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新唐書》采摭柳文入傳與唐宋思想轉型的關系

田恩銘

摘要：唐宋思想的轉型，落實在史傳書寫上，則從史家的實錄寫法轉向本時代理念的參與，這樣所形成的傳記文本必然存在著對當下思想意義的張揚，即以他人之觀念表達自我之思想?！缎绿茣芬桓摹杜f唐書》的格局，通過全面采摭柳文入傳展現了唐宋思想轉型的一個側面。柳文被廣泛采摭的一個原因就在于“議論”和“史才”的價值上。而采摭柳文引起的化學反應則是實質性的，從文學、思想層面到政治層面都有不同程度的改變，柳宗元形象因之形成了重構的效果。宋祁采摭柳文入本傳分別展示了柳宗元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形象；而采摭柳文入其他傳記則更使韓、柳合流，完成了唐宋思想轉型的一個尋求資源的階段。通過采摭柳文入傳，既建立了本時代的思想資源，也無形中有意地讓柳宗元與韓愈走到一起。

關鍵詞：《新唐書》；唐宋變革；柳文；思想轉型

中圖分類號：1206.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0-2731(2011)02-0099-06

唐宋思想的轉型離不開對思想家所著文本的解讀，透過文本的意義指向往往能夠找到轉型的端倪。史書采摭文學家所創作的具體文本入傳并不一定從文學的層面上考量，往往是因為敘事的需要或者保存文獻的目的。韓愈、柳宗元無疑是思想家，也是文學家。兩《唐書》采摭他們的作品入傳呈現了較大的差異，而從舊到新的過程卻往往能夠與唐宋思想的轉型聯系起來。

清代趙翼《廿二史劄記》云：“歐、宋二公，皆尚韓柳古文，故景文于《唐書》列傳，凡韓柳文可入史者，必采摭不遺?！稄堁矀鳌穭t用韓愈文，《段秀實傳》則用柳宗元書《逸事狀》，《吳元濟傳》則用韓愈《平淮西碑》，《張籍傳》又載愈《答籍》一書，《孔戣傳》又載愈《請勿聽致仕書》一疏，而于宗元傳載其《遺蕭俛》一書，《許孟容》一書，《貞符》一篇，《自儆賦》一篇，可見其于韓、柳二公有癖嗜也”。實際上，《新唐書》采摭的韓、柳文還不止趙翼所述的篇目。不過，采摭韓、柳文入史確實讓《新唐書》與《舊唐書》相比，在思想意義指向、敘事效果等方面發生了變化，而變化的主要方面并不一定是基于文本意義，而可能存在多重考量因素。本文擬就《新唐書》采摭柳文入傳與唐宋思想轉型的相關性展開分析。

一

美國學者包弼德著有《唐宋轉型的反思：以思想的變化為主》一文，他認為唐宋思想轉型的—個特征在于“從唐代基于歷史的文化觀轉向宋代基于心念的文化觀”。換句話說，從思想構建的方式上，是由敘事的紀實性闡發轉向了明理的主體性闡發。這顯然需要一個發展過程，而落實在史傳書寫上，則從史家的實錄寫法轉向本時代理念的參與，這樣所形成的傳記文本必然存在著對當下思想意義的張揚，即以他人之觀念表達自我之思想。章士釗認為，“子京平視韓柳，傳中所采各文，殆無軒輊輕重之意，而卻有分別護惜之心。如韓文不采《三上宰相》，及《上京兆尹李實》各書，似旨在為退之留存士大夫面目?！弊灾刑浦帘彼?，柳宗元及其作品的被接受狀況與兩《唐書》的書寫態度呈趨同走勢?；诒緯r代文化構成中柳宗元的被忽略狀況，也基于對柳宗元政治選擇的錯誤路線以及對柳宗元仕途失意的認定態度，《舊唐書》無論在本傳還是其他傳記文本中都并沒有采摭柳文入傳，本傳之中也把柳宗元寫成了失意的文學家形象，故而許多學者認為《舊唐書》對柳宗元的文學成就評價較高，而韓愈則相對處于被忽視的境地。宋初之際，中唐古文成為文人尋求文化重建的資源庫，韓、柳自然成為被選擇的目標。韓愈的地位直線上升，柳宗元也逐漸浮出水面。韓、柳雖然并提，卻沒有被放在同一高度，柳宗元只是韓愈這面大旗下的一個羽翼，故而宋祁本人也將柳宗元列于韓愈之下。如果撇開這一點，而專就對柳宗元個體形象的書寫上說，則發生了本質性的變化?！缎绿茣吩诓簧婕罢瘟龅那疤嵯?，盡可能地采摭了宋祁認為可以采摭的文章。這樣兩《唐書》對柳文的采摭態度上就存在著較大的差異，由此差異形成的書寫效果自然不同，進而對其人其文的認識也會不同。在本傳和其他人的傳記當中，《新唐書》共采摭柳文9篇，列表如下：

