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民國時期武漢工業企業的工頭制改革

母澤洪+劉巖巖

[摘 要]近代武漢工業中的管理體制最初是以清末張之洞所創辦的軍事和民用工業中所使用的衙門式的管理模式為代表，工頭制在其中大行其道。民國建立之后，利潤的刺激和轟轟烈烈的“實業救國”思潮推動著武漢地區民營棉紡織業的發展，它們從一開始就避免重蹈官營工業的覆轍，摒棄政企不分的管理模式和陳腐落后的作風，但卻無一例外地保留了工頭制，對工頭制的改革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其演進的過程對于今天企業的改革也是具有借鑒意義的。

[關鍵詞]民國時期；工業企業；工頭制

一、工頭制的作用

近代中國工業是從西方移植過來的，不論是最早的國外在華投資企業、洋務運動時興起的官辦企業還是后來的民營企業，在內部管理上都無一例外地采用工頭制。工頭制的歷史最早上溯到英國早期資本主義時期，它是一種由工頭負責招募工人并指揮工人在資本家工廠生產的一種勞動管理制度。近代中國的工頭制最早出現在在華外資工廠里，由于國外資本家對中國勞動力市場不熟悉，就委托工頭為其尋找勞動力。后來興起的民族工業在引進西方先進技術的同時，也根據各自的具體情況，仿效工頭制對工廠進行管理，并取得一定的效果，因為“工頭制這種管理制度的內化形式，在初期能夠緊密聯系起以血緣、地緣關系為紐帶的網絡，使業主的權威覆蓋整個網絡，協調好各部門內部和部門之間的生產活動，節約了組織內部的內耗成本?！盵1]所以，工頭制在早期對于工業的發展和企業的壯大，也曾發揮過積極作用。

1920-30年代武漢棉紡織業中著名的裕華紗廠的前身是楚興公司，楚興公司不但承租了湖北紗、布、絲、麻四局的廠房設備，也把四局中的一些舊式管理制度不加選擇地繼承了下來，工頭制即在其中。據史料記載：“工人的招收和管理，從官辦到應昌都是實行工頭制，招工和派活都由工頭負責，工資也由工頭領，工頭的權力很大，多報工人、冒領工資、克扣工錢。有時還不服從廠方的管理和調配?！盵2]工頭制雖有種種弊端，但在楚興發展初期，出于企業穩定等其它因素的綜合考慮，暫時保留了這種較為落后的管理方式，并且為了加強對工人的控制，公司領導特意利用一些調皮的人作為工頭，并大力提倡“恩威并重”。[3]

作為榮家企業在武漢的分廠，申新四廠在創立之初也仿效其它各廠，使用工頭制，“工廠創辦初期，還是沿襲著工頭和粉師的陳舊制度，機器運轉和工人進退由其把持”[4]。申新四廠使用工頭制有著各種復雜的原因。20世紀20年代勞資矛盾較之以前，顯得尤為突出。工頭卻能平衡二者之間的關系，在中間起居中調解的杠桿作用。所以，工人離不開工頭，希望利用工頭的能力來獲得工作機會，保證自己的基本生活。企業的資本家也要倚重工頭，利用他們監視、管理工人。從申新四廠工頭的來源來看，他們中的不少人是幫會首領、退伍軍人和政府官員，借助他們的影響，申新四廠的資本家們可以和國民黨的黨、政、軍建立起各層關系，從而為企業的發展營造起更多的保護傘。企業負責人李國偉業務能力的欠缺也是申新四廠維持工頭制的一個重要原因。李國偉是土木專業出身，在紡織方面是外行，所以他不得不依賴工頭，靠他們來裝配和調試機器，從事技術方面的管理工作。1922年申新開機時，李國偉為了削弱工頭對工廠的控制，遂聘請上海馬耀忠為總管，結果他干了一年就辭職，工廠管理只能進一步依靠工頭的勢力。同時期內，武漢其它紗廠內部管理模式也是工頭制占主導地位。

