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農民工城市社區融入困境分析

肖 云，鄧 睿

( 重慶大學a．人口資源環境經濟與管理研究中心，b．公共管理學院，重慶400044)

一、問題的提出

城市社區融入在農民工群體“融城”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2011年民政部下發《關于促進農民工融入城市社區的意見》，為農民工參與社區生活并真正融入城市提供了制度依據。2013年全國農民工總量達到2.69億，其中新生代農民工①2010年國務院發布的《關于加大統籌城鄉發展力度，進一步夯實農業農村發展基礎的若干意見》中第一次在政策層面認可了“新生代農民工”這一概念，隨后全國總工會的調研報告明確將其界定為“出生于20 世紀80年代以后，年齡在16歲以上，在異地以從事非農就業為主的農業戶籍人口”。據此概念本文將新生代農民工的年齡段定義為16—34歲(含16歲、34歲)之間。已占70%以上，他們成為城市流動人口的重要組成部分，實現這一群體的城市社區融入不僅是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迫切需要，對于統籌城鄉發展，有序推進城鎮化也具有重要意義。

學者們以往的研究普遍認為新生代農民工具有更為強烈的城市發展及融入意愿［1－2］，他們在融入過程中的“嵌入”式特征與“失范”性程度也更為突出［3］。為進一步驗證觀點，筆者借助spss17.0 統計分析工具，運用獨立樣本非參數檢驗對調查數據②本文數據源于“重慶城鄉社區服務發展中的差異與社區服務體系的構建”課題組于2014年5月所做的調查，該次調查針對重慶主城九區的新生代農民工共發放問卷500 份，回收476 份，剔除后有效問卷為421 份，有效回收率為84.2%。同時，在巴南區東泉社區、渝中區郵政局巷社區、沙坪壩區松林社區等地進行了針對性訪談。中能夠代表新老兩代農民工城市發展及融入意愿的若干操作性指標進行對比分析，雙樣本Kolmogorov－Smirnov 檢驗結果顯示，新老兩代農民工在未來打算、養老地區選擇方面均有顯著差異(見表1)，進一步分析得出，新生代農民工打算在城市定居的占51.4%，高出老一代農民工26.3個百分點，選擇在城市社區養老的占30.6%，高出老一代農民工15個百分點，34.5%的新生代農民工對養老地區選擇仍不明確，隨著政策利好①國務院已于2014年7月30 日印發《國務院關于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意見》(國發〔2014〕25 號)，提出建立城鄉統一的戶口登記制度，健全人口信息管理制度，體現戶籍制度的人口登記管理功能。同時《居住證管理辦法》、《城鎮住房保障條例》、《關于進一步做好農民工工作的若干意見》等推動新型城鎮化的配套政策即將出臺［4］。其中相當一部分可能傾向于“融城”，而社區作為新生代農民工融入城市的組織化載體，其作用將更加凸顯。調研發現新生代農民工城市社區融入現狀不容樂觀，54.3%的受訪者表示與城市居民仍有較大差別，身份上的模糊性使社區居委會在管理、服務、待遇等方面區別對待，新生代農民工由于難以接觸社區內同質群體②有關新生代農民工異質性的研究多有論及這一群體因職業背景、經濟水平、個人資本等差異而出現的生活方式上的“精英”與“平民”的分化趨勢，但他們在社會學角度下仍是一個同質的群體［5］，其與城市居民心理隔離的趨同化特點更為明顯，“精英型”新生代農民工的慣習在新的場域不斷地改變、形塑與建構，他們認為自己在為城市做出巨大貢獻的同時理應得到認可與尊重，但城市居民因擔心其爭奪優勢公共資源而產生的交往的防范心理和謹慎態度使其不再熱衷于公共利益并積極參與公共事務［6］，他們與城市居民的心理區隔明顯導致互動模式表層化，而其與遷入地親戚、老鄉、工友等組成的同質群體之間的互動則呈現內卷化。無論是“精英”還是“貧民”新生代農民工在融入城市社區的過程中還有很多共性障礙，在本研究的范圍內筆者更傾向用“同質群體”作為分析新生代農民工城市社區融入具體過程的一個概念。以外的人與物而走向“內卷”，形成了“身在社區心在同質群體”的隱性隔離狀態?！叭诔恰钡南嚓P研究多側重于對新生代農民工的客觀資本及其所處的外部制度環境進行考察，本文則試圖以非制度性因素的微觀分析視角切入，將研究視點聚焦在城市社區空間范圍內，具體呈現新生代農民工融入城市社區過程中在人際關系、社會活動等方面的“內卷化”現象，嘗試運用“推拉”理論構建解釋“內卷化”成因的分析框架，并對實現去“內卷化”進行路徑反思，以利于盡快實現新生代農民工由“城市進入”向“社區融入”的實質轉變。