從上表可以看出，本傳采摭柳文4篇，其他傳記中采摭柳文5篇，多為議論性文章，以弘揚忠義道德為主要內容。就采文之廣而言，自是不如對韓文之采摭。然而，就柳宗元自身形象的被接受而言卻實現了質的飛躍，即柳文從被忽略到被集中采摭，這顯然傳達出了由唐至宋的變革信號。關于《新唐書》采摭柳文給傳記本身帶來的變化與采摭韓文有些相似，也主要側重在柳宗元的史才、議論上。而采摭柳文引起的化學反應則是實質性的，從文學、思想層面到政治層面都有不同程度的改變，柳宗元形象因之形成了重構的效果。

《舊唐書》本傳中并沒有采摭柳文，傳文很短，只是記載了柳宗元艱難的一生。而《新唐書》本傳采摭柳文4篇，都是元和四年(809)以前的作品，由時間之定位來看，就是著重于柳宗元被貶謫之后的懺悔心態，借以弘揚中央集權之中心思想。對柳宗元的政治選擇，兩《唐書》史臣們都持否定態度，而在對柳宗元形象刻畫上卻呈現了不同的特質和風貌。尤其是《新唐書》采摭柳文進入本傳，成為文本內容質變的一大表征。章士釗在批評了《新書》采摭韓文的情況后說：“至《子厚傳》錄載《致蕭、許》二書，《貞符》一篇，及《自儆賦》，可云斟酌盡善。兩書子厚自道隱曲，如見其人，可招致千載同情者之誦嘆；《貞符》一篇，明辟封禪，可表子厚政治主旨；《自做賦》者，即《懲咎賦》也，此賦步武《騷經》，聲情激越，令人百讀不厭?；蛑^此訟冤，非懲咎，說亦有理”。章氏揚柳抑韓之意自不能免，而針對宋祁在傳記文本中采摭柳文的分析則有可取之處。本傳中采摭的柳文從內容來說，都是抒發柳宗元身世之感的作品，可是這些作品卻各有側重點，將柳宗元作為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的身份納入其中。透過這些作品，宋祁是要刻畫一位被本時代認同的自己心目中較為全面的柳宗元的形象。

宋祁在本傳中采摭柳文的目的是為了重構柳宗元的形象，這四篇文章則各有側重點，而采摭兩封書信入傳顯然是展示了一位失意的政治家形象。我們首先將這兩封史書所采摭之內容與原文對勘一下，就會發現有許多不同之處。這兩封信都省略了抬頭和信尾的謙辭。除此之外，刪改之處亦多。先看《與蕭翰林僥書》，據施子瑜《柳宗元年譜》，此文作于元和四年(809年)，此時的柳宗元在永州司馬任上?！缎绿茣凡赊诵?，與柳集中的文本多有不同，從內容差異上看應是出于宋祁對原文的刪改。其中刪改最多的在第一段和第三段。第一段變化猶多，故錄之：

仆(不幸)向者進當臲卼不安之勢，平居閉

門，口舌無數，(況)又(有)久興游者，岌岌而操

(造]其間。其求進而退者，皆聚為仇怨，造作

粉飾，蔓延益肆。非的然昭晰、自斷于內，(則)

孰能了仆于冥冥間哉?(然)仆當時年三十三，

(甚少)，自御史里行得禮部員外郎，超取顯美，

欲免世之求進者怪怒媚疾，可得乎?(凡人皆

欲自達，仆先得顯處，才不能逾同列，聲不能壓

當世，世之怒仆宜也。)與罪人交十年，官(又)

