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凱里短篇小說中后殖民歷史的建構

首都師范大學外語學院　張曉寧

彼得·凱里短篇小說中后殖民歷史的建構

首都師范大學外語學院張曉寧

彼得·凱里是澳大利亞新派小說代表作家之一，是后殖民文學界的先鋒。他用超現實主義寫作手法創建了多角度歷史敘事性話語，從而完成了對澳大利亞在后殖民時期歷史的建構。本文將從新歷史主義角度和后殖民主義角度論述凱里在他的短篇小說中如何集中體現文學對歷史的闡釋作用和對文化認同建構的能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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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凱里的作品所建構的多元文化及各階層社會意識形態的對話在后殖民主義角度來看是一種文化的碰撞、融合和雜交，以及如何順應在世界全球化多元文化背景下建構文化身份的趨勢。而在新歷史主義視角下，凱里實際上是通過多角度敘事的方式來重新構造歷史。這種“重構”，不是簡單的顛覆和否定，而是站在現代的角度通過闡釋社會和政治秩序發展的規律和將參與社會和歷史發展的各個元素融合起來，通過這種復雜又有序地交織，在文學語言和寫作技巧的幫助下創建一種能動的歷史敘事性話語。這種話語也將對文化的發展和建構起到積極的作用。

博埃默在《殖民與后殖民文學》提出，殖民文學能夠發揮并加強文化霸權主義，因為帝國文化霸權通常是通過無形的表征層面進行的。①博埃默：《殖民與后殖民文學》，盛寧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56頁。以此類推，后殖民文學的創作也將成為對抗殖民文化的主要手段。以歐洲旅行敘述中的“東方主義”為例，西方人以自己的思維模式來“敘述”、“解讀”自己看到的異族文化和東方世界。那些如馬可波羅一般記錄游歷東方神秘古國的游記很大程度上會被看作是較為真實的歷史，因為有筆者的親身經歷“為證”。但這其中顯現出和構造出的“文化氛圍”化的語言和文字還是體現了作者的文化傾向，從而鑄造了帝國神話，使得文化帝國主義不斷深化。

彼得·凱里對于后殖民歷史的建構早在他的短篇小說中就有集中體現。

由于澳大利亞的歷史原因，她在文化上與英美兩國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對于二者在后殖民時期的關系，凱里在其早期短篇小說《美國夢》中就有所探討和展示。文章中敘述了澳大利亞人在澳大利亞構建自己的美國夢，不僅通過人們在一個與世隔絕的人工建造的小鎮去追求美國的生活方式展現了澳大利亞人對美國文化的崇拜和仰慕，同時小說的題目是“美國夢”，使讀者不禁為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澳大利亞文化惋惜。獨立后多元文化林立——土著文化、非白人移民文化、盎格魯·撒克遜白人新教文化，后殖民世界的歷史在凱里的作品中以多角度以及超現實主義手法呈現在讀者面前。

