運用多種研究成果充實外國新聞史教學芻議

賈樂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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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多種研究成果充實外國新聞史教學芻議

賈樂蓉

本文認為，應當大力借鑒多方面的研究成果來充實外國新聞史的教學，提高教學內容的豐富性和趣味性，凸顯這門課程在當下的意義。但與此同時，應當注意的一個基本前提，外國新聞史的內史部分應當是脈絡清晰、邏輯嚴整、突出規律的，而外史部分應當能夠更好地幫助學生理解新聞內史。

外國新聞史 教學 研究成果

賈樂蓉，女，漢族，中國傳媒大學傳播研究院副教授，博士。

關于外國新聞史的教學問題，已有一些專家學者撰文進行了探討。其中有從多個層面進行分析的《關于外國新聞事業史教學的幾點看法》(張允若，2003年第6期《國際新聞界》)，還有從該學科歷史發展的角度闡述我國外國新聞史研究的《近一個世紀以來的我國外國新聞史研究》(方漢奇，《國際新聞界》，2009年第1期)。此外，還有學者從其他角度進行了探討，例如，外國新聞史教學的理論價值與當代意義(盛芳：《試論外國新聞史教學的理論價值與當代意義》，《湖南科技學院學報》，2006年1月)、課堂教學(陳海波：《外國新聞史課堂教學的激活鏈條》，《青年記者》，2011年2月下；李雪梅：《外國新聞史課堂教學改革探析》，《中國報業》，2011.3[下])等問題。本文主要闡述如何運用多種研究成果充實外國新聞史教學的問題。

對于教學來說，教材的建設當然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方面。在外國新聞史的教材建設方面，國內已經有了不少較為權威的著作。例如，張昆的《簡明世界新聞通史》(武漢大學出版社，1994年6月第1版，2006年1月第8次印刷)、陳力丹的《世界新聞傳播史》(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2年4月第1版，2007年3月第2版、2007年3月第5次印刷)、張允若的《外國新聞事業史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12月出版)、程曼麗的《外國新聞傳播史導論》(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年8月)、郭鎮之的《中外廣播電視史》(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年5月)、李彬的《全球新聞傳播史(公元1500—2000年)》(清華大學出版社，2005年8月)、李良榮的《西方新聞事業概論(第三版)》(復旦大學出版社，2006年6月第三版)、陳力丹、王辰瑤的《外國新聞傳播史綱要》(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年4月第1版)、陳力丹、錢婕的《外國新聞傳播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年8月第1版)等。

此外，還有一些以當代世界新聞事業為主旨的教材，例如，李良榮的《當代世界新聞事業》(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年2月第1版)、《當代西方新聞媒體》(復旦大學出版社，2003年6月)、辜曉進的《當代中外新聞傳媒》(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年6月)。

這些教材各有優勢，承擔這門課程的教師可以根據自身特點及需要進行選擇。但我們在此主要關注的是如何運用多種研究成果完善和充實外國新聞史的教學。

幾年前，《新聞大學》(2007年)和《國際新聞界》(2009—2010年)圍繞中國新聞史的研究進行了兩次較為集中的討論。在這兩次較為密集的討論中，頗多學者提出了非常有益的看法。筆者認為，外國新聞史的教學也應當汲取上述討論中一些合理化的建議，用以完善外國新聞史的教學。

筆者贊同李彬、劉憲閣在《新聞社會史：1949年以后中國新聞史研究的一種可能》(2010年第3期《國際新聞界》)一文中提出的將新聞史分為內史與外史的看法。新聞內史，即有關新聞事業自身的發生、發展、興衰、演變的過程，聚焦于新聞事業本身，而新聞外史，簡言之，即新聞事業同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等其他領域的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歷史。筆者認為，在外國新聞史的研究方面，也應當在關注內史的同時關注外史，并將其運用到教學當中。以往，我們的關注點主要集中在內史上，這沒有問題，但或許，我們也應當適當關注一下外史的部分。

對于外國新聞史的教學來說，內史當然是其主干，但外史也有它的非常重要的作用，一來可以渲染當時的社會環境，使學生對當時的社會情境產生“同情之理解”，這樣便有了理解內史的基礎，二來由于有了外史的存在，新聞業在社會大格局中的地位、作用才能凸顯出來，可以使我們對于外國新聞史的教學從簡單的描述層面進入到解釋層面，幫助學生增加理解，最后，外史還可增強課程的趣味性。