以是進，辱在附會。圣朝寬[弘]大，貶黜甚薄，

不(能)塞眾人之怒，謗語轉侈，囂囂嗷嗷，漸成

怪人[民]。飾智求仕者，更詈仆以悅仇人之

心，日為新奇，務相悅[喜]可，自以速援引之

路。(而)仆輩坐益困辱，萬罪橫生，不知其端，

(伏自思念，過大恩甚，乃以致此。)悲夫!人生

少(得)六七十者，今三十七矣，長來覺日月益

促，歲歲更甚，大都不過數十寒暑，(則)無此身

矣。是非榮辱，又何足道!云云不已，祗益為

罪。(兄知之，勿為他人言也。)第二段只是有幾處刪改字，而第三段則在“命乃天也，非云云者所制，又何恨?”后刪去下面一段文字：

獨喜思謙之徒，遭時言道。道之行，物得其

利。仆誠有罪，然豈不在一物之數耶?身被之，

目睹之，足矣。何必攘袂用力，而矜自我出耶?

果矜之，又非道也。事誠如此。直接接上：“然居治平之世，終身為頑人之類，猶有少恥，未能盡忘?！币痪?。這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句意。這樣的處理顯然遮蔽了柳宗元私域范圍內的個人思想觀念，而是呈現了作為一個懺悔者和對自我認識進行反思的癡者形象?！都脑S京兆孟容書》一文中被刪去的文字主要是對自己當時處境的描述，這樣自己的被孤立狀態就展現主來了。這兩封信所刪改的內容存在著共同之處有兩點：一是將富于私人色彩的詞匯進行刪改；二是被刪去的文字均是關于永貞革新的文字，而且這些文字涉及對自身立場和命運的解讀。從書信的被刪改情況我們能夠得出一個結論：宋祁確實是在回護柳宗元的政客形象，以突出其文學家的主體身份。

被采摭入傳的這兩封信的文本內容也具有明確的意義指向?！杜c蕭翰林俛書》一文主要將柳宗元貶謫之際的生活狀態，困頓中的解脫意識，升平時代的脫罪渴求一一表達出來。在柳宗元自己看來，《寄許京兆孟容書》所抒發的是“中心之悃幅郁結”。這兩封信有幾點值得我們注意：第一，柳宗元“謗語”中被邊緣化的被迫選擇。正如《與蕭翰林俛書》所云：“圣朝寬大，貶黜甚薄，不塞眾人之怒，謗語轉侈，囂囂嗷嗷，漸成怪人”這是他對自身選擇的認識，因“附會”而得罪，因得罪而生謗語。在《寄許京兆孟容書》中又針對：“自古賢人才士，秉志遵分，被謗議不能自明者，僅以百數?！边@句話展開傾訴。第二，柳宗元對個人身世之感的省思。仕宦之途的不得志，人生立功之理想的失落，對他的打擊相當沉重。于是，他走向司馬遷、曹植之選擇，即“賢者不得志于今，必取貴于后，古之著書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務此，然力薄才劣，無異能解，欲秉筆覙縷，神志荒耗，前后遺忘，終不能成章”。當前之生存狀態必然影響人生理念之實踐，柳宗元試圖在發憤著書中消解痛苦，但焦慮之體驗難于自拔。宋祁所采摭柳宗元的這兩封書信確有自己的闡釋目的，一個方面，借助《與蕭翰林俛書》還是表述了傳主之認罪態度，另一個方面展示了柳宗元作為文學家的高遠志向。宋祁因為推崇柳宗元之文筆，所以善于從柳傳之中采摭他的文章。而從他對柳文之刪改中就可以明確一點，即透過被貶者之心態也表達了傳主公共空間內所蘊含的公眾態度之一面。

