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體環境下的社會治理轉向

范曉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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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體環境下的社會治理轉向

范曉晨

近年來，隨著以移動互聯網為代表的新興媒體的裂變式發展，其作為公共平臺的開放性和交互性，從技術上給予了公民發聲的可能性，促進了公共權力的上升。由此改變了現代政府的治理環境，推動了傳統的“官方供給”型的社會管理模式轉向“政府、市場、社會”三大力量良性互動的社會治理模式。本文通過分析新媒體環境下社會治理轉向的必要性，以及該轉向所遭遇的瓶頸與挑戰，嘗試探索在新媒體環境下，社會建設領域走向對話與合作的“社會治理”的路徑。

新媒體 社會治理 路徑

范曉晨，女，中國傳媒大學傳播研究院2014級傳播學專業碩士研究生。

在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上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第一次正式以文件形式提出“社會治理”。*向鑫.從社會管理到社會治理的邏輯轉換探究——群眾路線與社會治道變革[J].理論研究，2014(5).“社會治理”理念的提出既是立足于我國的基本國情也是對全球化浪潮背景下多元力量的對話與融合趨勢的回應。相較于“社會管理”所呈現出的政府方面權力包攬，對社會進行壟斷控制的局面，“社會治理”更強調“政府、市場與社會”多元主體的參與與合作，尤其是開始重視發揮“社會力量”在公共事務中的作用，力求實現公共利益最大化。本文所指的“社會力量”是指除卻政府、商業機構之外的由民間自發形成的社會團體或個人，而社會力量的崛起與影響力的發揮與“新媒體”所提供的技術可能性分不開。所謂“新媒體”是相對于傳統媒體而言的，指利用數字技術、網絡技術、移動技術，通過互聯網、無線通信網、衛星等渠道以及電腦、手機、數字電視機等終端向用戶提供信息和娛樂服務的媒體形態。*石磊.新媒體概論[M].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9:36.

一 新媒體環境下社會治理轉向的必要性

根據中國互聯網信息中心(CNNIC)于2014年7月發布的《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14年6月我國網民規模達6.32億，互聯網普及率為46.9%，手機網民達5.27億。*第34次中國互聯網發展統計報告[R].北京：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http://www.cnnic.net.cn/hlwfzyjbg/201407/t20140721_47437.htm.由此可見，互聯網在我國居民中的普及率已相當高，達到總人口數的3/4。當今我國正經歷社會轉型期、全球化和媒介化的三重巨變。而互聯網的發展一方面加速了全球化融合的趨勢，使得全球政治、經濟、文化通過網絡相互滲透連成一個跨越國界的“地球村”，證實了加拿大傳播學者馬歇爾.麥克盧漢(Marshall McLuhan)關于“地球村”的想象；另一方面互聯網還解放了普通公民的話語權，促進了社會力量的發展和公共權力的提升，敦促社會管理者改變與民眾的溝通方式，對我國社會轉型期的權力結構調整和各方利益協調具有重要作用。

(一)新媒體加速了全球化融合趨勢，推進社會治理理念的創新

當今新媒體的開放性特征促進了全球化浪潮的加速流動，西方的以“社會自治“為核心的多中心治理模式及理念借助新媒體在我國廣泛傳播，有學者認為我國應該仿效西方的社會治理模式，實行高度的社會自治。但是任何主張都應該有實際落地與生根發芽的土壤，否則便是空談。從中西方的文化基因方面來分析，西方社會的價值理念起源于雅典時期的古希臘文明，從柏拉圖創立“理性與非理性”的二元思維框架開始，就在西方民眾的血液里注入了“邏輯”、“對話”等走向“民主與自治”的種子，后來經過“文藝復興”、“啟蒙運動”在思想文化領域的洗禮以及工業革命在經濟基礎上的顛覆，西方國家逐漸確立了“法治”的社會理念。而我國封建社會長達兩千年之久，且以在血緣關系基礎上建立起來的等級分明的宗法制社會體制為政治根基，這也決定了我國民眾思想血液中至今還流傳著的注重“德性”、“等級”等的“人治”社會理念。

一國的社會治理理念還需要與該國的社會性質和發展狀態相適應。西方高度社會自治的治理方式在我國既沒有傳統文化基因也并不適應于我國農業社會和工業社會相混合的現階段社會狀況。但是我國仍面臨著全球進入后工業化的“去權威性和離散化”趨勢以及民眾的獨立意識逐漸覺醒的時代背景，政府只有全面抓住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所面臨的多面向特征，才能防止社會治理理念落后于社會實際發展狀況的保守主義傾向。*侯報龍，喬耀章.試論中國社會治理體制改革地基本特色[J].探索，2014(5).此外，在國際社會層面上，我國欲與西方展開交流互動并取得一定的國際認同度必須吸取其先進的社會治理理念，培養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社會組織和積極公民，發展出多層面多渠道的全球傳播體制。這就在一定程度上要求我國政府在完成經濟體制改革之后，必須將目光轉向社會治理體制的創新，逐漸開始向社會“放權”，自覺推動社會基層組織的發展，給予社會參與實現的可能性條件，發展出“政府主導、市場與社會多主體積極參與”的中國特色社會治理模式。

