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史·列女傳》史源探析——以《元史·列女傳》與元人文集相關記載的關系為中心

杭素婧

《元史·列女傳》史源探析
——以《元史·列女傳》與元人文集相關記載的關系為中心

杭素婧

《元史·列女傳》的史料來源問題，目前除了《〈元史〉探源》一書中有相關介紹外，尚無更為詳細具體的分析。事實上，《元史·列女傳》在編修中，除了《列女傳一》以《經世大典·禮典》的《旌表》為主要參照外，元人文集在整個《列女傳》的編修過程中也起到了一定的參考作用。

《元史·列女傳》 元人文集 史料來源

《列女傳》作為專屬于女子群體的傳記形式，自范曄的《后漢書》始，其后諸多正史都予以設置。作為正史類傳之一，相當多的正史中列有《列女傳》，也有學者注意到其史源問題。較具代表性的有臺灣學者衣若蘭在其著作《史學與性別：〈明史·列女傳〉與明代女性史之構建》中對《明史·列女傳》的史料來源所作的研究。作者通過對《明史》編采過程中可能用到的四類史料：明代歷朝實錄、私撰史籍筆記、地方文史志書、私人文集傳記一一進行分析，得出方志與文人傳記才是清初史家取材的最重要來源①衣若蘭《史學與性別：〈明史·列女傳〉與明代女性史之構建》，陜西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57—64頁。。與其他正史不同的是，《元史·列女傳》分前后兩次編修，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其史料來源是否和《明史·列女傳》一樣多取材于方志與文人傳記，有待進一步研究。本文主要試圖找出現存元人（包括明初人）文集中有關同一人物的記載，將之與《列女傳》作一對比，探討元人文集在《列女傳》編修中所起的作用。

《元史·列女傳》分兩次編修，作者也不相同，據陳高華先生和方齡貴先生所考，前后兩次的編修者分別為高啟和貝瓊②陳高華《〈元史〉纂修考》，收入陳高華《陳高華文集》，上海辭書出版社，2005年，第479—480頁。方齡貴《〈元史〉纂修雜考》，收入方齡貴《元史叢考》，民族出版社，2004年，第20—21頁。。至于《列女傳》的史料來源問題，《〈元史〉探源》中已有一定研究并對個別婦女事跡的史源作了一些簡要探討。其中提到《列女傳一》所載為金朝尚未滅亡至文宗天歷年間人物，《列女傳二》所載則多為順帝時期人物，提出《經世大典·禮典》篇中《旌表》項為《傳一》主要史料來源；至于《傳二》的史料來源，有《元史》所附宋濂《目錄后記》中所言的采自郡縣所上的史事，也有本于當時人所撰寫的傳記、碑文，并對《列女傳》中所載且在元人文集中也可見到的其中七位女性的事跡進行了相關探討，指出除《經世大典》外，《列女傳》中若干記載還可能來自元人文集，尤其是對于《傳二》而言③王慎榮主編《元史探源》，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第265—267頁。。值得注意的是，《元史》中除了《列女傳》部分提到婦女的旌表事件外，

《本紀》中也有關于旌表女性的記載。汪輝祖在《元史本證》一書中對于《本紀》中所旌表的女性有一個詳細的羅列，其中提到：“案紀自大德元年至至正十三年，旌節共四十五人，其間惟闞文興妻王氏有傳；相兀孫妻脫脫真見李君進妻傳，趙野妻柳氏見江文鑄妻傳。他如仁宗皇慶二年十月高州蕭乂妻趙氏……傳皆遺之?！雹伲矍澹萃糨x祖《元史本證》，中華書局，1984年，第404—405頁?？梢?，雖然《本紀》中也有較多女性旌表的記載，但其與《列女傳》重合度很低，如《本證》中所提到的，《本紀》中僅有闞文興妻王氏、相兀孫妻脫脫真以及趙野妻柳氏可見于《列女傳》，其余皆不可見，因此二者的史料來源應不相同，彼此之間亦無關聯。