《新唐書》本傳采摭了柳宗元的《貞符》一文，文字上的變動不大。這篇文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柳宗元的歷史觀和政治哲學，展示了柳宗元身份中的思想家形象。宋祁采摭此文在于表現柳宗元在歷經苦難后的懺悔中思考社會發展的思想路向。從民本與君權合法性出發的理性追溯實際上并沒有否定柳宗元的政治思想，至于對自身的悲劇結局，柳宗元只能采取“懲咎”的態度。宋祁在《宋景文公筆記》中有一段話，云：“柳子厚《正符》《晉說》，雖模寫前人體裁，然自出新意，可謂文矣。劉夢得著《天論》三篇，理雖未極，其辭至矣。韓退之《送窮文》《進學解》《原道》等諸篇，皆古人意思未到，可以名家矣”。那么，“自出新意”體現在哪里呢?鄧小軍認為：“《貞符》的政治哲學，旨在解釋君權的合法性的來源這一問題。其中包括三層意義。第一，君權決定于人民的意志。第二，大公之道的政治是天下為公。第三，否定了天命論?！标P于《貞符》系年問題，施子愉《年譜》系于貞元二十一年。根據《序》則知這是兩個時段完成的作品。柳宗元在被貶之后上《貞符》一文本身就具有自身的政治目的，主要是表明自己的態度，作為政治革新的失敗者，他承認自己及所屬群體失敗的同時卻在彰顯自己所堅持的政治理念的合理性。宋祁在柳傳采摭文章時顯然注意到了這一點，將柳宗元所形成的焦慮性體驗通過不同文體、不同表達方式呈現出來，注意避免個人化的語言論調，這本身就證明了他所持有的書寫態度，即自身在政治理念的追求之路上雖然是一個失敗者，但是他是一個善于反省并忠于皇權的士大夫；他的社會理念和道德文章是不能被否定的。圍繞貶謫這個政治生涯的低落時段來集中采摭柳文，存在著宋祁對柳文的評價態度。文本敘述中存在著一種價值取向，即柳宗元的政治博弈形成了苦難人生，而苦難人生造就了一個杰出的文學家?！敦懛啡雮鞔_有另一層意味，即柳宗元之所以落得個悲涼結局實在是遇人不淑；另一個方面也展示了雖為逐臣，卻依然對君權合理性予以肯定的忠直形象。這也符合宋初士人對柳宗元的評價所持有的態度，如歐陽修、范仲淹、王安石。從傳記文本的敘述語境來看，宋祁顯然有意凸顯了柳宗元本于儒家觀念的政治思想的純正性，他對柳宗元傳記的改造并沒有過多的修補，而是在《舊唐書》基礎上結合韓文展開的。柳宗元獻《貞符》一文本身是為了表白自己，既為自己參與革新的動機作出解釋，也由此希望獲得機會挽救自己的政治生命，而宋祁采摭這篇文章也正是為柳宗元辯白，在宋祁看來，柳宗元最大的失誤是遇人不淑，這導致了他的政治前途的悲劇結局，而他所堅持的政治理念和對道統的張揚則有其可取之處。宋祁肯定了柳宗元的杰出才華，而為他的仕途失意而扼腕嘆息，一個思想者形象就這樣浮現出來了。

采摭《懲咎賦》入傳顯然展示了柳宗元作為文學家的形象。宋代晁補之認為：“宗元竄斥，崎嶇蠻瘴間，堙厄感郁，一寓于文，為《離騷》數十篇。懲咎者，悔志也。其言日：‘茍余齒之有懲兮，蹈前烈而不頗。后之君子欲成人之美者，讀而悲之?！边@段話的前一句就是化用《新唐書》傳記之文。在晁補之看來，柳宗元此文是悔過之作，是對因咎而獲懲的哀怨之辭。而嚴羽則推崇柳宗元的這類作品，評曰：“唐人惟柳子厚深得騷學，退之、李觀皆所不及?！边@是出于藝術表現能力上的考慮而作出的論斷。宋祁沒有歐陽修、范仲淹等人身上那種強烈的道統觀念和對政統的歸依感，只是以作為儒者的個人生命體驗來觀照文學家的經典取向。這樣，自然就對士人的心態變化相當關注，這正是《新唐書》傳記在寫法上超越《舊唐書》的地方，也是文學家身份的史官的一種自覺意識。由政治、文化的中心地帶被流貶到邊遠角落，政治理想的破滅和文化取向的偏失都

