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農民工留城意愿特征及影響因素研究

陳軼　張銜春　周方?！〉?/p>

摘要：農民工在城鎮落戶作為城鎮化的首要任務已被提上日程。新生代農民工是我國城鎮勞動力的重要組成部分，研究他們的留城意愿特征及影響因素有著重要意義。本研究以問卷及深入訪談數據為基礎，從個人因素、家庭因素、社會因素3個方面分析了南京市新生代農民工留城意愿的影響因素。結果表明，留城意愿強弱與收入、職業、受教育程度、工作穩定度、婚姻、隨遷子女、社會保障狀況、住房滿意度、宅基地流轉存在一定的相關性，其中收入情況、住房滿意度、社會保障、職業穩定度、子女的教育情況對新生代農民工留城意愿影響顯著，總體上看，收入越高、受教育程度越高、從事第三產業、有社保、工作穩定度高、已婚、子女在老家、住房狀況好、同意宅基地流轉的新生代農民工留城意愿強烈。在此基礎上提出解決新生代農民工留城難題的路徑：建立健全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推進機制，明確成本承擔主體和支出責任；制定具體的新生代農民工落戶標準，實施差別化落戶政策；推進新生代農民工享有城鎮基本公共服務，完善公共就業創業服務體系；保障新生代農民工隨遷子女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權利，推動教育公平；提高新生代農民工居住質量，完善農民工住房體系。

關鍵詞：新生代農民工；留城意愿；南京市；影響因素

中圖分類號： F323.6文獻標志碼： A文章編號：1002-1302（2015）01-0432-05

收稿日期：2014-05-28

基金項目：江蘇省高等學校大學生實踐創新訓練計劃（編號：201310291064Y）。

作者簡介：陳軼（1984—），女，江蘇靖江人，博士，講師，主要從事城市與區域規劃、城鄉關系研究。E-mail：njut_chenyi@126.com。我國目前正處于快速城鎮化階段，每年將有數以萬計的農民工涌入城市。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2009年全國農民工總人數為2.3億，外出農民工數量為1.5億，其中16～30歲的占61.6%[1]，表明新生代農民工已經成為農民工群體的主體。相比老一代農民工，新生代農民工有著更強的融入城市的意愿[2]。2013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有序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把推進人口城鎮化特別是農民工在城鎮落戶作為城鎮化的首要任務”。因此，研究新生代農民工留城意愿特征及影響因素有著重要意義。

相關研究集中于留城意愿的影響因素方面，包括受婚姻、教育水平、社會網絡、代際變化等的影響。相關方面國外也有較多的研究，Zakharenko在研究中發現，已婚者比未婚者的遷移概率小，尤其是對于已婚女性[3]。Vadean等研究發現，文化程度高的外出勞動力比文化程度低的外出勞動力更容易留在城市，或者在城市打工一段時間后積累了財力和物力回鄉發展[4]。Portes認為，社會網絡可以促進勞動力進入目的地，有利于勞動力在目的地的職業獲得和社會適應[5]。Murphy認為，農村勞動力的流動指向是一種農村和打工地點之間的“循環”，農村—城市移民有規律地回到家鄉[6]。李強等研究了影響農民工留城和返鄉意愿的因素，發現人力資本水平越高的農民工留在城市的意愿就越強，女性比男性更傾向于在城市生活，在外工作時間越長的人留在城市生活的意愿也更強，舉家遷移的農民工更偏好城市生活，新生代農民工在留城與返鄉的看法上與老一輩沒有結構性差異[7]。蔡玲等以武漢市為例探討了農民工留城意愿的影響因素，認為對城市的認同和對土地的態度等社會心理因素是主要影響因素，而教育程度和經濟因素沒有明顯的統計意義[8]。景曉芬等認為除教育程度、收入水平會影響農民工留城意愿外，與生命歷程相關的出生組效應、家庭所處的生命周期、性別、文化適應以及一定的空間效應都會影響農民工的留城和返鄉意愿[9]。王二紅等以重慶市為例，探討了外來務工人員留城意愿的影響因素，結果表明，年齡、職業、學歷、在重慶工作時間、宅基地流轉態度、婚姻狀況幾個變量對留城意愿影響顯著[10]。相關學者對新生代農民工在我國重慶、蘇南3市等城市開展了深入的研究，關于江蘇省南京市新生代農民工的留城意愿特征研究較少，在案例地選取、影響因素選擇等方面仍有可完善之處。