關于《〈元史〉探源》中所說的《傳一》主要采擇抄錄自《經世大典·禮典》篇中的《旌表》項這一點，從《傳一》的編寫體例上也可體現，《傳一》較多地在史料翔實、較為突出的個人事跡后附上因史料不詳或為簡略需要而與其性質相同的女性，且在其后往往出現“并賜旌異”、“并命褒表”、“并旌之”等旌表的言辭，個人事跡中也常見“旌異之”、“旌美之”、“表其家”等詞，這或為其本自《旌表》項的重要表現。除此之外，一些元人文集中也可見與《傳一》中記載相同的人物，事跡詳略各異?！丁丛贰堤皆础废鄬Χ允菑目傮w上把握《列女傳》的史料來源問題，在具體個案分析上，則十分簡略，尤其是對于《傳二》中幾位人物的分析而言，有的僅一筆帶過，對元人文集在《列女傳》編修中所起的作用則未予以充分的展現。以下將盡可能較為齊全地找出《傳一》、《傳二》內與現存元人文集中相重合的人物及其事跡的記載，并將其進行對比分析，探討元人文集與《元史·列女傳》的若干關系。

一、《元史·列女傳一》與元人文集相關記載的關系辨析

《傳一》中人物能在元人文集中找到相關記載的有以下幾人：

殺虎救夫的胡烈婦。為該女子壯行作文的人很多，流傳下來的就有任士林的《烈婦胡氏傳》②［元］任士林《松鄉集》卷四《烈婦胡氏傳》，《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96冊，第542—543頁。、王惲的《烈婦胡氏傳》③［元］王惲《秋澗集》卷四九《烈婦胡氏傳》，《四部叢刊》景印江南圖書館藏明弘治翻元本。、劉將孫的《題渤海兵士劉平妻胡殺虎圖》④［元］劉將孫《養吾齋集》卷二六《題渤海兵士劉平妻胡殺虎圖》，《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99冊，第699—700頁。、楊學文的《題節婦胡氏殺虎圖》⑤［元］周南瑞編《天下同文集》卷四六《題節婦胡氏殺虎圖》，《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66冊。、趙孟頫的《烈婦行》⑥［元］趙孟頫《松雪齋集》卷三《烈婦行》，黃天美點校，西泠印社出版社，2010年，第59—60頁。，以及謝應芳的《題胡婦殺虎圖》⑦［明］謝應芳《龜巢稿》卷二《題胡婦殺虎圖》，《四部叢刊三編》景印江安傅氏雙鑒樓藏鈔本。。將這些文章分別與《傳一》中胡烈婦的記載進行對比分析，可以發現楊文與趙文主要是以題歌的形式贊揚此種行為，對于該事跡具體記載甚至短于《傳一》。謝文中提到 “犇牛巡檢胡石潤卿示予胡婦殺虎圖……持畫索書詩，因題其后”，題詩主旨是對胡烈婦行為的歌頌，只包含部分事件信息。劉文同樣是作者對與此類事件的感慨，至于事情具體經過則記載較略。王文記載較詳細，但殺虎過程又與《傳一》中略有出入，如《傳一》說胡“顧呼車中兒，取刀殺虎”，王文中在說其殺虎時并未提到其子拿刀一事，只說“胡即抽刀前追”。而任文所記

與《傳一》中記載基本是一致的，且前者在事件發生與經過的描述上更為具體詳細，如任文中還記載了其攜夫至季陽堡之后的一些活動，應當可將其視為是后者的史料來源。不過應當注意的是，《傳一》中提到“縣官言狀，命恤其母子，仍旌異之”，可見其也可能是以《經世大典·禮典》的《旌表》為藍本。

闞文興妻王丑丑。關于王氏的事跡，揭傒斯《雙節廟碑》中有十分詳細的記載①［元］揭傒斯《揭傒斯全集》文集卷七，李夢生標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378—380頁。，不僅包含《傳一》中內容，且對事件的來龍去脈，以及闞文興與其妻受封贈的具體經過都有詳細闡述，且《傳一》中寫道“至順三年封贈闞文興夫婦”，而《經世大典》編成于至順二年，可見關于闞文興妻王丑丑的事跡來源應當不是《經世大典》，而是來自揭傒斯的《雙節廟碑》②王慎榮《元史探源》，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第266頁。。