使柳宗元陷入失去已有情境的陌生化境地。這種離群的孤獨感讓他找到了精神皈依的棲息地，這就是楚騷的藝術空間。他的情感在這里得到釋放，形成一次次不斷內省的精神之旅。

從宋祁對柳宗元本傳采摭文章入傳來看，有三個問題值得注意：一是所采摭的作品都是柳宗元貶謫永州之際完成的。正如陳幼石所說：“總而言之，柳宗元在永州時期的各種作品很能代表一個典型的中國士大夫在歷史變亂的時期及環境下所能達到的思想及感情上的廣度、深度和高度”。陳先生隨后對柳宗元柳州時期的創作心態亦有深入分析亦可以參考。二是宋祁將自己的態度在引文前后表達出來。他在采摭的四篇文章中所寫的闡釋文字也很值得注意，在采摭兩封書信之前他說：“既竄斥，地又荒癘，因自放山澤間，其堙厄感郁，一寓諸文，仿《離騷》數十篇，讀者咸悲惻。雅善蕭傀，詒書言情曰……”，之后他說：“然眾畏其才高，懲刈復進，故無用力者?！边@就肯定了柳宗元的才能；采摭《貞符》之前說：“宗元久汩振，其為文，思益深。嘗著書一篇，號《貞符》，曰：……”這里突出了柳文“思深”的一面；采摭《悔咎賦》之前說：“宗元不得召，內閔悼，悔念往吝，作賦自做曰：……”這些用語都有深意可求?！缎绿茣凡赊娘@然對其騷怨之作有所傾向。在關于柳宗元《懲咎賦》的文學評價中，我們已經明確了宋祁對柳宗元接受屈騷傳統的關注，在對柳文的采摭上依然如此。三是宋祁對柳文的刪改關乎柳宗元貶謫心態的真實反映。宋祁將柳宗元的個人表達語境進行調整，導致了后來洪邁《容齋隨筆》中所說：“柳子厚、劉夢得皆坐王叔文黨廢黜，劉頗飾非解謗，而柳獨不然?！边@一結論。宋祁采摭柳文的時間范圍只是到永州時期的創作為止，而沒有涉及其他時期的作品。將君權的合理性，自身的選擇失誤與渴望得到機會證明自己等方面的文章組合在一起，傳記的寫法顯然具有意義的指向性。這樣看來，《新唐書》本傳對這四篇文章的采摭試圖反映出柳宗元外放中的整個心路歷程。從最初的貶謫心態到思想行為的理性思考，再到政治理想幻滅后的情感哀思，這是柳宗元作為政治人的悲劇一生，卻是他作為文學家光輝的一生。另一方面，宋祁如此采摭柳文實際上具有文本構成的敘述傾向，那就是為柳宗元“正名”，而其依據則是韓愈《柳子厚墓志銘》中的觀點，宋祁采摭柳文是韓愈的一種回應。被采摭的文章形成了貶謫中的柳宗元的情感釋放網絡，通過與別人傾訴、對自身理念的內省、對政治選擇之悲劇結局的藝術訴求達到釋放自己情感的創作目的。由此可見，宋祁對柳文的采摭是具有目的性的有意識行為，他展示了一位因政治選擇而付出代價的文學家在遭遇艱難之際的焦慮性體驗，而這一焦慮性體驗將以文人士大夫身份而側身于官僚士大夫群體中的身份轉變的陣痛過程真實而生動地呈現出來。從一定程度上說，韓愈《柳子厚墓志銘》所表達的認識態度成為柳宗元傳記文本的指導思想。

