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幾個維度看語文教材這個“例子”
——以蘇教版高中語文教材為例

崔國明

（昆山震川高級中學 江蘇 昆山 215300）

葉圣陶先生早就說過：“教材無非是個例子?！苯虒W的依據是課程標準，教材只是教學的載體；在同一課程標準下，是可以有不同體系、不同版本的教材的。盡管不是全部，但教材無疑是課堂教學最重要的一種課程資源。

從2005年秋季學期開始，作為第二批參加全國高中課程改革的省份，江蘇省高中課程改革在全省展開，全省高中全面實施新課程改革，在這樣的背景下，蘇教版高中語文新教材也就應運而生。截至目前，蘇教版高中語文教材的使用已走過了整整八年，并且也早已走出了江蘇，為別的省份所采用。蘇教版高中語文教材包括必修教材5本、配套讀本5本、選修教材14本，量不可謂不大。就筆者個人喜好而言，在實際使用的過程中發現，盡管蘇教版高中語文教材在不斷更新，但總感覺還有一些不盡如人意的地方。由此筆者認為，高中語文教材的編寫應該關注下面的幾個“維度”。

維度之一：梯度

毋庸諱言，在所有學科教學中，語文課堂教學可能是最沒有明顯梯度的；而在所有學科教材中，語文教材也可能是最沒有梯度的。

從理論上來說，教材的編排都應該有一個由低到高的逐步遞進和提升的過程，無論是知識還是能力，也無論是情感態度還是價值觀。但是，這種現象在現行的語文教材中很難覓其蹤影，蘇教版高中語文教材同樣也不例外。

當然，從另一個角度來說，語文學科又有其特殊性，不像數學、物理、化學等自然學科那樣，有比較清晰的漸進思路，但大致行進的方向應該總還是有的。

蘇教版高中語文教材是以人文話題為主線，以專題組織學習材料為重點，將與話題相關的若干篇課文組合成一個學習的專題，這種單元組合的方式與傳統的將文體相同的幾篇課文組合成一個單元的教材編排模式存在著明顯的差異。這種編排除了思想內涵較為接近外，同一專題的課文與課文之間似乎再沒有任何聯系，且文白混雜。這無形中就加大了教師對專題教學把握的難度，也很難使學生在知識或能力上形成一個相對完整的體系（除了思想內涵）。而且，即使是同一專題中思想內涵較為接近的幾篇文章，其深淺、難易也參差不齊，教學時總是覺得“深一腳淺一腳”的。

這里不妨以蘇教版高中語文必修二第二專題“和平的祈禱”為例。本專題共收錄了肖洛霍夫的《一個人的遭遇》（節選）、海因里?！げ疇柕摹读骼巳?，你若到斯巴……》、安妮·弗蘭克的《安妮日記》（節選）和《圖片兩組》等四篇課文。盡管都是表現戰爭的主題，但其中學習難易度的落差卻是很大的?！兑粋€人的遭遇》一文中蘊含著細膩的心理描寫、深刻的情感體驗，所有這些，都會給學生在理解文本時造成困難；同樣的，《流浪人，你若到斯巴……》一文中懸念的設置、濃墨重彩的學校環境描寫的用意等，也都增加了學生學習的難度。而《安妮日記》則是一個13歲的小女孩在20世紀40年代所寫的，表現的是“二戰”時期德軍占領下人民的苦難生活，而這篇文章面對的讀者卻是現在已經十六七歲的高中生。如果拋開教材編寫梯度的問題，單從年齡特征和認知水平上來講，《安妮日記》似乎更適合給小學五六年級至多初中一二年級的學生去學習，放到高一來學，似乎又淺了一些，教師普遍反映“沒什么東西可講”，學生學習的興趣也不濃厚。

同樣的現象在其他版本的高中語文教材中可能也并不鮮見。就如莊子的《逍遙游》，很多版本的高中語文教材都收錄了這篇課文，但實事求是地說，難度實在太大了，已經遠遠超出了高中階段“淺易文言文”的范疇，不用說高中生，即便是教師本身，能夠真正弄懂弄通的又有幾人呢？反正我是不大弄得清的。蘇教版將其安排在高二第一學期的必修五中，它和同一本教材中的《項脊軒志》《陳情表》等文章相比，難易度相差何止一個等級！

所以，教材的編寫在兼顧人文、時代、作者等的同時，可能還要適當照顧到學生這一學習的主體，要考慮到學生的認知水平和選文的難易，使教材在整個高中階段體現出一個由低到高的循序漸進的上升過程，盡可能呈現出語文教材的梯度,不能顧此失彼，而是要“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看菜吃飯，量體裁衣”，因為適合的才是最好的。在這一點上，我覺得在典范選文的基礎之上，教材的編寫應該遵循學生認知水平的變化，能夠讓學生“讀得進”并能“讀得出”。

