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合璧 建構文化*1
——曹明倫《莎士比亞十四行詩集》評介

焦鵬帥（西南民族大學外國語學院，成都610041）

中西合璧 建構文化*1
——曹明倫《莎士比亞十四行詩集》評介

焦鵬帥
（西南民族大學外國語學院，成都610041）

［提 要］在眾多譯本中，曹明倫翻譯的《莎士比亞十四行詩集》是較為特色的版本。本文從文本內與文本外、繼承與創新四個方面，進入當時歷史、文化語境，運用譯者身份、譯者主體性發揮、譯者目的論等相關理論，通過案例分析指出譯者在翻譯時有其一套理念指導翻譯行為，突顯曹譯的文本目的是為了讓讀者享受到高質量的譯文，非文本目的則是為了我國民族詩歌的文化重構。

曹明倫 文本目的 非文本目的 譯者身份 文化重構

一　引言

莎翁十四行詩漢譯已有半個多世紀的歷史。除諸多散譯外，讀者常見的154首全譯本有屠岸譯本（上海版）、梁宗岱譯本（四川版）、楊熙齡譯本（內蒙版）、曹明倫譯本（漓江版）、辜正坤譯本（北大版）、阮坤譯本（湖北版）、梁實秋譯本（廣電版）、虞爾昌譯本（臺北版）、金發榮譯本（廣西版）等。

平心而淪，這些譯本各有所長、各具特色，從整體上講都堪稱優秀。（曹明倫，2008：284）在眾多版本中曹明倫譯的《莎士比亞十行詩集》是較有特色的版本，李賦

* 本文獲西南民族大學2013年度重大培育項目“英語世界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的譯介與研究”（項目編號：13SZD04）及西南民族大學2014年教改項目《大學英語教材編寫質量控制與管理研究》資助。寧先生在其序中說“曹譯本的特點在于既準確，又通暢，讀來頗有詩趣?！保ú苊鱾?，2008：284）該譯詞藻華麗、用韻考究、堆碼整齊、注釋得體，給讀者奉上了一道精神大餐，但其背后隱藏的譯者的目的、動機卻鮮為人知。

本文擬從文本內、文本外、繼承與創新四個方面，進入當時歷史、文化語境，運用譯者身份、譯者主體性發揮、譯者目的論等相關理論，通過典型案例分析指出譯者在翻譯時自有一套理念指導翻譯行為，突顯曹譯的文本目的是為了讓讀者享受到高質量的譯文，非文本目的則是為了重構我國民族詩歌文化。

二　曹譯產生的背景及曹譯評價

《建構文化》一書所說：“我們已經意識到語境在翻譯中的重要性。當然，我們說的一個歷史語境，另一個是文化語境”（Bassnet & Lefevere，2001：3）想要搞清楚譯者的動機目的，不清楚當時譯者所處的時代背景，也就是當時的歷史語境和文化背景，那么一切努力都是徒勞的。

20世紀90年代，中國文化經歷了80年代末的陣痛，由原來的“全盤西化”進入理性反思文化道路應該如何走的問題。在中國的翻譯研究領域，90年代出現了文化轉向風潮。而在翻譯出版界，特別是在1992年10月中國正式加入國際版權保護《伯爾尼公約》，翻譯外國當代作品便需引進版權。因此，很多出版商將目光投向了古典名著，一時間各種新譯本充斥市場。

