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理群教育文序三篇

此三篇文章皆為錢理群先生的教育序作。從這里,我們不難窺探出一個教育學者的人文關懷以及風度氣質,其思想的深邃魅力以及針鋒相對、侃侃而談的教育理論指針已然包孕其中,且方向明確。這對于更為廣泛的教育思維的革新,無疑深具啟迪意義。

——策劃人語

《教育思想者》叢書總序

錢理群

提出“教育思想者”的概念,當然不是要求教師都是思想家,因為教師的本職是傳授知識,而不是發現新知。

我們是在兩個意義上說到教師必須是一個思想者的。首先,教師應該是一個具有獨立思想、獨立人格,具備獨立思考和理性判斷力的“人”。其次,他對于世界、人生、社會,特別是對于所從事的教育事業、專業學科,應該有自己的認識和見解,并且有獨立的承擔。這兩個要求,前者應該是基本的,后者則是一個更高的要求。

我在2000年就曾經說過:“中國的教育有沒有希望,中國的語文教育能否真正體現人文精神,一個重要方面,就是是否擁有大批的‘有思想的教師;而中國的教育,中國的語文教育之所以需要改革,一個重要原因,也在于現行教育體制在某些方面首先束縛了教師的思想,不容或不利于‘有思想的教師的發展,當然也就很難培養出真正有獨立思想、人格的學生。因此,我認為,教育改革(也包括語文教育改革)應該是一次思想解放運動,首先在教育體制上給教師、學生以較大的自主權,讓他們真正成為教育的主人,把教與學的主動權掌握在自己手中;同時也追求思想的解放,創造最廣闊、自由的精神空間?！@是我們的理想,是我們的奮斗目標”(《語文教育門外談·相濡以沫(二)》)。

以后近十年的改革,雖然有許多不盡人意之處,但也確實為有思想追求的老師提供了一定的空間;而網絡的出現,更是為教師中的思想者的培育、聚集,開辟了一個新的天地。于是,民間教育思想者的出現,就成了近年來最重要的中國教育事件,并已經為中國教育的發展和改革提供了新的活力和新的可能性。正像我在很多文章里反復強調的那樣,這些民間教育思想者本應成為教育改革的依靠力量,但他們在實際的教育生活中卻處于被漠視、排斥和邊緣化的地位。這是當下中國教育改革的一個巨大矛盾,卻又是我們必須面對與解決的問題。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編輯、出版這套《教育思想者叢書》,就是要為這些年陸續涌現的民間教育思想者提供一個“發出自己的聲音”的園地,向社會和中國教育界顯示他們的獨立存在,希望有更多的有識之士能夠認識到他們的意義和價值,關心他們的發展和成長。

“莫斯科不相信眼淚”

——夏昆《率性教書》序

錢理群

讀夏昆老師的教育隨筆,首先注意到的自然是字里行間無處不在的調侃與幽默,用夏昆老師自己的話來說,就是“刁民”的尖刻的眼光和尖刻的語言。

我更注目與關心的,是其背后的不可多得的清醒與獨立。這其實是夏老師自己所要強調的:“保持清醒和獨立,是我的生命,也是我的驕傲?！?《一意孤行》)

在我看來,最能體現夏昆老師的清醒和獨立,也是最引起我共鳴的,是他的兩個觀點:“別人覺得最正常的東西往往是最值得思考的,”(《一意孤行》)“每一種思潮都有其內在的合理性,另一方面,也存在其學術上的致命傷?！?《將教育的媚俗進行到底》)前者說的是一種“于不可疑處生疑”的懷疑主義的思維方式,后者則涉及如何看待與對待“時代思潮(思想、文化、學術、教育思潮)”的問題。這也是我曾經關注過的,并有過一個論述,姑抄錄于下,算是對夏昆老師的觀點的一個闡釋和發揮吧——