如果說，我們在前文羅列的多種教材主要是關于外國新聞史的內史，那么，在外史部分，我們還有相當多的空間可以拓展。

就筆者的閱讀所見，目前就有相當多的研究成果可運用于外國新聞史的教學中。

先談內史方面，筆者以國別和年代為序對這方面的著作作一簡單的梳理。

在英國新聞史方面，近些年來，有以下一些作品值得關注：《英國新聞史》(詹姆斯·卡瑞、珍·辛頓著，清華大學出版社，2005年8月出版)、《英國傳媒體制》(唐亞明、王凌潔著，南方日報出版社，2007年5月)、《一天給我一樁謀殺案》(威廉姆斯著，世紀出版集團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2月)、《知情者：揭秘英國十年丑聞的私人日記》(皮爾斯·摩根著，東方出版社，2009年6月)、《格拉布街：英國新聞業往事》(吳偉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1月出版)、《做嚴肅的電視：英國電視為什么好看》(周康梁著，南方日報出版社，2013年4月)、《底線：默多克與〈泰晤士報〉之爭背后的新聞自由》(埃文斯著，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13年9月)等。它們雖然不是教材，但其中豐富的內容可直接用于充實現有教材，有的是富有說服力的實例，有的甚至可以填補空白點。另外，由于是專門性的研究，研究者大多對自己的研究有著較為深入和獨到的見解，這是一本容納多個國家或多個時代的外國新聞史教材所不能達到的。而有的甚至可以修正教材中的個別觀點。例如，在大多數外國新聞史教材中，英國的印花稅最終被取締是英國新聞工作者不斷努力和斗爭的結果。而《英國新聞史》一書的作者則通過研究給出了新的解釋，即，取締印花稅實際上是英國統治者為對付當時屢禁不止的激進報刊而采取的一種措施。這種觀點完全顛覆了此前的認識。此外，《底線》一書為我們向學生解釋英國的新聞自由提供了非常好的案例。通過默多克向《泰晤士報》前主編埃文斯的施壓，生動地呈現了英國報業新聞自由的真實狀況。而《知情者》一書則為我們理解英國的小報文化提供了非常好的指南。

在美國新聞史方面，除了在國內久負盛譽的《美國新聞史：大眾傳播媒介解釋史》(邁克爾·埃默里等著，新華出版社)外，近些年又陸續有《媒介與權勢：誰掌管美國》(戴維·哈伯斯塔姆著，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8月)、《李普曼傳》(羅納德·斯蒂爾著，中信出版社，2008年11月)、《發掘新聞：美國報業的社會史》(舒德森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1月)、《美國傳媒史》(大衛·斯隆編著，世紀出版集團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3月)、《美國傳媒體制的興衰》(達洛爾·M·韋斯特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4月)等著作出版。它們都從不同方面加深了我們對于美國新聞業的了解，而有的著作則對于我們重視審視美國新聞業提供了新的角度。以《美國傳媒體制的興衰》為例，它對于美國新聞業的發展是以“黨派性媒體”、“商業化媒體”、“客觀性媒體”、“解釋性媒體”和“分化的媒體”的脈絡展開的，相較于以往的美國新聞史的著作來講，這無疑是一種較為新穎的、同時也是以新聞業自身發展規律為基礎的劃分方法，它不完全是按照時間順序來展開，而是把媒介自身形態的發展作為主線，這有助于我們從新的維度思考和理解美國的新聞史。運用到教學中，則能更清晰地向學生解釋美國新聞業自身的發展規律。

在德國新聞史方面，有《德國雙軌電視制度研究》(曹晚紅著，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9年7月)以及《德國西占區報業重建研究(1945—1949)》(李銀波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年2月)兩部專著值得注意，它們為我們深入了解德國新聞業的某些方面提供了相較之前更為深入的認識。例如，前者專注于德國的雙軌電視制度形成的時代背景及其特點，為我們深入解釋了為何同為公共廣播電視，但德國的公共廣播電視仍具有一些獨特之處。例如，即使是在商業化大潮來襲的情況下，仍較其他國家的公共廣播電視，更加強調其公共性。這與德國對納粹時期的反省是分不開的。而后者則聚焦于二戰后的德國西占區報業。

在日本傳媒史方面，有《現代傳媒史》(佐藤卓己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11月)、《報業的活路》(中馬清福著，清華大學出版社，2005年7月)、《日本傳媒體制創新》(龍一春著，南方日報出版社，2006年11月)、《媒介與社會變遷：戰后日本出版物中變化著的價值觀念》(諸葛蔚東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12月)、《日本大眾傳媒史(增補版)》(山本文雄編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年5月)等著作。其中，諸葛蔚東的《媒介與社會變遷：戰后日本出版物中變化著的價值觀念》一書聚焦于二戰后美國占領日本期間所實行的改革對于日本傳媒政策的改造及其影響，這對于我們向學生解釋日本傳媒業在二戰后的轉型提供了堅實的基礎。例如，大多數教材可能在談到美國占領日本期間所實行的媒體改革時一掠而過，但是，通過這本書，我們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那個時期美國占領當局對日本改革的政策，包括日本媒體改革的政策。從而在與同在二戰后被占領的德國作對比時，我們就可以比較清楚，為什么德國對于戰后的反思那么深刻，它的媒體的轉型為什么那么徹底，而日本不只是政策，其媒體轉型都是不徹底的。