由此可見，當時的曹譯本是在英譯古典名著重新成為翻譯的熱點這個背景下進行的，屬于復譯之列，但與其他粗制濫造的復譯本不同之處在于：與以往譯本相比，除了前面提到的詞藻華麗、用韻考究、堆碼整齊、注釋得體，曹譯還對其中的眾多文化“褶皺”進行了熨平處理，如對詩中暗含的圣經故事、宗教相關的典故、雙關語、藏頭字（WILL）等的處理，曹譯通過求證考據均給出詳細的解釋，使讀者對這部暗藏許多隱喻機關的詩有了比較清晰的了解。①參見《莎士比亞十四行詩研究》，《中國翻譯》，1997第3期以及2008年出版的《英漢翻譯實踐與評析》第284-301頁。2008年又由河北大學出版社重新裝幀設計出版，在書中譯者以《精巧的形式 熾熱的感情——<伊麗莎白時代三大十四行詩集>中譯本代序》對十四行詩在英國的源起、流變及各個時期的代表作及其特點，以及作者生平簡介做了較為翔實的介紹，使讀者在欣賞美麗的譯文之前，先補充一下有關背景知識，增加了原文對照，既適合普通愛好十四行詩的讀者，也適用于學術研究。從網上銷售情況看①按銷量曹譯排第二http://search.dangdang.com/search.php？key=%C9%AF%CA%BF%B1%C8%D1%C7%CA%A E%CB%C4%D0%D0%CA%AB&catalog=&SearchFromTop=1#Pub_top，2015-01-02.，1曹譯深受廣大讀者喜愛。從微觀層面看，就連網上挑剔傲慢的翻譯批評大嘴鐵冰也在博客上承認曹譯“文通字順，結構嚴謹”。由此可見，曹譯在讀者中的影響力可見一斑。

三　譯者身份與譯者主體性

在翻譯過程中，譯者扮演多重身份，同時亦受社會現實身份影響。身份（identity）的詞源拉丁語idem（相同）有兩義：“身份”（personality）和“認同”（identification），因而譯者身份大致可分為闡釋過程身份和社會現實身份兩類。

從闡釋哲學角度講，在翻譯過程中譯者起碼兼具讀者、批評者、闡釋者、譯者和譯著作者的多重身份。但是，所有的討論都基于一種闡釋理論或在翻譯過程中譯者所扮演的角色在討論譯者的身份，忽略了對譯者的現實社會身份的關注，因為譯者更多時候在現實社會生活中兼具多重身份。

根據馬克思主義哲學：“社會生活本質上是實踐的，凡是把理論導向神秘主義的神秘東西，都能在人們實踐中及對這個實踐的理解中得到解決?！保R克思、恩格斯，1972：19）因此，只有把譯者放入具體的社會現實，才能體察他身上兼具的各種身份關系及其互動，才有可能真正明白他的翻譯目的。

主體的本質表現在能動性、受動性、為我性的特征中，這些特征則構成了翻譯主體譯者的主體性。②http://baike.baidu.com/view/2481258.html？fromTaglist，2015-01-02.根據哲學闡釋學觀點，理解的過程是譯者視域和原文本視域不斷融合的過程。為了達到這種融合，譯者須發揮主觀能動性，積極走出自身視域。權力話語理論認為，社會中任何行為都受權力和話語的操控。因此，譯者的翻譯行為必然受他所處時代的操控，即所謂的受動性。目的論則認為任何翻譯行為都以譯者的各種目的為指導。為了達到這些目的，譯者會調動各種能力，采用不同策略解決翻譯中的各種困難。換句話說，積極和消極方面的辯證結合是譯者主體性本身的內在要求。偏重這三方面的任何一方面都會導致對主體性的片面理解，或貶抑譯者主體性，或夸大譯者主體性。只有全面理解了譯者主體性的內容，才能對譯者持恰如其分的態度。

作為一個完整的系統，譯者主體性的這三方面在翻譯實踐中得以體現。翻譯過程的廣義定義包括原文本的選擇、理解、闡釋、文本的重建和文本的后續生命。胡塞爾是現代最后一個主體哲學論者，他思考的主體性依然是“絕對而純粹的同一性”。但是，他看到了主體與他者必須結合成主體之間的“移入”與“共現”關系，他者實際上是“另一個自我”（alter ego）?！耙迫搿本褪恰霸谒咧猩?，同經歷、同體驗、同思維、同歡樂，化入他者的存在”。自我是一個社會構成，即人際構成，在永不休止的社會表意活動中確定自身，其確定途徑則是通過身份。自我作為思索主體的表意與解釋，作為行動主體的行為與反應，都必須從一個具體身份才能進行。一旦進入表意活動，自我就暫時以表意身份或解釋身份出現，因此身份在某種意義上替代了自我，暫時遮蔽了自我，替代了自我。身份有真誠有假扮，有暫時有長久，有存心有無意，最后我們能理解的自我，實際上就是自我采用的所有身份的集合。柏格森主張“深度自我”與“表演角色”之間有張力：身份是自我對自己的文化說明，是健康的自我延伸。①摘引自趙毅衡教授符號學講義。

