲，不能尊敬保傅?！谑锹谝嬲?，或廢朝侍，恒在后園游戲。愛埤車小馬，令左右馳騎，斷其鞅勒，使墮地為樂?；蛴蟹糕枵?，手自捶擊之。性拘小忌，不許繕壁修墻，正瓦動屋。而于宮中為市，使人屠酤，手揣斤兩，輕重不差。其母本屠家女也，故太子好之。又令西園賣

葵菜、藍子、雞、面之屬，而收其利。

愍懷太子好市貪利之情，躍然紙上。以“宮中為市”娛情取樂，其源也遠，其流也長。愍懷太子大概為了增加宮市趣味，很有可能在“宮中為市”同時，還招引胡賈入宮市，進而引進佛教習俗。愍懷太子在宮中建佛塔，供奉佛經，見北魏酈道元《水經注》卷16《谷水》條：

谷水又南，逕白馬寺東。昔漢明帝夢見大人，金色，項佩白光，以問群臣?；驅υ唬骸拔鞣接猩?，名日佛，形如陛下所夢，得無是乎?”于是發使天竺，寫致經像。始以榆樓樸盛經，白馬負圖，表之中夏，故以白馬為寺名。此榆檬后移在城內愍懷太子浮圖中，近世復遷此寺。

本傳不記愍懷太子奉佛事跡，但謂其“小字”為“沙門”，或可能緣于母家，與洛陽市井奉佛胡賈有所交接，沾染奉佛習俗。愍懷太子后遭賈后謀殺。

第四個例子是石崇奉佛，《晉書》卷33《石崇傳》：

崇穎悟有才氣，而任俠無行檢。在荊州，劫遠使商客，致富不貲。征為大司農，以征書未至擅去官免。頃之，拜太仆，出為征虜將軍，假節、監徐州諸軍事，鎮下邳。崇有別館在河陽之金谷，一名梓澤，送者傾都，帳飲于此焉。至鎮，與徐州刺史高誕爭酒相侮，為軍司所奏，免官。復拜衛尉，與潘岳諂事賈謐。謐與之親善，號曰“二十四友”。廣城君每出，崇降車路左，望塵而拜，其卑佞如此。財產豐積，室宇宏麗。后房百數，皆曳紈繡，珥金翠。絲竹盡當時之選，庖膳窮水陸之珍。與貴戚王愷、羊琇之徒以奢靡相尚。

石崇后因“財產豐積”遭人誣害，斬于東市。本傳雖未明言石崇財產正常來路，但亦有所透露：

嘗與王敦入太學，見顏回、原憲之象，顧而嘆曰：“若與之同升孔堂，去人何必有間?！倍卦唬骸安恢嗳嗽坪?，子貢去卿差近?！背缯唬骸笆慨斏砻闾?，何至甕牖哉!”

王敦比石崇為子貢，子貢以經商著名，蓋石崇與商業有很深關系矣。本傳亦未及奉佛事，但見之于《弘明集》卷1《正誣論》，謂“石崇奉佛亦至，而不免族誅云云”。

上舉四位奉佛漢人——其中至少有三個是屬于“君子”階層，或好市井，或“招聚奸猾”，或聚眾寇盜。這些佛教初傳漢地時期漢族“君子”奉佛史實之所以給人“負面”印象，其中是否包含著“君子”交往“失類”的意思呢?特別是東漢光武朝“沛王案”后，“舊防”嚴緊，封王“交通賓客”或官員“交通財賄，共為奸利”，理應“案律治罪”的。

問題在于，漢地社會至遲自周代以來即以農業立國，故形成抑商的環境，市井商人社會地位很低；但商胡所出的西域地區，大多以商業為本，胡人“善市賈”，重商尚利，商人在西域社會的地位并不低。所以，當西域商胡及其佛教進入漢地社會環境后，尤其是胡族在中原建國時期，城市商業的繁榮、商人的“逾制”、佛寺的大肆興建、邑義組織的興起等等，是與胡化力量的展開聯系在一起的，如北魏都城洛陽的商業景象以及大商人劉寶等“工商上僭”的作派，北齊商胡后裔和士開把持朝政，導致“州縣職司多出富商大賈”的局面。

值得進一步指出的是，佛教在印度的形成和展開是與商業階層存在著深刻的聯系。佛教與商業的聯系，也成為佛教的基本性格之一。毫無疑問，常見以“祗園故事”加以通俗表達的佛教“施財”觀念，正是以商業環境為背景的。佛教戒律盡管禁止僧侶積累私財，但鼓勵并大肆聚斂“佛財”。所以，佛教傳人漢地社會以來，受到漢地輿論最激烈批評之一，就是佛教的“奢靡”?？梢哉f，自佛教傳人漢地以來，批評佛教“奢靡”的言論就一直沒有停歇過。梁釋僧佑《弘明集》卷1所收《正誣論》(未詳作者)引時人批評佛教言論云：