表1 兩代農民工城市發展及融入意愿的雙樣本Kolmogorov－Smirnov 檢驗

二、新生代農民工城市社區融入“內卷化”現狀

“內卷化”最早被用來描繪一種內部不斷精細化的文化現象，它在黃宗智、杜贊奇等人的推動下成為研究中國城鄉社會的重要理論，其核心意蘊是指系統外部擴張受限致使內部精細復雜卻無實際增長的過程［7］。這一概念可進一步用以分析農民工的“融城”問題，當前新生代農民工的社區融入進程受到了來自社會關系、制度規則、文化價值、情感習俗等方面的強力限制，他們雖身處社區卻難以突破同質群體的交往活動范圍，只能在群體內部尋找社會資本和發展空間而“越卷越緊”，未達到實質意義上的融合效果，形成了社區融入過程中的“內卷化”。

(一)人際關系的內卷化使其社區交往半徑較短

新生代農民工融入城市社區首先要實現以社區為支撐的社會關系網絡的拓展，但調查顯示53.9%的新生代農民工表示在城市務工與居住地的社區居民交往很少，社區生活空間中他們的交往對象多局限于親戚老鄉、合租工友的范圍內，人際交往的內傾特征非常明顯。部分新生代農民工雖與社區居民存在一些交往經歷，但這種人際交往關系具有交往行為的禮貌性、朋友身份廣泛性等特征［8］，見面時禮節性的問候招呼并沒有在實質上提升二者的交往程度。訪談得知，交往行為往往是新生代農民工在社區租房或為居民提供家政服務等類似“業緣”關系的情形導致的，其更屬于一種“契約式”的交往形式，在人際關系的親密度、信任感方面依然十分脆弱。新生代農民工與社區居民的交往頻率與交往程度均處于較低水平，其更多是在社區中的同質群體內部發展社會關系網絡，社會交往半徑沒有實質延長。

(二)訴求渠道的內卷化導致其社區信任度缺失

新生代農民工融入城市社區意味著其作為社區成員能夠從社區這一組織載體獲得的更多的困難幫助與情感支持。而89.8%的受訪者表示在日常生活中很難感受到社區工作人員的關心，在遇到困難時85.9%的受訪者選擇了向親戚朋友等群體求助，向鄰居、社區工作者等尋求幫助的只占很小比例(見表2)。同時新生代農民工受城市生活方式的“熏陶”更為純粹，他們的情感世界更為豐富并渴望得到理解與認同，但其在城市社區中難以形成富有張力的情感支持網絡，只能在群體內部分享喜樂哀愁。處于社區共同體中的新生代農民工在遭遇困境時幾乎沒有選擇與自己日常生活空間緊密相連的社區工作者或社區居民作為訴求對象，而更多依賴于同質群體關系網絡，進一步加深了他們訴求渠道的內卷程度，可能導致其對社區共同體認可度的降低乃至信任度的消解。

表2 新生代農民工在城市遇到困難時的訴求渠道選擇

(三)日?；顒拥膬染砘蛊渖鐓^參與意識淡薄

一定意義上說，新生代農民工積極投身社區組織的各項服務工作和活動才意味著其社區主體身份得到認可。調查發現，87.3%的受訪者表示沒有參加過社區的管理或服務工作(如社區會議、社區選舉、志愿者活動等)，42.2%的新生代農民工不愿意參加社區組織的活動，即便是參與一些活動也多屬被動的“動員參與”［8］，他們融入社區活動圈的積極性普遍不高。新生代農民工的業余生活主要包括睡覺、玩手機、同鄉工友間打牌玩耍等，正常休閑娛樂幾乎為空白，精神需求更得不到滿足［9］。城市社區中的新生代農民工大都形成了同質群體的“活動圈子”，他們疏離了社區活動的中心而在自己的圈子里不斷“內卷”，不僅阻礙了這一群體城市生活質量的提升，更導致其社區參與意識日漸淡薄。

