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組織在社會轉型時期的模式

中圖分類號：D625 文獻標識碼：A

摘要：二十一世紀以來，作為全球人口第一大國的中國，開始逐步面臨著不斷的外部機遇及其內部挑戰。在二十一世紀頭十年內，中國的經濟取得了迅猛的突破，同時帶動了社會的全方面的發展。與之同時，社會問題則逐步呈現擴大的趨勢，這一個時期，就是中國社會的轉型時期。在這一個時期，社會政策出現與高速發展的經濟脫節的現象，現象的背后說明了傳統社會的政策是補缺型社會政策，在新的時期，逐漸無法適應新的社會需求。而社會組織是社會政策的主要行動者，與轉型時期的社會政策密不可分。關于本文，其主要將討論在社會轉型時期，社會組織將在補缺型社會政策的傳統理念下，運作時所帶來的問題；如何在社會變遷的同時，逐步對補缺型社會政策進行調整。

關鍵詞：社會組織；補缺型社會政策；轉型社會；行動者；社會變遷

一、對社會組織及其補缺型社會政策的概念界定

關于社會組織，其概念主要分為廣義的概念與狹義的概念。從廣義的概念角度出發，社會組織主要指的是在正常運行的社會體系之中，充當調節、整合與維持功能的有組織的群體的總稱。在具體劃分中，社會組織的機的社會模式，就是涂爾干所謂的有機社會的體的主題中，充當調節與包括了政府部門、非政府組織及其民間組織等。而在我國的劃分之中則比較詳細，其主要為政府部門、事業單位、企業、非政府幫扶組織及其私人群體等。無論在劃分上的區別如何，總之廣義的社會組織是一個概括全面的概念。與之相比較的則是，狹義的社會組織的定義，在狹義的社會組織的定義中，其主要認定非政府的組織，即NGO組織就是社會組織，社會組織就是具有明確的目標性的社會群體。關于狹義的社會組織定義，在許多人的觀念中，都堅持并肯定這一理念。但在我看來，這一狹義的定義相對具有很強的片面性，同時也是對社會組織認定的偏見。因為社會組織，應該從總體上去認知其的存在，社會組織應該是一個與社會息息相關的組織模式，在某種程度上，與生物有機體相類似，社會充當有機體的主體，而社會組織則是有機體的細胞。這樣的社會模式，就是涂爾干的有機團結的體現，而社會組織則是把各個群體有機的聯系到一起的必不可少的成分。

關于對社會組織的認知，在當代中國存在著許多的誤區，其中關鍵的誤區就是把相對廣義的社會組織理解為政府之外的社會力量，在這樣的觀點下，社會大眾對于社會政策的具體落實，只關注于社會民間力量，從而忽視了政府在社會政策中的作為，并認為政府在當今社會是很難作為的。與之相比較，政府在執行社會政策之時，就會刻意的淡出了社會大眾的實現，因為政府的作為難以得到百姓的肯定，甚至得不到百姓的重視，因為對于政府而言，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只能針對病理型社會進行相應的作為，于是這樣的政府行為形成了補缺型社會政策，從補缺型社會政策的內容來看，在表面上，雖然政府退出了對社會的全面的政策的影響，只針對個別病理社會進行管理，如犯罪、貧窮、即對越軌社會進行管理，就像醫生一般，只有出現了問題才開始救助。政府似乎把權力移交到了社會，“小政府，大社會”的理念好像可以實現。但這僅僅是表面現象，從深層次的角度看，補缺型社會政策，使得政府放棄了許多職能，進而產生對社會控制的削弱，在這樣的政策之下，更多的社會越軌行為，將不受控制的出現，即前面所提到的社會問題，加之在一個新的社會轉型時期，這樣的問題尤為突出，當社會問題不斷增長的時候，政府就不得不花費更多的精力與資源來應對新出現的社會問題，于是，政府表面看起來又對社會進行的全方面的控制，其實僅僅只是頭疼醫頭腳疼醫腳的行為過程罷了。對于補缺型社會政策而言，最為關鍵的是，在這一個政策的影響下，政府組織陷入了一個尷尬的境地，這個尷尬的境地主要方面在于，政府到底對社會的管理究竟以什么樣的角色出現？是以監督者出現的話，那補缺型社會政策則強調只對病理社會進行管理。而以醫生的角色，出現的時候，則往往會面臨的更多的社會問題，于是往往容忍產生了混亂。與之問題相伴隨的，則是非政府組織的定位也開始模糊不清，與之相比較，非政府組織是要配合政府管理好社會？還是自己另辟蹊徑的尋找一條適合自己的發展道路，與政府的社會政策相得益彰？綜上所述，社會組織在補缺型社會政策之下，出現了角色不清的問題，那在角色不清的問題之下，社會組織將能否正常的運行，在運行的時候，存在什么問題？而在這樣角色不清的問題之下，社會的外部變遷，會不會迫使社會組織對社會政策進行一個深度的反思與改革，這就是我在本文之中所要探討的問題。