譯者主體性三個方面的發揮與相互作用與譯者的社會現實身份不可分割。就曹明倫翻譯《莎士比亞十四行詩》而言，他首先是譯者，起著溝通兩種語言、文化的作用，可與原作者“對話”，同時他還兼具詩人和學者的身份，集三種社會身份于一體。這三種身份特征協同互動，共同發揮作用。天生詩人稟賦氣質使他的譯文富于創新的同時，沿襲十四行詩的abab， cdcd， efef， gg的韻式，靈活使用各種韻腳，使譯文合轍合韻，讀起來抑揚頓挫，朗朗上口，又兼顧中國傳統古詩的形式美，用整齊劃一的漢字字數、頓數替換原詩的音節數、步數，完成了對英詩在譯入語文化環境里的再創造，可謂真正地“戴著鐐銬跳舞”。他的學者身份使他的譯文深究原詩的晦澀難懂、歧義往復之處，力爭通過學術的嚴謹上下求索，“熨平”文化“皺褶”，能在譯文中體現的則在譯文中體現，不能在譯文中體現的則以注釋方式為讀者提供詳盡的解釋，使讀者通曉其義，明了其美。三種身份協同作用，使譯者在能動性發揮的同時，保持著合理的受動性，整個翻譯又實現著譯者的為我性，現將譯者的社會現實身份與哲學闡釋身份和譯者主體性的互動影響，繪制如下：

圖：譯者社會現實身份對譯者哲學闡釋身份及譯者主體性的互動影響

上圖可見，譯者的社會現實身份對哲學闡釋身份發生作用，主體性的能動性、受動性和為我性三個方面均有所體現，且不是單一的，都是雙重體現，同時譯者的主體性也反作用于譯者的社會現實身份，三者形成一種良性的互動關系，譯者就在這種多重身份多重制約的影響下使主體性得到協調和發展。

那么，在翻譯過程中，這三種現實身份的關系及比重如何呢？在翻譯過程中，他首先是一個譯者，承擔了出版社或贊助人（patron）交給的任務，實現主體性的為我性的一面，但同時他的詩人身份又會使他去追求遣詞造句的華美、音韻美及形式美，盡量在各種框框架架的限制中，寫出最美的文字。作為一名學者，他同時力求學術的嚴謹與規范，通過各種文獻查閱，進入歷史語境、文化語境去求證文本的“真意”，言不盡意時，又細心體貼地為讀者加注釋說明。因而，三種現實身份的關系可歸納如下：譯者身份始終居核心地位，詩人氣質（身份）居其次，學者身份則居外圍。

