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魏晉南北朝家訓和遺令看當時的士風變化

魏晉南北朝是我國歷史上戰亂連年政權頻繁更替的時代。在這369年的時間里，社會動蕩、政權更迭、門閥割據導致了士人的心態產生了巨大變化，如果比較一下漢、晉士人的心態，我們就會驚異地發現，他們的信念，他們的思維方法，他們的人生理想，他們的生活風貌和生活情趣，都有著天壤之別。這種士風的變化有著深刻的社會和歷史原因，本文僅選擇當時的家訓和遺令這個角度對魏晉六朝士風的某些層面和特征進行分析，以就教于大家之方。

遺令是臨終前的告誡或囑咐；家訓表現形式為誡子書或敕子書，是對子孫立身處世、持家治業的教誨，有時也用遺令的形式出現。家訓和遺令的創作離不開社會現實，其中的告誡和教誨在某種程度上更反映了當時士人的生存狀態和處世態度，也體現出士人的思想與智慧，表達了他們對后代人的期待。而這些家訓的創作與當時的社會現實、士族興衰以及士人生存狀態密切相關的。因此從家訓這一角度去剖析當時的士風變化和士人心態的某些特征是有必要的。

一

魏晉南北朝家訓和遺令的發展與當時的社會狀況是密切相關的。社會的分裂動蕩，官學的頹廢不興，九品中正制為主的人才選拔制度，自東漢以來家族勢力的迅速發展，門閥士族制度的盛行，都導致了個人的發展與家族勢力密切相關。各家族更加重視對子弟的教育，也為家訓的繁盛提供了現實基礎。從數量上來看，這個時期家訓和遺令數量大幅度增加，超越了以往任何時期，共約有90余篇。從文章內容上看，這個時期的訓誡思慮更加周詳、全面，從修身到治學，從處世到事君均以告誡。從思想層面上分析，這個時代士人瀟灑豁達，越名教而任自然，以浮夸荒誕行為反對名教，在任情縱性中尋求解脫苦悶。但是在訓誡中卻又從多角度，多層面告誡后人為人處世應該是：“論議貴無貶”、“進仕尚忠節”、“取人務道實”、“處世戒驕淫”、“貧賤慎無戚”、“進退念合宜”、“行事加九思”。這種為人處世之道既老練圓滑，深思熟慮，又謹慎巨細。如王肅《家誡》從飲酒方面告誡弟子喝酒需要適可而止，結尾更道出：“禍變之興，常于此作，所宜深慎” ①就連嵇康這樣剛直峻急，縱情傲物之人也在《家誡》中告誡兒子，在平時與人交往時，要十分注意自節，做到喜怒不形于色。士人們言行上的不一或者說他們的人生態度與他們教導后輩子弟該持有的人生態度上的矛盾是與社會現實密不可分的。魏晉時期大一統政權的崩壞和現實政治生活中君臣之義的錯亂，使得儒家思想建立的一套行為規范，倫理道德準則失去權威。魏晉名士找不到歸屬，對社會家國感到迷茫，正始玄學的興盛又為他們縱情肆意提供了理論依據，一方面他們追求一種自由自在、閑適愉悅的、與自然相親、心與道冥的理想人生。另一方面社會的動蕩、生命的朝不保夕，又把他們拉回現實，他們的理想抱負、對家族繁衍的使命以及社會責任感又使他們不能擺脫所有束縛真正做到莊子的逍遙游。因此他們把這種野望交給了下一代，希冀后輩能夠做到他們所做不到的。正是由于士人在家訓中的這種矛盾心理使得我們看到了魏晉士人更加豐富和細膩的情感變化。

魏晉南北朝時期由于儒學衰微，玄學風氣日盛，老莊道家思想經常在主張薄葬的遺令中出現，如沐并《豫作終制戒子儉葬》中說到：“夫道之為物，惟恍惟忽，壽為欺魄，夭為鳧沒，身淪有無，與神消息，含悅陰陽，甘夢太極?！睆牡兰彝湼?、一死生的角度說明了薄葬的必要性。而道教和佛教的興盛導致了薄葬中摻入道教和佛教的喪葬禮法。如南北朝時期有名的醫學家陶弘景在《遺令》中就說：“冠巾法服，左肘錄鈴，右肘藥鈴，佩符絡左腋下，繞腰穿環，結于前，釵符于髻上?！边@種葬禮就摻入濃重的道教禮法。后魏時期裴植的《臨終遺令子弟》 [1]表示葬禮需要：“命盡之后，剪落須發，被以法服，以沙門禮葬于嵩高之陰?！边@就明顯帶入了佛教禮法。從寫作主體上看，上至帝王將相，下至世家小族，都有豐富家訓和遺令著作存世。這對于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家訓和遺令研究提供了豐富的史料。