維度之二：信度

既然語文教材是個“例子”，那么，其最大的特點就應該是典范。語文教材建設“要具有時代性和典范性，富于文化內涵，文質兼美，豐富多樣，難易適度，能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開闊學生的眼界”。因此，語文教材建設首先要處理好的就是經典性與時代性的關系。所謂經典，應當是指那些經過長時間的淘洗仍對眾多讀者能產生深刻影響的作品，但是經典作品又往往因其時間的久遠而與當前的社會生活產生一定的距離。同時，當代的語文課程，必然要與現實生活相結合，與當代文化現象相接觸，而當代作品又紛紜復雜，令人目不暇接?？梢?，如何處理好這兩者之間的關系，是語文教材建設中很值得思考的問題。

錢理群教授認為，“經典作品的教學在語文教學中應占據一個特殊的重要的地位?！币蕴K教版高中語文為例，教材給人的總體感覺是很“時尚”。在必修部分的教材中，第一次入選教材的“全新面目”的課文就超過了一半，使學生有了盡可能多地獲得文化熏陶的機會；同時，教材還從新的文化視角與不同的閱讀層面對一些傳統課文作了獨到的解讀和新的開掘，將其整合到相關的專題中，賦予這些文本以時代精神和現代意識。這些都是很有“時尚感”的，但蘇教版高中語文教材給人的總體感覺卻是“經典喪失”。

另外，蘇教版選文的“布局”并不十分合理。在必修一和必修二兩冊教材中，共收錄文章42篇，但文言文只有區區8篇，其中還有兩首詩詞，實際上真正意義上的文言文只有6篇，不足總量的15%；而讀本中文言文所占的比重更是小得可憐。如此選文，不僅與文言文所起的承載中國傳統文化的作用不相吻合，也與目前尊重傳統文化、弘揚傳統文化的大背景不夠協調。在這一點上，人教版語文教材一直處理得比較好，將文言文的位置擺放得比較恰當，其比重基本穩定在40%左右。

語文教材建設在處理好經典性與時代性關系的同時，還要處理好價值性與可讀性的關系。從理論上來說，能夠進入教科書的作品，應該既要有正確的價值導向，又要能夠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選文要貼近學生的閱讀興趣，但并不是簡單地遷就學生已有的閱讀目光和審美水平，而是要善于誘導和培養閱讀興趣，要精心挑選那些能夠引起學生求知欲的精品讀物，用思想境界和審美價值高的作品來引發他們閱讀的欲望。

文以載道是語文教學的內在要求和神圣使命。我國的語文課程教學目標中明確指出：“語文課是指導學生正確理解祖國的語言文字，使他們具有基本的閱讀、寫作、說話的能力，養成學習語文的良好習慣。在教學過程中，開拓學生的視野，發展學生的智力，激發學生熱愛祖國語文的感情，培養健康高尚的審美情趣，培養社會主義思想品質和愛國主義精神?！钡?，只有兼顧了選文的可讀性，其價值性才能更好地得以滲透。在蘇教版高中語文教材中，有些選文在對價值性與可讀性的關系處理上就非常到位，像余華的《十八歲出門遠行》、劉亮程的《今生今世的證據》等，文質兼美。但是，不可否認，也有一些選文似乎過于偏重了思想性，如毛澤東的《沁園春·長沙》、恩格斯的《在馬克思墓前的講話》、赫爾曼·黑塞的《獲得教養的途徑》、安妮·弗蘭克的《安妮日記》（節選）等，這些課文當然也是我們繼承傳統、弘揚精神的寶貴財富，但由于存在時空的距離，這樣的文章很難引起學生的共鳴，也很難激發學生的閱讀興趣，課堂教學也很有可能淪為枯燥的分析和空洞的說教。

維度之三：效度

從理論上來說，任何學科的教材建設都要有一個連續性，什么時候該掌握哪些知識、達到怎樣的能力，都應該有一個合理的分布，這就是教材建設的“效度”。但是，長期以來，語文教材的銜接問題一直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這不僅表現在教材的選文深淺難易方面的銜接，更重要的是“語修邏”（語法、修辭和邏輯）在語文教材尤其是初中語文教材中的缺失。