四　文本目的與非文本目的

根據行為學理論，人類做出的各種主動行為都是有一定目的的。根據這一理論，德國學者弗米爾（Hans Vermeer）在賴斯（Katharina Reiss）的交際為目的的功能理論基礎上，在《普通翻譯理論的框架》（Ein Rahmen fùr eine allgemeine Translations theorie，1978）一文中提出翻譯目的論（Skopos①Skopos是希臘語，意為“目的”，故Skopos這一術語通常用指譯文的目的。theory），其核心思想是翻譯過程的最主要因素是整體翻譯行為的目的。除了Skopos，弗米爾還使用相關的“目標（aim）”、“目的（purpose）”、“意圖（intention）”、“功能（function）”等詞。為了避免概念混淆，諾德（Christiane Nord）提議對意圖和功能作基本區分：“意圖”是從發送者的角度定義的，而“功能”指文本功能，是由接受者的期望、需求、已知知識和環境條件共同決定的。從我國古代佛經翻譯的“正當以不聞異言，傳令知會通耳”②釋道安在《摩訶缽羅若波羅蜜經抄序》中語。，到近代徐光啟的科技翻譯的“裨益民用”和“超勝”，再到當今的“以‘賺錢、娛人、娛己、搞對象’為目的進行翻譯亦不失其目的之‘正當’和‘高尚’”（張南峰，2004：39）”各種所謂翻譯目的論，不難看出，譯者的翻譯目的始終是存在的。

“功能派的目的論倒是明確了翻譯的文本行為，卻把“翻譯行為”這個術語給了非文本行為?！保ú苊鱾?，2007：5）曹明倫先生從多年的翻譯實踐經驗及切身感受出發，從譯者的角度將翻譯目的分為文本目的和非文本目的，認為：“自己的翻譯目的就是為本民族讀者奉獻讀之有益的譯作，為本民族作家提供可資借鑒的文本?！保ㄍ希┩瑫r他進一步明確了這句話的內涵：“筆者說的前一個目的是筆者作為initiator要實現的文化目的，后一個目的則是筆者作為translator要實現的文本目的?！保ㄍ埃┻@一目的在莎翁十四詩的曹譯前言中進一步得到印證：“筆者歷來主張翻譯外國文學作品應在神似的基礎上追求最大限度的形似，因為譯介外國文學作品一方面是要為本民族讀者提供讀之有益的讀物，另一方面則是要為本民族作家提供可資借鑒的文本。而要實現這一目的，就不僅要譯出原作的思想內容，同時還要譯出其文體風格。正如錫德尼認為的那樣：任何一種成熟的詩都必須要有嚴謹的格律；而筆者以為，中國新詩之所以走到今天‘詩道陵夷’（流沙河語），‘梨花詩’①參見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13833799.html（2015-01-02）對梨花詩的定義，即“梨花體”就是口語詩歌。汪國真回答說：“所謂的‘梨花詩’我也聽說過，‘我做的餡餅是天底下最好吃的’，就是用空格隔出來的大白話。我認為，優秀的詩歌最權威的評價，一是讀者，一是時間，經得住讀者和時間的考驗才是好詩，經不住讀者和時間考驗的，要么是不好的詩，要么是不那么好的詩，要么是垃圾?！保╤ttp://www.hrbhouse.net/dispbbs. asp？boardID=5611&ID=93662&page=4，2015-01-02）文學才子韓寒也曾評論“梨花詩”：“不知道她是用電腦還是筆寫作的，如果是用電腦，估計她的回車鍵已經磨損的不成樣子了。國家級的也沒什么，現在你要告訴我什么國家級文學家的頭銜，我都覺得怪惡心的！現代詩和詩人根本沒有存在的必要！”盛行的地步，原因之一就是未能創造出若干‘有嚴謹格律’的詩體。鑒于此，筆者主張翻譯外國十四行詩應盡可能保持原詩的格律形式，包括各種不同的韻式?！薄暗敼P者實施具體的翻譯行為時，或者說當進行具體的翻譯活動時，目的是要讓不懂原文的讀者通過我的譯文知道，了解甚至欣賞原文的思想內容及其文體風格?！保ú苊鱾?，2008：18）實現文本目的的途徑卻只有一條，那就是實施翻譯的文本行為，把一套語言符號或非語言符號所負載的信息用另一套語言符號或非語言符號表達出來。（曹明倫，2007：5）

明確了譯者的“文本目的”與“非文本目的”有助于全面了解譯者的翻譯動機，以及他在翻譯過程中實施的翻譯策略，下文就曹先生在翻譯《莎士比亞十四行詩》的個案進行深入探討。