夫死自殘守節的馮淑安。揭傒斯曾為馮淑安作《李節婦傳》，據其文中所言，當時為馮淑安作文章的還有王士熙、馬祖常、孛術魯翀、吳澂、袁桷、李端、柳貫等，他們對馮淑安的事跡都“爭為文章，盛夸道之”③［元］揭傒斯《揭傒斯全集》文集補遺，第438—439頁。，不過現在能見到的只有王士熙的《李節婦馮靜君贊》，④［元］蘇天爵編《國朝文類》卷一八《李節婦馮靜君贊》，《四部叢刊》影印元至正二年杭州路西湖書院刊大字本。以及揭傒斯未曾提及的黃溍的《李節婦詩序》⑤［元］黃溍《金華黃先生文集》卷一九《李節婦詩序》，《四部叢刊》影元刻本。。其中王文僅為夸贊之辭，不含有任何事件信息，肯定不是其史料來源。至于黃文與揭文，二者雖對事件描述甚為詳細，但并非包含了《傳一》中所載的所有信息，且有些資料還略有出入，如《傳一》中說到馮淑安在丈夫死后“為女師以自給”，而黃文通篇都未曾提及這一點；《傳一》中說馮淑安“鬻衣權厝二柩蕺山下”，黃文中則提到馮淑安有一位姨母，是“賴其力，奉柩葬城東北蕺山下”；《傳一》中提到馮淑安父母“憐其孤苦，欲使更事人，馮爪面流血，不肯從”，揭文中則沒有提到這一點?？梢?，兩者雖然內容翔實，但都并非《傳一》中所載的馮淑安事跡的來源，可能它是以之前提到的那些失傳的當時其他士人的文章為藍本，抑或是揭文中所提到的“山東、浙東群有司，交上其事于朝，請褒異焉”，根據《經世大典·禮典》的《旌表》而來⑥王慎榮《元史探源》，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第266頁。。

不堪受辱自盡的蔡三玉。關于蔡三玉的事跡，陶宗儀在《南村輟耕錄》中曾有所記載⑦［元］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卷一〇“溺水不躍”條，中華書局，1959年，第127頁。，此外，林清源也寫有《烈婦蔡三玉傳》⑧［元］《草莽私乘》卷一《烈婦蔡三玉傳》，清初抄本。。將其與《傳一》記載相比較，發現《傳一》中蔡三玉父親名為蔡廣瑞，而《南村輟耕錄》中與林文中皆作蔡端廣，至于事件發生經過的記載，也存在不同之處，如《傳一》中言蔡三玉獨攜夫妹入鄰祠避難，被盜賊發現后才“與里婦歐氏同驅納舟中”，《南村輟耕錄》與林文則皆言“里媼集里中婦女同舟避難”，即一開始蔡三玉她們就在舟上，可見《傳一》中蔡三玉事跡必不采自二者。而據《傳一》中“有司高其操，為請表之。乃命旌門復役，仍給錢以葬”來看，可能是采自《經世大典·禮典》的《旌表》。

千里尋夫骨的張義婦。對于這位張義婦，宋濂便有文章《張義婦傳》傳世，但對于張義婦丈夫的姓名，宋文中為“李午”，而《傳一》中為“李伍”，不過就其事跡發生與經過而

言，應是同一人①［明］宋濂《宋濂全集·張義婦傳》（《潛溪前集》卷八），羅月霞主編，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99頁。，其文記載尚不及《傳一》中詳細，應不是《傳一》記載的出處。又根據《傳一》中提到其受旌表的情況來看，可能本自《經世大典·禮典》的《旌表》。

上述為目前能在元人文集中找到記載的相關女性人物，將其與《傳一》中記載進行對比分析，可見在編寫《傳一》時，《經世大典·禮典》的《旌表》發揮了很重要的作用，上述蔡三玉、張義婦都是本自《經世大典》可能性為大。此外，縱觀《傳一》全文，其敘述模式多為一段同類女性事跡后往往出現“州縣各以狀聞，褒表之”、“有司以聞，并賜旌異”等話語，或是單位女子事跡后亦出現“表其家”、“旌之”等語，這也應是其摘自《經世大典·禮典》的《旌表》的重要表現。至于元人文集，按上述分析，也有所利用，如闞文興妻王丑丑的事跡，但其在編修過程中總體而言不起主要作用。

