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語文教育問題研究之背景探究

孫偉娟

（江南大學 人文學院，江蘇 無錫 214000）

科舉制度是維系傳統文化和儒家意識的根基，清朝末年，科舉制度的驟然廢除使得國家這一根基的崩塌，導致傳統儒家文化中斷，新的思想尚未融入，社會思想文化界形成真空，大批新式學堂的畢業生和留學生對前途失望，開始謀求革新。社會變革推動著教育實踐的開展，也呼喚著新的教育理論、教育學說、教育思潮的產生。教育界的先驅們在短短的幾十年間，把西方三百多年間孕育產生的各種新的教育理論、教育學說搬了過來，作為自己改造舊教育、培育新人才的思想理論武器。從總體上看，他們的觀點和主張龐雜而不系統，多變而膚淺。這不僅僅是由于學習不夠、理解不夠、創新不夠；更重要的恐怕是近代中國缺乏產生嚴格意義上的近代教育理論的適宜土壤，一部交織著侵略與反侵略、壓迫與反壓迫斗爭的近代史，沒有為我們的教育家們提供充裕的時間和機遇，去創立和完善自己的理論學說。[1]

一、語文教育問題研究的萌芽期（1902-1915）

（一）廢科舉、興學堂，立學制

在中國，舊式的私塾、學館，其采用的教材以及學習年限都比較隨意，一般采用個別施教的模式，并沒有完整而系統的教育體系，這種舊教育的目的是使學子走上仕途，為封建王朝培養官隸。由此可見，其教育目的及內容極大程度上受制于科舉制度，無法為發展著的時代培養新人，在內憂外患、風雨飄搖的晚清，一大批清末的先進知識分子和改良派都積極要求發展新學，將興新學、辦學堂作為救國之道。在這些人的強烈呼吁下，中國第一個正式頒布且實行的學制——癸卯學制于此時誕生。

廢八股，?？婆e，立學制，在客觀上對語文教育內容的更新和充實大有裨益；與廢止科舉制度的歷程相比較，興新學、辦學堂的發展過程就順利多了。這一切客觀上為語文教育初步探究提供了一個相對穩定的環境。

（二）學日風潮及觀念更新

清末民初時期的語文教育研究與近鄰日本有著極大的聯系，地理位置的相近以及國內局勢的相似性使得被甲午戰爭驚醒的中國人趨向于學習日本的教育。在社會變革的形勢下，知識分子迅速地感受、選擇并吸收新的思想文化，在其引領下展開他們的實踐活動，實現其理論思維，這個知識分子群體不僅對新的思想有高度敏感性，也接受過舊中國的傳統教育，其研究成果于本國的教育具有相當大的實際操作性。

與此同時，各種西方的教育理論與學說在教育研究者的引領下紛至沓來，但由于時代所限，研究者的覺悟性不高，因此，這一時期對西方教育往往是形式上的模仿與學習，本國的研究缺乏結合本國實際的深刻理解，很多理論拿來即用，不合便棄，雖有一定的語文教育探索，但是沒有創造出成體系的新的理論學說。

（三）清末白話文運動

清末時期文化上不斷更新與發展，但是其活躍的范圍較小，僅僅局限于知識分子群體中。盡管在一系列的改革背景下，文言文仍然占有較大比重?！爱斦Z文學科在新式學堂中獨立設科之初，所定學科名稱始為‘詞章’，繼為‘中國文學’，后為‘國文’，要求學生讀的、寫的，仍然都是文言文。在此期間，文字和語言，即‘文’和‘言’是分離的、脫節的”。[2]這種情況，對于培養和造就服務于現代社會的新一代國民殊為不利。白話文運動的發展客觀上順應時代發展的趨勢，刺激了白話文與文言文之間的論爭，大量學者及教育者在這種背景下作出大量研究。

二、穩步發展期（1915-1927）

（一）科學化思潮的影響

伴隨著五四運動的展開，語文教學研究也逐步實現科學化發展，我國一些著名的教育家、學者反思傳統的語文教學，開始了以實驗為基礎的科學研究。

五四運動之后教育研究不再僅僅局限于研究室、實驗室，教育家們在各地建立了實驗學校，打破了原有研究的狹小格局。一批積極的教育家們都自覺地運用實驗的方法對國外引進的理論和教學方法加以驗證。值得一提的是，他們意識到了要結合我國語文教育的具體特點，開展了宏觀或微觀的研究。穆濟波、陳鶴琴、廖世承、舒新城等是教學實驗的代表人物，這些前輩教育學者值得我們景仰和追隨的，不僅是他們實踐并總結了大量的實驗成果，最難能可貴的是他們能胸襟坦蕩的承認一些實驗的失敗或無效，以科學的態度公然宣布他們曾經追捧的某些西方教育理論及教學方法并不適合中國的國情。

引進國外的教育科學方法對中國的語文教育界有一定的刺激作用，啟迪了他們革新語文教育的科學思路，可惜并沒有在根本上解決語文教育中的問題。

（二）杜威主義的傳播及教育轉向

中國的新教育經歷了幾個不同的發展階段，盛行杜威教育學說之前，赫爾巴特的教育階段論大行其道。不過，對現代教育產生真正影響的依然是杜威的學說，杜威的教育論得到廣泛的傳播和實踐。

五四時期正是杜威倡導并推動的“進步主義教育”風靡全球時期。他以經驗主義、實用主義為基礎，顛覆了19世紀在赫爾巴特教育學影響下形成的學科中心、教師中心、課堂中心的教育教學模式。

（三）白話文運動和國語運動的發展

民國初年，語文教育得到長足發展，五四新文化運動在不同方面推動了新教育的發展與變革，其最深遠最直接的影響是推動了白話文運動。

五四運動掌握最有利于交流和表達精神世界的語文工具，無論對推動馬克思主義和其他新思想，或者對充分詮釋大眾對民主與科學的渴求都有很大影響。因此，這一時期掀起的五四白話文運動，較之晚清改良主義的白話文運動，有更蓬勃旺盛的生命力。1920年1月，教育部正式通令全國“自本秋季起，凡國民學校一二年級，先改國文為語體文，以期收言文一致之效?！?月，又規定，截止1922年，凡用文言文編的教科書一律廢止，采用語體文。[3]為了減少對口語一般的偏見，俚語厭惡輕視，為中國文學的文學名稱，實施國家語言文學，文學語言的口號，此時，語文教育研究領域對于作文及口語的研究得到進一步發展。

五四運動前后，中西思想的強烈碰撞，使得中國的語文教育研究實現巨大的跨越，更加趨于專業化、科學化，研究的途徑與方法也更加多樣。王森然曾經說過：“國文教得不好，學得不好，學校教育，怎樣還說得改進？在其他各科的教材教法，內容工具，似乎都還有可以借鑒于他國先例的地方。獨有國文，非由我們自己來探索不可?！盵4]民國時期的教育研究成果是輝煌的，我們要做的是不斷汲取前任的經驗以學習，本文的研究為繼續探討民國時期語文教育問題研究提供背景支撐，也可結合當下的局勢綜觀教育領域對語文教育的研究，尋找共同之處，以期獲得對當下教育界的借鑒與歷史依據。

注釋：

[1]王炳照.中國教育思想通史“第六卷”[M].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3433.

[2]劉國正,顧黃初.中國近代語文教育史[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4.3.

[3]楊東平.艱難的日出：中國現代教育的20 世紀[M].上海：文匯出版社,2003.8.

[4]王森然.中學國文教學概要[M].北京：商務印書館,192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