虛構

王安憶

蘇州研究

虛構

王安憶

我講的是蘇童，題目為“虛構”。

先解釋一下我對于虛構的看法。我以為虛構是偏離，甚至獨立于生活常態之外而存在，它比現實生活更有可能自圓其說，自成一體，構筑為獨立王國。生活難免是殘缺的，或者說在有限的范圍內是殘缺的，它需要在較大較長的周期內起承轉合，完成結局。所以，當我們處在局部，面臨的生活往往是平淡、乏味、沒頭沒尾，而虛構卻是自由和自主的，它能夠重建生活的狀態。例如劉恒的中篇小說 《貧嘴張大民的幸福生活》，張大民用他三寸不爛之舌，絮絮叨叨，將身處的窘境復述成一幅“幸福生活”的圖景，于是勇氣信心備增，補了東墻補西墻，拉拔著千瘡百孔的日子。這當然是一個辛酸的故事，寫渺小人生的生存掙扎，張大民的方式就是虛構。劉恒可以說是虛構了一個虛構，這樣說似乎過于著迷玩弄技巧，換一種說法，劉恒創造了一個深諳生活藝術的人物，他懂得如何使不圓滿的生活圓滿起來，那就是虛構?，F在，就要談虛構的方法，也是這堂課的主要任務，我將以蘇童的短篇小說來描述虛構這一樁想象力的活動。蘇童寫作的量很大，我不得不在其中略作限定；同時我也覺得，蘇童的短篇小說更為優良地體現虛構的特質。

所以認為蘇童是擁有虛構能力的寫作者，或者說，我以為可用蘇童的小說來佐證虛構的特質，是因為蘇童的小說不是一篇、兩篇、十篇、二十篇，而是兩百，甚至更多篇。這樣的量，差不多可以證明虛構對于這位寫作者，已經成為一種常態性的活動，他在某種程度上，進入到自由自在的狀態，經意或不經意，自覺或不自覺，我們可稱之為天分，也可視作是一種看世界的方式，就是通常說的世界觀。因此我們才能產生信賴感，信賴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事出有因，是可靠的。我將分為三個部分來進行講述，第一部分，我試圖用蘇童自己的小說來描述一下他的虛構活動。

我使用的第一份材料是 《沿鐵路行走一公里》。這篇小說有一種隱喻性，我要說，蘇童的小說都有隱喻性，他將隱喻注入日常生活的細節，使事物不僅是事物本身，擴張了它的內涵，我給這隱喻一個命名，叫做“謎面”，關于“謎面”與“謎底”的關系，其實是蘇童無意中一直在處理的事情，也是我以此窺見他的虛構的一個眼。話再說回到《沿鐵路行走一公里》，故事寫一個名叫劍的男孩子，家住鐵路沿線，與一公里遠處扳道房老嚴的交往。我注意的并不是故事本身，而是其中古怪的意境，那就是沿鐵路居住，時?？蓳焓暗竭^往列車棄下的廢物：香煙殼子、糖果紙頭、啤酒瓶，甚至一個完整的錢包。這些棄物來自陌生人的生活，是那不可知的生活的鱗爪。劍熱衷在鐵路沿線撿拾，然后收藏，我覺得劍是不是在等待有一日，這些棄物忽然會生出奇跡？列車事故釀成的死亡所棄下的遺物，是最令劍興奮的，那些東西，不過是些破布條，一支鋼筆，一塊手絹，半包擠扁的香煙，小小的藥瓶，但卻帶著一股暴烈的氣息，引起著驚悸的快感，與鐵路的剽悍氣質特別相符。這些殘留的遺物，被不知從哪里駛來、也不知往哪里駛去的火車帶到這里，完全是出于偶然，與劍邂逅——在此，我將這篇小說作為對虛構的一個描繪，那就是這些碎片從連貫的生活與人生上斷裂下來，遺世獨立，等待進入另一種經歷。這小說真有著神奇的想象，想象重新組織生活的可能性。這些碎片，我們也許還會在蘇童的其他小說里再次遭遇，那時候，它們已經改頭換面，就像三生石上又續前緣。