在學術發展過程中,某種學術觀點與方法的追求得到相當一部分人的響應,就往往形成一種學術潮流。對此是應該做具體分析的:有的是出于政治、商業的目的的炒作,名曰“學術新潮”,不過是:“學術泡沫”,能否識別并進行抵制,這對學者的學術眼光與學術良知都是一個考驗。但更多的學術潮流是出于嚴肅的學術追求,一般說來,能夠成為潮流,自然有其歷史的合理性,而且往往會在某一方面對現有研究格局有所突破,但同時也就必然會有所遮蔽,或者說會形成某種陷阱。對于一個學者,能否既從這樣的學術新潮中吸取新的創造力和想象力,以豐富和發展自己的研究,同時又能夠對其可能產生的遮蔽、盲點與問題有所警惕,保持某種清醒,既不盲目拒斥,又不盲目跟風,這是需要學術判斷力、逆向思維的能力與學術獨立自主性的。這恰恰是我們許多研究者所欠缺的,因此常常為各種潮流(如前文所說,其中有許多不過是“泡沫”而已)所?；?陷入了盲目性。(《學術研究的清醒與堅守》,文收《那里有一方心靈的凈土》,中國文聯出版社,2008年版)

我討論的是學術研究的新思潮,夏昆老師面對的是教育新思潮,我們的態度和立場卻是這樣的一致,這大概是“心有靈犀一點通”吧。

正如夏昆老師所說,這些年教育新潮可謂多矣。他隨便列舉,就有教育經濟主義,教育科技主義,教育個性化,愛心教育,民主教育,成功教育,互動教育,學生主體論……,還有層出不窮的“教育關鍵詞”,諸如“平等”、“敬業”、“師德”、“義務”、“新課標”、“改革”……等等。夏昆老師并不否認這些教育新潮流、新觀念、新概念的提出,是針對著教育的許多弊端、問題的,因而其本身是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的。我們從夏昆老師自己的教學實踐,特別是班主任工作的實踐中,都可以看出他是從這些新潮流、新觀念中吸取了不少滋養,也許在別人眼里,夏昆老師就是一位教育新潮中的人物。這都是應該沒有問題的。

夏昆老師的獨特處,就在于他身處潮流中而保持清醒。特別是當一些新潮流的鼓動者將這些合理性絕對化,推向極端,而又在體制的鼓勵、支持下,無限放大,成為強制推行的“教育改革目標、方向”,進而弄得一線老師無所適從,夏昆老師就開始質疑,并慨然宣布:“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某個名師的方法可以放之四海而皆準;

我不相信某個被人推崇的理論完美得無懈可擊;

我不相信某個潮流就可以代表教育的終極目標;

我不相信臺上某個慷慨陳詞的專家自己相信自己的學說;

我不相信來自官方的評價就是教師的立身之本。

由此想起了一部前蘇聯的電影的名字,“莫斯科不相信眼淚”。夏昆老師卻自我調侃說:這是“蜀犬吠日”(《一意孤行》)。

在我看來,這是一次新的思想解放:從非此即彼,非白即黑的二元對立思維和將具有相對合理性的思想終結化的絕對主義思維束縛下解放出來,更是從官本位、專家本位的體制的束縛下解放出來。

夏昆老師說,要“警惕地保持著自己的距離”(《一意孤行》)。保持距離,如前所說,并不是保守,拒絕吸取新養料,而是要保持自己的獨立理性判斷力和獨立自主性。直白地說,就是把教育的權利掌握在自己手里。

這在當下中國的教育界,特別是對于基本上沒有話語權,只能被動地接受來自行政權力的一切指令的中小學教師來說,更是十分的不易和難得。在實際生活中,盲目跟風成了普遍的選擇,而且已經造成了中國教育的混亂,產生了嚴重的后果。而新思潮本身也因此而變質,出現了“播下的是龍種,卻收獲了跳蚤”的悲劇。