(二)新媒體擴大了公共話語權，提升了社會力量

加拿大多倫多學派的鼻祖哈羅德.英尼斯(Harold Innis)曾在《帝國與傳播》中論述“傳播與社會權力”的關系，指出任何一種新的傳播媒介的出現都能夠改變社會體制的形態，且常常伴隨著權力中心的轉移。相對于傳統報紙、廣播、電視等媒體自上而下的“瀑布式”信息傳播模式，互聯網具有去中心化的扁平式組織結構，在技術上給公眾提供了最大限度的平等參與機會，使得普通公民擁有話語權，可以自主生產內容。傳播實現由“廣播”到“窄播”，由傳播機構專業內容生產到UGC(用戶內容生產)，由傳播的精英化到大眾化等，這一變遷極大地改變了原有的媒介環境，并帶來整個社會權力體系的結構性變化。*郝雨，路陽.媒介權力運演及社會權力結構嬗變——新媒體發展對社會權力結構的沖擊與重塑[J].新聞大學，2014(5).

在我國，傳統大眾媒體如報紙、廣播、電視等處于黨政機關的直接管理之下，角色是黨的喉舌，代表黨進行議程設置進而引導公眾輿論。后來隨著市場經濟改革，大眾媒體開始商業化運營。由于媒介公共資源的稀缺性以及廣告利潤的驅使，大眾媒體所關注的群體集中于具有一定政治和經濟能力的強勢階層和中產階層，弱勢群體的利益訴求常常被忽略。而媒介組織的機構化管理也使得普通公民難以接觸和使用媒介為自己發聲。此時，政治、經濟力量處于主導地位，社會力量缺乏傳遞聲音的渠道。自互聯網誕生及發展以來，特別是微博等社交媒體，儼然變成一個公共空間，成為我國社會各階層利益表達、情感宣泄、思想碰撞的重要渠道。一些意見犀利、觀點突出的草根和知名人士成為網絡意見領袖，積極引導網絡輿論，熱衷于參與公共事務，甚至發起成立非營利化社會組織，充分顯示出了社會力量在我國社會治理過程中的重要作用。如2011年由微博意見領袖于建嶸發起的“隨手拍解救乞討兒童”引起全國網友的自發性支持，并由線上討論發展到線下行動，還形成專門的社會組織，由網友負責長期運行。由此可見，自發性的社會力量開始融入到我國的社會治理工作中，并發揮出強大的動員力和影響力。

(三)新媒體改變了執政環境，要求政府轉變自身角色

新媒體改變了我國政府的執政環境，表現為一方面新媒體以其特有的開放性、平等性等特征在一定程度上發揮著“社會解壓閥”的作用，使不同階層和社會身份的人通過互聯網公共空間自由表達意見與主張。這就改變了傳統的官方“一言堂”的話語格局，促進了社會聲音的多元化，改變了政府執政的輿論環境；另一方面新媒體開始作為第三方嵌入社會關系結構，打破了傳統的基于地理空間限制的自上而下的科層制管理體系，網民基于個人價值判斷建立起跨時空的虛擬社會關系。這種虛擬社會關系擺脫了組織化機構的等級束縛，促使社會資本在社會成員間進行重新分配，改變了政府執政所面臨的社會關系結構和社會動員模式。

現今我國社會利益與意見多元化已成為常態，但是目前由于我國政府官員與各級社會管理者的新媒體素養能力不高，對新媒體的特點及輿論環境的認知和重視程度不足，表現過于被動，損害了政府為民服務的形象。如2011年“烏坎事件”中村民自發組建“烏坎村村民臨時代表理事會”且及時在互聯網上公布上訪游行時間，引起國內外媒體高度關注，使得當地政府陷入極大的被動地位。*任賢良.輿論引導藝術：領導干部如何面對媒體[M].北京：新華出版社，2010.但是基于民主化建立起來的現代政府欲維護其政治合法性，就不得不重視各方利益關系的協調以及公共輿論的作用，而我國公共輿論的聚發地“新興媒體輿論場”的演變方向具有不可測性，且在新媒體“關系革命”的沖擊下社會利益格局進行分化與重構。因此這就要求政府轉變自身角色，扮演社會利益協調者，而非唯一正確意見表達者。政府應主動尋求網絡虛擬社會關系資源的合作，重視對虛擬社會關系的維護與溝通，學會運用細膩的情感手段尋求網絡上的社會認同。