(四)身份認同的內卷化使其自我定位模糊

王春光認為農民工社會認同的內卷化主要指他們一方面無法得到城市社會的認可，另一方面又逐漸失去了對農村社會的認可，最終只能轉向本群體內部的相互認可［10］。筆者將代表新生代農民工城市差別感知度與代表其社區認同程度的若干指標進行相關性分析得出，新生代農民工認為本地人對外來務工人員的態度越好、自身感受的排斥程度越小，社區認同程度越高(見表3)。而數據顯示65.3%的新生代農民工在社區中仍然感到了排斥，42.6%的受訪者認為社區的本地人對外來務工人員不尊重，41.4%的受訪者并不贊同“社區是我家，建設靠大家”。高達76.5%的受訪者表示已不適應農村社會的生活節奏。新生代農民工雖擁有強烈的融入意愿，但城市群體沒有表現出更多的認同與接納，實際意義上的心理隔閡依然存在，同時鄉土社會的陌生感又越來越強烈，使他們對自我身份的認知較為迷惘，通常采取模糊化方式處理［6］，其中很多人選擇從同質群體內部尋找認同感，身份認同的不斷“內卷”使他們出現了較為嚴重的自我定位模糊。

表3 新生代農民工城市差別感知度與其社區認同程度的相關性分析

三、社區融入“內卷化”的推拉作用分析

“推拉理論”認為人口流動是流出地推力大于拉力、流入地拉力大于推力的綜合作用導致的。運用推拉理論分析農民工問題的研究大都將農村和城市兩個宏觀概念作為“推拉”主體，從制度環境、城鄉二元差異等方面解釋農民工的鄉——城流動現象［11－13］，而具體融入過程是在城市社區空間中產生并演進的，因此本文意在將研究焦點置于社區空間范圍內，探求農民工城市融入的微觀發生機理，沿著這一邏輯出發，大部分新生代農民工所構成的同質群體和城市社區場域在某種意義上成為新的“推拉”主體，社區融入一方面需要新生代農民工突破同質群體的拉力限制，另一方面也應在客觀上減少來自社區場域內各方面的推力約束，這樣才能達到真正的融合效果。

同質群體指在生活背景、職業經歷、經濟水平、教育程度、社會地位等方面存在著能彼此認同或相互吸引的東西而形成相似人群凝結的身份群體，絕大多數新生代農民工組成的群體是其典型代表。在此引入“社區場域”這一概念作為與同質群體相對應的推拉作用主體，布迪厄的“場域、慣習和文化資本”分析框架有助我們深入理解“社區場域”的內涵:社區場域首先是由共同的組織制度、價值觀念和場域意識所構成的生活共同體;場域中的社區成員是具有精神屬性和能動意識的人，他們在共同的社區空間中必然會形成屬于“我群”的慣習，表現為社會經歷中穩定的心理和行為傾向;場域中社區成員的文化資本主要指“非正式的習慣態度、交往技巧、語言風格和生活方式等”［14］，它是慣習生成乃至場域建構的關鍵因素。共同的“場域、慣習和文化資本”成為社區主體成員區隔外來融入群體的重要依據。

新生代農民工融入城市社區的動機源于穩定住所、良好生活條件等帶給他們的吸引力(社區場域對其的拉力)，與此同時，共同的“場域、慣習和文化資本”基礎上產生的社區場域推力形成了其融入過程的強大排斥力量;另一方面，新生代農民工相對來說具有更強的城市趨同性并急于出人頭地，他們突破同質群體交往范圍融入城市生活圈的渴望更為強烈(同質群體對其的推力)，然而群體內部因在信任機制和情感體驗上的優勢，使他們產生“惺惺相惜”的主觀感受，無疑在某種程度上強化了同質群體對他們的拉力。由此可見，社區場域和同質群體各自的推力和拉力作用已將新生代農民工置于尷尬困境，社區場域的拉力不足而推力過大，同質群體的推力不足而拉力過大，在社區場域推力＞拉力與同質群體拉力＞推力的反向作用下，新生代農民工的城市社區融入成為虛化的“推拉”作用過程，他們只能被限制在同質群體內而無法融入社區生活圈，形成了融入過程中的“內卷化”(見圖1)，下面具體分析這種“推拉”作用的過程。