在這里,我要鄭重向讀者推薦《將教育的媚俗進行到底》《中國教育——怎一個假字了得》《師德建設——一場牛頭不對馬嘴的缺席審判》《刁民囈語》這幾篇文章,這都是當下中國教育問題的點穴之作,特別是教育的“媚俗”問題的揭示,應該是夏昆老師的一大發現:不僅是媚體制、媚專家,更是媚家長、媚學生。夏昆老師說:“當教育放棄了自己的原則和陣地,成為體制的奴隸、專家的信徒、家長的替身、學生的弄臣的時候,教育喪失的,已經不僅是斯文了?！边@教育獨立性的全面喪失,是讓一切教育中人,一切關心中國教育的人們,不能不悚然而思的。

但這樣的質疑和反思,是很容易被視為虛無主義的;據夏昆老師說,也確實有朋友向他提出這樣的忠告,這也可以說是懷疑主義思維所要警惕的一個陷阱吧。

于是,我注意到,并且要強調:夏昆老師和他的朋友,既有基于獨立思考的“我不相信”,更有基于教育信念的“我要堅守”。而且這樣的堅守,并不完全體現在,或不主要體現在他們的理論宣言上,而是滲透于具體的教育實踐中的。這是一群極具教育活力、創造力的“永遠都走在路上”的教育行動者,他們把自己的教育信念、理念化作日常教育倫理和實踐,又反過來用自己實踐的成功,來證明、發展自己的教育信念和理念,在現行體制下撕開一個裂口,為實現自己的教育理想和孩子們的健康發展尋找一個空間。

在這個意義上,本書大量收入的班主任工作隨筆,也許是更值得注意的。這都是一個個具體生動的教育故事,很少理論分析,卻有著極為豐富的含量,不同的讀者都可以從中找到自己的闡釋空間,得到不同的啟示。我所關注的,是這些教育行為背后的教育理念和實踐邏輯。

應該說,夏昆老師和他的朋友的教育活動,和所有的任課老師和班主任老師一樣,都是十分瑣細的,面對的是一個個具體的學生,一個個具體的教育問題和事件,而且大多數都是突發的,無法預計和預作準備,而要作出即刻反應。這樣,就要求他們必須把自己的教育理想、信念、觀念,內化為近乎生命本能的東西。在我看來,體現在夏昆老師和他的朋友身上的這樣的教育本能,主要是三大教育底線:一是培養能自省的覺醒了的公民,而不是順民(《在鹽外的日子》);二是以對生命的敬畏來對待學生,同時教育學生尊重他人的生命(《一意孤行》);三是帶著自己獨特的生命形式進入教育(《一意孤行》),我理解,夏昆老師把自己的教育隨筆命名為《率性教育》,就包含了這樣的意思。

而教育實踐,它是自有不完全相同于思想的邏輯的。其前提也是一種清醒。夏昆老師說得很好:“我不愿意做這樣的老師,以為教育可以替代一切,以為自己可以做到所有。我會承認,有很多我沒有教好的學生,更有許多我教不好的學生。個人的力量總是很微弱的,只要我無愧于心,就可以坦然面對了?！?《我不愿意作這樣的老師》)這是我們必須面對的三大局限:教育本身的局限,教師個人的局限,以及在中國教育體制下的中國教師的局限。清醒于這樣的局限,我們在進行教育實踐時,就不僅要清楚自己“要堅持什么”,還要懂得自己“現在(在現實條件下)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以及“以后(經過爭取,現實條件改變以后)能做什么,還是不能做的是什么”。這也形成了自我約束和自我限制,既不能超越了現實可能性去做我們力所不及的事,也不能對現行體制下作為一個普通教師的作用,有過高的估計和期待。也就是說,我們既要堅持自己的教育原則和獨立性,又要有清醒的自我限度意識,既要保持自我主體性,又要保持自我調節的功能。這就意味著,如果說思想者的邏輯強調的是理想,實踐者就更要注意現實條件;思想者要求徹底,實踐者就不能拒絕妥協。

由此產生的,是教育實踐者必須具備的品質:除了懂得必要的妥協并善于掌握妥協的“度”(過與不及都不行)外,特別需要有教育的智慧,以及堅持點點滴滴地改變“慢而不息”的韌性精神。我在夏昆老師的“我的孩子們”的班主任隨筆里所感受的,就是這樣的以教育思想者為底氣的教育實踐者的可貴品質和精神。