二

這一時期家訓和遺令特點，與其歷史背景有著密切的聯系。關于這一點，羅宗強先生在《玄學與魏晉士人心態》中有論：“由于大一統政權崩壞，現實政治生活中君臣之義錯亂不堪，由儒家思想建立起來的一套人倫關系，一套行為準則。一套是非標準，已經不能適應變化了的現實生活。也就是說，儒學的權威地位下降了。儒學權威地位下降的同時。諸子思想便重新活躍起來?！?[1]如上文所說的王昶，他教子，雜用儒、道：“遵儒者之教，覆道家之言，故以“玄”、“默”、“沖”、“虛”為名，欲使汝曹顧名思義，不敢違越也?！倍倪@些是非準則：“其論議貴無貶，其進仕尚忠節……其進退念合宜，其行事加九思?！眲t與當時的普遍的風尚有許多是很不相同的?！白h論貴無貶”，與人物品藻的褒貶風尚大異其趣；“進仕尚忠書”，與當時事主不忠的現象正相反對；而“處世戒驕淫”，則完全不同于其時的縱欲奢靡之風。曹丕《典論》有一段話，論桓、靈之際的社會風貌：“恒、靈之際，閹寺專命于上，布衣橫議于下，干祿者殫貨以奉貴，要命者傾身以事勢，位成乎私門，名定乎橫巷。由是戶異議，人殊論，論天定檢，事無定價，長愛思，興朋黨?！?[2]

其時正處于一個變動不居、各種思想、各種價值觀念、各種是非標準雜處并存的時期，儒家的道德準則已經失去了約束力。杜恕的《家事戒稱張閣》文中就稱贊一個叫張閣的人，說他：“張子合視之如鄙樸人，然其心中不知天地間何者為美，何者為惡，毅然似與陰陽合德者?！边@種混淆善惡的道德觀念本不應該提倡，但他又說：“作人如此，自可不富貴，然而患禍當何從而來?”從這里就可以明白，原來這種處世圓滑的態度是為了避免禍患?？梢韵胍娫谶@樣一個戰亂不斷、人命危淺的時期，士人們為了保全自身，適應政局的需要，做了多少掙扎與努力。與此相同的還有殷褒的《誡子書》里面說：“古人有言，思不出其位，爾其念之，爾其念之?！边@是告誡后輩要言、行不出離自己的名位，也就是慎言慎行。向朗在《遺言戒子》中道：“師克在和，不在眾。此言天地和則萬物生，君臣和則國家平，九族和則動得所求?！彼J為凡是要以和為貴，這種心理也是保全自身的產物。陸景的《誡盈》中勸導兒子要持德守善、急流勇退保全自身的方法：“然古之智士，或山藏林竄，忽而不慕，或功成身退，逝若脫屣者，何哉?蓋居高畏其危，處滿懼其盈?！蔽鲿x重臣羊祜《誡子書》也說道：“愿汝等言則忠信，行則篤敬。無口許人以財，無傳不經之談，無聽毀譽之語?！边@種言則忠信，行則篤敬的誡語是典型的儒家思想，然而他又說道：“聞人之過，耳可得受，口不得宣，思而后動?！边B大將羊祜都告誡后人需慎言慎思。李秉在《家誡》里更是通篇論述處世需謹慎，并且推崇阮籍為人處世的方式，說司馬昭之所以認為天下之至慎者唯阮嗣宗。蓋就其不評論時事與不評淪時人而言：“上曰:此諸人者，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亦各其慎也。然天下之至慎，其惟阮嗣宗乎！每與之言，言及玄運，而未曾評論時事，臧否入物，真可謂至慎矣?！憋祫傊本?，縱情傲物但是也與文提到的王肅一樣，在飲酒方面告誡后人需要適可而止：“又慎：不須離樓，強勸人酒。不飲自已。若人來勸，己輒當為持之，勿稍逆也；見醉熏熏便止，慎不當至因醉，不能自裁也！”凡此種種，不勝枚舉，在這里就不一一贅述。通過這些家訓可以看出這個時期的士人慎言慎行的表現絕非是偶然，外在政局動蕩，戰禍連年，民不聊生，內在玄學思潮的沖擊，儒家殘余觀念的沖突，都導致了士人自身矛盾的沖突。他們一方面在亂世中尋求出世的保全之道，一方面又割離不了與這個社會的聯系，從而又尋求入世之道。所以在這樣一個士無特操的時代，士人不論是行為上的不嬰世務，還是于牽涉個人安危之關鍵時刻，寧舍是非而依違兩可的心態，都是他們心理矛盾的表現。