二、補缺型社會政策對社會組織的影響

關于補缺型社會政策所帶來的問題，其主要的外在表現為社會組織在補缺型社會政策影響之下，出現了角色不清的問題。那么，這一個問題為什么沒對社會造成巨大的沖擊力呢？在這里，我有一個初步的假設，假如角色不清的現狀對社會組織的影響非常巨大，以至于停止了相應的職能與社會分工的角色扮演，其整個人類社會即將進入到一個沒有秩序的狀態，每一個社會人都在追求自己的利益，民粹主義逐漸開始蔓延，而不受到任何組織的控制，到了最后發展到霍布斯所謂的原始狀態，人人為敵的現狀。從這個假設中，我們可以發現，這樣的假設是一個歷史的倒退，也是一個理想的狀態。但是每個社會人都具有理性的一面，當社會出現危機的時候，每個人都會相應的進行一系列的調整。這就說明了為什么社會組織角色不清的情況之下，社會人人能夠正常的運作的最好的一個例子。既然說在補缺型社會政策之下的社會組織角色不清的問題出現的時候，不會對社會的秩序照成不可補救的損失，但在這樣的狀態之下，社會組織將會以什么模式出現，這是我最主要關心的問題，在這里，我以我國的社會組織為例，在中國，最大的社會組織—政府因為補缺型社會政策的影響，雖然角色很不清楚，但對日常的政府行為影響較小，在我國政府的日常行為中，依照著對病理社會的補救為出發點，政府每天都在取締非法的現象，及其努力改變不和諧的現狀，例如城管對流動攤販的取締，警察對犯罪的打擊，政府不斷提高醫療保障體系，及其基層的街道辦事處對于社區的貧困群體的救濟，及其過年過節，政府領導親自下基層對群眾的問寒問暖都是對補缺型社會政策的具體落實的體現。從表面上看，這樣的政策效果，在一定的程度上多少可以解決一些問題，但這些問題都是治標不治本的體現，究其原因，就是政府只是簡簡單單的認為問題出現了，把問題解決了就可以解決一切實際中的困難，殊不知，政府卻無法掌控問題背后的需求及其照成問題的主要原因，因此，在當代轉型時期的中國政府，只能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重復著解決病理社會的措施，但社會問題得到解決的卻寥寥無幾，這就是補缺型社會政策之下的政府行為，這樣的行為在不斷變遷的社會，開始存在著許多詬病。

社會民間組織的角色不清的問題與政府組織的問題幾乎一致，在中國的民間非政府組織，其主要也僅僅只是針對社會的貧困、社會的不平等現象，及其對自然災害的救助的層面上，當這樣的救助行為，沒有一個統一兼顧的安排的時候，往往會出現混亂的局面，及其物質被浪費，重復投入的現象。其中最明顯的例子比比皆是，從小的方面看，就是一個敬老院的一個孤寡老人，在敬老節那天，被志愿者洗了十次左右的頭，從而造成老人的感冒。而從大的方面來看，一個地震災區，在第一時間內，往往在關鍵的救災道路上，堵塞了許多前進救援的志愿者，這對于災區與外界的聯系極為不利，而志愿者所送的物質，往往集中在某地，無法詳細的送抵受災最嚴重的地區，這樣的救災也就失去了其意義。所以說，在我國的非政府的民間組織，在日常的運行中，也是存在著許多混亂的地方?？傮w而言，我國的社會組織，雖然能夠在一定的程度上能夠正常運轉，能夠解決少量的問題，但這些問題都只是表面的問題，而不是深層次的問題，由此說明了，當代中國的補缺型社會政策正在面臨著巨大的挑戰。

三、關于社會政策的調整與社會組織的改變的認知

傳統的補缺型社會政策下，造成了政府部門有心無力，及其非政府組織的有勁使不到點上的尷尬局面，在這嚴峻的形式下，作為社會政策的行動者，社會組織而言，最重要的就是做出相應的對策，才是關鍵。其中首先要改變的就是指的行動的思想，即社會政策的改變，政府只對病理型社會的管理是遠遠不夠的，其中最為關鍵的是當今中國還在處于一個社會轉型時期，社會政策僅僅只針對補救病理性社會，是遠遠不夠的，因為在轉型時期的中國，從經濟學的視角來看，中國的確處于一個高速發展的時期，而且在未來的十年內，能夠繼續保持經濟的活力，因此經濟學家們可以放心大膽的認為，只要社會物質充分，作為經濟人的個體一定能夠在社會資源的再分配之中，每一個人都能得到滿足，由此轉型時期的不公平就可以打破。關于經濟學家的觀點，在社會學者看來，是不夠全面的，因為經濟學家僅僅考慮的是市場角度，而沒把社會范疇納入到考慮之中，而中國的轉型社會，也不像經濟學那樣認為的只存在資源分配不均的現象，中國的社會轉型時期，是一個復雜而多元的現象，其中存在著許多的可能性，任何一種現象都能說明其問題，只不過在官方的意識形態的影響下，中國的轉型社會的特征被抽象化罷了。關于這一時期，其實與一百多年前的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相比較，我們可以發現，當代中國與西方資本主義社會是多么的相識，如果用社會學的概念概括，我們可以稱這一段時期為，集體失范時期，就像涂爾干所說的那樣，繁榮的社會必然出現社會失范，中國轉型時期就是以集體失范的狀態為特征。而補缺型社會政策往往只對已經出現的問題而補救，但這樣的問題往往會越來越多，到了最后把問題的關鍵蒙蔽起來，所以說現在的社會組織只能治理表面，不能治理核心問題。