五　形意并舉 文化重構

伊萬·佐哈（Evan Zoha）認為，翻譯在三種情況下占主要位置：（1）當這個多系統還沒有完全成形，也就是該文學處于“稚嫩”或是正在建構的階段；（2）該文學處于“邊緣”或“弱勢”階段；（3）該文學正處于“危機”或轉折點，甚至是處于文學真空階段（根茨勒，2004：116-117）。

在經歷了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政治和文化振蕩之后，面對文化發展日益多元，價值觀沖突和碰撞日益明顯的文化現狀，我們黨開始積極地考慮如何在尊重文化發展規律的前提下，對中國當代的文化發展加以積極地引導和宏觀調控。1994年1月24日，江澤民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首次提出了“弘揚主旋律，提倡多樣化”這一新的文化政策表述。①田嵩燕：《建國以來文化政策的發展》，《學習時報》，參見http://www.gmw.cn/content/2009-07/24/ content_953435.htm，2015-01-02。在中國詩壇，“作為中國文學范疇的一部分，中國詩歌近十年來的寫作狀況在表面上看，出現了一派欣欣向榮的局面……這些詩歌的可讀性不高，能夠拿出來欣賞的精品更少，從創作總體上看，詩壇在近十年里陷入了缺少生氣的尷尬狀況。中國詩歌界面臨著空前嚴峻的考驗，拋開世界詩歌大趨勢不談，當今中國詩歌已顯得十分的庸俗和平庸，甚至到了山窮水盡的境地，詩人們往往只知吟詠一些風花雪月的故事，堆砌華麗的詞藻，而不注重對詩歌進行技巧的創新和對世界以及生命的關注?！保ㄓ嗟鲁?，2004：47-49）如果說中國新詩經過70年代末的“啟蒙”，經過80年代中期的充滿激情的“實驗”，經過90年代一定程度的向傳統與現實的“回歸”。（吳思敬，2005：19-24）曹譯《莎士比亞十四行詩》就是在這種大的文化背景下應運而生的。

正如根茨勒在《文化構建》一書序言中所言：“只有從直接的語言轉換中回歸，只有將文化建構納入更大的系統范圍來考量，學者才能認識翻譯在文化構建中的本質和作用?！保ò退鼓翁?、勒菲弗爾，2001：xiv）

曹譯《莎士比亞十四行詩》是如何建構中國文化的呢？具體表現在哪些方面呢？下面將以第135首譯詩為例從形式、語言、韻律及閱讀效果等方面加以探討。②筆者展示的四個譯本，并無厚此薄彼之意，只是通過文本展示，讓讀者比較全面地認識《莎士比亞十四行詩》各位方家譯本的特點。

SONNET135

Whoever hath her wish， thou hast thy ‘Will，’

And ‘Will’to boot， and ‘Will’ in overplus；

More than enough am I that vex thee still，

To thy sweet will making addition thus.

Wilt thou， whose will is large and spacious，

Not once vouchsafe to hide my will in thine？

Shall will in others seem right gracious，

And in my will no fair acceptance shine？

The sea all water， yet receives rain still

And in abundance addeth to his store；

So thou， being rich in ‘Will，’ add to thy ‘Will’

One will of mine， to make thy large ‘Will’ more.

Let no unkind， no fair beseechers kill；

Think all but one， and me in that one‘Will.’