這樣,我們也就終于明白:貫穿本書的調侃、幽默,包括所謂“刁民”的尖刻,都是一種教育智慧,是魯迅所倡導的韌性戰斗:自己擇定一個目標來履行,“與其不飲不食的履行七日或痛哭流涕的履行一月,倒不如也看書也履行至五年,或者也看戲也履行至十年,或者也尋異性朋友也履行至五十年,或者也講情話也履行至一百年”(《補白》)。

中國的立志教育改革的思想者、實踐者們,做好了這樣的履行五年、十年、五十年、一百年的準備,并擁有足夠的教育智慧了嗎?

直面存在困境——讀梁衛星教育隨筆

錢理群

我至今也還記得大概是2005年的冬天,讀了梁衛星老師寄來的自印書《勉為其難的抒寫》,所受到的心靈的震撼。我對自己說:這就是我所期待、所呼喚的語文老師,中學教師,民間思想者,中國的知識分子,我等得太久太苦,他終于出現了。我隨即寫了一封長信,實際是一篇長文,題目就叫《作為思想者的教師》。三年以后,我在《新教育》上讀到梁老師的《凌月、樊強、郁青青》,再一次受到震撼,又寫了一篇《直面中學教育的深層次問題》。這兩篇長文都收入了我最近出版的教育隨筆《做教師真難真好》里?？梢哉f我退休以后關于中小學教育的關注與思考,都深受我們這里所討論的中小學教師中的民間教育思想者的影響,而梁衛星老師就是給了我深刻的啟發的一位。我的民間教育思想者朋友中,有的如南師大附中的王棟生老師,集雜文家的敏銳、犀利與老教師的教育智慧于一身,大氣而渾厚;有的如深圳中學的馬小平老師,目光遠大,思想深邃,具有全球化教育視野,在中學教師中可謂獨樹一幟;而梁衛星老師則身處湖北仙桃,可以說是最接近中國社會、教育底層的,因而對中國教育問題及其所折射的社會問題,看得最為真切,又受魯迅影響,更往深處去看,就看得驚心動魄,甚至是血淋淋的了。像收入本書的幾篇,談教材的選擇與編輯,談高考的出題與閱卷,他都看出了背后的權力關系,看到了吃人肉的筵宴的延續,把魯迅的命題延伸和發展了,這都是最能引起我的共鳴的。這大概也是我對于他特別關注,甚至有些偏愛的原因吧。

但我的“偏愛”,卻給梁衛星老師造成了心理的壓力。他似乎不愿意接受“思想者”這一定位,而強調“我所知道的只是常識”。其實,我所理解的思想者,也就是回到常識,包括“人是有精神追求的思想的動物”這樣的常識。因此,在我看來,所謂“有思想的教師”,就是“常識的捍衛者”,就是做一個“合格的教師”(我在一篇評論王棟生老師的文章里,就把他稱做“合格的教師”),這本來是一個基本的要求,但在當下中國教育的實際環境里,常識、思想都成了相當奢侈的東西,甚至懂常識、有思想,就顯得有幾分異類了:這都是中國教育的“怪現象”。

盡管梁衛星老師不接受,但在我的觀察、感受、理解中,他在我所接觸的中學老師里,大概是最具有思想者的品格的,他也因此而承受了教育思想者所必有的矛盾,尷尬,無奈和痛苦。