針對中國社會轉型時期的特點，我認為中國的社會組織應該及時轉變社會政策，以政府為帶頭，政府應該本著以社會大眾的利益為主，建立起一個全面的，系統的社會政策，這樣的社會政策，要不僅僅對社會的越軌行為有著治理的措施，同時還要具有對社會現象背后的需求具有進一步的尋找的動力，政府要眼光長遠的看到，未來的社會發展的趨勢，以未雨綢繆的思想來應對未來的變化，即能夠及時的干預，就像經濟學中那樣，能夠及時的采取宏觀調控政策，另外，政府也要避免過于對社會進行過多的計劃，這樣似乎又有回到計劃經濟的時期的味道，總之政府的確要做到“小政府、大社會”的理想模式。當政府確定自己的角色之后，社會民間組織同時也要做到及時的跟進，當政府組織找到了一條明確的組織目標的時候，政府組織就會正確的開始履行具體的職權，進而開始具有指導的能力，而社會民間組織則要避免盲目的行動，例如在救災、扶貧、獻愛心的活動之中，能夠按照政府的統一兼顧的規劃之下，對社會的大眾進行有目的，有針對性的救助，這樣我們的社會才能達到一個比較理想的狀態模式。

四、結語

中國社會是一個不斷變遷的社會，是一個相對具有發展前景的社會，雖然在二十一世紀的頭十年的轉型時期，或多或少的出現過問題，并對社會大眾帶來深遠的影響，但在總的方面，我們的社會仍然呈現螺旋式的上升。雖然傳統的補缺型社會政策，在一定的程度上迫使社會組織在具體的行動上造成角色不清的情況，對行動者—社會組織而言帶來了誤導與不必要的損失，但是隨著社會大眾對公民意識的培養與樹立，社會大眾因此能夠自發的組織起來，逐漸開始形成新的市民社會，在市民社會的環境之中，社會大眾能夠井井有條的進行必要的社會行動，這些行動包括著抵制社會的越軌現象、共同遵守社會公共秩序、培養環保意識，當然最后實現社會共同目的，即使得社會在一個較好的秩序中正常運轉。這樣社會目標就能實現，而社會目標就是社會組織的組織目標，當社會組織目標實現的時候，無論社會組織，還是政府部門，都能在組織目標的帶動下，完成社會分工，進而實現政府與民間社會組織找準自身的角色，當角色定位清楚之后，政府與社會民間組織才能夠繼續為社會服務。

當然，實現這一個目的的前提，則是市民社會的建立，對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中國而言，任重而道遠，但在近年以來，我們也要看到中國的變化，特別是在基層社區及其農村的村鎮的改革，這使我們相信在不遠的將來，中國社會將會產生翻天覆地的變化，當然這是以近年以來社會政策得到及時的調整為前提的。除了社會政策相應的調整之外，關于社會組織，其兩大板塊，政府組織與民間組織，在社會地位上應該是呈現動態的變化，不是一成不變，這一點尤為關鍵，因為在現代中國，往往存在一種先入為主的傳統觀點，認為政府是高高在上的官老爺組織，而民間組織只是社會自發組織的流動性大的大眾群體，政府是主導一切的力量，而民間只能跟隨。這一種觀點是錯誤的，在新的社會模式下，政府具有一定的權威，能夠引導社會，但也存在著政府失靈的現狀，而社會民間組織雖然靈活自主，能夠針對政府失靈進行補救，但是同樣存在著一定的盲目性。所以說政府組織與社會民間組織，兩個統一到一起，才能被稱為社會組織，由此可說明，社會組織在行動的過程一定要相互配合，相得益彰，特別在社會的轉型時期，相互配合變得尤為重要。

參考文獻：

[1]楊敏 當代社會變革中的“國家一社會”新型關系—社會學中國化視野下的社會建設與社會管理 2012

[2]陸學藝 當代中國社會結構變動中的社會建設 2010

[3]李強 對“社會”及“社會建設”的思考 2010

[4]凌新喻紅軍論哈貝馬斯協商民主理論及其對和諧社會建設的啟示 2010

[5]李雪萍 陳偉東論社會建設經由社區建設 2008

[6]張靜 社會建設：傳統經驗面臨挑戰 2012

[7]王國銀，王倫光社會建設的價值訴求 2009

[8]鄒農儉社會建設的若干問題研究 2009

作者簡介：張壬鐘，單位：云南大學，學院：公共管理學院，專業：社會學，研究方向：社會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