筆者以江蘇省南京市問卷調查數據為基礎，結合訪談等研究方法，從收入情況、住房滿意度、社會保障、職業穩定度、子女教育情況等方面，分析江蘇省南京市新生代農民工留城意愿的總體特征及影響因素，并提出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途徑的相關政策建議。

1新生代農民工的界定與特征

1.1新生代農民工的界定

“新生代農民工”最早由中國社會科學院王春光研究員于2001年提出。2010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及新生代農民工問題后，全國總工會在其調研報告中明確將“新生代農民工”定義為“出生于20世紀80年代以后，年齡在16歲以上，在異地以非農就業為主的農業戶籍人口?！闭{研樣本中，發現部分農民工已將戶口遷至城市，本研究中指的新生代農民工指原戶籍為農業戶口，這部分人也歸作新生代農民工。

考慮到新生代農民工就業大部分集中于主城區，選擇了4個具有代表性的地區作為調研區域，分別是三牌樓地區、珠江路地區、中央門地區和安德門勞務市場等新生代農民工就業較為集中的地區（圖1）。選擇了新生代農民工經常從事的行業包括餐飲業、交通運輸業、家政服務業、個體經營、美發足療、批發零售、快遞物流、建筑工人等進行調查。調查時間為2013年4—6月，發放問卷200份，有效問卷144份，有效率為72%（表1）。

1.2新生代農民工的特征

1.2.1年輕人與未婚者為主新生代農民工年齡分布比較

表1新生代農民工問卷調查分析

特征分類比例

（%）特征分類比例

（%）性別男性90婚姻狀況未婚71女性10已婚29學歷小學及以下9收入水平≤5 00017初中44（元/年）5 001～10 0008高中3810 001～20 00017大專及以上820 001～30 00017就業培訓參加過4330 001～40 00017沒參加過5740 001～50 00018打工年限1～5年4050 000以上76～10 年47生活費≤5001311～15年10（元/月）501～8002516～20年2801～12002620年以上11 201～1 60016從事產業二產451 601～2 5009三產552 501～3 50071年中換從未353 500以上4工作1次12最近一次換半年內682次21工作時間0.5～1年133次91～2年43次以上232年以上14是否擁有有社保32社保無社保68endprint

集中。從調查結果看，新生代農民工的年齡構成主體為24～33歲，占調查樣本的70%。71%的新生代農民工處于未婚狀態。

1.2.2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新生代農民工的受教育程度相比老一代有所提高，主要集中在初中和高中，分別占有效問卷的44%和38%，小學、大專及以上，分別占9%和8%。而老一代農民工的受教育程度大部分集中于小學和初中。

1.2.3從事職業呈現層級分化調查樣本中，從事第三產業的新生代農民工超過了從事第二產業，從事三產的又集中于餐飲業，占18%，從事美發足療和個體經營的分別占13%和10%，其余從事的行業有交通運輸、家政服務、公司職員、批發零售、快遞物流、技術人員等，所占比例相對較少。在從事第二產業的新生代農民工中，建筑工人和工廠工人的比例相差不大，分別占22%和23%。

1.2.4收入呈現層級分化新生代農民工的收入水平總體較低且呈現出層級分化的特征。年收入主要集中于 10 000～50 000元，50 000元以上的較高收入者少，僅占有效問卷數的7%。

1.3新生代農民工留城意愿的特征

1.3.1留城選擇呈現多樣化特征新生代農民工的留城選擇呈現多樣化特點。老一代農民工在留城選擇上傾向南京、蘇錫常、高淳、小城鎮，而新生代農民工留城選擇上傾向北上廣、南京、蘇錫常、淮安、高淳、小城鎮。其中53%的新生代農民工傾向于留在南京，17%的人想留在小城鎮，傾向一線城市、蘇錫常、淮安、高淳的分別占12%、7%、5%、6%（表2）。

1.3.2新生代農民工留城準備不足從統計結果看，新生代農民工中想留城有準備的人所占比重較小，占41%，想留城無準備的人所占比重達到35.6%。超過1/3的新生代農民工雖然有留城的想法但無留城的行動， 這種特點也在一定程

表2新老農民工留城選擇對比

城鎮類別選擇比例（%）新生代農民工老一代農民工一線城市1211南京5369蘇錫常70淮安54高淳60小城鎮1716

度上反映了新生代農民工有想法、無行動的特點。

1.3.3已婚新生代農民工雙方留城意愿調查共有52對已婚新生代農民工，夫妻雙方均想留城的占62%，一方不想留的占15%，雙方均不想留城的僅占23%，表明新生代農民工夫妻對城市的向往較為強烈。