提高學生理解和運用祖國語言文字的能力，重在掌握各項語文基礎知識；而在各項語文基礎知識中，“語修邏”知識的地位又舉足輕重。按理，中學“語修邏”教學與現在的語文課程標準并不矛盾，都是服務于“指導學生正確理解和運用祖國的語言文字，提高他們實際的聽說讀寫能力”這一總目標的，其目的就是提高中學生實際理解和運用語言文字的能力；同時，使中學生了解自己母語的一些基本常識和結構規律，培養他們的語文素養。

但是，現實的情況卻是，學生進入高中以后，“語修邏”方面的知識幾乎一片空白，甚至于很多學生連一些常見詞的詞性、短語的類型、句子的成分都分不清楚，更遑論語法和邏輯知識了。這就給高中階段的語文教學帶來相當大的障礙。無論是現代文教學還是文言文教學，教學過程中都有很多很現實的問題往往需要借助“語修邏”的知識去解決,但現行的語文教材中卻沒有用專門章節或通過單元知識去講“語修邏”知識。人教版選修教材附錄部分對邏輯知識雖有涉及,但也是語焉不詳,淺嘗輒止；而蘇教版則幾乎是空白。

目前，中學語文教材中刪除邏輯知識，淡化語法知識，弱化修辭知識，但教學的實踐卻屢屢證明，這些“語修邏”知識滲透于語文基礎知識和閱讀寫作的方方面面，而課堂教學過程中又根本無法回避，這就使中學語文教學陷入了一種尷尬的境地。說得功利些，學生儲備了“語修邏”知識，即使為了應對高考也有很大的幫助：面對高考作文，是需要借助于一些語法知識或是邏輯知識來幫助審題的；而對文言文和現代文的閱讀理解，則更離不開“語修邏”知識了。

“語修邏”亟待回歸語文教材。有識之士認為，語法和修辭知識的大略框架應該在初中搭建，在高中階段需要進一步系統化并強化運用；而邏輯知識可以在高中階段配合議論文教學與寫作教學搭建一個基本的框架，以提升高中生的抽象思維能力和語言組織能力。

現行《語文課程標準》雖然把“語修邏”知識列為教學內容，但對這些知識的教學目標缺乏明確的界定，語文教材也沒有一個相對完整的體系。這樣就造成了教學方向不明，隨意性大，而且難以落到實處。這就需要語文教材構建出一個“序列”，將“語修邏”知識合理地、均勻地分布于初、高中的語文教材中。

維度之四：量度

一個學期的語文教學容量多少為宜？高中三年的語文學習總量又應有多少？這其實就是語文教材的“量度”問題。這里僅以蘇教版高中語文教材在教學實踐中遇到的一點困惑為例，來闡述這個問題。

蘇教版語文教材的容量之大前所未見。不必說高一和高二上半學期需要完成十本教材的教學（必修5冊，必修讀本5冊，平均每學期要完成3本以上教材的教學任務），單說高二下半學期和高三上半學期的選修課程就多達10余種，這其中既有《〈史記〉選讀》《〈論語〉選讀》《〈孟子〉選讀》，也有《現代散文選讀》《唐詩宋詞選讀》《唐宋八大家散文選讀》，還有《實用閱讀》《語言規范與創新》《寫作》，等等。如何操作，如何完成這些教學任務，是擺在高中一線教師面前的一大難題。

也許教材編寫者的意圖很明顯，也很樂觀：選讀，拓寬學生的視野，豐富學生的知識，夯實學習的基礎。但是，我們不能忽視的一點是，經過高中三年的學習，學生是要通過高考的選拔的，誰敢輕視？于是，“選讀”就成了“選教”；于是，就造成了這樣一種流行的、不約而同的、彼此心照不宣的做法：在選修的這些教材中，以高考為參照物，什么可能對學生高考直接發生作用，就“選讀”什么，那些對高考不直接產生作用的，一律“自讀”。這其中是誰“放出眼光，自己來拿”？教師，而且是應對高考經驗豐富的教師！因此，小則一所學校，大則一個地區，以“集體智慧”來圈定一些“選讀”（實際是“選教”）的內容，也就成了時下最“明智”的做法。

筆者認為，這種做法定是有違教材編寫初衷的。但事實上，面對如此大的容量，無論是教師還是學生，都很難處理，也不可能面面俱到、精耕細作?！皞涫覆蝗鐢嗥湟恢浮?，與其每本教材都只是蜻蜓點水，還不如研讀透徹一本或幾本，這幾乎成了一線語文教師的共識。于是，《〈史記〉選讀》《現代散文選讀》《唐詩宋詞選讀》就成了首選。

也許蘇教版教材編寫的意圖是好的，并且“用心良苦”，只是還應該適當顧及中學教學的實際，不能一味地好高騖遠。我想，與其多但效果差，還不如少而精、入木三分的為好?！?/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