凱里在作品當中讓格里森筑墻，實際上自己也在“筑墻”，當地小鎮的人通過墻換了個角度審視自己本身安逸且與世無爭的生活，雖然知道自己現在所有并不是最好的，他們知道美國的經濟發達，文化絢麗多姿。即便如此，身處看似封閉的環境中的這種對宗主國文化的羨慕只能深藏在人們的心中。通過對一些發達帝國主義國家的商品近乎膜拜的珍惜——比如紙張和自行車來表現心中對作為文化帝國主義宗主國的向往。然而，就在他們自娛自樂地“享受”著帝國主義文化潛在地同化的時候，一個名叫格里森的退休老人自購了兩英畝的田地，并用墻隔絕了自己。對此覺得怪異的鎮上的人曾想盡辦法窺探墻里面的秘密，但謎底卻一直到五年后格里森去世才真正揭開。格里森用那墻后的土地建造了一個小鎮的微縮景觀。它不僅精確地展示了小鎮的格局，并且還有千姿百態、惟妙惟肖的人物。驚奇之余，小鎮的人并沒有感到分外的喜悅，反而恐懼將自己的微縮后的家示人，懼怕“屋頂”下面包含著自己不愿讓別人看到的一面。凱里用超現實主義手法在讀者面前樹立了一道墻，這道強迫使讀者自己對作者的意圖而感到模糊，會對格里森筑墻這個情節的設計有些迷惑不解，縱觀小鎮上的人對這個微縮景觀的看法，以及外來的美國游客對這個“微縮小鎮”產生極大興趣，它為這個地區創造大筆的財富到底有什么意義？凱里無疑是希望他的讀者能夠反思，能夠啟發讀者看到澳大利亞文化建構的無奈，能夠讓讀者意識到在這其中體現出的后殖民時代澳大利亞人對自身文化的自卑心理，就如《美國夢》里體現的那樣，在微縮景觀建成之前，人們崇拜美國的物質和精神文化，但因為身處山清水秀、遠離大都市的小鎮，人們只能單純地做做“美國夢”，而對自己的生活和文化圈子有什么值得自己珍視和驕傲的東西，小鎮的人們是茫然不知的。通過那道“神秘的”墻，他們平生第一次有了機會來跳出自己的圈子以“局外人”或“他者”的身份來審視和解構自己的文化環境。無疑，《美國夢》中經過格里森用墻來“解構”和“建構”的小鎮一開始是讓他們自己難堪的。他們是不愿意正視這樣的一個自己的。文化自卑之余，美國游客的到來卻又為這個微縮小鎮，或進一步說為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澳大利亞文化提供了新的解構和建構框架。帝國主義文化霸權的承載者的到來和承認反而讓這些人對代表自己文化的小鎮自豪起來。充分顯示了澳大利亞文化構建基礎的脆弱性。也是在后殖民世界中構建文化身份所不能避免的。微縮小鎮為成為了旅游景點。小鎮的人對原本不以為然的文化特征產生了興趣，甚至開始由衷地欣賞起自己的大好河山來。小鎮人對自己文化的建構來自文化宗主國的“敘述”和解構和建構。這一點對于獨立后想擺脫文化帝國主義，創建自己的文化身份和認同的民族或文化主體來說是非常諷刺的。作者凱里通過“筑墻”創建了一種具有模糊意義指向的隱喻。時而指向小鎮里的澳大利亞人在構建文化身份時的無奈，讓讀者看到雙重敘事角度下小鎮里的人的截然不同的反映，通過他們在建構文化不同背景—— （筑墻前后）以及不同的文化心理來看所謂歷史的不確定性和敘事性和闡釋性。

凱里的另一部短篇小說《克拉波斯》同樣地借助文學的虛構性闡釋了澳大利亞建立文化身份時的尷尬局面。只不過這次凱里利用超現實主義將“筑墻”改成了“用鐵絲網圍起來的汽車電影院”。主人公克拉波斯因為汽車的輪胎被盜而不得不留在電影院里吃住，不得自由。雖然他靠夢想趨勢變成了一部漂亮的美國福特汽車，但仍然無法逃脫用鋼加固了的圍墻。