二 新媒體環境下社會治理轉向遭遇的瓶頸與挑戰

(一)新媒體加劇了社會沖突事件的形成與擴散，放大了社會黑暗面

新媒體的信息發布和更新速度具有瞬時性，議程之間的零和效應更加突出，再加上網絡上盛行的“泛道德化”傾向，使得具有一定聳人聽聞力度的社會沖突事件高居熱門話題榜，并且隨著類似話題的持續設置，不僅給人造成社會黑暗不堪的恐怖印象，還引發社會上更多的類似模仿行為，加劇了社會治理成本。如2013年7月發生的醉酒男子韓磊的摔死女嬰的案件，引起了眾多網友和知名人士的關注并表達出對案犯的強烈憤慨。隨后網絡上又連續出現了“河南警察摔嬰案”、“重慶摔嬰案”等類似話題，給廣大網民造成社會暴力加劇，社會環境極度不安全的恐慌心理。此外，還有各種連續爆發出的“城管與個體戶的暴力沖突事件”，亦極大地損害了城管的集體形象和公信力，加大了其執法難度。

(二)新媒體助推了網絡謠言的傳播力，加劇了社會風險指數

新媒體的匿名性和開放性，使得把關能力弱，海量信息呈現碎片化。近年來隨著市場力量開始逐步滲透到網絡公共平臺中，基于對經濟利潤的追求爆發出眾多的網絡推手。網絡推手是通過幕后策劃、包裝等各種手段，在網上推廣或制造已經存在或并不存在的事件與話題，對人或企業品牌進行虛假宣傳或惡意誹謗來吸引網民注意，營造輿論態勢，提升自身的網絡影響力，并從中獲得利益最大化。*鐘瑛.網絡傳播導論[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134.此外，由于我國公民媒介素養水平不高，信息辨別能力差，自發轉發網絡推手所發送的虛假信息，以自身的信譽度為網絡謠言背簽真實度，更是進一步擴大了網絡謠言的影響力和破壞力。如網絡推手“秦火火”炮制的“鐵道部天價賠償”、“別針換別墅”、“紅十字會強制捐款”等謠言嚴重地破壞了社會管理者與民眾的關系，損害了管理者形象，造成民眾價值觀念的混亂，加劇了社會風險指數。

(三)新媒體易引發群體極化，造成“多數人的暴政”

由于網絡公共平臺的匿名性和“法不責眾”的社會心理，使得部分網民摒棄自身公民身份和責任意識，以過激語言向他人發泄自身不滿情緒，甚至部分網民在道德審判觀念支持下，對涉法事件進行輿論審判，直接影響法官對案件的公正裁決。如2010年發生在西安的“藥家鑫案”一經報道，網民對其進行聲嘶力竭的討伐，直接影響了法官對案件的判斷，最終年輕的生命死于“媒介審判”之下。此外，以微博為例，微博以“關注他人和被關注”鏈接為一個個圈子，這些圈子里的人擁有共同的價值觀念和行為規范，但圈子和圈子之間思想包容性差，“當群體傾向于尋求共識而不是深入分析時，就會出現集體迷思——群體極化的極端?！?王莉超.社會治理視域下地網絡圍觀現象分析[J].新聞世界，2014(10).如2012年的“方韓大戰”、2013年的“趙文卓甄子丹事件”，雙方粉絲互相站隊然后交相謾罵，磨滅了多元化的聲音，損害了社會包容性。

(四)我國社會管理者新媒體意識淡薄，難以有效應對公共危機

隨著網絡公共平臺的興起與發展，“公權力”開始受到網民的共景式圍觀，社會治理主體與客體之間的界限已然模糊。這就要求社會管理者轉變治理理念與方式，學會主動尋求與各方面利益主體的溝通與協商，扮演相關利益平衡者的角色。但是，現在我國管理階層的新媒體意識普遍淡薄，媒介素養水平低下，尤其是面對突發事件時，一些地方政府的公職人員仍然采用傳統的“封鎖消息”、“不發聲”、“斷然否認”等硬性堵截式應對方式，最終導致事態升級，不僅破壞了當地人民對政府的信任，也加大了有效推行與實施公共政策的難度。如2009年的湖北“石首事件”，在長達80多個小時內，官方對青年廚師涂遠高的非正常死亡始終未能給出令家屬和公眾信服的解釋，主流媒體也啞然失語，使得各類謠言和負面信息以訛傳訛，加之民眾積蓄已久的不滿情緒持續發酵，終于釀成了比貴州甕安事件更為嚴重的社會危機，使當地政府陷入極大被動。*李靜，陳鐳月.新媒體時代與社會治理的思考[J].西南民族大學學報，2013(8).