SONNET135 曹譯

只要女人有所愿你就會有所欲，

且欲火難耐欲望難遂欲壑難填；

我雖然總是惹你煩惱招你生氣，

卻能遂你如此泛濫的甜美欲念。

欲壑這般寬宏這般幽深的你喲，

真不容我欲在你欲中躲上一遭？

難道別人所欲都那么恩多惠多，

而我的欲望卻沒有春暉來照耀？

大海彌彌滔滔依然容雨水匯進，

使它的萬頃波濤更加浩浩湯湯；

所以請多情的你再納我一分情，

使你奔放的情欲更加恣意汪洋，

別讓無情的“不”字令求愛者窒息，

視萬欲為一欲，我乃其中之一。

一三五

只要女人有心愿，你就有主意，

還有額外的意欲、太多的意向：

我早已饜足了，因為我老在煩擾你，

加入了你可愛的意愿里，就這樣。

讓我的意圖廣而大，你能否開恩，

讓我的意圖在你的意念里藏一藏？

難道別人的意圖你看來挺可親，

而對于我的意圖就不肯賞光？

大海，滿是水，還照樣承受天落雨，

給它的貯藏增加更多的水量，

你富于意欲，要擴大你的意欲，

你得把我的意圖也給添加上。

別讓那無情的“不”字把清求人殺死，

認諸愿為一吧，認我為其中一“意志”

—選自屠岸譯文，

上海譯文出版社，1988：270

一三五

假如女人有滿足，你就得如“愿”，

還有額外的心愿，多到數不清；

而多余的我總是要把你糾纏，

想在你心愿的花上添我的錦。

你的心愿汪洋無邊，難道不能

容我把我的心愿在里面隱埋？

一三五

不管別人如何，你是欲望滿足了，

加上一個威廉，再加上一個威廉；

我是太嫌過剩，總是引起你煩惱，

這樣的撩撥你的欲火情焰。

你的欲壑真是寬大廣深，

可否容我進去銷魂一番？

你以為別人都是可愛可親，

而你偏偏不肯和我繾綣？

大海，全是水，仍然把雨承受下來，大量的增加他的容量

你的欲望大，在你的威廉之外

加上我的一份愛，擴大你的欲望。

不要用無情的“不”殺死忠實顧客；對大家一視同仁，把我算做其中一個。

—選自梁實秋譯文，

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2：183

難道別人的心愿都那么可親，

而我的心愿就不配你的青睞？

大海，滿滿是水，照樣承受雨點，

好把它的貯藏品大量地增加；

多心愿的你，就該把我的心愿

添上，使你的心愿得到更擴大。

別讓無情的“不”把求愛者窒息；

讓眾愿同一愿，而我就在這愿里。

——選自梁宗岱譯文，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185-186

以歌頌愛情和友誼為主題的《莎士比亞十四行詩》，緣自意大利彼特拉克（Francesco Petrarch，1304-1374）體詩，①由兩節四行詩和兩節三行詩組成，每行11個音節，韻式為ABBA，ABBA，CDE，CDE，或ABBA，ABBA，CDC，CDC，后演變為“莎士比亞體”（Shakespearean）或“伊麗莎白體”。由三節四行詩和兩行對句組成，每行5個音步，10個音節，韻式為abab， cdcd， efef， gg。對這種五音步、十音節的詩，漢詩沒有與其對應的詩體，且一個漢字即一個音節，沒有音步，只有頓數，這就要求譯者在轉譯時，采用“字數相應”“以頓代步”的策略，用漢詩的整齊美還原英詩的音節音步整齊美，正如高健所言：“對外觀的整齊性的重視乃是一切藝術的共同要求……詩吟出來當然是供人聽的，一旦寫出來和刊印出來便又可供人閱讀；所以應當說詩既是聽覺藝術，又是視覺藝術，而且越到后來便越是如此?！保S杲炘，2007：44）這里高健先生強調了詩歌音韻美，同時也指出其作為出版物的視覺美。通過曹譯采用每行13個漢字（末行逗號也算一個漢字），整齊劃一，與其他三個著名譯本對比，可以看出曹譯在視覺整齊美方面要優于其他三個譯文。在韻腳安排上，四個譯文都沿襲原作的abab，cdcd，efef，gg的格律，可見對于韻律的再現是每個詩歌譯者看重的，“看看《英詩金庫》或《世界詩庫》之類較有規模的譯詩集，就可發現《莎士比亞十四行詩》的‘自由化’譯文幾乎絕跡，用的多是……格律化譯文”（同上54頁）這種“民族化”譯文②白莽翻譯斐裴多菲的“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即如此，此稱謂由豐華瞻先生于1981年在《譯詩與民族化》（《翻譯通訊》1981年第3期）一文中提出。