二、工頭制的改革

隨著時代不斷向前推移，工頭制的消極面也逐步暴露出來，“這種管理制是以經驗和管理人員的主觀判斷為依據，沒有計劃、規范和程序，屬于放任自流型的管理方式。更嚴重的是，工頭制在管理實踐過程中又逐漸和中國所固有的封建行會制度、行幫傳統以及封建官場習氣結合在一起，成為一種濃厚的封建主義色彩的管理制度?！盵5]在武漢棉紡織業里，工頭制直接導致了兩種惡果。對于紗廠的發展來說，這種落后的管理方式和企業現代組織形式以及治理結構不相符合，并且阻礙了科學技術的進步，使生產效率長期處于一個較低的水平，“由于工頭老式管理，用棉量很高，棉紗單產很低，16支只0.9磅，因為成本更高。紗廠連年大虧”[6]。對于紗廠里人數最多的工人來說，工頭制的存在，使他們所受到的壓迫更為深重，“工人進廠得通過封建把頭，打罵甚至開除出廠也都聽命于把頭”，“封建把頭在廠內胡作非為，可以任意打罵，迫害，甚至侮辱、強奸女工，工人逢年逢節要給把頭、師傅送禮；如送鞋襪、點心、或銀洋。把頭不做工，卻拿雙餉?！盵7]資本家對工頭開始時是矛盾的心理，既對工頭在工廠內日益做大、尾大不掉而不滿，同時又不得不利用他們管理和控制工人，讓資本家和工人之間有個緩沖的空間。但是隨著工頭制引起的生產效率低下導致企業利潤下降、經營出現問題時，資本家也開始逐步改革這個落后的管理方式。

裕華紗廠早在楚興時期，以張松樵為代表的一些負責人就已感到工頭制的弊端越來越多，但又迫于大環境的影響，不能一下子把他們從企業中剝離，遂決定對工頭進行改造。第一步是削權，將工頭提拔為職員，納入企業的管理結構中，屬于管事的領導下。裕華完成這個步驟是通過加大薪水的方式來進行的，工頭的工資以前是幾吊錢，現在成為公司職員后上升到30-60元，所以自然很滿意這種安排。第二步是改變用工制度，實現總管對工人的直接領導，減少中間的管理環節。工頭之所以能控制工人，因為工人進廠工作是通過他們介紹進去的。改革后的管理制度，“工人進廠工作都經過總管”[8]。第三步則是加強對工頭權力的監督。發放工資時由工冊處計算出每個工人的應得工資，然后直接拿到車間并監督工頭發放到工人手里，這樣工頭就不能冒領和克扣工資了。雖然作為被改革的對象，工頭自身的權力受到很大限制，但是他們也還是嘗到了改革帶給他們的好處，“而工頭提拔為職員后，職位高了，工資多了，又可以分紅，指在很愿意，而且很賣力”[9]。

申新四廠對工頭制的改革緊跟整個榮氏企業的步伐，1924年，“與申三改革差不多時候，上?？偣九啥∽髁?、鄭家樸、李春坡等人去漢口申四進行改革，也有成績”[10]。由于改革措施過于激進，工頭制的利益受到很大損害。改革派直接受到工頭的暴力人身攻擊，改革也一度擱淺。1927年申新四廠任用上?？偣菊{來的肖松立擔任總工程師，進一步深化對工頭制的改革，“肖松立系紡織界老前輩汪孚禮的學生，對紡織事業很有專長。整頓企業也不主張急進和樹立小圈子，因此進廠后，職工無甚反感?！盵11]李國偉逐步使用自己絕對控制的工商中學派為代表的?？飘厴I生來管理車間，在一段時間內，工頭制和學生管理制并存，以循序漸進、較為平和的方式推行了西式的科學管理方法。

