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遠古時期公民道德教育研究

司 巖

（武漢工程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湖北 武漢 430205）

眾所周知，西方遠古時期（古希臘、古羅馬時期）是公民概念的產生和發展時期，也是公民教育、公民道德教育的起源時期。探究這一時期公民道德教育的思想，發掘其珍貴價值，對于當代中國的公民道德教育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一、西方遠古時期公民道德教育的目標

公民的概念最早可追溯至古希臘時期，主要是指城邦中有財產、有知識、有地位的成年男性自由民。公民有權參與政治活動，管理公共事務，公民的資格、權利和義務是城邦國家生活中十分重要的問題。難能可貴的是，這一時期針對公民的不同層次，各城邦國家公民道德教育的目標也有所不同。

(一)對于普通公民，以培養政治活動的參與者為目標

公元前5世紀，希臘民主制度就已經在古希臘城邦國家普遍建立起來。城邦民主制的繁榮，帶來發達的公共生活，使得公民關心政治，廣泛參與政治活動。亞里士多德把人（實際上是公民）定義為天生的政治動物。各城邦國家著重對普通公民培養參與政治生活的技巧和政治道德，如智者派教授人們發表演說和論辯的技巧，論題大都是日常生活和參與社會政治活動常常會遇到的問題，涉及廣泛。

斯巴達是一個窮兵黷武的國家，實行全民皆兵，尚武是國家的靈魂。斯巴達為了培養適應其特殊的社會政治和經濟生活需要的下一代，實行戰士教育。負責戰士教育的官員向青少年講解奴隸制國家的各種規則制度，并讓他們直接參與各項實際活動，如祭神、競技、執政者的就職慶典等，以深刻體會學習的內容。此外，還以“談話”的方式對青少年進行公民道德素質的考核。

雅典的民主政治促進了雅典公民的自由、和諧發展。雅典把公民道德教育作為公民身心和諧發展的重要內容，強調教育公民要忠于國家，獻身社會，要參加各種集會、節日、慶典、藝術活動等，以接受社會教育。因此，雅典的公民道德教育是為公民的全面發展服務的公民道德教育。

(二)對于較高層次的公民，以培養優秀的統治者為目標

蘇格拉底主張賢人政治或專家政治。在他看來，治國是一門專門的知識，甚至是一門藝術，需要專門的訓練，培養具有這種專門知識的治國人才是公民道德教育的目的。承襲蘇格拉底的觀點，柏拉圖在公民道德教育問題上也側重于對統治者的培養，他認為智慧、勇敢、節制、正義是一切民族中最重要和最基本的品德，作為一個統治者首先應當具備智慧。

古羅馬時期的西塞羅和昆體良認為，公民道德教育要以培養具有崇高品德的優秀雄辯家為目的。他們認為一個優秀的雄辯家在法庭上為“正義”辯護并指導人們趨善避惡，必須具有崇高的品德。

二、西方遠古時期公民道德教育的內容

(一)古希臘城邦國家公民道德教育的內容

斯巴達的每一個公民都是軍人，軍人所應具有的思想品德，如服從、忠誠、榮譽感、勇敢等，是斯巴達公民道德教育和愛國主義情感教育的中心內容。從幼兒起，就開始對公民灌輸忠于國家、熱愛國家的教育，以使其明白國家的利益高于一切，國家的利益就是個人的利益。

雅典的公民道德教育大致可分為學前教育、學校教育和成人教育三個階段。這三個階段的公民道德教育內容各有所側重：前兩個階段主要講授愛國、勇敢、節制、公正、善良、孝敬父母、尊敬長者等內容；在學校教育的后期和成人教育階段，主要講授如何幫助公民形成良好的政治道德，如遵守城邦的法律、尊重城邦多數人的意見等。

