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初的北京：文化傳遞與文學形象

首師大外院英文系　北京語言大學在讀博士　秦曉星

二十世紀初的北京：文化傳遞與文學形象

首師大外院英文系北京語言大學在讀博士秦曉星

本文探討20世紀初歐美作家文學作品中的北京形象，以點帶面地探討20世紀初北京形象在西方文學中的變遷軌跡與豐富形態，揭示出北京作為異國形象的成因與文化意義。從而進一步探索北京作為異國異族形象被創造的過程，關注歐美作家在他們的作品中如何理解、描述和闡釋作為“他者”的20世紀初的北京。

北京異國形象文學形象文化想象跨文化理解

緒 論

當今世界，全球化全面推進。面對著文化沖突的不斷發生，加強研究異質文化間的相互交流與理解是比較文學和跨文化研究的重要任務。從更大的視角來觀察，全球化進程中東西方的文化關系緊密復雜，而且二者的文化交流是雙向的，“東西方文化在碰撞、沖突中尋求著對話、融合，在引進、借鑒中進行著排斥和批判，在共同性中尋找著差異性，在差異性中尋找著共同性”①劉登閣等：《西學東漸與東學西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第1頁。。

北京，作為有著古老文明的中國的首都，在東西方文化的交匯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北京在20世紀經歷了大起伏，大蛻變，尤其是“北京到了民初，歷經前所僅見的時代裂變，才真正體現了時間流轉、傳統紛呈的可能”②陳平原、王德威：《北京：都市想象與文化記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序二”，第2頁。。北京城蘊積豐厚，“不論作為文化場域或是政治舞臺”，“在過去與未來、傳統與摩登間的曲折發展”③陳平原、王德威：《北京：都市想象與文化記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序二”，第2頁。，都為域外的中國文化研究者提供了不同的文化、歷史、文學角度，勾勒了20世紀上半葉北京的多重視景。

一　“北京”之異國形象的闡釋

比較文學形象學中的“形象”主要指文學作品中的“異國形象”。它一方面研究的是一國文學中對“異國”形象的塑造或描述，另一方面體現了一種跨種族、跨文化的性質。異國形象的創造是某種文化特征，也就是說，“它表達了存在于兩種不同的文化現實間能夠說明符指關系的差距”④［法］達尼爾-亨利·巴柔：《從文化形象到集體想象物》，孟華譯，見孟華《比較文學形象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121頁。⑤姚穎娟：《〈在北京最后的日子〉中的北京形象》，山西：中北大學學報2011年第27卷第1期，第104頁。。

不言而喻，形象學既可以考察他國文學中的中國形象，又可以考察中國文學中的異國形象。北京作為中國的首都，是西方作家筆下出現頻率最高的中國城市之一，在某種程度上代表了西方人眼中的異域中國的形象⑤。關于西方作家對于北京的文學想象，因階級不同，種族不同，身份不同，年齡及文化水準不同，并沒有一個統一的北京形象。美國作家賽珍珠 （Pearl.S. Buck）筆下的北京，傳統，寬容，大氣，隨和，北京是她魂牽夢繞的情感歸宿；對于瑞典漢學家喜仁龍 （Osvald Siren），北京的城墻和城門讓他迷戀，而北京擁有仙境般的環境；而英國作家哈羅德·阿克頓 （Harold Acton）的北京，則是讓人眷戀不已的心靈的歸宿，是能夠拯救西方頑疾的精神體現：“他發現自己竟那樣強烈地想念著北京，就像寵物依戀著它的主人……他在古都北京呼吸到一種寧靜的氣息，任何事物都讓他沉浸在超自然的、泛神論的幻想與驚喜之中”①Harold Acton，Peonies and Ponie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1，p.1-2.轉自姚穎娟：《〈在北京最后的日子〉中的北京形象》，山西：中北大學學報2011年第27卷第1期，第104頁。。