2一方面承襲了原作的格律，同時用我國傳統古詩的形式加以觀照，屬于基于為讀者考慮的文化建構，是為原作更好地在譯入語文化語境中得以流傳，當然也是為重構中國詩壇過于自由化的“尷尬狀況”，是一種朝向傳統與現實的“回歸”。

在語言內容上，《莎士比亞十四行詩》引經藏典，暗語重重，也許正是這些漂亮的文化“皺褶”才使得這部傳世之作成了后世文人不停解讀探究的對象。以這首詩為例，可以看出詩中大寫的“Will”出現的次數可謂之多，達13次，其的意義大致可有如下七種：（1）愿望、心愿、期望的事；（2）性欲；（3）表示將來時態；（4）任性、固執和決心；（5）俚語表男性性器官；（6）俚語表女性性器官；（7）莎士比亞的名字William的縮寫。①參見 http://www.shakespeares-sonnets.com/135comm.htm，2015-01-02。對于這么一個復義重重的詞到底應該取哪個意義，又如何措詞呢？其他三個譯文分別譯為“主意”“愿”“意志”“威廉”等，無論是“主意”還是“意志”，這樣的措辭似乎并不適合入詩，而“威廉”則又過意顯，詩意全無，曹譯采用含義豐富的“欲”字，讓讀者亦有足夠的想象空間，且曹譯在詩尾進行了詳細地注解，從大語篇概念指出其與第129首、143首互文性的指涉，同時又出于學者的嚴謹，給出隱語雙關的出處（The Book of Merry Riddle， 1629）第51個謎為：“My lover’s will/I am content for fulfill；/Within this rhyme his name is framed；/Tell me then how he is named.”②譯文如下：我情人之所欲/我樂意去滿足；/他名字藏此謎，/誰能把它猜出？讀者只需將135首第一行末的“Will”與此詩第二行的I am聯成一字，即可得出謎底是William。（曹明倫，2008：296）這種歸化折中的處理方式較好地應對了譯入語有關性道德的社會規范要求，同時也使譯文意義更加開放，言簡意無窮。

在閱讀效果上，曹譯使用排比句式“欲火難耐，欲望難遂，欲壑難填”和雙聲疊韻字“彌彌滔滔”“浩浩湯湯”讀起來蕩氣回腸，氣勢非凡。曹明倫先生通過其詩人、學者、譯者三重身份的協同作用，文本目的與非文本目的并用，形意并舉，用中國傳統詩歌的語言要素，用其整齊美，用十四行詩的音韻安排，在上世紀90年代詩壇“尷尬”的情況下，身體力行，用自己的努力建構帶有異域韻式、但又屬本民族嚴謹律詩的詩歌形式。

六　結語

在一個文化中，符號文本進入傳播流程，最后演化成“共同主體性”（comsubjectivity）。介紹外來文化首先是選擇，然后才能將其組構到中國文化中，從而締構一種新文化（劉霞，2004：55）。正如上海譯文出版社“譯學新論叢書”總序中所言：我們一方面追蹤歷史上的重大翻譯事件，將翻譯家的實踐置于寬闊的歷史空間加以認識與定位；另一方面對伴隨著翻譯活動產生的點滴思考與體驗加以梳理與探討。以現代學理對傳統的翻譯經驗加以闡釋，為我們開辟了一條深化翻譯理論研究的重要途徑（張柏然、許鈞，2005：2-3）。本文即是在梳理了1990年代大時代背景和中國詩壇的當時狀況下，從大的歷史文化語境下對曹譯《莎士比亞十四行詩》加以分析，從三重不同社會現實身份出發，通過譯者自身的話語呈現，盡量還原其翻譯的文本目的與非文本目的。