二、《元史·列女傳二》史料來源分析

《傳二》情況與《傳一》有較大不同，前者不似后者有現成的《經世大典》可作依據，如前所說，《傳二》中人物事跡應是來自郡縣所上的史事，或是直接本于當時人所撰寫的傳記、碑文。就目前能在元人文集中找出的相關女性人物的記載而言，《傳二》主要有以下人物：

孟志剛妻衣氏。關于衣氏的事跡，王逢撰有《題葛溪權以制所撰〈孟志剛夫婦志〉后（有后序）》②［元］王逢《梧溪集》卷四《題葛溪權以制所撰〈孟志剛夫婦志〉后（有后序）》，中華書局，1985年，第169—170頁。，將其與《傳二》中內容進行比較后，發現王逢所撰寫的《后序》內，主要是關于孟志剛夫婦生平所發生的事情，至于衣氏殉死，只寥寥幾筆帶過，尚不及《傳一》中所記載得詳細，應該不是其史料的全部來源。但根據文章題目，不難看出這是王逢題在別人所撰的《孟志剛夫婦志》之后的，因而，《傳二》中事跡可能采自這里的《孟志剛夫婦志》，不過該《志》現已失傳，無從考證。

吳守正妻禹氏。關于禹氏的記載，目前流傳下來的有王祎的《禹烈婦傳》③［元］王祎《王忠文公集》卷一七《禹烈婦傳》，《叢書集成初編》本，商務印書館，1936年，第440—441頁。，以及徐一夔的《貞母阡記》④［元］徐一夔《始豐稿》卷七《貞母阡記》，徐永恩校注，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65—166頁。。在徐文中，實際就有交代《傳二》中事跡來源的句子，文章在說到禹氏之子尋得母親之墓后，“會國家已取元，且詔儒臣纂修《元史》。上人曰：‘治墓且可緩，不宜使吾母懿節干沒?！熳呔?，以其母死事告于太史氏。史氏曰：‘此正史家所當書者?！淠杆朗滤斓昧袀鳌??？梢?，《傳二》中禹氏的事跡，是其子親自告知修史者而來。

李宗頤妻夏氏。對于夏氏的記載在《傳二》中并不多，只用兩句話概括了其姓名、出身、事跡。王祎為其作過《烈婦李夫人墓表》⑤［元］王祎《王忠文公集》卷二〇《烈婦李夫人墓表》，《叢書集成初編》本，商務印書館，1936年，第533—534頁。，宋濂也有《題李烈婦墓表墓銘后》傳世⑥［明］宋濂《宋濂全集·芝園續集》卷五《題李烈婦墓表墓銘后》，第1558頁。。不過后者僅提到揭汯和王祎為李烈婦作墓文一事，并未提及關于她的其他事件。而在王

文中，則清楚地交代了《傳二》中關于夏氏記載的來源，“頃予承詔修《元史》，有司以夫人死事來上，亦既書其大節，列于史冊，徽名俊峻范可不朽矣”。在編修《元史》時，王祎與宋濂同為總裁，因而對修史過程比較清楚?？梢?，夏氏在《傳二》中的記載是據有司所上的內容刪節而來，這也印證了之前所說的《傳二》中人物事跡有來自郡縣所上史事的論斷。

徐允讓妻潘氏。關于潘氏，徐一夔有《跋〈徐烈婦傳〉后》流傳下來，據其文中所言“余觀山陰王先生所書項里徐烈婦事”①［元］ 徐一夔《始豐稿》卷一四《跋〈徐烈婦傳〉后》，徐永恩校注，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368—369頁。，可知《徐烈婦傳》就是當時這位山陰王先生所作?，F在對比徐文與《傳二》中的記載，發現《傳二》中說潘氏“舅被執，夫泣以救舅脫，夫被兵所殺”，徐文中沒有這么詳細，直接就是“游兵至，獲其舅與夫，殺之”，可見，《傳二》記載應不全本自徐文，但很可能是本自現已失傳的山陰王先生所作的《徐烈婦傳》②王慎榮《元史探源》，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267頁。。