在《稻草人》里，我們大致可窺見這些碎片重新組合的綽約輪廓。故事說三個男孩在七月棉花地里的糾葛，那個名叫榮的孩子率先發現稻草人，一根雜樹棍子，頂著破草帽，奇異的是它的手，由兩片金屬輪代替。榮看中那兩片金屬輪，于是拆了稻草人，卸下齒輪。就在這時候，軒和土兄弟兩個過來了，開始爭奪齒輪?；鞈鹬?，榮的腦袋挨了一下子，兇器是那穿了齒輪做稻草人胳膊的樹棍。下一年的七月，看田的農人來到棉花地里，拾起一截樹棍，棍上沾著一些類似血跡的暗紅色。農人摘幾片棉花葉子擦拭干凈，綁上干草扎成的手臂，壓上一頂新草帽，又做成一個稻草人。接下去，這新一代的稻草人又會經歷什么樣的遭際呢？那齒輪的來歷我們不知道，但是有一件事情還沒來得及交代，那就是榮來到棉花地之前，就傳說那里發生過一件殺人案，留下一張舊報紙，上面也染了可疑的暗紅色，是擦拭血跡的嗎？就像用棉花葉擦拭樹棍？樹棍從舊稻草人的身上卸下，做了新稻草人的身軀，就像基因遺傳似的，恰是有涉暴力的那一部分。倘若說是沿鐵路線的遺留物，就是與死亡事故有關的物件，藍布條、紅塑料鞋一類的。這篇小說，我注意的依然不是它的故事，這故事過于簡單了，相對來說機關卻很深，就是說謎面很復雜，謎底卻沒什么了不得，不過是一件偶發的殺人案，起因和結束都很突兀。我關心的是那個大卸八塊再重新組合的意味，其實呈現了虛構的形式。蘇童就像一個身懷絕技的手藝人，得意他的巧手，忍不住要炫耀炫耀。問題是，他為什么要對虛構而不是對別的什么著迷，其中有什么原委嗎？

我們大約可以在蘇童的小說里得到一些含糊的回答，他的又一個短篇《我的棉花，我的家園》——雖然我也知道不能太相信小說家自己的話，虛構者其實都是說謊大王，他們完全不必為自己的謊言負責任，就是說沒有證實的義務，但歪打正著，或許也會透露一點兒真相——我覺得蘇童似乎對棉花有一種特別的心意，是棉花的外形吸引他？結花時候，葉全落盡，露出褐色的桿，金屬般的堅硬，就像中國畫中的枯筆，收成的季節看上去并不是豐饒，反有一股荒涼，又是在炎熱的七月，午后的寂寞可能和少年人的心境很相似。這一篇的題目就大剌剌地寫著：“我的棉花，我的家園”，這么肯定反而要叫人生疑，很可能項莊舞劍，意不在此，抑或只是臨時起念，給不可說的一個說法吧！小說寫逃荒的少年書來，離開淹澇的家鄉，他家鄉顯然是以種棉花為生計，大水將棉田灌成一片水域。先是隨了鄉黨們的馬車，不巧落了趟，只能孤身前行。至于去什么地方，先也還是知道的，去找馬橋鎮的叔叔，可后來卻又茫然了，因為看見一個瀕死的人像是他的叔叔，于是就只知道要去“一個遠離災荒和窮困的地方”。然而，災荒就像尾巴一樣跟著書來，走出水災，又入旱災；走出旱災，又入兵禍；走出兵亂，又進瘟疫，簡直如影隨形。最終有人指點他向南，南邊有鐵路，沿鐵路走，可以去到最好的地方。在這里，我們又一次遇見了鐵路，但是這一回和鐵路的遭遇卻不是隔岸觀火，書來不像劍那樣目睹死亡，而是親身經歷——他被火車撞飛了。在那撞飛的一剎那，眼睛里的景象就是水上漂浮的棉花。因此，我們就不能簡單將棉花當作棉花，倘要是跟著蘇童，確切稱它作“我的家園”又有些過了，究竟是什么呢？似乎很難給出定義，就像莫言《透明的紅蘿卜》里的那紅蘿卜對于小黑孩子的意味，仿佛是任意地撿起來一件東西，因為從故事本身看，這東西并沒有發生情節上的邏輯意義，它們都是孤立地存在。這種孤立性流露出一種虛無，也許它們單純就是作象征用，象征虛空茫然，那里有一個偌大而又未知卻引人神往的宇宙黑洞，由火車——于蘇童而言，就是速度了，這速度也是孤立的，在《沿鐵路行走一公里》中，不知從何來，又向何處去，但就這速度，是可將人帶離現存的世界。這速度，其實就是小說家虛構的武器。