圖1 新生代農民工城市社區融入“內卷化”的推拉作用分析框架

(一)社區場域推力大于拉力使新生代農民工很難突破同質群體束縛

新生代農民工淡化的鄉土記憶、較高的發展期望都使他們“融城”的想法愈加強烈，在城市社區安居立業，徹底蛻變為“城里人”對他們產生較強的吸引力，但現實境遇是在城市中生活卻無法獲得真正的市民資格，更無法平等享受社會福利與公共資源，其身在城市社區卻無法完成市民身份的建構，群體資格認同危機打擊了新生代農民工融入社區的積極性，也弱化了社區場域對其拉力。而從“場域、慣習和文化資本”的分析框架來看，社區場域對于新生代農民工融入過程中的推力作用非常強烈。

1．生活場域上的沖突對新生代農民工的社區融入產生推力

布迪厄強調了由共同組織制度、價值觀念和場域意識構成的社區空間對于成員個體的形塑作用［15］?！眴挝恢葡夂蟮某鞘猩鐓^多以地域行政區劃劃分而成，社區空間中的“陌生人”憑借契約和共同利益形成了穩定的社區秩序和常態化的管理組織，并在此基礎上形成一定的社區歸屬感和認同感，可以說是一種有固定規則約束的組織化的生活空間。盡管新生代農民工在生活習慣上相對而言具有更強的城市趨同性，但在親情、鄉情所維系的熟人社會中的些許成長經歷難免使其對這種固定規則產生一定的不適應，訪談中我們提取“社區工作人員認為新生代農民工與城市居民的差距在哪”一題的關鍵詞，“不講衛生”、“吵鬧喧嘩擾民”、“語言不文明”、“不遵守法規政策”等詞匯出現的頻率遠遠高于“沒有城區戶口”、“收入低”等，這說明在共同的生活空間中，新生代農民工不遵守生活場域固定規則所面臨的排斥風險甚至遠大于一些制度化的先賦因素，在生活場域上的沖突使社區主體成員加劇了對他們的防范心理和管理程度，強化了社區場域對他們的推力作用。

2．社區成員的“污名化”對新生代農民工的社區融入產生推力

慣習的生成與受教育程度、家庭背景、工作生活環境等因素密切相關，并將深刻影響著個體的行為傾向［16］。缺乏共同利益和價值取向的群體必然產生一定的慣習沖突，這種沖突經常帶來對弱勢一方的“污名化”?！拔勖币庵干鐣δ承﹤€體或群體進行侮辱性的標簽化評價，使他們產生羞愧恥辱的感受，并不斷強化了他們內心的失衡感［17］，“污名化”定位使他們最終疏離于主流社會。在新生代農民的社區融入過程中，社區工作人員和社區居民的“污名化”對待對其產生了強烈的推力。

一方面，城市社區工作人員對新生代農民工的“污名化”對待。社區管理者通常將他們定位為非戶籍人口，即以“外來戶”來加以區別對待和管理，這種制度上的排斥嚴重影響了新生代農民工的社區融入。訪談的一位工作人員表示:

“農民工本身就是“外來戶”，他們流動性這么強，說不定哪天犯了事兒就跑沒影了，相對于常住人口管理起來肯定要更為嚴格，一年要查一次人口戶移證，特別是處于生育旺盛期的年輕育齡婦女我們還要蓋章查驗的?！? 訪談對象L)

這種防范式管理思路更多將新生代農民工看作是潛在威脅進行管制，而沒有實際考慮他們利益進行正常管理和服務，這在農民工群體的主觀感受中也得到了印證，高達45.1%的新生代農民工認為社區工作人員對外來務工人員不尊重。同時，遭受相似社會境遇的個體會因為共同的“污名”定位而彼此認同與回應，并自發地組成“內群體”，感到排斥的新生代農民工往往形成自己的生活圈子，遠離社區場域的中心。

另一方面，城市社區居民對新生代農民工的“污名化”理解。訪談中發現社區居民也極易將農民工群體與“粗魯”、“沒文化”、“不遵紀守法”等負面評價相結合，形成了對他們的刻板印象，調查中問及“新生代農民工不愿意和當地居民交往”的原因時，“感覺受到歧視”(31.2%)、“各方面差距大”(20.7%)、“當地人不愿意和我們交往”(16.3%)成為前三位的選擇理由，說明“污名化”的定位已對新生代農民工產生了嚴重的心理創傷，公共污名的形成將加劇他們進行自我貶損和自暴自棄的行為傾向，巨大的推力排斥使他們寧愿在群體內部生活交往，也不愿融入社區生活圈。