二　“北京”之異國形象的流變

異國形象的流變是形象學的又一個研究重點，分析異國形象的流變需要立足于特定的文化語境?？疾煳鞣轿膶W和文化中的北京形象的變遷，是本文研究的重要內容。作為異邦的千年古都，古老北京的獨具特色的建筑文化、歷史地位、風俗民情，以及北京人的情感生活，都是西方作家借以產生幻想和表達欲望的載體。幾個世紀以來，北京和北京文化在西方不同時代呈現出不同形象。17世紀以前的歐洲對東方及中國大都采取褒東貶西的態度和寫法。寫于14世紀的《曼德維爾游記》把關于東方的誘人景象吹噓得眼花繚亂，把東方描述成了神話般的烏托邦世界；《馬可·波羅游記》把北京描寫得就像天堂一樣。而寫于14世紀的《曼德維爾游記》把關于東方的誘人景象吹噓得眼花繚亂，把東方描述成了神話般的烏托邦世界。曼德維爾其實是“英國散文之父”須約翰 （John the Beard）的托名，人稱“座椅上的旅行家”。他的游記在英國游記文學史上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它“首次或幾乎是首次嘗試把世俗主題引入英語散文領域?！弊髡咂鋵崨]有到過中國，因此《曼德維爾游記》書中關于帝都的描寫，多從中世紀四大探險家之一鄂多立克的游記脫胎出來，只是更加離奇，贊嘆之情也更為強烈。當時的歐洲人很少有人懷疑曼德維爾虛構游記的真實性和天花亂墜的帝都鏡像。在這神奇斑斕的幻境里，真實與傳奇難以分辨，想象與欲望緊密交織，共同構造出人們心目中的烏托邦。因其虛構，這部浸潤基督教教義和騎士精神的散文小說，才能更真切地反映出西方人集體無意識中的帝都想象。在充滿奇跡的故事中，東方帝都的真實形象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如何演變為神話與傳說，如何作為“他者”體現著歐洲中世紀晚期文化中的世俗欲望。

對17世紀的英國人而言，富裕強盛的中國是他們向往的理想國，中國漸漸成為一個富有智慧與道德的邦城，整個歐洲都可以聽到贊美中國的聲音。而這種對中國的烏托邦式的幻景一直延續到18世紀的啟蒙運動，歐洲的中國文化熱關注的是中國的異國情調，特別是對中國園林藝術的追求。19世紀后，隨著資本主義的新一輪擴張，中國形象開始變得黯淡了，中國文化熱在西方出于退潮期，在啟蒙運動中出現的中國巨大身影就這樣慢慢遠離，失去了它往日的光輝。1792年，英國外交官馬嘎爾尼攜帶英王信件出使中國，把一個行將滅亡的中國形象帶回了西方。40多年后，鴉片戰爭爆發，中國形象更是一落千丈?！洞┧{色長袍的國度》一書作者英國女作家立德夫人在她的另一部著作《我的北京花園》中，描述了1900年至1902年間，在北京短暫居住并在周邊旅行時的見聞與感想。其時八國聯軍大舉侵華，立德夫人字里行間時時流露出對中國古老文化遭到戰亂洗劫的痛惜。

在“英國文學里的中國題材：1793—1945”階段性研究中，葛桂錄①葛桂錄：《“中國不是中國”：英國文學里的中國形象》，福建：《福建師范大學學報》，2005年第5期，第64頁。指出：英國文學里設計中國題材的作品，所展現的其實是英國作家對中國的想象、認知，以及對自身欲望的體認、維護。中國對于一個英國作家，是作為一個“他者”。英國作家正是在這種對他者的想象與異域形象的描繪中，不斷體悟和更新著自我的欲望。就像英國當代著名漢學家雷蒙·道森②雷蒙·道森：《中國變色龍》，北京：時事出版社，1999年。轉引于葛桂錄：《“中國不是中國”：英國文學里的中國形象》，福建：《福建師范大學學報》，2005年第5期，第64頁。所說，“歐洲人對中國的觀念在某些時期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有趣的是，這些變化與其說反映了中國社會的變遷，不如說更多地反映了歐洲知識史的進展?！?/p>

此外，西方不僅把“他者”作為參照，而且還要從非西方文化中吸收新的內容。周寧①周寧：《天朝遙遠——西方的中國形象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249頁。在《天朝遙遠——西方的中國形象研究》一書中說：“中國作為西方的他者，是西方觀照自身的一面鏡子，西方從中看到自身倒置的現實?！睎|方救贖作為西方文明危機下的一種精神訴求，表明了西方人對自身文化的批判與反思。借助中國這面異域文化之鏡，西方得以理解自身，反觀自身，超越自身文化的困境。

三　北京：文化傳遞與文學形象

在東西方文化交流和對話的過程中，相互影響是歷史的必然。趙毅衡在《對岸的誘惑》中寫到了西方人來到中國，看到了什么，學到了什么。

事實上，早在第一次世紀大戰爆發前后，西方許多知識分子就感到西方文明面臨著歷史性危機。面對戰后西歐出現的文化危機，一些西方有識之士開始了自己的思考，他們不是求助于西方文明的兩大源頭——古希臘、古羅馬文化和希伯來文化，而是向東方文化尋求救世救國之道。他們希望從中國文化中發現與科學精神相融洽的秩序信念，以保證自己在不斷創新的同時有一個穩定、和平的世界秩序，以維持自己的生存和發展。西方的一些著名學者曾在中國，尤其在北京居住、任教，深受中國文化的影響，這些人中就有趙毅衡先生在其書中提到的，比如英國知識界教育界的領袖人物狄金森，當代西方文藝理論源頭的新批評奠基人I.A.瑞恰慈，英國新批評文學理論的先驅W.燕卜蓀等。