2新生代農民工居留意愿的影響因素

2.1個人因素

2.1.1收入越高留城意愿越強在新生代農民工的留城意愿影響因素中，城市中的工資收入起拉力作用。尋求更高的經濟收入是引發新生代農民工向城市遷移的主要原因。城市工資收入越高，他們向城市遷移的動力越大，城市工資收入越少，他們返鄉的意愿就越強（圖2）。新生代農民工城—鄉遷移時，城市收入越低，返鄉機會越大。

2.1.2從事第三產業者留城意愿較第二產業強職業對留城意愿影響會因為產業層次的不同而不同，從事第三產業留城意愿比從事第二產業的強烈（圖3）。從事第二產業類的農民工會因為身體、受教育水平等原因隨著年齡的增長無法繼續承受該類職業高強度、危險的作業狀態，因此返鄉意愿明顯。從事第三產業的新生代農民工由于職業特點融入城市能力較強，因此更傾向于留城。

2.1.3受教育程度越高留城意愿越強受教育水平是影響留城意愿的主要要素之一。受教育水平較高者比較低者留城意愿強烈（圖4）。隨著新生代農民工受教育水平的提高，留城意愿加強，表明受教育水平對新生代農民工留城意愿有正向作用。

2.1.4工作穩定度越高留城意愿越強在城市中擁有穩定工作的新生代農民工具有更強的留城意愿，穩定的工作對于留城意愿具有推力作用。換工作次數在1次以下的留城意愿最高，換工作次數在2～3次的留城意愿居中，換工作次數在4次以上的留城意愿最低（圖5）。

2.2家庭因素

2.2.1已婚者比未婚者留城意愿強新生代農民工中已婚者的留城意愿比未婚的強烈（表3）。在調查樣本中有88%的已婚家庭是處于分居狀態，僅有12%為同居狀態，在分居狀況占主導的已婚者樣本中，他們的留城意愿卻比未婚者更加強烈。年齡較小的農民工不愿意返回家鄉，但是對定居城市又沒有堅定的意念，這與他們年齡較小，務工時間較短，經濟基礎薄弱等有關。已婚者中與配偶居住在一起，將會促使其留城定居。家庭的流動程度越高，農民工的留城意愿也就越強烈，以家庭為單位的流動減少了農民工與家人長期分離所帶來的心理成本，從而提高了農民工的留城意愿[11]。

表3新生代婚姻狀況與留城意愿的關系

留城意愿比例（%）已婚未婚想留城6143猶豫不決1824不想留城2133

2.2.2子女在老家者留城意愿強在調查樣本中，有子女的占90%，其中達到學齡的占80%。對于已婚的新生代農民工而言，一是子女的出現既拉動他們留在城市，他們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給子女更好的成長環境；二是子女加重家庭開支，成為返鄉的推動力。

在有子女的調查樣本中，子女在老家的留城意愿比子女在城市的更強烈，子女在城市的新生代農民工的返鄉意愿比子女在老家的更強烈（表4）[8]。

表4子女在老家和城市者留城意愿

女子住地留城意愿（%）想猶豫不決不想子女在老家252352子女在城市191269

2.3社會因素

2.3.1有社保的留城意愿強擁有社會保障的新生代農民工的留城意愿較沒有社會保障的強烈。僅有31%的受訪者擁有城市的社會保障。社保對于新生代農民工的留城意愿影響較大（圖6）。擁有社會保障的新生代農民工留城意愿更強，反之則越弱，表明社會保障在他們的留城意愿中起到拉力的作用。

2.3.2對住房滿意的留城意愿強對目前住房狀況滿意的新生代農民工具有較強的留城意愿（圖7）。在調查中，新生代農民工的人均居住面積僅為15 m2，60%的受訪者表示對現在的住房狀況不滿意，只有6%表示滿意。對住房現狀滿意的新endprint

生代農民工的留城意愿比不滿意的高70百分點（圖7），表明住房狀況對新生代農民工的留城意愿起到了拉動的作用。

2.3.3同意宅基地流轉的留城意愿強農民工鄉—城遷移時，土地流轉意愿起到推力作用（圖8）。土地調整越頻繁，土地產權越不穩定，農民工留在農村的損失就越大。如果農民工有放棄土地承包權的意愿，則遷居城市的可能性較大，在鄉—城遷移中表現為推力作用[12]。