凱里創造了離奇的情節，設法讓讀者聯想到了20世紀60年代澳大利亞一些追求美國物質及文化標準的人，他們從生活方式上都想象美國人一樣。雖然澳大利亞從它的創建歷史來看，應該更視英國為宗主國，但為什么在它獲得獨立后反而對美國的文化更加崇尚的。原因在于，美國的20世紀六七十年代也在經歷著民權運動和反戰運動。激進的思想因為交通的便利和通訊的日益發達幾乎傳到了世界各地。英國的北愛爾蘭共和派也是在這個時期迅速發展和成熟起來的。多數澳大利亞的白人，特別是白人移民，他們認為自己祖輩的歷史與美國的第一批移民非常相像。雖然17世紀初來到美國的清教徒不是流放犯，但他們都有逃脫本國政治迫害和宗教排擠的經歷。而美國和澳大利亞成立的背景雖然不相同，但都是由英國的殖民地轉換成了獨立的國家。當然，美國的獨立性隨著他經濟以及政治實力的增強要比澳大利亞強，因為澳大利亞到現在還是英聯邦成員，并承認英國君主是英聯邦的首領。美國的政治也是從多元化起家的，并隨著移民種類不斷增多和全世界范圍的對多元文化主義的倡導，也逐漸弱化了種族主義在政治制度上的體現。美國的經濟發達和強大為新一代澳大利亞人開創了一幅完美的藍圖。澳大利亞人甚至在潛意識當中會這樣認為：今天在美國發生的一切，明天也會發生在澳大利亞。由此，美國的一切都為一些激進右翼人士，特別是一些年輕人所憧憬。當20世紀60年代美國民權運動興起，澳大利亞人又看到了爭取自由的機會，但此時已經有一些新一代的澳大利亞人看到這時的自由已不集中在擺脫英國的控制了，而是漸漸意識到自己本國文化受到美國文化的根深蒂固的影響，并受到了美國文化霸權的侵蝕。從一定程度上來講，美國的一些文化特征也已經深深地植入了澳大利亞本土文化，無論新一代澳大利亞人是否愿意承認，這都已經是不爭的事實了。其實，拿澳大利亞的嬉皮士來說，他們就是一個美國文化在澳大利亞被本土化的活生生的例子。嬉皮士本來起源于美國，主要是通過生活方式等行為闡釋手法來反霸權、反獨裁、反戰、反種族主義。他們從最開始的生活方式和言論的標新立異，到后期的激進的反戰和對抗政府的活動，逐漸構建起了一種反對政府及文化霸權的文化身份和價值觀。澳大利亞的嬉皮士的產生當然要歸功于新一代澳大利亞人對美國政治、經濟、以及價值觀的推崇。嬉皮士的反霸權精神深為澳大利亞本土的嬉皮士所應用。但隨著美國文化的深入滲透，這些澳大利亞嬉皮士的反帝國主義意識使他們看到了他們曾經奉為自由“神靈”的文化宗主國卻在后殖民時期對其他國家，特別是處在政治混亂和后殖民敏感時期的國家行使著軍事、政治和文化霸權。于是，先前美好的“彩虹色肥皂泡”破滅了，于是澳大利亞的嬉皮士便把反霸權的矛頭指向了美國，甚至是美國的嬉皮士也不再被他們像神一樣地崇拜了。這在凱里的2010年發表的長篇小說《他的非法身份》 （又名《亡命天涯》）也有體現，澳大利亞當地對美國人，哪怕是嬉皮士和民權運動激進分子的追隨者的黛爾在當地謀生的時候也一直不斷排斥，甚至采取極端的行為殺死了黛爾和養子切的貓。如果說嬉皮士對美國嬉皮士的反感和排斥是澳大利亞人反抗美國文化霸權和帝國主義文化侵蝕趨于白熱化的體現和敘述的話，那么早期的短篇小說《克波拉斯》就可以是一些包括凱里在內的受西方解構主義和后現代主義影響的一些新派作家對讀者的警示，通過作品的超現實主義的闡釋來體現澳大利亞構建自身文化身份的無奈。作者凱里本身受嬉皮士文化影響比較深，同時在他在為一些文學作家和名人做廣告的時候，又陸續接觸到了一些后現代及現實主義作家。所以，在他心中的民族主義之火在他創作生涯之初就顯露出來。之后無論是短篇小說還是長篇小說，無論是敘述歷史還是刻畫當代的人物，不向文化霸權低頭的信念一直在他的作品中通過闡釋、敘事和隱語的手法淋漓盡致地表現出來。他一直想通過自己的作品來喚起人們對本族文化的熱愛以及給予人們以啟示——文化霸權無處不在，建立屬于澳大利亞自己的文化身份在帝國主義文化宗主國的影響和世界多元文化主義的大趨勢的作用下，以及順應后殖民文化研究中對于后殖民世界文化混雜將為最終發展方向的前提并不容易。而他也不斷通過自己的作品進行辛勤的耕耘，希望通過對澳大利亞多元文化的歷史書寫、敘述和闡釋來推動和完成澳大利亞文化身份的建構，即既不完全排斥，也不甘于被同化。