3．文化資本的落差對新生代農民工的社區融入產生推力

社區場域內的生活交往大多以文化資本的利用為紐帶，具有相似語言風格、教育素質、生活品味的成員才有可能產生進一步的聯系。布迪厄將文化資本劃分為身體化形態(生活修養品味)、客觀化形態(文化物品)、制度化形態(職稱學歷)三種。社區居民在日常交往過程中會自發的以文化資本為判定標準來劃分交往群體［18］，從而形成了社區場域內的交往空間區隔。新生代農民工雖主觀上渴望在傳統鄉土文化與現代城市文化之間進行調試和整合，但其與城市居民的家庭、教育、生活背景均不相同，掌握的個體文化資本也存在差異，他們的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沒有經濟資源也沒有閑暇時間去掌握文化物品的“消費手段”，更難有精力去進行生活品味的提升，這一群體與多數城市社區居民在文化資本上往往產生全方位的落差，在社區場域的交互網絡中也被自然的區隔為“外來群體”，他們形成自己的休閑圈子，而無法真正融入社區場域。

(二)同質群體拉力大于推力強化了新生代農民工的內群體依賴

新生代農民工普遍被認為是有理想、有目標的一代，平等自主意識的萌發使他們開始關心自己的人生規劃和發展前途，有學者研究發現“新生代農民工的務工心態已有老一輩的生存理性轉至發展理性”［19］，他們對在城市生活發展產生了較高的期望值，也希望早日從同質群體中“脫穎而出”，但不盡人意的融入現實導致他們具有遠超于老一代農民工的心理落差，更容易形成“無根”的心理狀態，產生強烈的城市疏離感，在社區場域中缺乏事實“安全感”的新生代農民工不得不回到原有的同質群體中去尋找支持網絡，“將關系性適應策略作為另一種集體抵抗生存風險的方式”［6］，這就弱化了同質群體對其的推力作用。與此相反，同質群體在信任機制和情感體驗上的優勢對新生代農民工產生了較強的拉力。

1．同質群體內較為穩固的人際信任機制對新生代農民工產生拉力

人際信任主要指個體之間在交往互動關系中因關系親疏而形成的信任形式，主要包括熟人信任和陌生人信任［20］，流入人口在流入地的身份建構需要實現由熟人信任到陌生人信任的關系場域轉換。吉登斯將地緣親緣信任網絡向跨時空抽象信任網絡轉換稱為“脫域”，新的社會信任網絡重構稱為“再嵌入”，從“脫域”到“再嵌入”將伴隨大量風險，也將帶來身份焦慮與認同缺失［21］。新生代農民工的城市社區融入正經歷著“脫域”到“再嵌入”的陣痛，這一過程中他們所處的外部環境與交往對象不斷變化，完整的“熟人社會”信任機制日漸瓦解，新的信任機制尚未形成，面對城市居民的習慣冷漠和謹慎交往，新生代農民工的被剝奪感不斷深化，人際信任的缺失使其很難獲得與城市居民互動交流的機會進而陷入交往困境，此時城市社區中基于親戚、同鄉工友所組成的同質群體信任網絡成為他們最可靠的依賴，這種信任機制建立在相似的生活背景、職業經歷、社會地位的基礎上，貫穿了新生代農民工在城市的大部分務工生活經歷，成為維系他們在城市生存發展的強有力的紐帶。權衡融入城市社區交往圈的艱難與依賴同質群體信任網的可靠，新生代農民工在自我反思和生存壓力下選擇繼續發展同質群體內的社會資本以不斷降低交往風險，在某種程度上也鎖定了他們的社區交往圈。

2．同質群體內相對滿意的情感體驗對新生代農民工產生拉力

這里情感體驗主要指新生代農民工融入城市社區過程中心理層面的主觀感受，不僅包括社區場域的“都市體驗”［22］，即對社區物理空間和交往環境的認知，也包括社區中相似經歷群體的“熟人體驗”①“體驗”本身具有“過去性”作用的特征，生命的進程是不斷延伸推進的“現在”，但“過去”仍然會作為某種力量對現在發生作用，對城市的感知是在以前對鄉村的經驗上突顯出現的，而進入都市則會對原有的“鄉村和家”的經驗進行重組，對“鄉村和家“的感知也就成為了都市中情感體驗的一部分［22］。社區空間內由親戚、同鄉、工友組成的同質群體的關系網絡是鄉土社會“熟人”網絡在城市空間的延續，某種意義上寄托了新生代農民工對舊有鄉土社會的情感認知，這種“熟人體驗”也應是新生代農民工融入城市社區過程中情感體驗的一部分。，即在同質群體內部的心理感受。筆者在重慶沙坪壩區某社區訪談的一個案例可以側面反映出新生代農民工“都市體驗”與“熟人體驗”的不同:

申姐跟丈夫于2009年從銅梁老家到主城務工租住在社區內，丈夫是粉刷工，提及丈夫的工作時，申姐自豪地說:

“我老公的墻體粉刷技術在這一片都很有名氣，這個小區里租房干粉刷的不少，但我老公技術好做工快，那些小裝修公司經常包活給他，我們也攢了些錢，現在他準備拉個小裝修隊，老家那邊好幾個人都準備過來跟他干，隔鄰的粉刷工老婆有時閑聊時說到這雖然話里有話，但我知道那是她眼紅，我心里還是很高興的?！? 訪談對象S)

相較在與城市居民的生活經歷對比中時常產生的自卑心理，新生代農民工在同質群體內部的相互比較基本建立在周圍農民工個體與時空經歷之上。在和周圍農民工進行比較時，當個體體驗到自身處于優勢地位并實現經濟社會地位的向上流動時，傾向于體驗到積極情緒［23］，這極大滿足了他們的自尊需要，從這個角度看，同質群體內相互比較產生的“熟人體驗”對其產生了很強的吸引力。

問及申姐與當地居民交往如何時，申姐回答“還可以”，繼續問及平時都有什么交集時，又答“平時也不怎么和他們講話”，可見申姐已具有自覺隔離社區交往圈的傾向，她講到:

“11年我懷孕快要生的時候，正趕上房子租期快到了，房東找好了下家就急著趕我走，我本就打算回老家生讓親戚照顧，但那幾天老公做工趕進度，沒空出時間送我回去，雖然到期了應該搬走，但我一個大肚子確實不方便，你說他們城里人怎么一點通融余地都不講，讓我心里很難受。最后還是將沒有拿完的行李放到我同鄉姐妹租的房子那邊，在城里生活，平時也就這些人相互幫襯下，我們都差不多，平時打個麻將、串個門，也挺好的。( 訪談對象S)

申姐將從房東那里感受到的冷漠無情映射到了社區內的市民群體，“都市體驗”的受挫使其選擇性的規避融入社區交往圈，減少和社區居民的交往互動，而建立在強關系基礎上的同質群體的互動帶給了新生代農民工相對滿意的情感體驗，在外部交往系統受到限制的情況下，群體內部的交流則趨向精細化，體現為案例中新生代農民工對同質群體內部交往的過度依賴，“內卷化”的認同使他們越來越依靠同質群體內部的寬容體諒和融洽相處尋找情感支持。

四、去“內卷化”的路徑反思

在戶籍制度改革深化、鄉——城流動頻繁的今天，新生代農民工進城之路不再遙遠，“融城”之路卻依然艱難，社區作為新生代農民工融入城市的組織化載體，各種場域沖突、群際矛盾、心理隔閡將在此集中呈現，實現去“內卷化”有必要從城市社區空間的微觀層面尋找破題思路。構建“推拉”作用的分析框架來探索新生代農民工城市社區融入“內卷化”的發生機制從而給我們一些去“內卷化”的路徑反思，只有使社區場域的拉力大于推力，同質群體的推力大于拉力，新生代農民工才能擺脫同質群體限制并融入城市社區。

(一)完善交往互動機制以減小社區場域對新生代農民工的推力

社區內交往互動機制的完善可縮短新生代農民工與社區場域之間的心理距離，創造更多溝通交流的機會，減小社區場域對新生代農民工的推力。首先社區居委會要堅持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工作理念，對新生代農民工的管理方式應從單一管制向提供優質服務轉變，努力實現社區公共服務政策信息發布渠道的多元化，建立健全針對新生代農民工服務訴求的制度化回應機制，使新生代農民工能夠切身感受到來自社區場域的關心，強化其社區主體成員身份的感知度。其次，要打破交往隔閡，對城市居民大力宣傳農民工群體為城市發展所做的貢獻，扭轉其對新生代農民工的偏見，使他們認識到生活在共同社區空間內的群體唯有相互幫助、信任與理解才能實現彼此共贏。還要建立鄰里間的友愛互助機制以完善新生代農民工與社區居民的常態溝通交流渠道，促進社區內的群體間互動，拉近彼此距離并相互理解，以實現真正的融合效果。