2.4不同因素的影響程度

不同因素對留城意愿的影響趨勢見圖9?？傮w上看，收入越高、受教育程度越高、從事第三產業、有社保、工作穩定度高、已婚、子女在老家、住房狀況好、同意宅基地流轉的新生代農民工留城意愿強烈。

但上述因素僅能反映被調查樣本的普遍情況，并不具有絕對意義，在城鄉要素流動的新時期，受教育水平較高、收入較高的新生代農民工也有可能返鄉的意愿較強，留城的意愿較弱，原因是鄉村發展帶來的機會可能會優于城市，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特殊性。

3新生代農民工留城難的解決路徑

3.1建立健全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推進機制，明確成本承擔主體和支出責任

快速城鎮化帶來的大量農業人口向城鎮轉移，受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影響，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進程遲緩。據統計，城鎮人口的2.34億農民工及其隨遷家屬，未能在教育、就業、醫療、養老、保障性住房等方面享受城鎮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務，產城融合不緊密，產業集聚與人口集聚不同步，城鎮化滯后于工業化。城鎮內部出現新的二元矛盾，農村留守兒童、婦女和老人問題日益凸顯，給經濟社會發展帶來諸多風險隱患[13]。建立以政府為主導、多方參與、成本共擔、協同推進的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機制已經刻不容緩，為了更好促進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進程，應首先對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的成本進行分類，進一步明確成本承擔主體和支出責任。

3.2制定具體的新生代農民工落戶標準，實施差別化落戶政策

應根據新生代農民工的就業年限、居住年限、城鎮社會保險參保年限等為基準條件，因地制宜地制定具體的農業轉移人口落戶標準，以向全社會公布的方式，逐步引導新生代農民工在城鎮落戶。大中小城市應采取差別化落戶政策，具體體現在全面放開建制鎮和小城市落戶限制，有序放開城區人口50萬～100萬的城市落戶限制，合理放開城區人口100萬～300萬的大城市落戶限制，合理確定城區人口300萬～500萬的大城市落戶條件，嚴格控制城區人口500萬以上的特大城市人口規模。大中城市可設置參加城鎮社會保險年限的要求，但最高年限不得超過5年。特大城市可采取積分制等方式設置階梯式落戶通道調控落戶規模和節奏[13]。通過逐步破除城鄉二元的制度壁壘，有序推進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的進程。

3.3推進新生代農民工享有城鎮基本公共服務，完善公共就業創業服務體系

新生代農民工大部分居住在城市，卻不是城市戶籍。當前城鎮基本公共服務主要面向本地戶籍人口，未來應推進城鎮基本公共服務對象向本地常住人口轉變，新生代農民工作為在城鎮就業居住但未落戶的農業轉移人口應當逐步享有城鎮基本公共服務。在完善公共就業創業服務體系方面，應加強農民工職業技能培訓，整合職業教育和培訓資源，全面提供政府補貼職業技能培訓服務。加大農民工創業政策扶持力度，健全農民工勞動權益保護機制。實現就業信息全國聯網，為農民工提供免費的就業信息和政策咨詢[13]。只有從新生代農民工自身加強其融入城市的能力，才能逐步實現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的目標。

3.4保障新生代農民工隨遷子女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權利，推動教育公平

新生代農民工隨遷子女受教育水平是影響留城或返鄉的重要因素。將農民工隨遷子女義務教育納入各級政府教育發展規劃和財政保障范疇，保障農民工隨遷子女以公辦學校為主接受義務教育。對未能在公辦學校就學的，采取政府購買服務等方式，保障農民工隨遷子女在普惠性民辦學校接受義務教育的權利[13]。從根本上建立城鄉教育公平的機制體制，保障新生代農民工隨遷子女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權利，是推進教育公平的有效方式，也是增強新生代農民工留城意愿的主要推動力。

3.5提高新生代農民工居住質量，完善農民工住房體系

新生代農民工作為我國農民工的主體，他們的留城意愿相比老一代農民工更為強烈，大部分農民工進城以合住為主，居住面積不足10 m2，在工地和工棚工作的農民工人均面積更是不足2 m2，居住區位以城市郊區、城中村為主，居住環境差、配套設施不完善，房屋質量和安全缺乏保證[2]。將新生代農民工逐步納入城市保障性住房、限價房、廉租房的住房體系中，鼓勵開辟多種渠道為新生代農民工解決住房問題，探索實施新生代農民工住房補貼制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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