在我的理解里,思想者(包括教育思想者)關注的中心,始終是“人的存在”,思想者最重要的品質,就是敢于直面“存在的困境”。梁衛星老師在給我的來信中強調,“我的文字無關于教育,只關乎人生”,“教育不是工作,而是我們的存在境遇”,“我所寫的是我存在的困境與我應對存在困境的掙扎和反抗”。這背后是有一個“為人生的教育”的存在論教育觀的:教育的前提是對人(作為教育對象的學生和作為教育者的教師)的存在的尊重;教育的目的就是要為人(學生和教師)的存在尋求意義,創造“理想人生”;作為現實的,而非理想的教育,又必須正視人(學生和教師)存在的困境。這就是梁衛星老師所說的,人(學生和老師)并非生活于真空,而是存在于社會,它們“包容了政治、經濟、文化、娛樂,意識形態,思維方式,生活方式……所有人的存在的一切方面,它們像空氣一樣存在于學生(或許還有老師——錢注)從出生那一刻開始的一呼一吸之中,它們也因此占有了學生(和教師)的肉體和靈魂”(《那些夭折了的花朵》),形成了一個異化了的存在,梁衛星老師又把它叫做“非存在之境”(《教育:生命在語詞中行走》)。而教育的使命就是要幫助學生和老師自己,從這樣的異化的存在危機中掙脫出來,梁衛星老師說,他的教育就是要使學生和自己都“成為自己的反動者”(《那些夭折的花朵》),他又說,教書對他而言,就是“拯救與批判”(《教育:生命在詞語中行走》),講的都是同一個意思。這都是顯示了教育的烏托邦本質、本性所導致的對人的現實存在的對抗性,批判性。而教育思想者正是這樣的教育的烏托邦性的堅守者與捍衛者。

因此,教育思想者和現實存在有著潛在的本性上的對抗性,而且他還必須面對現實存在的邏輯任何時候都遠比教育的邏輯強大的事實。這就是梁衛星老師終于醒悟到的:“沒有什么人的教育可以抵抗來自社會、家庭、日常生活的教育合力”,“即使你的教育能夠搶過學生的靈魂,但你永遠也搶奪不到學生的肉體,那將使學生陷入靈肉二分的深刻痛楚之中。我的教育因此注定無力抵抗這些無所不在的大教育?！?/p>

這樣的“無力抵抗”的失敗,在教育思想者這里引發的是巨大的精神痛苦。首先是自我存在的荒謬感。這就是梁衛星老師所說的:“我是不能投降的,我生來就是他們的敵人,這使我更深地陷入了人生的荒謬處境——我的反抗,成為這種社會家庭與日常滲透的教育的強大摶捏力的見證;我的反抗,成為西西弗斯不斷推石上山的苦役?！?/p>

而失敗的教育的后果更讓梁衛星這樣的教育思想者陷入無休止的自責與自我懷疑:“如果沒有我,(學生)會活得雖然混沌,但卻沒有存在意義上的痛苦;而現在,他們活得清醒,卻永遠失去了快樂。他們總是讓我對自己的教育充滿了矛盾和游移。如果教育的影響只能是人生的痛苦,這樣的教育還是人道的嗎?我自然知道,如果我隨波逐流,我的教育依舊是非人道的。我無論怎樣做,都是錯的嗎?十多年來,這個疑問一直折磨著我,讓我黯然銷魂。我知道,它還會折磨我的,直到我教育人生的終結?！?《那些夭折的花朵》)這幾乎是一切從事啟蒙教育的思想者的宿命;魯迅當年不是也在自責自己是“做醉蝦的幫手”,“也幫助著排筵宴”嗎?(《答有恒先生》)

在我看來,思想者還存在著超越社會體制的一個根本性的困境。思想者的思想,包括我們的教育理想,我們所據以批判現實存在的人的存在的理想狀態,如前所說,是具有烏托邦性質的,這就決定了它的本質上的彼岸性,也就是說,我們可以通過實踐努力,不斷地趨近,卻永遠不可能完全變成此岸世界的現實存在。它的徹底現實化,必然是自身的異化。這在人類思想史上是屢見不鮮的。比如盧梭的思想實現是羅伯斯庇爾專政,法國百科全書派的“理性王國”的現實化是充滿血腥的資本主義,等等。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播下的是龍種,收獲的卻是跳蚤”這幾乎是一切思想家、思想者的宿命,我因此提出過這樣的命題:“思想的實現,即思想和思想者的毀滅?！?參看拙作《豐富的痛苦——堂吉訶德和哈姆雷特的東移·后記》)