(佛教)道人聚斂百姓，大構塔寺，華飾奢靡，費而無益云云。

又，同書卷8劉勰《滅惑論》引《三破論》云：

《第一破》曰：(佛教)入國而破國者。誑言說，為興造無費，苦克百姓，使國空民窮。眾所周知，唐武宗滅佛的最主要原因，也是“惡僧尼耗蠹天下”。上引佛教初傳漢地漢人奉佛四例，亦均與“奢靡相尚”聯系在一起的。

二、洛陽的“市”、胡人聚落和佛寺

奉佛胡族在洛陽的佛教行事，至遲可以追溯到東漢桓帝時期，《出三藏記》卷13《支讖傳》：

支讖本月支國人也。操行淳深，性度開敏，稟持法戒，以精勤著稱。諷誦群經，志存宣法，漢桓帝末，游于洛陽。

又，同書同卷《支謙傳》：

支謙，字恭明，一名越，大月支人也。祖父法度，漢靈帝世，率國人數百歸化，拜率善中郎將。越年七歲，騎竹馬戲于鄰家，為狗所嚙，脛骨傷碎。鄰人欲殺狗取肝傅瘡，越曰：“天生此物為人守吠，若不往君舍，狗終不見嚙。此則失在于我，不關于狗。若殺之得差，尚不可為，況于我無益，而空招大罪?且畜生無知，豈可理責?”由是村人數十家感其言，悉不復殺生?！?越)十歲學書，同時學者皆服其聰敏。十三學胡書，備通六國語。初靈桓之世，支讖譯出法典，有支亮紀明資學于讖，謙又受業于亮。博覽經籍，莫不究練，世間藝術，多所綜習。

從支謙“受業于亮”，“支亮資學于讖”的關系來看，其祖父于“漢靈帝世”，“率國人數百歸化”的地點為東漢首都洛陽，應是沒有問題的，也就是說，在東漢后期，洛陽已經存在奉佛胡人僑居聚落，其規模為“村人數十家”。漢文古籍直接記載胡人聚落材料極少見，1907年敦煌出土的粟特文信札第2號包含有西晉末年胡人聚落規模材料，有參照價值：

有一百名來自薩馬爾罕的粟特貴族，現居黎陽(今河南?？h)，他們遠離家鄉，孤獨在外。在口有四十二人。

材料中的“一百名”、“四十二人”，是否可以理解為“一百名”、“四十二人”的商胡?是否也可以分別轉換為大約“一百戶”和“四十二戶”規模的商胡聚落?

依西域佛教禮俗，奉佛胡人會在其聚落中建立佛寺。反過來說亦然，佛寺所在，應該亦正是奉佛胡人聚落所在。上世紀20年代，洛陽曾出土后漢靈、獻時期的怯盧文題記石井欄。據林梅村先生重新解讀，內容為：

唯……年……第十(五)15(日)，此寺院……順祝四方僧團所有(僧)人皆受敬重。怯盧文為當時貴霜帝國的官方文字之一，故此怯盧文題記石井欄，是洛陽存在胡人聚落與佛寺的有力物證?？上颖R文題記石井欄出土地點無明確記錄。

梁釋僧祐《出三藏記》卷7《魔逆經記》：

太康十年(289)十二月二日，月支菩薩法護手執梵書，口宣晉言，聶道真筆受，于洛陽城西白馬寺中始出。折顯元寫，使功德流布，一切蒙福度脫。

此處“洛陽城西之白馬寺”，即世傳中國最早佛寺之洛陽白馬寺應是沒有問題的，北魏楊街之《洛陽伽藍記》卷4《城西》：

白馬寺，漢明帝所立也，佛入中國之始。寺在西陽門外三里御道南。

世傳洛陽白馬寺前身為鴻臚寺，是漢代接待外國賓客的國家外事機構，其中當有可信的成分。因為鴻臚寺作為國家外事機構，應配置有邸舍，用于外國使者及商客食宿；甚至有庫房，用于存放貢物或貨物。鴻臚寺的邸舍，成為最初聚集西域胡人(包括商胡和僧人)的地方，成為胡人進入中原國家最初的落腳點。隨著胡人的增加，其留居點向鴻臚寺周邊擴散，便形成了相對集中的胡人活動區域。白馬寺前身是否為鴻臚寺，需要有說服力的材料來證實，但白馬寺處在鴻臚寺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