在短篇小說《克拉波斯》中，凱里不僅采用了現實主義手法通過一種敘事體驗和過程完成了對主人公克拉波斯的闡釋和解構，并在闡釋的過程中體現文學對于文化的能動性，即文學在言說者和創作者能動的敘事過程中對讀者起到警示的作用，并對當代社會和文化發展趨勢提出指導。在新歷史主義理論下，對克拉波斯的身材矮小、懦弱無能的表現，以及他追求一些非常美國化的東西的闡述——比如跟風去汽車影院看電影并在那里實施性愛——可以被看作是他掩蓋內心弱小和無奈的表現。作者想表現出他想通過做最潮的事情來武裝自己，甚至在被困在電影院中還幻想著自己已經變成了時髦絢麗、代表著美國經濟及文化強大的V8福特車。但這一切都是徒勞的，美夢破滅之后他仍然身陷囹圄，不能從汽車電影院里逃生，而除了福特車以外，所有那些代表著發達資本主義工業的物品，如用來加固電影院外強的鋼筋都再一次發出這樣的警示：如果文化建構永遠要依附另一個文化霸權的承載者，那再強大的文化“外皮”都無法掩蓋內心的弱小。更如文章中那個對情節發展起到關鍵性作用的“輪子”一樣，凱里作為言說者希望傳達這樣一個隱喻意義：由于歷史原因，美國文化對澳大利亞文化的影響就如同車輪對車的作用一般。輪子一旦被偷，車子就會癱瘓。由此看來，美國文化的霸權影響已經深深植入到澳大利亞文化當中，而繼續任其就此發展將來的出路就只有變成文化附屬國這個宿命。最終在建立文化身份和價值觀的道路上無法沖出美國帝國主義文化霸權的束縛和牢籠。同時，小說中凱里也通過小說當中的政治隱喻。初步探討了擺脫文化霸權和建立澳大利亞文化身份的方法，比如克拉波斯發現有些警察將一些車輪藏了起來。這里警察便是政府的代言人，凱里這個情節的設計就是要闡釋政府在一些文化政治制度上的簡單粗暴，其實不但沒有解決問題，反而會使澳大利亞本土文化的發展陷入癱瘓的狀態。凱里在這里要傳達的隱喻意義是：“抵抗美國的文化霸權不能簡單一味地抵制和根除一切和美國有關的文化元素。那樣會適得其反，甚至會使政府成了文化霸權的幫兇?！毙≌f中克拉波斯和其他滯留在汽車電影院的澳大利亞人不就是因為車輪不見了才不得不成了“階下囚”嗎？換句話說，在警察藏輪胎這個情節上凱里還對澳大利亞的政治史做了闡釋，澳大利亞的警察在殖民時期是非常腐敗的，這在凱里后期的長篇著作《凱利幫真史》也有非常深刻的敘述。對政治史的重構和闡釋使得政治隱喻意義表達得更加完整，文學對文化的能動作用更加得到突顯。

除了《美國夢》和《克拉波斯》，凱里的多篇短篇小說都對人性、道德、政治和歷史作了闡釋性的描述，用于表現澳大利亞文化在后殖民世界構建文化身份的時候想要擺脫文化帝國主義霸權的無奈。同時運用超現實主義寫作手法創建縹緲而虛幻的場景和情節，從而創建一種“模糊”的具有啟發作用的隱喻環境和意義指向，從而賦予平凡事物不尋常的、非傳統的隱喻意義。通過這種后解構主義的賦予語詞和事物隱喻意向，完成后殖民主義下的多元文化的歷史重構。另外，在敘事方式上，凱里在短篇小說中也進行了試驗性的開發和實踐，嘗試在新歷史主義下對歷史的闡釋以及文化身份的建構，從而充分體現用來闡釋歷史的文學文本其實可以被看作是一種站在現在的角度對歷史的進行的敘述并指導當代文化建構的實踐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