杜思絅妻陶宗媛?！秱鞫分性谟涊d陶宗媛的事跡時還提到了她的妹妹宗婉和妻妹王淑，流傳下來的元人文集都將其并稱為“三節婦”，即楊維楨的《陶氏三節傳》③［元］楊維楨《東維子文集》卷二八《陶氏三節傳》，《四部叢刊》景江南圖書館藏鳴野山房鈔本。，宋濂的《題〈天臺三節婦傳〉后》④［明］宋濂《宋濂全集·鑾坡后集》卷三《題〈天臺三節婦傳〉后》，第621頁。，還有劉崧的《陶氏三節婦詩》⑤［元］劉崧《槎翁詩集》卷三《陶氏三節婦詩》，《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27冊，第282頁。。在宋濂的文章中，清楚地寫道：“余修《元史》時，天臺以三節婦之狀來上，命他史官具藁，親加刪定，入類《列女傳》中，奉詔刻梓行世?！彼五ナ恰对贰肪幮迺r的總裁，這里的“他史官”應是《傳二》的作者貝瓊，這句話就說明《傳二》中“三節婦”的記載是從天臺地方官員上呈的史事中刪節而來。

華劉二節婦。華劉二節婦分別是張思孝妻華氏和其子張亨妻劉氏，王逢為其撰有《華劉二節婦（有序）》⑥［元］王逢《梧溪集》卷五《華劉二節婦（有序）》，中華書局，1985年，第264—265頁。。就王逢在其文中所言，“郡士郝麟備紀行實。亨稔知予名，適司征烏涇也，乃介瘍醫山振走拜予寓，隱以哀挽請”，這里“亨”即是華氏之子、劉氏之夫張亨，可見華劉二節婦之事，已有人為之記文，不過張亨仰慕王逢名聲，請其為文。將王文與《傳二》中記載相比較，可知前者要詳細具體得多，但《傳二》中提到華劉二節婦死后，“家人殮其尸，婦姑之手猶相持不舍”，這一細節王文中沒有體現出來，可見，王文應不是《傳二》的依據。值得注意的是，《傳二》的編寫者貝瓊，其本人也有為華劉二節婦所作的文章，即《云中烈婦行并序》⑦［元］貝瓊《清江貝先生集》詩集卷四《云中烈婦行并序》，《四部叢刊》景印明初刊本。，但在此文中，同樣未體現上述細節。按貝瓊既是此文作者，又是《傳二》的編修者，收入華劉二節婦事例時，沒道理不以自己的文章為藍本，可能的情況就是在編修《傳二》時，此文還未寫成，即《云中烈婦行并序》的成文時間晚于《傳二》。王逢和貝瓊文中都言，華劉二節婦之事發生于“至正戊申秋閏七月”（1368年），此時距《傳二》開始編修的時間洪武三年二月（1370年）兩年不到，當時令郡縣將“涉于史事者”呈報朝廷，華劉二節婦之事發生時間較近，且又有諸如“郡士郝麟備紀行實”的情況，因而由郡縣送呈朝廷是合理且可能的行為?！秱鞫分械挠涊d應該來自郡縣所呈史事，貝瓊將其刪節后收入，并因感慨華劉二節婦壯行，為其作《云中烈婦行并序》。

