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特別重大賄賂犯罪適用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的三個問題

呂約合

論特別重大賄賂犯罪適用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的三個問題

呂約合

我國新刑訴法中新增指定居所監視居住強制措施，作為監視居住的一種特殊形式，并將其適用于兩種情況：一是無固定住所的；二是對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特別重大賄賂犯罪，在住處執行可能有礙偵查的。由于法律條文規定的模糊性和執行中存在風險性，很多檢察機關對該措施存在不敢、不會、不愿用的情況。明晰指定居所監視居住在理解和適用上的一些問題，對于指導檢察機關做到善于使用、慎重使用這項措施，并充分發揮其打擊犯罪、保障訴訟、保障人權的作用，具有積極意義。

一、如何理解“符合逮捕條件”

新刑訴法第七十二條關于監視居住的前置條件是“符合逮捕條件”，這當然適用于指定居所監視居住。在對涉嫌特別重大賄賂犯罪指定居所監視居住決定主體上，《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試行）》（下簡稱高檢規則）第一百一十一條明確規定由上一級人民檢察院偵查部門審查。有人不免對此質疑：符合逮捕條件是對于提請批準逮捕案件而言，將是否符合逮捕條件交由自偵部門判斷是否合適，在實踐中會不會出現類似“以羈代偵”的情形大量出現。對于如何理解“符合逮捕條件”，筆者認為必須明晰以下三個關鍵問題。

第一，要明確特別重大賄賂犯罪案件適用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的特殊性。新刑訴法將監視居住定位于逮捕的替代措施。從某種意義上講，“替代”一詞本身就內嵌著一種目的實現的意思。既然是對羈押的替代，就必然與羈押在目的指向上具有同一性。羈押的目的在于確保刑事訴訟的順利進行，羈押替代性措施亦應如此。但是特別重大賄賂犯罪與住所型、無固定住所型指定居所監視居住有所不同，它有著自身特殊性。首先，它是以可能妨礙偵查為標準，著力保障偵查活動的順利進行，因此，“它是檢察機關根據案件偵查需要主動采取，而不是基于嫌疑人發生了某種法定情形而被動采取的強制措施”；因此，貪污賄賂犯罪涉案人往往是具有一定級別的領導干部，法律政策熟悉、反偵查意識強；其次，犯罪手段隱蔽：一無直接具體被害人，二無明顯可供勘察的犯罪現場，尤其是賄賂犯罪多是“你知我知”單線聯系，而對嫌疑人指定居所監視居住措施，可以有效控制其接觸面，有利于案件保密、審訊、取證和排除不必要的干擾；再次，我國長期受“黨內不搞偵查”觀念影響，檢察機關職務犯罪偵查手段很少，極大制約了其查辦貪腐犯罪能力，還有“十二小時困局”問題，都讓檢察機關在不同程度患上紀委依賴癥，從而形成“紀委雙規——紀委移交——檢察走流程”的辦案模式，這一方面不利于提高檢察機關自身辦案能力和水平，也不符合現代法治理念。將證明行之有效的“雙規”納入法制軌道，確立其“進可攻、退可守”的獨立價值，既完善了我國刑事強制措施結構，也能更好保障人權。

第二，逮捕條件的標準應具有一定靈活性。逮捕的條件是有證據證明有犯罪事實，采取取保候審尚不足以防止發生社會危險性，可能判處徒刑以上有期徒刑。上一級檢察機關職務偵查部門審查是否決定指定居所監視居住時，據此條件以及已有證據作出是否“認為符合逮捕條件”的判斷。它與偵查監督部門批準逮捕決定具有一定的聯系和區別。聯系在于適用依據相同，區別在于適用強制措施性質有所不同，前者是“準羈押”性質，后者是羈押性質。其次，審查批準逮捕權力是偵查監督部門專屬權力，職務犯罪偵查部門專司偵查職能，后者不能越俎代庖行使審查逮捕職能，作出“認定符合逮捕條件”的判斷。也正是基于這種考慮，法律又規定上一級檢察機關偵查監督部門對決定是否合法進行監督，但這種監督行為不能替代職務犯罪偵查部門的審查決定行為。因此，職務犯罪偵查部門在審查指定居所監視居住時，只要“認為符合逮捕條件”即可，即應當允許案件事實和證據標準稍有欠缺，不能要求一定要達到偵查監督部門事后監督時對逮捕條件的認定標準。

第三，盡管指定居所監視居住案件的適用條件方面可以較實踐中提請逮捕適當放寬，但仍然要求達到有證據證明的法定標準底線，決不能以指定居所監視居住作為獲取口供和突破案件的手段，去收集證明有犯罪事實的證據，否則就與“以羈代偵”無異。

二、如何理解和設立“指定居所”

新刑訴法未對指定居所的概念及具體場所作出詳細規定，只是對指定的“居所”作了禁止性規定，明確“不得在羈押場所、專門的辦案場所執行”。對此，高檢規則和公安部規定分別作了細化，其中高檢規則第110條第6款明確規定，不得在看守所、拘留所、監獄等羈押、監管場所以及留置室、訊問室等專門的辦案場所、辦公區域；公安部規定第108條第3款規定，不得在羈押場所、專門的辦案場所或者辦案場所執行監視居住。其次，規則和規定都對居所提出了三大要求：一是具備正常的生活、休息條件；二是便于監視、管理；三是能夠保證辦案需要。然而刑訴法在強制措施一章中，對于地點有多種稱呼，如場所、處所、居所、住處等。于是有人擔心，如果辦案機關在司法實踐中對這些規定任意解釋，將會導致監視居住措施適用的擴大化或執行場所的隨意性。在執行指定居所監視制度時，如何正確理解“居所”至關重要，為此，筆者認為必須把握以下幾個問題。