《乘滑輪車遠去》里，這速度為一樁比較平凡的東西承載了，那就是滑輪車。小說中的“我”，經歷了非常失意的一天，先是心愛的滑輪車被弟弟搞壞了；為了修滑輪車又目睹了貓頭很不堪的隱私；然后上學遲到遭受屈辱的懲罰；再是鄰座女生來例假，莫名其妙怪罪到他頭上；接著又不幸目睹另一場難堪——兩個大人的交媾；再接著被脅迫參加械斗；終于逃脫，且結下冤仇。這還只是上半日，下半日的遭際更窘了，隔壁瘋女人跳河，奮不顧身下河去救，差點兒送了小命，還受到肉欲的誘惑，被救者的丈夫并不領情，給了一個閉門羹。入夜時分，真正的禍事發生了，不是他，而是滑輪車高手貓頭，他乘著滑輪車駛向汽車輪子底下。這一天終于結束了，“我”躺在床上，聽著外面街道上的靜聲，“我的思想在八千米高空飛行”，夢境將這抽象的情景變成畫面，那就是“我的滑輪車正在一條空寂無人的大路上充滿激情地呼嘯遠去……”這時候，速度這一件事情變得具體，也清晰了，我們約略知道速度所帶離和送去的是什么，大概是要超越成長，成長所必須經歷的尷尬、難堪、欲望和暴力、不公平，以及犯錯誤，種種的挫傷和危險，都在速度中飛快地掠過去，多好??！當然，最好不要像貓頭那樣犧牲，而是活著，繼續活著。就像方才說過的，速度不再以強悍不可抗力的鐵路實現，而是滑輪車，一件少年人的玩具，是身體能夠駕馭的。在蘇童醉心的虛構活動中，我們可看見，那些從原有生活上分裂出去的碎片漸漸顯出端倪，顯出它們的輪廓，它們徐徐降落，所重組的形狀即是可辨認的形狀，又不是我們認識的那個。倘若從謎面與謎底的概念說，蘇童的謎面開始具有人世的形態，謎底呢，亦開始獲有了些定義，有趣的是，當他放棄用具體的實物來代名，比如棉花，沒有實物的代名，定義反而露出水面，那就是一個世間所不存在的存在，用滑輪車少年的話說，就是“思想在八千米高空飛行”的那個“思想”。