人士在尋求保全之道的同時，也對顯揚名聲顯得格外關注。魏晉南北朝這樣一個特殊的時代里，出世入世實為一體。前文所提到的如王昶《家誡》開篇第一句：“夫人為子之道，莫大于寶身全行，以顯父母”就是說要行善保身的同時也要顯揚父母。羊祜《誡子書》也用：“恭為德首，慎為行基。愿汝等言則忠信，行則篤敬?！币笞又蹲龅健肮鳌?、“忠信”、“篤敬”，以成就大名，光宗耀祖。這類誡訓既表現了求全自保的心理，又有求仕進取的意味。在魏晉六朝家誡中，這種進取態度的誡文還是很多的，如諸葛亮的《誡子》、《誡外甥書》這兩篇中告誡后輩立志當存高遠，其中：“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眲t成為千古名句。十六國時西涼的當政者李暠就評論過諸葛亮家訓，說：“覽諸葛亮訓勵，應璩奏諫，尋其終始，周、孔之教盡在中矣。為國足以致安，立身足以成名，質略易通，寓目則了，雖言發往人，道師于此?！彼屍渥铀脤W期諸葛亮家訓，用以治國，可以使國家安定，用以立身，可使自己成名。王祥《訓子孫遺令》認為信、孝、悌為立身之本，主張：“夫言行可覆，信之至也；推美引過，德之至也；揚名顯親，孝之至也；兄弟怡怡，宗族欣欣，悌之至也；臨財莫過乎讓?！睍刑岬搅说屡c名，財與孝、悌之間的關系，可見當時士人求名求財之心的迫切。王僧虔《誡子書》中也有類似的思想傾向：“或有身經三公，蔑爾無聞，布衣寒素，卿相屈體，父子貴賤殊，兄弟聲名異，何也？體盡讀數百卷書耳。吾今悔無所及，欲以前車誡爾后乘也?！闭J為父與子，兄與弟名聲不同之處在于讀書的多少。由此可見當時士人對名的看重，通過這種求名心理也可以看出名教對士人的影響。

在士人求全、求名的同時，在其家訓中我們還看到了當時士人的另一種心理狀態，即求和心理。曹袞《令世子》中講兄弟和睦相處：“事兄以敬，恤弟以慈?！毕蚶试诩矣枴哆z言誡子》中突出一個“和”字，他教誡其子道：“此言天地和則萬物生，君臣和則國家平，九族和則動得所求。靜得所安，是以圣人守和，以存以亡也?！碧諟Y明在《與子儼等疏》中說道：“然汝等雖不同生，當思四海皆兄弟之義。鮑叔管仲，分財無猜；歸生伍舉，班荊道舊；遂能以敗為成，因喪立功。他人尚爾，況同父之人哉？”他希望后輩子嗣能和睦相處，具有崇高的德行。顏延之在《庭浩》也中強調父子、兄弟之間的和睦關系，他說：“欲求子孝，必先慈；將責弟梯，務為友。雖孝不待慈，而慈固植孝；梯非期友，而友亦立梯?！辈⑶疫@種慈孝與友梯的關系是互為依憑的。顏之推在其《顏氏家訓》中更加詳細地闡釋這點：“父不慈則子不孝，兄不友則弟不恭。夫不義則婦不順矣?！薄靶值懿荒?，則子侄不愛；子侄不愛，則群從疏薄?！?[3]楊椿在《誡子孫》中也強調兄弟之間要團結和睦，不要諛上欺下?！昂汀闭卟拍軋F結，才能凝聚力量，集體的力量永遠大于個體。在這樣一個戰亂頻繁，門閥割據的年代里，士人的生命朝不保夕，曹植在《送應氏》詩中說：“天地無終極，人命若朝霜?！?[4]在這樣悲涼濃重的情思中，有些人肆意縱樂，放蕩不羈，有些人卻不懈的尋求希望，于是小到家族團結和睦，大到社會和諧和順，這野望便留在了士人文章的字里行間中。

三

我國早在在戰國時期墨子就反對厚葬，提出節葬的主張?！秴问洗呵铩芬鄬裨嶂L多有抨擊：“今世俗大亂，之主愈侈其葬，則心非為乎死者慮也，生者以相矜尚也。侈靡者以為榮，儉節者以為陋，不以便死為故，而徒以生者之誹譽為務?！眱蓾h以來，雖然厚葬之風盛行，也間或有人主張薄葬，但并未對社會上占主導地位的厚葬形成沖擊，薄葬仍然屬于反對傳統的個人行為。而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薄葬卻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質，其施行范圍之廣、延續時間之長，以及社會響應之廣泛使得薄葬行為形成了一種風氣。