從本傳以外的采摭柳文入傳來看，采文篇目數量不多卻分布廣泛，且所采之文均涉及對相關人物的人格評價。如采摭《段太尉逸事狀》《與太學諸生喜詣闕留陽城司業書》意在突出段秀實、陽城的士大夫精神；采摭《駁復仇議》《壽州豐安縣小門銘》意在弘揚“孝友”倫理層面之品格。采摭《封建論》彰顯柳宗元對“國是”的識見?！缎绿茣烦緜饕酝馑赊奈淖侄紱]有離開忠孝節義，而這些內容正是構建新資源的基本理念。余英時在《唐宋轉型中的思想突破》說：“事實的真相是，如果我們拓廣我們的視野，并嘗試去辨明從唐末到宋初中國人的精神發展的普遍趨勢，我們就會發現，這最后重要的突破遠超出通常被當作新儒家興起的思想運動的范圍，縱然對于新儒家從11世紀以來處在重要的中心位置是毫無爭議的”。唐宋思想的轉型應該是全方位的，文學思想、政治思想、史學思想只是被人為地分割開來，思想轉型首先是作為一個基本點鋪展開來，并沒有自覺地專門領域定位。而史學思想從唐末到宋初的轉型也突出地體現在對唐史的重新建構過程中，這個時間段也體現了從古代到近代的分界。而柳宗元的思想觀念正是在北宋初期被作為思想資源不斷闡發的，從石介、穆修這樣的明道古文家到范仲淹、王安石這樣的政治家都通過自己的思考來論定柳文的思想意義和文學價值。而從宋祁對韓文的采摭來看，與柳文用意相同，只是更為廣泛而深入。但是，這并不是因崇韓而尊柳，而是將韓、柳的文本作為本時代的文化資源加以整合，形成一種新的思想指向。

實際上，《新唐書》柳宗元傳記的寫作實際上也是在《舊唐書》本傳的基礎上采摭韓文寫成的，采摭的韓文則主要是《柳子厚墓志銘》。尤其是對柳宗元人生去取之選擇上，韓愈的觀點則成為立論的依據。通過比對可以看出，《舊唐書》也是受到韓愈文章的影響，只是在傳記文本構成上多用敘述性話語入傳。而《新唐書》在《舊唐書》的基礎上進一步將韓愈《柳子厚墓志銘》中的評價性話語引入文中，實乃精心剪裁而成。事實上，到了北宋，韓、柳才成為古文運動的同步者，在這之前，只有劉柳而無“韓、柳”之說。最早將韓、柳并稱的是柳開。他既要肩愈，又要紹元，在弘揚道統的背景下有著確立文統的理論訴求，也就將韓、柳統為一個陣營中了。在《舊唐書》的敘述視野中，韓愈并沒有出現在柳宗元的傳記中，柳宗元只是作為文學家和失意政客的形象被書寫出來?！缎绿茣穮s并不一樣，宋祁對劉、柳的評價不可同日而語，柳宗元成為一個有思想的表達者，他的政治思想、文化理念、文學才華通過自己的文本被展示出來，形成了一個真誠而執著的懺悔者形象。經過這樣的處理，柳宗元就與韓愈走到一起，雖然難于脫離黨爭之政治群體，卻在思想上與韓愈成為同路人，文學上則被劃入古文陣營，成為盟友。由此可見，柳文被廣泛采摭入傳的一個原因就在于思想的價值上，處于唐宋思想轉型之際的北宋，柳宗元的資源性意義被廣泛認同。與韓愈不同的是：韓愈作為道統的弘揚者，無論事業還是文學都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推崇；而柳宗元則要復雜得多。無論北宋的士大夫怎樣推崇柳宗元，一旦面對他在政治場上的“問題”則會堅持原則，最多如范仲淹一樣認為柳宗元是一個被誘入歧途的犧牲品。面對士大夫之處事理念、傳記書寫對象之行事動機等諸方面問題，宋祁通過采摭柳文來申述己意，在本傳中采摭柳文重構一個易于被本時代接受的新形象，在列傳中采入柳文這就充分肯定了柳文的思想意義，當此唐宋轉型之際柳宗元的形象則因之改變。從本傳的采摭文章和評價取向來看，宋祁還是對柳宗元的文學才能體現出推崇之意。至于在其他傳記中采摭柳文則在主觀層面上并不是出自文學層面上的考慮，而在弘道意圖上。而在客觀效果上，確實將韓、柳拉入一個陣營，這既符合宋祁本人“自名一家”的文學觀念，也反映了本時代的文化思潮。

正如葛兆光所說：“在唐宋時代，文學努力和政治努力如此緊密地契合在一起，對它的研究，本身對于中國研究中的現代學科體制和習慣就是一個挑戰”。在史學文本和文學文本中發現唐宋思想轉型的端倪是一次有效的嘗試過程，也是一次學術探險。而采摭柳文入傳確實具備了一個研究的平臺，透過這一現象，唐宋思想轉型中的思想資源和文學資源得到了有效利用，并在揚棄的過程中被合理延展下來，最終形成了宋代新儒學的一個直接本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