汪氏三節婦。此三節婦分別為汪琰妻潘氏、燕山妻李氏和惟德妻俞氏。元末遺民李祁因在汪氏家鄉新安婺源任職，因而對其比較了解，曾作《汪氏節婦傳》①［元］李祁《云陽集》卷八《汪氏節婦傳》，《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19冊，第739—740頁。，但文中內容主要是關于汪惟德妻俞氏的，對于汪琰妻潘氏、燕山妻李氏只一筆帶過，因此《傳二》記載當不是采自于其中。除李祁所作文章之外，明代學者程敏政輯有《新安文獻志》，其中收錄了宋濂所撰的《汪氏三節婦傳》②［明］程敏政輯《新安文獻志》卷九九《汪氏三節婦傳》，《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76冊，第677頁。，將其內容與《傳二》相比較，發現文字完全一樣，毫無出入，就連《傳二》后所附同郡吳子恭之妻蔣氏的記載，宋文也有，且一字不差。宋濂為《元史》編修總裁，貝瓊在編修時拿其文章作參考甚至全文抄錄也不是問題，但仔細考慮還是會發現一些疑問。這篇所謂宋濂所作的《汪氏三節婦傳》在宋濂所流傳下來的文集中找不到任何記載，還有，既是為汪氏三節婦作傳，似沒有必要提及同郡蔣氏。再看《新安文獻志》這本書，《四庫全書總目》中稱“是書于南北朝以后文章事跡凡有關于新安者，悉采錄之”，可見該書所收錄的都是新安地區先賢名人的事跡，而其所收的這篇《汪氏三節婦傳》，應是摘錄自《元史·列女傳》，這就是為什么在汪氏三節婦后會附上同郡蔣氏，因為此書目的就是收錄該地名人事跡，而汪氏三節婦與蔣氏同為該地人，因而可從《傳二》中全文摘錄，至于文章名《汪氏三節婦傳》也應是程敏政自擬，之所以署名為宋濂，蓋因其身為《元史》總裁之故?？梢?，這篇署名宋濂的文章，也非《傳二》中汪氏三節婦事跡的來源。

《傳二》的編修不似《傳一》，可以《經世大典·禮典》的《旌表》為主要參照，就目前在元人文集中也有記載的女性人物而言，其在《傳二》中事跡多來自地方或其親屬所上的相關史事，如吳守正妻禹氏、李宗頤妻夏氏、杜思絅妻陶宗媛，華劉二節婦與汪氏三節婦也都是來自地方所呈史事的可能性為大，至于孟志剛妻衣氏、徐允讓妻潘氏，可能是本于當時人所撰寫的傳記、碑文。這是將在元人文集中也有記載的女性人物與《傳二》中相關事跡進行對比分析得出的結論，這一結論應當也同樣適用于《傳二》中其他女性人物，即其事跡的史料來源主要是地方所呈史事，其次當時人所撰寫的傳記、碑文也在編修中起到一定作用。

三、余 論

綜合對《元史·列女傳》的分析，發現關于當時人所撰寫的傳記、碑文，兩卷都有所運用，但上述對比分析似乎都未能體現出其重要的地位，這一方面也與元人文章因為種種原因在流傳時有所遺失有關，這些失傳的文章中就包含為《列女傳》中的相關女性所做的傳記與碑文，如之前在分析中提到的遺失的馬祖常、孛術魯翀、吳澂、袁桷、李端、柳貫等為馮淑安所作的文章，以及《孟志剛夫婦志》、《徐烈婦傳》等，這些文章的遺失一定程度上而言就在分析中削弱了元人文集在《列女傳》編修時的地位。因而，當時人所撰寫的傳記、碑文在《列女傳》編修時所起的作用，實際應略大于上述分析所得出的結果。

（本文作者為南京大學元史研究室/民族與邊疆研究中心碩士研究生）

Investigating the Sources of “the Women Biographies” in Yuan Shi: the Relationship with the Collected Works of the Yuan era”

Hang Sujing, Institute of Asian Studies, Nanjing University

There is only one book Yuan Shi Tan-yuan [Tracing the source of the History of Yuan Dynasty]gave some introductions to the sources of “the Women Biographies” in the Yuan Shi [the History of Yuan Dynasty]. There is no more detailed or specifi c analysis for it. Indeed, there was only the first chapter of “the Women Biographies” was mainly from the chapter of the book Jingshi Dadian [the Great Code of Statecraft] which was edited by the Yuan court. Actuallycollected works of writers in the Yuan era were also take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whole compiling process.

the Women Biographies； the History of Yuan Dynasty； Collected Works in the Yuan Dynasty； Historical Sour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