這樣，我們初步認識了蘇童的虛構方式，事情就進入到第二部分，蘇童虛構的內容部分，我將其分為上下兩步，分別稱作“變形”和“原形”，先來說“變形”。

在《沿鐵路行走一公里》里，那些從速度中破碎撒落的碎片，此時，又整合起它們的形狀，換一種更確切的說法——找到了它們的變體，成為一件件器物，且往往是和小孩子的生活有關，比如滑輪車，還有《犯罪現場》里的針筒，回力牌球鞋，古巴刀，《小偷》里的玩具火車——火車又出現了，但卻是玩具。這些從某種方面可證實我的猜測，蘇童的隱喻變得日?；?，也就是前邊說的，謎面具有人世間的形態，同時，也隱約地透露出，對于虛構，或者說速度，蘇童漸趨鎮定，不再為那個虛空境界，“八千米高空”而感到茫茫然，因而驚懼不安，事情變得稍可以掌握。他從 “八千米高空”被強大的地心引力收回地面，又好像是受菩薩派遣的羅漢，來到人間，本來是當化身凡胎，普度蕓蕓眾生——“普度”兩個字也可替用于虛構，但因修煉不夠，法道欠缺，所以還未完整變身，終是與世人相異。

在這個階段——說明一下，我用了“階段”這個詞，并不表明因循蘇童寫作的時間順序。我不重視他寫作的事實過程，而只看他的作品本身，他的小說放在眼前，泱泱一大堆，已經獲有自主權，它們有資格自己形成序列，完全可能與實際寫作的先后排列不相符。比較起作品，寫作過程其實更不確定可靠，因是在具體的身體心境的狀態里，出現反復、回旋、顛倒是很自然的，而作品一旦存在，便是穩定的。我現在只按我所認識的排序來劃分階段——在這個階段中，蘇童小說中的人物多少都有些古怪，不合時宜，我為他們命名為“浪漫主義集團”。這個集團基本是由壞孩子組成，他們行蹤詭秘，心懷叵測，潛藏著犯罪傾向，這讓他們在人群中顯得格格不入，慣常受到驅逐和排斥。所以說，他們大多過著一種危險的生活，所幸是小孩子，再出格也成不了氣候。他們生活在大人的轄制底下，大人的世界是一個合法世界，掌握不可抗拒的法則，他們究竟是孫悟空跳不出如來佛的手心。于是，他們的行為就有了一種哀戚，也就是說，沒什么好果子吃的。他們身體里騷動著莫名的渴望，精力無限充沛，比起《沿鐵路行走一公里》中的劍，還有逃荒的書來，他們身處更為現實的社會里，他們所受的制約更為具體，失敗也就更確定無疑。但又因為是些小孩子，無論行動還是失敗就都帶有游戲的性質，這游戲表面似乎是拷貝了大人世界的活動，但我以為蘇童無意影射現實，更可能別有用心，就是將現實變形，變形到一個新的存在產生。小說《獨立縱隊》，我將它看作是一個小孩子從合法生活中走出，進入壞孩子社會，也就是“浪漫主義集團”的故事。

小說寫一個名叫小堂的男孩，由于他家所在位置，很尷尬地落在化工廠門口，所以既不能算作化工廠孩子們的群體，也不被廠外邊弄堂葵花巷的孩子接納，落單了不說，還要時不時經受兩伙人的忠誠考驗。有一幅場景很有意思，小堂從姑媽家走親戚回來，被葵花幫在弄口堵住，要他出示通行證，通行證是由他們發行，一元錢一張，小堂只能用手里的西瓜去交換。提著西瓜的小堂看上去頗有些接近多年后的今天流行開來的四格漫畫中的人物，有一點卡通的意味，西瓜也是那些撞飛了的碎片中的一片吧，后來他真的寫了一篇《西瓜船》，那就是一滿船的西瓜了。再說小堂，用西瓜換來葵花巷里的通行證后，便被化工廠的一伙脅持到了“叛徒沈小堂公審大會”上，受到嚴厲的懲罰，并且要求表態站隊。這當然與“文化大革命”的派系斗爭相似，可孩子游戲的稚氣卻釜底抽薪般地抽取了嚴肅性，變成諧謔劇，所以我寧可相信，這只是材料上的借用，因為事情的結局是從拷貝的原型上另開一路，小堂情急之中，喊道：獨立縱隊成立啦！可不是嗎？他既不是葵花巷，也不是化工廠，他就是獨立縱隊，就他一個隊員，有什么不可以嗎？就這樣，小堂走入了一個人的黑幫，開始了法外生活。