費孝通先生在1990年代提出“文化自覺”概念，如果將其概括為一句話，就是認識自己的文化傳統，發揚自己的文化傳統，努力創造現代的中華文化，在確認自己的文化價值中學會解決處理文化接觸問題，并與其他文化共建人類文化。面對全球化浪潮，面對新世紀，任何一個國家和民族都應當保持文化自覺，一方面繼承和發揚民族優秀文化遺產，另一方面善于學習和吸納其他民族和國家的先進文化。曹譯《莎士比亞十四行詩》即是如此，通過其作為譯者運用“文化自覺”的努力，通過對十四行詩音韻格律和漢詩整齊對稱美的承襲，積極發揮本民族語言的優勢，在繼承中有其作為詩人氣質的創新，在創新中又不失學者的嚴謹有致，進入歷史、文化語境，從文本內、文本外全方位向讀者呈現一種“新詩”，不遺余力地為我國詩壇的文化建構做出自己的貢獻。

誠然，這種“民族化”的努力不單是曹先生一人所為，而是眾多前輩一代一代的傳承，乃是大家合力并致的結果。如他在《莎士比亞十四行詩翻譯研究》中所言：“前輩譯家曾做了大量的工作，筆者對莎詩的了解就始于一冊綠色封面的豎排中譯本……倘若本文對讀者欣賞莎詩能有一點幫助，讀者首先應當感謝的就是那些使莎翁的十四行詩在中國讀者間得以普及的前輩譯家，因為本文對一些疑難的解析是在他們辛勤工作的基礎上完成的，筆者也借此機會向前輩譯家們表示衷心的謝意和敬意?！保ú苊鱾?，1997：14）

［1］ Bassnet， Susan & Andre Lefevere. 2001. Constructing Culture： 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 Gentzler， Edwin. 2004.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 （Revised 2nd ed.）.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3］ 曹明倫：《莎士比亞十四行詩翻譯研究》，《中國翻譯》1997年第3期。

［4］ 曹明倫：《文本目的——譯者的翻譯目的——兼評德國功能派的目的論和意大利諺語“翻譯即叛逆”》，《天津外國語學院學報》2007年第4期。

［5］ 曹明倫：《英漢翻譯實踐與評析》，四川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6］ 曹明倫：《莎士比亞十四行詩集》，河北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

［7］ 黃杲炘：《英詩漢譯學》，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8］ 劉霞：《魯迅的翻譯出版思想與實踐》，《出版科學》2004年第4期。

［9］ 梁宗岱：《梁宗岱譯詩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10］ 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11］ 屠 岸：《莎士比亞十四行詩集》，上海譯文出版社1988年版。

［12］ 吳思敬：《世紀初的中國詩壇》，《文藝爭鳴》2005年第6期。

［13］ 余德成：《淺議中國詩壇近十年的尷尬》，《新余高專學報》2004年第9期。

［14］ 張柏然、許 鈞：《譯學新論叢書》，上海譯文出版社2005年版。

Cross-culture Construction： A Review of Cao's Collected Edition of Shakespeare's Sonnets （2008）

Jiao Pengshua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ou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Chengdu 610041）

The Collected Edition of Shakespeare's Sonnets Translation （2008） translated by Cao Minglun is a unique Chinese version among all previous translations and the ones after it.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then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atmosphere Cao was put in，investigates how he rendered into Chinese Shakespeare’s Sonnets under the guide of his own theory of purpose. He believed that the translator’s textual purpose is to give the reader an elegantly-written literary work while its non-textual purpose is to offer good inspirations to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thnic） poetry.

Cao Minglun； textual purpose； non-textual purpose； identity of translator；culture constructing

文學與文化研究

焦鵬帥（1975—），男，河北石家莊人，四川大學翻譯學博士，西南民族大學外國語學院講師，研究方向：翻譯史、文學翻譯、翻譯教學、翻譯與跨文化交際等，聯系地址：成都市一環路南四段16號西南民族大學外國語學院（610064）。Email：jps888@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