普羅泰格拉認為，政治中最主要的品德是廉恥和公正，不僅國家的統治者要擁有，一般公民也要擁有；沒有道德，既不講廉恥又無正義的人組成的國家是不會長久的。蘇格拉底認為，智慧就是美德，智慧就是最大的善，教人道德就是教人智慧。知識即美德是蘇格拉底教育思想的特色。柏拉圖繼承了蘇格拉底道德教育的思想。他認為，智慧、勇敢、節制、正義是一切民族中最重要和最基本的品德。亞里士多德則從奴隸主階級利益出發，認為公民道德教育是為本階級培養“善人”和“好公民”服務的。他還認為，統治者及一般的公民除應具備各種基本道德以外，還應具備一種基本的德行——中道。所謂中道，并不是“折中”，而是“適度”，不走極端，根據實際情況正確處理情感和行為，“只有在適當的時間和機會，對于適當的人和對象，持適當的態度去處理，才是中道，亦即是最好的中道”[1]297。

(二)古羅馬時期公民道德教育的內容

古羅馬很早就已經開始有意識地對公民進行道德教育，以培養合格的公民。羅馬公民道德教育的內容主要有：(1)宣揚傳統美德。羅馬共和制早期，羅馬人特別重視道德教育，宣揚傳統的優秀道德，如注重孝道，熱愛祖國，遵守法律，提倡勇敢、莊嚴、誠實、謹慎等品格。(2)尊重法律法規。羅馬人很早就制定了維護奴隸制的法律，如公元前 451年公布的《十二銅表法》是最早的羅馬成文法。學習和了解該法是古羅馬家庭教育一項不可缺少的內容。

古羅馬杰出的教育家和演說家昆體良，對教育階段的劃分是其對古羅馬公民道德教育的一個重要貢獻。他主張在公民的不同成長時期教育內容有所不同，在兒童時期、初等教育階段，公民道德的教育內容主要是培養無私和自律品質；在公民成年時期、高等教育階段，道德原理應作為學校的主要課程，用以培養公民的善良本性，使其成為有德行的人。其中，針對優秀公民——雄辯家的道德教育，昆體良主張培養雄辯家愛善、行善的良好德行，強調雄辯家與善良的人是不可分割的。

三、西方遠古時期公民道德教育的方法

西方遠古時期的教育家關于公民道德教育的思想是與斯巴達及雅典的教育實踐緊緊相連的，他們關于公民道德教育方法的思想是在城邦國家教育實踐基礎上的理論總結。

(一)學校教育法

在雅典，公民道德教育已被看成是學校教育的一個基本組成部分，有的學校還開設了“道德”課（這是西方學校設置獨立的公民道德教育課程的最早記錄）。除了專門的課程，西方遠古時期的城邦國家和教育家十分注重通過學校教育促進公民的道德發展。例如，柏拉圖建議統治者應對音樂、體育學科給予充分的重視。他認為，通過嚴格的體育操練、軍事訓練，可以培養公民勇敢高尚的品行，鍛煉強健的身體；通過簡樸、純正的音樂學習，可以培養公民優秀和諧的品行；通過對算術、幾何學、天文學和音樂理論學科的學習，可以讓公民學好哲學至理，把握宇宙本質，為沉思和接近永恒存在的至善理念服務。事實上，無論是斯巴達還是雅典，都充分發揮了音樂的德育作用。特別是雅典人，把音樂教育當作主要教育科目，寓各科教學于音樂之中，這在西方遠古時期是獨一無二的。

(二)實踐訓練法

古希臘著名的唯物主義哲學家德謨克利特最早提出了公民道德教育要遵循知行統一的原則，強調公民道德行為的培養和練習實踐。蘇格拉底注重“行”，把自制力訓練作為道德實踐之路。亞里士多德十分強調對兒童進行訓練以培養其公民道德品質的教育方法。古羅馬時期的普魯塔克重點強調人的后天社會實踐和教育在公民品德形成與發展中所起的決定性作用。在城邦國家，雅典的學生到了一定的年齡，就會經常出席各種公民集會，聆聽公眾的演說，出席法庭旁聽訴訟和辯論，參加節日慶典、宗教活動以及觀看體育表演。

(三)榜樣示范法

蘇格拉底不僅重視公民道德教育的“言傳”，更重視教育的“身教”，并用自身良好的道德行為為其所倡導的道德教育原則做出了表率。昆體良尤其重視教師在幼兒道德教育中的言傳身教作用。為了培養幼兒良好的習慣和道德品質，他特別強調照顧幼兒的保姆、教師必須是具有良好品德的人，因為他們的一言一行都會對幼兒產生很大的影響。