蘇童筆下的壞孩子，都是一個人的黑幫，單槍匹馬，孤獨地施行犯罪。

《犯罪現場》的題目就是開宗明義，直指犯罪，這又是一樁什么樣的罪衍呢？那個名叫啟東的男孩，從莫醫生診所偷了一支注射器，然后就開始他的“殺戮”行動。先是理發師老張家的貓蹊蹺地喪命，然后左鄰右舍的雞群傷亡，街坊馬鳳山的兒子手腕上鼓起一個黑色的包塊，里面注射了某種液體，是啟東自制的藥水，鹽、糖、味精、藍墨水調合而成。馬鳳山兒子的事件雖還未殃及生命，但已經很嚴重，它預示著兇手開始向人類下手了。莫醫生早就有不祥的預感，出于職業的訓練和倫理，他聞得見瘟疫將至的氣息，而禍端正是從他的診所里意外流出，科學的人道性受到挑戰。他不安地在街巷里穿行，搜尋蛛絲馬跡，試圖與疾病的蔓延賽跑。當他終于抓住兇手，怒不可遏之下，給了狠狠的一針，這一針可是動真格的了，針筒里注入的是鏈霉素。多少年過去，街上的鐵匠鋪里多了一個聾鐵匠，而莫醫生已經故去，因什么而死，被十分敬重地緘默在每個人的口中。在莫醫生和啟東的對峙中，曾有過這么一句對白，如今想起來大有深意。莫醫生隔了門對里面叫喊：“啟東啊啟東，這樣下去你會走上犯罪道路的！”門里送出來的回答是：“你才會犯罪呢！”這就像啟蒙時代，現代醫學方興未艾之時的對話，這東西的發生究竟是福是禍？作這樣的詮釋似乎言過其實，充其量不過是一場小孩子的淘氣，可它被那么莊嚴地敘述著，態度的鄭重大大超過應該有的程度，事情就在夸張中變形，鄰里糾紛升級為文明與野蠻的戰爭，結果是同歸于盡。

浪漫主義集團中最可怕的還不是啟東這樣聲名狼藉的犯罪分子，人人心中警惕，做好了應對的準備，令人猝不及防的是一些乖孩子，表面上安分守己，內里卻起著殺心，不知這里還是那里，觸犯到他們，便事發了，比如《游泳池》里的達生。這一年夏天，達生迷上在游泳池游泳，向來他是在河里游泳，可自從見識過游泳池，就生出一個固執的成見，那就是“在河里是洗澡而不是游泳”。這就涉及到儀式了，儀式，也可以視作蘇童虛構的方式，無論《獨立縱隊》，還是《犯罪現場》，壞孩子的游戲和惡作劇，都被賦予了一種儀式感，于是，事情就從原形脫穎而成象征，內涵有效地擴張出來，無聊的瑣細變得莊重了。從日常狀態到儀式之間，這一段空間，在蘇童是用速度來變形完成，就是虛構的意思了。好，話說回到游泳池，“達生穿著紅色的汗背心和藍色的田徑褲，手里拎著一只尼龍網兜，網兜里有一條新買的彩色條紋游泳褲和那張游泳卡”。一切合乎小康之家的規矩，唯一的瑕疵是那張游泳卡，表哥的游泳卡，卻貼著達生的照片，是這正當的夏季健身運動中的一個不正當。如同人們常說的“一步錯，步步錯”，似乎從一開始就決定了事情將偏離軌道。他離開泳池去更衣室換衣服時，發現少了一只鞋。這小小的受挫相比游泳池的誘惑微不足道，尤其是發現了一位會游蝶泳的女孩子之后，這種正規的泳式，又是在一個女生身上，游泳池的魅力更是無限了?？墒悄且粋€預兆很快兌現了，他受到檢查，游泳池的看門人歪脖老朱無情地收走了游泳卡。達生不得不回到護城河里，這一段短暫的游泳池經歷將他與河里的“洗澡族”隔絕了，他遠離人群，獨自游來游去，練習著蝶泳。夏日將盡，游泳池也到了關閉之際，達生又來到游泳池，并且成功地翻墻而入，進了泳池。正當他沉醉在蝶泳的快感之中，歪脖老朱卻來攆人了。最終的結果是，老朱被扯入深水區，而他看守著游泳池卻毫不識水性，于是就做了游泳池這夏天圣壇的祭品。