（一）狄金森的中國偏愛

在20世紀前30年，狄金森是英國知識界教育界的領袖人物，在促進中西理解交流上，起了關鍵性作用。1912年，他在中國漫游了大半年，從香港到上海，從北京南下齊魯。1914年他出版了考察報告《論印度，中國，日本文明》。在比較三個民族文化時，并不隱瞞各種文化的弱點，并且也公開他對中國文化的偏愛，認為中國文化更高一籌。他在報告中明確宣稱，“現代化對中國只是個適應或采用問題”，原因是“中國固有的生活態度，與西方現代非常接近，比中世紀歐洲與現代的距離近得多”，“儒家思想很容易翻譯成西方的實證主義”。以上觀察，可能是新儒家思想的最早闡述。狄金森的結論幾乎讓人瞠目結舌：“中國幾千年來一直就是民主的，中國是西方民主主義的理想境界”①趙毅衡：《對岸的誘惑》，四川：四川文藝出版社，2013年，第157頁。。我們應該看到，狄金森是在1914年寫下這些話的。此時整個歐洲被拋入空前慘烈的大戰，西方民主本身看來正走向盲目的自殺。血腥的戰爭對狄金森的人本主義樂觀精神是個重大的打擊，“使得以獲取一種穩定、和平與持久的寧靜為歸旨的生存期盼成為”他和這一時期其他“一些西方人的心理指向”②容新芳：《I.A.瑞恰慈與中國文化：中西方文化的對話及其影響》，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年，第31頁。。

在狄金森的影響下，以希臘與中國雙模式來建立現代價值，成為一批英國知識分子的理想。在狄金森的學生中，就有理論家I.A.瑞恰慈，以及更年輕的文學家W.燕卜蓀等人，都對中國抱有熱情。

（二）瑞恰慈的中國情結

中國和英國天各一方，由于巨大的文化差異，雙方要想了解各自真實的狀況，僅從外部考察異國文化或者僅從內部闡釋自身文化都是不夠的，所以交流和對話成為歷史的必然。具體講，20世紀初隨著中英間文化交流的進一步增多，更多英國人來到中國。瑞恰慈是中英文化交流史上一位重要人物，從他身上體現的中西方文化的對話與影響，不是單向的，而是雙向的。

深受中國文化巨大影響的瑞恰慈，最早是于1927年到達北京的。中國給他留下美好的感覺，以至于他一生到中國六次，數度準備長居中國。瑞恰慈在華度過了近五年的時光，并在北京翻譯了《孟子》并著有《孟子論心》。處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時代發生巨變的世界環境中，尤其是為了彌合一戰給精神造成的創傷，瑞恰慈把希望的目光投向東方和中國，希望從中國文化里尋求拯救西方文明危機的出路。他深刻意識到東西方文化交流對話的急迫性，認為復興古老的中國思想傳統將會使人類重新獲得一種和平相處的和諧思想。他從中國文化中汲取了大量的文化營養，同時也對中國的文藝批評理論發展產生了積極影響?？梢哉f，除西方文化以外，中國文化是他思想的最大源頭。

1927年來華后通過與中國直接接觸，瑞恰慈了解了中國文化的不同層面。1930年瑞恰慈在《專題論叢》雜志上發表《信仰》一文，他在文章的前言中介紹了中國文化在思想上對自己的巨大影響：“北平的生活對作者產生了多么大的影響呀?、偃菪路迹骸禝.A.瑞恰慈與中國文化：中西方文化的對話及其影響》，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年，第36頁?！?。在中國期間，瑞恰慈更多的是以一種學習而非批判的姿態，以旁觀者的身份耳聞目睹，設身處地地審視著中華民族和中國文化。能深得中國文化精髓還得益于他在清華和燕京大學任教時與兩所大學中學者的頻繁交流，如與吳宓就儒家思想的深入研討②吳宓：《吳宓日記》第4冊，北京：三聯書店，1998年，第292頁。。

在瑞恰慈的六次來華中，他第二次來華的時間最長，對中國學界的影響也最大。當時他以客座教授的身份在清華大學、北京大學授課。在中國第二次旅行結束時，對即將離開北平，瑞恰慈不舍之情溢于言表：“在這待得越久，就越喜歡這個地方”。他與夫人“在墻上寫著：離開北平令人悲傷”?！霸谶@里我們正在或者已經把北平的生活裝進了心田。我們正在打點行裝，當準備對這個城市說再見的時候，這里的一切都變得更具吸引力——不僅是人，還有景色和感覺”③容新芳：《I.A.瑞恰慈與中國文化：中西方文化的對話及其影響》，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年，第160頁。。瑞恰慈以其對中國文化的執著與熱情在中西方之間架起了一座致力于真誠理解和學術交流的文化橋梁；他更像一盞燈，照亮了中英文化交流與發展的漫漫前程。