(二)豐富融入活動形式以增大社區場域對新生代農民工的拉力

多樣化的融入活動為新生代農民工的社區參與提供了多種選擇，可激發他們的參與興趣，增大社區場域對其拉力。應根據新生代農民工的現實需求，依托社區綜合活動室、公共圖書館等場所，舉辦豐富多彩的文體教育活動、喜聞樂見的市民休閑活動和具有實際作用的幫扶活動，激發新生代農民工參與社區各類活動的興趣和積極性。如針對新生代農民工的教育培訓問題，社區公共圖書館可通過增設“為外來創業者服務”項目，開展多種形式的教育服務活動，舉辦“競爭壓力與心理健康”報告會，電腦基本知識及操作技能培訓班等，使新生代農民工學有所樂、學有所用，增強其“融城”信心;針對新生代農民工的娛樂休閑問題，社區綜合活動室可開展“棋藝比拼”、“主題歌詠比賽”等，在聯誼性活動中加深新生代農民工與當地居民對彼此的認識程度;針對新生代農民工隨遷子女的適應性教育問題，可開展“心靈成長”、“讀書人生”等特色講座，為孩子們融入城市社區創造良好的人文環境與心理氛圍。

(三)培育融入文化氛圍以增大同質群體對新生代農民工的推力

優質的融入文化氛圍能從根本上消除新生代農民工融入城市社區過程中的心理憂慮，滿意的“都市體驗”可將他們從同質群體推向社區場域，實現“脫域”到“再嵌入”的蛻變過程。對于社區居委會來說，要充分考慮轄區內新生代農民工的規模、特點及文化需求，合理布局社區文化活動設施，優化配置社區文化服務項目，構建農民工綜合文化服務平臺，不斷縮短農民工群體與城市居民的心理差距，營造積極、互動、寬容、和諧、接納的市民文化氛圍和社區文化開放體系。對于新生代農民工來說，要通過開展社區教育，使他們盡快適應社區文化環境，以形成相近的價值取向，緩解交往中的陌生感與排斥感。應將社區內分屬于各系統的資源有機整合并形成共享機制，搭建推進新生代農民工融入城市的社區綜合教育平臺。要以學校教育資源整合為切入點，將大中小學、職業學校等納入社區教育參與主體范疇，向新生代農民工開放必要的活動場地和教學設施以開展城市適應性教育服務;物力資源上社區可通過聯建、共創、結對等運作形式與各類教育資源有效結合，實現資源共享與服務提升;信息資源上要注重探索并逐步發揮社區教育網絡、互動式電子社區的功能，引導新生代農民工通過新型媒介參與到社區教育活動中去。

(四)搭建組織融入載體以減小同質群體對新生代農民工的拉力

組織融入載體有助于培育新生代農民工在城市的社會資本，減少他們對同質群體社會網絡的依賴。一方面，結合新生代農民工的群體特點，大力發揮共青團組織的作用，將團組織至上而下的縱向優勢與基層社區的橫向優勢結合起來，在團市區委和街道居委會設立針對新生代農民工的服務中心，在新生代農民工流動較強的社區成“農民工之家”等組織，從而形成至上而下的一體化組織模式，通過建立雙向的訴求反饋機制有效解決農民工在社區生活的多種難題。另一方面，還要引導新生代農民工通過各種非正式組織載體實現社區融入。鼓勵社區內非正式組織諸如婦女小組、職業小組等向新生代農民工開放，提高他們的組織化程度，吸納他們參與到社區公共活動中去。還可引入一些公益服務組織入駐社區，發揮他們在專業幫扶、社區干預等方面的優勢，引導新生代農民工走出心理困境，增強融入城市社區的信心。例如天津濱海新區向陽街社區服務志愿者協會等3個民間組織在濱海新區建立“青年農民工社會工作服務站”，通過組織就業知識講座、心理輔導、聯誼會等方式，增加農民工的歸屬感［24］。正式組織和非正式組織的有效配合將為新生代農民工實現包容式的社區融入與自我發展提供強有力的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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