我還要特別提到一篇《回力牌球鞋》，這是又一件與速度有關的物件，而形貌卻更接近日常狀態，滑輪車、游泳池里的蝶泳，多少還有些奢物的意思，是衣食以外的剩余享受，就具有相對獨立的含義，適用于隱喻。古人所作“詠物”詩，詠的多半是些雅物，與俗世生活有距離的，自有一番意境。而球鞋這件東西，直接就是溫飽之用途，還能延伸出來什么指涉呢？這也預示著蘇童的謎面更向生活原形接近，羅漢越來越成凡人相?；亓ε魄蛐谀莻€年代輕易不可得，小說中陶的那雙是叔叔從外地帶來的，這外地應該是民用工業發達，又略具消費氣息的上海，穿著它，“人像鳥一樣有飛行或者飄浮的感覺”。很快，陶的球鞋就受到朋友許和秦的注意，出于妒忌生出罅隙，然后就有謠言傳開，那就是鄰街的貓頭丟了一雙回力牌球鞋，而陶的腳上卻多了一雙同樣的球鞋。貓頭專門前來確認，但是陶的球鞋是白色的，他的卻是藍色，事情應該算有了結果。然而樹欲靜而風不止，陶的回力鞋蹊蹺地失蹤了，與此同時，街上風傳貓頭又有了一雙新鞋，但是黑色的。陶很冒昧地找到貓頭，當眾用刀片劃了貓頭的鞋，檢驗那黑色是不是涂上的顏料——浪漫主義集團的孩子，不止是壞孩子，更是有病的孩子，這病的一種叫做戀物癖，《沿鐵路行走一公里》里火車撒落的碎片，養育了一幫戀物癖。貓頭是個剽悍的人物，哪里忍得這樣的奇恥大辱？他立馬用一枚秤砣砸破了陶的腦袋。事到如今，陶已經不指望找回他的球鞋，但卻想找到真相，他帶著頭上的傷疤，如同一個尋求真理的烈士，向他的朋友許和秦發問：“現在可以告訴我了，到底是誰拿了我的回力牌球鞋？”得到的回答是，拾荒老頭撿去了，“他把你的鞋當破爛扔到垃圾筐里去了”。這真相帶有猥褻的氣息，陶跟著許和秦一同哈哈大笑起來，神圣的信念就這么同流合污了。只是，從此陶的姿態發生了變化，他的目光總是下斜，對著路人腳上的鞋子，這可以說是一種殘疾，遭遇過某種暴力而形成的殘疾。

現在，一路散開的碎片重又嵌進生活里，化成最為常見的實物，不再是游戲的道具。羅漢的法器消匿了，羅漢已完成變體，就是你我他。變形的事物復又回到原狀，就是你見我見他見。我用《西窗》這篇小說來象征這個新天地，也就是這一部分里的第二步，原形。