魏晉六朝士人的遺令和家訓中，關于薄葬的有：曹操、曹袞、韓暨、斐潛、沐并、王觀、郝昭、司馬懿、司馬孚、王祥、庾峻、杜預、杜夷、石苞、明岌、慕容垂、張軌、張茂、王微、蕭嶷、王秀之、張融、孫謙、沈麟士、陶弘景、顧憲之、周弘直、袁泌、謝貞等遺令或敕子書中都要求后輩對其進行薄葬。與之前不同的是，對薄葬身體力行的帶動者，從士人轉向了統治者。據《三國志·魏書·武帝紀》載，曹操在建安十年即“令民不得私仇，禁厚葬，皆一之于法?！?[5]后來又下令指出“古之墓者，必居瘩薄之地。其規西門豹祠西原上為壽陵，因高為基，不封不樹?！辈⒃谶z詔中說：“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葬比，皆除服。其將兵屯衛戍者，皆不得離屯部，有司各率乃職。斂以時服，無藏金玉珍寶?！睍x宣帝司馬懿也在臨終作《顧命終制》：“山陵不設明器，以貽后則?！笔芙y治階層影響，當時的世族官僚也紛紛效仿薄葬。如韓暨臨終遺言說：“若爾曹敬聽吾言，殮以時服，葬又土藏，穿畢便葬，送以瓦器，慎勿有增益?！?；王觀死于家中，《遺令》：“藏足容棺，不設明器，不封不樹?！?；裴潛《遺令子秀儉葬》：“墓中惟置一坐，瓦器數枚，其馀一無所設?！?；沐并：“夫道之為物，惟恍惟忽，壽為欺魄，夭為鳧沒，身淪有無，與神消息，含悅陰陽，甘夢太極。奚以棺橔為牢，衣裳為纏？尸系地下，長幽桎梏，豈不衰哉！”他在《又敕》中又道：“豫掘坎，戒氣絕令二人舉尸即坎，絕哭泣之聲，止婦女之送，禁吊祭之賓，無設摶治粟米之奠?！?；王祥《訓子孫遺令》：“氣絕但洗手足，不煩沐浴，勿纏尸，皆浣故衣，隨時所服”，“西芒上土自堅貞，勿用臂石，勿起墳壟”，“家人大小不須送喪，大小祥乃設特牲。無違余命！”這種上行下效的風氣，使得薄葬之風壓倒了厚葬之風，在魏晉南北朝時期成為主流。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有一些士人在主張薄葬的同時，對于這種行為，又心懷顧慮。如曹袞《疾困敕令官署》、沐并《豫作終制戒子儉葬》、杜預《遺令》、石苞《終制》、孫謙《臨終遺命》、顧憲之《終制》等，他們在其遺囑里先著眼于古人薄葬之事，進而用樸素的唯物生死觀論述人死神滅，神滅而棺無用的道理，最后才談及怎樣對待自己的后事。他們用古代先賢薄葬的事例，為自己的行為找到理論上的依據。這反映出了當時士人的一種心理，他們對自己儉葬行為既肯定，又感到不自信，害怕這種行為不被社會認可，以至被世人所譏。士人的這種自卑心理，與魏晉六朝薄葬之風興起、流行的原因是密不可分的。一方面，魏晉時代經過長期的戰亂紛擾和政局動蕩的社會環境，統治者對薄葬的推崇，使薄葬之風勢在必行，士人在求全、求名的心理下對于薄葬別無選擇。另一方面，由于漢末的大動亂極大地破壞了社會經濟，造成土地荒蕪，生產凋敝，所以受制于當時的經濟水平，大多數士人就算想要厚葬，也不可能實現。經濟水平的下降，也促成了士人薄葬自卑心理的形成。

四

魏晉南北朝士人的內心是矛盾的，魏晉南北朝政局的動蕩，社會的混亂，讓他們看不到希望，從這些家訓內容中我們可以看到傳統儒家的齊家、修身、處世、治學的方法，卻無一例外的找不見治國的方略。人生的險惡，處世的艱難，讓他們消極的選擇了逃避，求全的態度隨處可見。而為了家族的延續，也為能在亂世艱難的生存，卻又告誡后人要勤奮攻讀，博取功名。求全、求名、求和的觀念貫徹在他們對子孫后代的誡誨之中，既孕育著希望的萌芽，又暗藏他們這個時代的悲愴。對薄葬的身體力行，讓我們看到了一個時代士人的瀟灑風姿，卻又在灑脫的背后，看到了他們的自卑。魏晉六朝士人內心的矛盾，使他們更像是一個獨立的人，從故紙堆中躍然現于眼前。

注　釋：

①文中引用遺令和救子書皆出自：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M].北京:中華書局，19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