關于法國新聞史，《從狄德羅到因特網：法國傳媒史》(巴爾比耶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1月)一書值得關注。關于俄羅斯傳媒業的發展，筆者的《當代俄羅斯大眾傳媒研究》(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8年1月)對于蘇聯解體以來俄羅斯傳媒業的發展進行了較為全面的研究。

此外，一些專著涉及了以往較少被關注國家的傳媒業，其中值得一提的是《當代越南新聞傳媒研究》(易文著，人民日報出版社，2012年5月出版)，以及我校趙靳秋老師撰寫的《新加坡大眾傳媒研究》等。

由于時間所限，筆者未對相關論文進行細致的梳理，但是，《新聞界》雜志近年來刊發了不少關于外國傳媒業的論文。例如，《新聞界》的“國際視野”欄目陸續推出了巴拿馬、尼泊爾、瑞典、贊比亞、坦桑尼亞、新西蘭、伊朗、以色列、比利時等鮮為國內新聞傳播學界了解和關注的國家的傳媒業論文。

所有以上新出版的著作及論文都可以幫助我們完善外國新聞史的內史的研究及教學。

在外國新聞史的外史方面，亦有大量的研究成果可以在教學中加以運用。例如，新近翻譯出版的《民主德國的秘密讀者》(齊格弗里德·洛卡蒂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10月)一書盡管是關于民主德國時期的讀者研究，但它為我們提供了一幅當時社會的歷史背景的畫卷，有助于我們理解當時民主德國的閱讀氛圍，從而對德國當時的社會背景和媒體背景產生“同情之理解”。在法國方面，巴爾扎克的小說《幻滅》則有助于我們理解法國大革命時期的新聞業，帶我們返回到當時那個年代的歷史氛圍中去。目前筆者正在閱讀的由前蘇聯的改革設計師之一的亞歷山大﹒雅科夫列夫所寫的《俄羅斯百年憂思錄》一書，盡管是作為回憶錄的形式寫就的，但是，它對于我們理解蘇聯時期的社會情況，尤其是改革年代的諸多政治、歷史背景，無疑有著較高的參考價值。

有較多的新聞史教師談到本課程常被學生評價為“單調無味”，如果能夠恰當地運用外史，或可有助于將內史中的干燥事實與當時的時代背景結合起來，令學生更加深刻地理解當時的新聞現象與人物、事件，以及新聞現象所具有的時代意義，或還可令課程增添些趣味。

走筆至此，筆者認為，影像資料的合理運用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一些影視資料，例如《大國崛起》，可用于向學生展示某些國家歷史發展的背景，而在向學生介紹美國黃色新聞大王赫斯特時，可以向學生推薦課前觀看《公民凱恩》，之后在課堂上組織討論?！锻戆?，好運》關于美國新聞記者默羅與麥卡錫主義的斗爭提供了豐富的案例。德國電影《竊聽風云》可以幫助學生理解民主德國時期的社會背景。此外，一些美國電視節目的視頻，如《新聞60分》等都可以在課堂上短時間播放，使學生直觀地感受到美國電視節目的特點。

最后想要提及的一點是，還應當密切關注外國新聞業最新的發展動態，例如，竊聽門事件、斯諾登事件，都是關于新聞自由在當前英美國家中的最新案例，它既可以有助于學生理解新聞自由的相對性，也可以讓教師在結合歷史的前提下，給學生分析新聞自由是如何演變來的，有哪些因素影響了這一變化。此外，還要密切關注新媒體在各國的發展。這正體現了方漢奇先生所說的，“新聞史研究者要做歷史的守望者”。不僅體現了我們常講的新聞史的教學要結合歷史與當下，還對我們檢驗新聞事業發展中的一些基本規律頗有益處。再則，也可為日后外國新聞史的教學積累材料。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可以大力借鑒多方面的研究成果來充實外國新聞史的教學，提高教學內容的豐富性和趣味性，并凸顯其在當代的意義。但一個基本的前提是，外國新聞史的內史部分應當是脈絡清晰、邏輯嚴整、突出規律的，而外史部分應當能夠更好地幫助學生理解新聞內史。否則，學生會在大量的材料面前失去重點，不知所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