《西窗》開頭第一句是：“西窗里映現的是城市邊緣特有的風景”，它對著護城河，河對岸是古城墻的遺址，有柳樹、水塔、水泥廠，河岸泊了船、木排、木筏，就好比一部從古到今，從漁農業到早期工業的城市歷史。西窗下是市井人家，以西窗為視點輻射出去的一片人家里，有十四歲的女孩紅朵和她的祖母，泥瓦匠老邱與他病殃殃的妻子，故事就在“我”與紅朵之間展開。少年“我”不期然中收獲了紅朵的隱秘，那就是老邱看她洗澡，并且還付給紅朵祖母錢。是不諳人事，還是承擔不了這丑聞的壓力，似乎是要卸下重負，“我”將這秘聞告訴了母親，母親又告訴街坊鄰居，于是一片嘩然。被親人與朋友背叛的紅朵，終于出走，再也沒有回來。人們傳說：“有人把紅朵拋給一條過路的貨船，有人把紅朵出賣給一群過路的陌生人?！边@些坊間流言其實再恰當不過地描寫了紅朵的命運，這就是“西窗”里望出去的風景，消失了光色，裸露出灰暗的、積垢的、人世的戚容。浪漫主義集團在這里解體，人和事都回復凡俗的面目，惟有一點不甘心，像是上一個世代的遺韻，那就是“我”潛到紅朵最后流連的木排下面，徒勞地打撈著，打撈上來紅朵的織物和棉線?！堆罔F路行走一公里》的那些拋棄物似乎又來到這里，已經在水底腐爛，毫沒有主人的氣息。那里確曾發生過一些事故，懂的人不一定知道，懵懂的“我”卻知道?！拔摇辈皇莻€壞孩子，而是剛一睜開眼睛，被人世間嚇傻了，做下了蠢事，羅漢也會有一時間愣怔的。

從“西窗”看出去，諧謔劇都成了正劇，是為現實肖像。謎面和謎底似乎合二為一，謎語解開了，里面什么也沒有，又好像并沒有找到破解的機關，怎么也打不開?！秲蓚€廚子》在蘇童的短篇小說中，是最寫實的一則。災荒年里，富豪人家辦宴，請來兩個廚子，一個白一個黑，白廚子的來歷很清楚，是順福樓的師傅，那黑廚子就有些曖昧了。他干枯的形容就不像廚子這一行，廚上的活計很不熟練，更可疑的是，他對食物的饑渴狀，廚子往往是沒有食欲的，而他身上就像附著餓鬼，而且不止一個，還是兩個，他照應自己的一個，那一個還在喊餓，于是就連這一個也顧不上了。故事結束時，已是辦宴半個月之后，白廚子在災民救濟會的賑粥棚前，看見了黑廚子與他的兒子，這才明白，父子倆原來是饑民。這一個短篇，寫得很平實，沒有蘇童慣常使用的隱喻，全是直白，直白的也不過為常態常情，這常態常情很單純，僅只一個“餓”字，餓和餓又血親貫通，骨肉相連，所以就是一片饑饉。

當蘇童放棄隱喻，難免也會令人困惑，似乎消失了進入的途徑。隱喻是可起到鑰匙的作用，啟動機關，謎底揭開——可剛才不是說了，謎面和謎底已接近合二為一，或者說互為消解——解密固然有著智力競技的快感，可又不盡是閱讀小說的滿足，小說不止要給人不期然，也要有期然，俗話說的意料之外，情理之中，這情理就是期然。再說隱喻，被蘇童放棄了，一方面沒了鑰匙，另一方面呢，似乎也不需要鑰匙了，比如《兩個廚子》，其中全是期然，沒有不期然，一切大白于天下。但事情卻又不像是這么簡單，總有些叫人放不下，這人情之常，又不盡是人情之常，你看我看他看后面，還有著一雙眼睛，看出你知我知他知里的未知，那就是“西窗”里的眼睛，敘述者的眼睛，將坊間流言看成傷逝，兩個廚子的邂逅看成遍地哀鴻。