我進而提出“還思想予思想者”的主張:在我看來,思想者所關心的是“應該怎樣”,而不是“實際怎樣”,他對人和社會存在,包括教育的關注,本質上是一種彼岸世界的理想關懷,他用彼岸世界的理想價值,來對照此岸現實的存在,從而不斷地發出自己的批判的聲音。也就是說,思想者的基本任務,就是以理想之光燭照現實的黑暗,不斷揭示現實人生、社會現存思想、文化、教育的困境,以打破粉飾現實的一切神話,從而激發起人們進行改革的要求與愿望。這既是思想者的特殊作用,也是他的一個限度:他不能越位直接把自己的思想變為現實:那是實踐者的任務。(參見拙作《自說自話:我的選擇》,文收《拒絕遺忘:錢理群文選》)

在我看來,同樣是對教育的關注,是可以也應該有兩種方式的,思想者與實踐者之間是應該有區別,有分工,而且是存在著不同的邏輯的:“思想者著眼于新的教育理念的建設,并從自己的教育理念出發,對現行教育的弊端做出批判,從而形成一種思想、輿論的壓力,以促進改革,并為其呼喚的改革提供思想資源,因此,要求思想的徹底,并具有一定的超前性,因而帶有理想主義的色彩,而不考慮現實的操作。而實踐者面臨的是教育的現狀,不僅感受到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更要考慮在現實的主客觀條件下,改革的可能性和有限性,因而奉行‘逐步推行的改良策略,這其中也包括必要的妥協,而不可能像思想者那樣徹底。這樣,改革才有可能穩步而有效地進行,最大限度地避免可能產生的負面作用。很明顯,對于中國的教育改革,思想者和實踐者都是不可或缺的,他們既互補,又相互制約。如果沒有思想者所提供的大視野與新理念,及其銳利批判所形成的巨大沖擊力,改革或者根本不可能進行,或者只能在既有框架下打轉,變成換湯不換藥的表演。反之,如果沒有實踐者對于思想者的理想的調整和具有可行性的操作和實踐,也會因為理想與實踐脫節、過于超前而帶來災難性的后果?！?參見拙作《我與清華大學的網絡評價試驗》,文收《語文教育門外談》)

這就說到了梁衛星老師這樣的教育思想者的一個根本性的困境,因為作為一個教師,他的主業是教學和班主任工作,也即進行教育實踐活動,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教師主要是一個實踐者,而教育思想者卻同時要扮演某種程度上的思想者的角色,他不僅有自己的教育理想與理念,而且如上所說,他對于教育的現實存在以及自己和學生的存在,都有著尖銳的批判,并且以這樣的“批判與拯救”為自己的使命。教育思想者的教師,所具有的雙重性,必然為思想者與實踐者的不同思維、行為邏輯所糾纏,從而使自己陷入了尷尬的困境:作為思想者,他要堅守理想,批判現實;作為受到現行教育體制限制的教師,他又必須適應現實,作出各種妥協。要同時兼顧這二者,并把其中的“度”掌握、拿捏得恰到好處,做到該進就進,該退就退,而且進退自如,這是需要教育智慧的,而且還需要魯迅所倡導的韌性精神。

我從梁衛星老師的教育筆記里看出,他是懂得妥協的,但每一次妥協都給他帶來巨大的持續的痛苦,像他在《未來,我們永不放棄——最后一堂課》里所表達的在堅守與妥協之間的掙扎,是令人感動與感慨的。梁衛星老師也不缺乏教育智慧,他能在不長的時間里,就改變了學生的精神面貌,就是一個證明。但他在來信中又告訴我,他“對技術性的東西缺乏應有的興趣”,“沒有辦法讓自己成為一個積極進取富于教學藝術的人”。我猜想,這或許就是在他身上,教育思想者的內在矛盾格外尖銳的一個原因。而他的自我懷疑(在我看來,這也是思想者的重要品質)又格外強化了他的痛苦。因此,我覺得他有時頹廢一點,“自私”一點,讓自己放松、平靜下來,反而是必要的。因為我堅信,從根底上,他是不會退縮的。

以上所說,都只是姑妄言之,是不必認真對待的,重要的是走自己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