武漢的震寰紗廠因為工頭制引起的問題更為突出。到1930年代時，“中國紡織工廠改用技師、取消工頭保持之制已十年以上、然各廠重用工頭者尚不絕跡、廠主豈無徹底覺悟者猶不鮮也?！盵12]震寰紗廠就屬于上述這種仍堅持使用工頭制的企業，“而武昌震寰紡織廠，卻為流氓所把持，與創辦人劉公逸行之初旨，適獲其反，可不惜哉?！惫ゎ^在震寰紗廠內經過十多年的發展，形成一股能左右工廠方向的勢力，“而工頭之驕橫放縱，尤不敢稍加約束，以致大好工廠，悉被彼輩所包辦”。企業創辦初期，工頭制尚能發揮積極作用，有助于企業的發展。但隨著工頭在廠內的勢力日漸壯大，其負面影響越來越多，“工資黑暗，物料混沌，工價既增，人數復多，而品質惡劣，機械損于無形，物料耗于下訾，欲行改良，動輒得咎，地利失之交臂，贏虧委諸天命，過去十余年中，每年尚可盈余，甚至擴充布廠。而今二年來，乃見折蝕，誰實為之，執令致之?！盵13]已走到窮途末路的工頭制，在震寰紗廠以更加極端的面目呈現出來，比以往任何時期都更為野蠻，“工頭們雄赳赳氣昂昂地在車間里踱來踱去，怒目地監視著他的‘奴隸們的勞動，一不順眼，就聲色俱厲，棒打腳踢，習以為常。工人們為了即可憐的飯碗，也只好忍氣吞聲?！盵14]因為1933年震寰紗廠的停工，全廠上下都以復工為中心任務，對工頭制的改革也無從談起。除這三家紗廠外，第一紗廠的管理制度是“工頭制兼行學生制”，并一直持續到1949年。[15]

由此可知，1920-30年代武漢棉紡織業發展的過程，同時也是以武漢四大紗廠為代表的各工業企業管理結構和層次不斷完善的過程。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武漢棉紡織企業推行工頭制改革時面臨著各種不同的困難，所以工頭制在武漢棉紡織業有著較強的生命力，并在較長時期內維持了新舊管理體制并存的二元模式，真正對其造成沖擊的是1920年代在中國工業界流行的“科學管理法”，這樣才真正促進了民國武漢棉紡織業在管理體制上由經驗型逐步向西方的科學管理型的過渡

參考文獻：

[1]李雅菁：《近代新式棉紡織企業工頭制管理方式淺析》，《安徽史學》，2007年第6期，第70頁。

[2]《裕大華紡織資本集團史料》編輯組：《裕大華紡織資本集團史料》，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7頁。

[3]黃師讓：《裕大華企業四十年》，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第四十四輯，1963年，第9頁。

[4]李國偉：《榮家經營紡織和制粉企業六十年概述》，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第七輯，中華書局，1960年，第32頁。

[5]趙靖主編：《中國經濟管理思想史教程》，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第524頁。

[6]龔培卿：《李國偉和他所經營的企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武漢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武漢工商經濟史料》第二輯，1984年，第158頁。

[7]蔡樹立：《抗日戰爭前漢口福新第五廠和申新第四廠的勞資關系和工人運動》，《武漢大學人文科學學報》1959年第4期，第54頁。

[8]《裕大華紡織資本集團史料》編輯組：《裕大華紡織資本集團史料》，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7頁。

[9]《裕大華紡織資本集團史料》編輯組：《裕大華紡織資本集團史料》，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7頁。

[10]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編：《榮家企業史料》上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59頁。

[11]龔培卿：《李國偉和他所經營的企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武漢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武漢工商經濟史料》第二輯，1984年，第160頁。

[12]《震寰紗廠重用工頭之事》，《紡織周刊》1932年第2卷第38期，第1053頁。

[13]《震寰紗廠重用工頭之事》，《紡織周刊》1932年第2卷第38期，第1053頁。

[14]《震寰紡織股份有限公司歷史資料》，震寰檔案114-1-75，武漢市檔案館。

[15]《武昌第一紗廠的歷史概況》，第一紗廠檔案62-1-115，武漢市檔案館藏。

基金項目：本文來源于貴州省2012年度社科規劃自籌經費課題《夾縫中的曇花：抗戰時期內遷到西南地區的武漢工業企業研究——以棉紡織業為中心》（編號：12GZZC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