《小偷》這一篇小說，又一次出現了火車，但不是《沿鐵路行走一公里》的火車，也不是《我的棉花，我的家園》里的，而是一個玩具。說實在，它很像是舊物的魅影，或者說是蟬蛻，是從隱喻上脫出。所以我說它不再是隱喻，是因為它在這里并不用于指射什么，而是直接構成了情節，故事的情節呢，也不是關于速度啊飛行啊，或者刻意賦予的某一種含義，它承擔的任務是非常實際的，那就是作為偷竊的贓物。故事是關于偷竊，這一件稀奇的玩具引動了無論好孩子還是壞孩子的欲望，也是戀物癖的遺傳吧，結果一分為二，好孩子得了火車，壞孩子卻掌握了火車的動力部分——火車發條的鑰匙。兩人對彼此的占有心知肚明，卻苦于缺乏證據，挑不開事實。那壞孩子譚鋒早已經毀譽，就沒有后顧之憂，反倒磊落了，可正面挑戰。好孩子郁勇卻不得不束縛于道德身份，只能以守為攻，以抑待揚。這一場較量寫得簡直是驚心動魄，第一回合是譚鋒鳴鑼擊鼓，大肆進逼——謾罵，回答他的是沉默；第二回合是出其不意，引君入彀，猝然問道：“你拿沒拿？”這個是非題可是個陷阱，回答“是”與“否”都是承認，可郁勇給出第三種回答：“拿什么呀？”真是兵不厭詐！然后就是心理戰，譚鋒自語道：“郁勇，郁勇，我認識你！”郁勇也堅持住了。故事進入到僵局，怎么結束呢？當郁勇隨父母離開小鎮的時候，譚鋒前來告別，贈送郁勇一件禮物，什么禮物？那把鑰匙。這是一個和解，還是一個教育，教的是盜亦有道。

《小偷》的故事或還有些小小的奇情，那么《白雪豬頭》卻是再尋常不過的百姓生計。母親們像母獸為小獸覓食，當然不能用原始的叢林規則，而是用文明世界的章法。為打通款曲，替豬肉柜臺的女人制作全家過年的新衣服，不巧的是，正等著回報，那肉攤上的女人調去醬菜柜臺了，又當絕望之際，女人卻提著豬頭來了。倘若故事到此為止也可成立，就視作勞動互換的誠信遵守，可事情還在繼續，送豬頭的女人看著雪地上玩耍的男孩的赤腳，從懷里掏出尼龍襪給他套上。你要視作女人的惻隱之心就大錯特錯了，女人手上套著尼龍襪，嘴里說的是：你媽再能干，織得出這樣的尼龍襪？頓時，一場比試身手過日子的競爭，起了硝煙。力量對比相當的戰局，常常是以和談結束，有一天，兩個女人面對面相遇了，嚴格地說，相遇的是她們的手，共同伸向一把上好的蘆花掃帚，一抬眼認出對方，共同放手，誰也沒有要，就此熄火。

在這里，蘇童的法器隱匿起來，倘若我們沒有法眼，就看不出他是在虛構，只以為他不過講述一些事實，其實呢？功力更深了，所謂真人不露相！

最后，也是第三部分，我們是否可以來描繪一下虛構者，他是一個什么樣的人？

首先是《沿鐵路行走一公里》那個熱衷撿拾碎片的小孩；其次是《乘滑輪車遠去》那個背時的小孩，他人單力薄，不得不馴從于現實的約束，但并不妨礙“思想在八千米高空飛行”；《表姐來到馬橋鎮》里，那個忠心耿耿守護表姐以及表姐的仿水貂皮大衣的小表弟，他參加不進女孩們的故事，只能旁觀；《獨立縱隊》提了一只西瓜回家的小堂，怯懦地加入自己一個人的黑幫；《午后故事》里，目睹英雄豁子被殺的“我”也是他，他渴望成為豁子那樣的人，可連外表上相似都做不成，本是要剃一個剽悍的板刷頭發式，結果被剃成光頭，所以他根本沒指望做英雄，充其量只能目睹英雄被謀殺，做一個見證；《桑園留念》里，毛頭和丹玉殉情而死，他們的名字被悄悄刻到石橋的石欄桿上，那個刻名字的隱身人就是虛構者，他為他所看見的人和事，立起虛構的紀念碑。

整理于二○一一年四月二日 上海

王安憶，中國當代作家，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