(四)習慣養成法

在公民道德教育方法上，德謨克利特把實際練習、習慣養成提到首位，強調公民要在練習過程中形成良好的道德習慣。亞里士多德繼承和發展了這一理論。他認為，天然素質、習慣的發展和理性，是德育的三個源泉，人們從小就應養成良好的習慣。

四、西方遠古時期公民道德教育的歷史借鑒

西方遠古時期的公民道德教育及其思想，在今天看來盡管有其不合理之處，但不乏真知灼見。

(一)始終堅持公民道德教育的重要性

古希臘時期智者派代表普羅泰格拉曾以神話的方式論及道德教育的必要性。他不僅把道德教育視為人生存的一種基本條件，而且認為德行是城邦存在和發展的前提。蘇格拉底也把公民道德教育看得很重，并提出了“智德統一”理論。他認為，人之為善為惡，不是取決于人的本性，而是取決于人的知識。亞里士多德同樣十分重視公民道德教育，甚至把道德倫理與政治緊密聯系起來，指出一個城邦必須有節制、勇敢并能堅持。昆體良特別注重并深刻論述了雄辯家的道德品質問題，堅持把崇高的道德培養放在教育工作的首要位置。由此可見，古希臘、羅馬時期的教育家非常重視公民道德教育，甚至把它上升到國家高度，認為公民的道德水平直接關系一個國家的興盛和社會的長治久安。正是他們的認識和努力，為西方乃至世界開創了公民道德教育的先河。今天，我國的改革發展正處于關鍵時期，“道德建設的成功與否，關系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良性發展，關系到社會正常秩序的維護，關系到廣大人民群眾的實際幸福，也關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真正實現”[2]608。加強公民道德教育，關系到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所追求的自由平等、公平正義、民主法治等偉大目標的實現。因此，科學引導我國公民尤其是青少年培養政治德行和政治情感，樹立正確的公民意識，已成為當前社會和教育進步的當務之急。

(二)積極開拓公民道德教育的實踐思路

西方遠古時期，教育家非常重視教育過程中的實踐與行為訓練，認為公民道德教育必須堅持知行統一，只有把道德準則規范與道德實踐統一起來，才能不斷提高公民道德的修養水平。對我國而言，公民教育的目標是培養具有行使公民權利、參與公共事務能力的公民。這種行使權利的能力不僅需要書本知識的學習，更需要在公共生活中去體驗、積累和鍛煉。這種真實的公共生活是學校無法給予的，只有讓學生積極參與社區活動，才能培養他們參與公共事務的熱情和能力，提高他們的公民道德修養。因此，社會參與是公民道德教育的一種必然要求，我們必須在學校教育和社會制度安排上加以保證，并通過校園和社會公共生活的參與，讓學生和公民可以在行動中理解公共問題的復雜性，進而培養其歸屬感、責任感以及諒解、寬容等公民道德素質，使其成為合格的現代國家公民。

(三)注重加強公民道德教育中的守法要求

歷史證明，社會道德規范作用的更好發揮，需要法律支撐。在社會發展進程中，道德與法律逐漸成為建立和維護社會秩序的兩大基本手段。羅馬人有著優良的法律傳統。在維護公民社會道德、凈化社會風尚方面，羅馬法所起的作用不容忽視。在羅馬，法律與道德并重，兩者互為補充，相互輔佐，較好地維持了良好的社會風氣。今天，在我國公民道德建設的過程中，應“完善法律、制度建設，從嚴治德，保證德性行為回歸其價值本性，讓德性行為得以保障和弘揚”[3]124。除了道德評價以外，應用法律手段來引導社會樹立積極、健康的價值觀念，是今后一段時間我國公民道德教育探索的熱點。

除此之外，西歐遠古時期思想家提出的關于公民道德教育的方法如榜樣示范法等，對我們今天的公民道德教育也仍有借鑒意義。

[1]周輔成．西方倫理學名著專集：上[M]．北京：商務印書館，1964．

[2]羅國杰．道德建設論[M]．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7．

[3]王超．公民道德建設的困境、成因及出路[M]//賈英?。畟惱砼c文明：1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