（三）燕卜蓀的中國元素

威廉·燕卜蓀長期遠離英國或歐美熱鬧的“文化中心”。1937年燕卜蓀到北京大學任教。1948年后，燕卜蓀留下與北大師生一起“迎接解放”。燕卜蓀在英國被公認是左派，近年來由于布魯姆等英美批評界領袖的傾心推崇，燕卜蓀歷史地位更高。

在中西文化碰撞的時代背景下，燕卜蓀在詩學方面吸收了中國古典詩學中的朦朧理念，并在其詩歌創作中注入了中國元素。燕卜蓀因其導師瑞恰慈與中國的關系，接觸到中國傳統文化，發現“朦朧”為中西詩學的交點，成功地吸收了中國古典詩學中的朦朧概念，并細化朦朧的類型，超越了其籠統性。燕卜蓀兩度來華任教，對東方佛教文化的仰慕和難忘的中國經歷也使燕卜蓀的詩歌題材有了新的轉向，體現了中國文化。

（四）阿克頓的中國夢

哈羅德·阿克頓是20世紀初活躍在中英文化交流中的一個重要人物，他在中國生活了八年，此間結交了大量中國文化人士，對中國文化有著濃厚的興趣與深刻的造詣。

阿克頓剛進入北京時曾一度陷入極度的狂熱，這兒的一切都讓他振奮，他立刻奔向系念已久的紫禁城，天天步行于一座座宮殿間，力圖走遍這個偉大帝國皇城的每個角落。紫禁城的建筑藝術雖然隨著時間褪色，但其與自然融合得天衣無縫，莊嚴肅穆依如往昔。在皇城之外，阿克頓時常在街上散步，這成了他觀賞中國人的一個極佳視角，而他自己也成了北京無數人力車夫爭搶與熱議的目標，在阿克頓眼中，雖然這些人都過著貧苦勞碌的生活，而且并未受過良好的教育，但是他們在精神上卻非?？鞓窛M足，這與西方人享受著物質充裕但精神上卻憂郁空虛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牡丹與馬駒》是阿克頓寫的一本關于20世紀初在中國北京生活的外國人圈子的故事，其中極盡展示了阿克頓對于中國美的理想，通過一個叫菲利浦·弗勞爾 （Philip Flower）的憂郁的英國愛美家在中國尋找心靈歸宿并最終通過佛教來達到精神涅槃的故事來陳述阿克頓心目中愛美者的標準及其東方救贖觀?，F實中的阿克頓看似保全了理想中的中國，甚至經歷了中國的戰亂被迫離開之后還是希望有朝一日能重返中國，但是他已經以個人標準對中國生活進行了選擇，他選擇的是四合院、文人雅士、鼓樂笙歌、琴棋書畫的古典中國趣味，在一個陶醉于中國的西方人立場上享受一個西方人的中國夢境；而小說中的菲利浦在看破現實紛擾后選擇了佛教來“四大皆空”，這與現實中的阿克頓向往佛教與基督教完美融合的主旨是契合的，即以虛幻來終止虛幻，而達到最終的心靈自由與寧靜，此后便可永久不受干擾地沉浸在中國夢中，這也是阿克頓在20世紀初的持有中國理想的一個典型思路，這使他的中國夢在20世紀初的文化背景下顯得特立獨行。

五 結 論

本文考察20世紀初他國文學中的北京形象，以點帶面地探討20世紀初北京形象在西方文學中的變遷軌跡與豐富形態，揭示出北京形象作為異國形象的成因與文化意義。從而進一步探索北京作為異國異族形象被創造的過程，關注歐美作家在他們的作品中如何理解、描述和闡釋20世紀初的北京作為“他者”的異國異族。

對于當今處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國人來說，要在多元文化背景下找到民族文化的自我，讓“中國文化走出去”，就要把以往割裂開來的“西學東漸”和“東學西漸”作為一個整體過程來看。要從文化平等的理念，而非文化中心的理念看問題，以此達到全球語境下的多極均衡、多元文化共存的新文明。由此產生的跨文化理解要避免中西文化被看作相互隔離的兩個異質實體的現象，使人們能夠尊重他文化，同時也得到他民族的尊重。在跨文化理解過程中，要通過不同角度的分析做出多角度的價值判斷，從而使我們了解文化中的普適價值，了解文化中的民族屬性，在這個基礎上，使各民族、各文化達成共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