三 新媒體環境下社會治理轉向的路徑

(一)切實改善民生，維護社會的公平正義

當前在網絡上盛行的各種社會沖突事件和公共危機究其根源在于我國正處于社會轉型加速期，社會結構進一步分化，階層貧富差距逐步擴大所導致的“三農、就業、醫療、住房、教育、環?！钡痊F實民生問題所致。此外，再加上網絡傳播的“蝴蝶效應”使得社會矛盾被大大激化和放大。從我國社會主義國家性質的角度看，“維護社會的公平正義，使改革開放的成果最大化地為全民所共享”是我們社會主義國家進行社會治理的根本追求。只有切實維護社會的公平正義才能保持社會穩定，發展社會建設。此外，對于網絡上部分網民和團體利用網絡的匿名性和虛擬化特征，罔顧自身的公民責任意識，根據個人私憤和利益訴求而肆意傳播網絡謠言、煽動社會沖突、助長社會風險的行為也應該依法進行處理。因此，從政府方面來說，一方面應該完善國家機構和制度建設，貫徹和執行確實有利于改善民生，關注弱勢群體利益的積極政策與實際行動；另一方面也必須健全網絡法律規制，完善互聯網監管程序，規范網絡信息秩序，使得人們的網絡行為做到有法可依，保證公民能夠合法理性地參與社會治理。

(二)政府應樹立服務意識，積極擴大公眾參與

正如英國政治學者安德魯.契德維克所指出的，“互聯網在重構國家與公民關系的同時，也導致治理模式的深刻變革”。*陳家喜.微博能夠塑造政治信任么？——基于肇慶市政法委博群的案例解構[J].湖南社會科學，2014(5).與傳統官僚模式重視標準化、部門化和勞動分工相比，互聯網時代E政府模式更重視協同網絡的建構，要求摒棄全能政府理念，建設“服務型政府”。所謂“服務型政府”就是在社會本位和公民本位理念指導下，把為社會、為公眾服務作為政府存在的、運行和發展的基本宗旨。通過擴大公眾參與，促進政府與公民的積極合作與協商，以最大限度地增進公共利益，這也是實現“善治”的實質。在新媒體情境下就要政府充分認識網絡新媒體的社會影響力，提高領導干部的“執網能力”，積極開展網絡辦公，疏導公眾情緒，引導社會熱點。*覃雪源，李爾平.網絡環境下現代社會沖突地特點及化解策略[J].廣西師范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9).如以我國公、檢、法、司四大政法機關自2011年開始發展政法微博轉變治理方式為例，政法各級機關積極開通和運營政法微博，并且在堅持“內容為王”以真材實料來擴大影響力之外，還主動使用平民化的網絡語言與網民進行交流與對話，改進官民關系，疏導公眾情緒。其中“平安北京”的政法微博運營團隊還發展到線下開展網民見面會，切實解答與解決網民遇到的社會問題，全面提升和塑造了新媒體時代的警務形象。

(三)加強媒介素養教育，培養理性公民與合格官員

根據美國媒介素養中心的定義，“媒介素養”是指公民的媒介使用技能、媒介信息辨別能力、媒介信息批判能力以及使用媒介為自身服務的能力。在當今媒介化社會，媒介就是我們生存的環境。無論是對政府官員還是普通公民而言，媒介都是其工作、學習與生活繞不開的渠道與場域。在此背景下，加強媒介素養教育，提高普通公民與政府官員的媒介素養能力至關重要。對政府官員而言，提高其媒介素養能力，有利于改善官方的執政理念與方式，一方面可以善用媒體進行政務信息公開，與公眾進行協商對話，改善官民關系，提升公民的政治信任度，這樣也有利于公共政策的制定與實施，減小社會治理成本。另一方面可以培養政府官員的危機常態化意識和危機應對能力，學會利用互聯網進行輿論引導和關系維護。此外，對普通公民而言，提高其媒介素養能力，一方面有利于普通公民學會辨別網絡信息的真偽和對信息的“批判性”思考能力，使其能夠就社會問題與他人進行理性探討與對話，提高公眾的社會參與能力和效率；另一方面有利于其自主使用網絡媒介獲取經濟、政治、文化信息，并從中發現機遇，為自身發展服務，使個人在社會發展中獲得最大發展，這也對我國的社會穩定和現代化建設有著積極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