1.指定的“居所”能否“固定”。有人認為，所謂專門的辦案場所，通常是指辦案機關固定的辦公場所，或者專門用于辦理某類案件的場所，不管這種場所是專門建造的還是暫時租用的，只要相對固定于此辦理案件，這些場所就具有專門的辦案場所的性質。筆者對此不敢茍同，根據《現代漢語詞典》的解釋，“固定”就是指不變動或不移動（跟“流動”相對），具有時空概念；而“專門”有“專一從事”的意思，帶有很強的目的性，兩個詞語不能混為一談。為避免辦案機關將指定居所監視居住弄成變相羈押，規避及時送看守所關押審訊，高檢規則和公安部規定都根據實際情況做了針對性排除性規定，應該說這樣反向規范，有一定積極意義，但是還不夠。針對外界認為對“居所”等詞引起隨意解釋的擔心，還需要我們對指定的“居所”有正面的正確理解。

2.“居所”的正面理解。作為強制措施，指定居所監視居住就是通過限令犯罪嫌疑人在規定期間內不得離開指定的居所，并對其加以監視、限制人身自由的方式，實現它獨特的功能，兼顧保障刑事訴訟、人權保障和打擊特定犯罪。同樣作為羈押替代措施，這也是它不同于取保候審之處。也正因為如此，高檢規則和公安部規定對居所提出了上述三點要求，其中如何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正常生活和休息條件是大家最為關心的，能否正確理解并執行到位，能有效回應社會大眾關于指定居所羈押化的疑慮。筆者認為可以借鑒《公安機關適用繼續盤問規定》第27條對候問室的規定標準，并在此基礎上進行提高，以達到“正?！倍莾H是“必要”的生活和休息水平，具體應該做到配備基本生活物品，控制好室內的溫度和濕度。休息的時間應該比照常人的休息時間，提供食物量應該參照常人，不能只是必要的簡短休息和少量的食物。居所區域的公共處所應當有明確的秩序規定，有明確的飲食規定，并符合相關衛生、疾控要求。

有人認為，為體現司法人性化，居所應該給犯罪嫌疑人一種“家”的感覺，除了吃飯、睡覺，當然包括讀書、看報、看電視、聽音樂等休閑活動。這樣的做法初衷當然好，但是筆者認為要充分考慮特別重大賄賂犯罪嫌疑人的對象特殊性，即使這樣做，也要圍繞案件偵查進行。辦案部門可以綜合嫌疑人的表現、需求、安全等情況予以適當考慮，而不應該是居所的必需條件。

3.“居所”的設立。筆者認為，對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的居所的設立，應包括以下幾類具體場所：一是將各地檢察機關的現有預防警示教育基地、人員培訓基地等非辦案場所中劃出部分區域，進行適當改造后予以使用；二是臨時租用紀委后勤服務中心等符合條件場所；三是統籌建造可供公安、檢察機關共同使用的監視居住點。其中第三種建造符合要求的監視居住點，有助于節約司法成本，也更能保障辦案安全，同時通過組建常態化管理隊伍和確立相應的制度保障，做到“三分離”“三限制”和“三保障”，即決定與執行分離、監視與辦案分離、看管與訊問分離；限制自由通信、限制會見他人、限制離開居所；保障正常生活、保障活動自由、保障供述自愿。

三、如何把握監控程度

刑訴法規定對被監視居住人可以采取電子監控、不定期檢查等監視方法，還可以對嫌疑人的通信進行監控。在實務操作中，除了房間24小時電子監控外，普遍采用派兩名法警以三班倒形式在嫌疑人居所內近距離24小時看護，并且房間不能關燈。有人就以此認為，對象處于羈押之中，與立法精神不符。筆者認為，這樣的理解是不正確的。拋開如此監控的一個重要目的是要保障嫌疑人，自殺、自傷、外逃等情況不談，我們也不能單以看管程度來判斷是否處于羈押之中，而應該考察“三性”，即時間性、空間性、強制性。它最長的限制期限是六個月，并且他在居所內享有一定的人身自由權，最低限度保證其生活所必需的區域，在衣食住行方面有自由選擇、自由活動的空間，而不像在看守所或監獄嚴格遵守吃、穿、住、作息等一系列規章制度，而且經審查批準可以離開居所和與他人會見及通信。另外，需要注意的是，羈押替代性措施并不是100%的自由狀態（無條件釋放），也不是100%的強制狀態（羈押），而是一種介于100%自由狀態與100%強制狀態之間的均衡狀態。從這個角度理解，即使進行更加嚴密的監控，指定居所監視居住也不是羈押措施而是羈押替代性措施，同時也可以看出羈押替代性措施存在很大彈性。

因此，筆者建議，對于不同類型指定居所監視居住嫌疑人，應該區分罪行嚴重程度、犯罪情節輕重程度、犯罪嫌疑人認罪悔罪態度及社會危害性程度等因素，采取不同監視方式和強度，有必要的話，還應該制訂監視細則，以合理確定監控程度，以及符合哪些特定情況，應當允許臨時外出、會見和通信。

（作者單位：浙江省溫州市甌海區人民檢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