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典籍翻譯的本質與策略*1
——以《詩經》翻譯為例

李玉良　祝婷婷（青島科技大學外國語學院，青島266061）

論典籍翻譯的本質與策略*1
——以《詩經》翻譯為例

李玉良［1］祝婷婷［2］
（［1］［2］青島科技大學外國語學院，青島266061）

［提 要］典籍外譯實踐表明，典籍翻譯并非總是忠實和準確的，最突出的特點是在文本、語言思維、詩學、文化四個不同層次上的整合與變異。整合與變異有時是有目的性的，有時是無目的性的，部分原因在于語言上的差異，但最主要的原因是社會文化交流共生的內在動力。

典籍翻譯 詩學觀念 文化觀念 整合與變異

一　引言

在《翻譯、改寫與文學名譽的操縱》①Lefévere， Andre. Translation，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London: Routledge. 1992.中，勒菲弗爾（Andre Lefévere，1945-1996）描述了《荷馬史詩》等典籍翻譯中的人為篡改現象，指出影響翻譯過程和結果的三大要素：意識形態、詩學和贊助人，首次向世人系統地揭示了典籍翻譯中的整合與變異現象及其成因，極大地影響了翻譯觀念的轉變。

20世紀80年代，錢鐘書就注意到典籍翻譯中的整合與變異問題。在《林紓的翻譯》一文中，錢先生從正反兩方面分析和闡釋林紓小說翻譯中的任意發揮和改寫現象，首次肯定了“訛”的文學創作意義與“媒”的文化交流意義，②參見錢鐘書：《林紓的翻譯》，《七綴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79-105頁.對加深對翻譯的認識起了很

* 本文系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一般項目“儒家經典翻譯傳播與國家文化軟實力建設研究”（編號：13BYY036）階段成果，特此聲明。大作用。

就《詩經》英譯而言，《詩經》雖然居中華民族文化經典之首，其翻譯卻從來都是不完全忠實的，整合與變異構成了其外譯的主要特征。所有這一切似乎都在說明同一個問題：典籍翻譯在本質上是整合與變異。

二　整合與變異的概念

整合本來屬于文化學概念，指不同體系的文化因素和文化內容之間的相互吸收、融合和調和，使之趨于一體化的過程。這一概念逐漸地用于其他學科領域，如經濟學、計算機科學等。作為一個術語，整合的要義有二：（1）意味著不同因素之間的融合；（2）意味著一體化的過程。因而，整合不是指多個因素的簡單組合，而是不同事物或系統在聯系和發展過程中，其內部各要素之間的有機結合?？梢?，整合強調一致性或和諧性，是不同事物或系統的各要素之間相互配合和相互作用，從而產生新質的過程。本文使用的整合概念就是這一基本涵義。

變異最初是生物學概念，指生物的變異特性使生物個體能夠產生新的性狀，演化成新的物種，后用于醫學、語言學、人類學、經濟學等。本文的變異概念主要指翻譯過程對目的語言文化性質產生影響并使之發生變化的特性。

典籍翻譯是多層次的整合過程，它必然影響目的語言文化，導致原文本與譯作之間產生變化，因而其所屬語言文化的性質也必然發生變異。所以，整合與變異基本上構成了典籍翻譯的基本特征和本質屬性。

整合過程必須有對象，其對象是原文本及與之相關的源語文本和目的語文本。確切地說，整合的對象是譯者在以上這些文本中尋到的眾多“指向點”，這些“指向點”在眾多翻譯過程因素的綜合作用下，或相互滲透，有機結合，或融合，最終生成另一具有獨特生命的有機體。變異則表現為一種結果，即在整合力的作用下新質產生。變異是原文本在經翻譯后，出現的質的遷移，可能表現為一種積極創造，也可能表現為一種消極背叛。所謂積極創造是對目的文化發展或文化傳播有利的創新性改寫；而所謂消極背叛帶有本族文化中心主義色彩，為了達到某一種狹隘目的，譯者對原文的任意操縱。

整合與變異是一個事物的兩個方面，兩者之間基本上是過程和結果的關系，兩者之間在時間上可以是同時和先后的關系，整合具有行為特性，變異具有性質特性。整合的行為產生質的變異。因而，沒有整合就沒有變異，有整合就必然有變異，兩者如影隨形，二位一體。

三　跨文化文本互文過程

“典籍”早在周朝末期就已出現?！睹献印じ孀酉隆吩疲骸爸T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睗h朝趙岐注“典籍”曰：“謂先祖常籍法度之文也，”即關于先祖法度的文字記載，這可視為“典籍”最初的意義所指。后來，典籍的內涵與外延逐漸擴展，用指一個民族歷史上所有的文化精華文本。近代以來，典籍多指《十三經》及其他經、史、子、集。朱自清用“經典”代稱“典籍”，認為經典“包括群經、先秦諸子、幾種史書、一些集部 ”。（朱自清，2004：1）因具有重大的歷史文化價值，典籍必然成為全人類的共同文化遺產，但要從民族性走向世界性就只能憑借翻譯這一途徑。翻譯暗示著跨越文化文本的互通和交融，在這一文本互通和交融的過程中典籍翻譯到底有怎樣特質呢？

通常認為，典籍是民族文化精華的結晶，那么翻譯的標準就只能原文本及其承載的意義；翻譯原則也就只有一條：忠實于原文本及其承載的意義。英國翻譯理論家彼得·紐馬克在其《翻譯教程》中說，翻譯的忠實性隨原文本的重要性的增加而增加。（Newmark，2001：46）按照這一觀點，典籍翻譯應當是與原文一模一樣的“克隆”產品。然而，現實中的典籍翻譯并非如此，反倒是一個十分復雜的文本整合與變異過程，主要表現在理解和表達兩個層面的文本互文過程。

典籍一般有兩個主要特點：（1）時間上比較悠久，（2）主旨弘奧。因此，典籍翻譯過程一般要比其他種類的翻譯復雜。譯者在選擇一部典籍之后，首先要開展深入的相關研究，主要研究是典籍文本及其注疏以及有關典籍的歷史文化背景資料。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在翻譯《詩經》時，曾參考50多部有代表性的經學著作，融合了毛亨、鄭玄、孔穎達、阮元、陳啟源、段玉裁、毛奇齡、顧炎武、王引之、王柏、戴震、王韜，尤其是朱熹等各家各派的成果及觀點，堪稱一部跨文化的《詩經》研究著作。其他詩經譯者也都參考了一定數量的經學著作，這就形成了典籍文本理解中各家觀點的綜合與整合。

典籍翻譯的表達過程是一種譯文本的綜合研究和創造性化用，即多種譯文本的互文過程。理雅各的翻譯受到孫璋（Alexander de la Charme，1695-1767）等人前譯的啟發，而理雅各之后的《詩經》英譯本也都帶著理雅各的影子。威廉·詹寧斯（William Jennings，生卒年不詳）創造性地整合了理雅各的兩個譯本，在詩行的簡潔性方面比理雅各的韻體譯本更勝一籌，其譯本大量地征引了理雅各的觀點，僅在翻譯注釋中引用理雅各散體譯本的注釋前后就達13次。例如，在《召南·行露》譯文的注釋中，詹寧斯直接轉引了理雅各在散體譯本中據經學家劉恒《列女傳·貞順篇》所作的注釋①William Jennings， The Shi King， the Old “Poetry Classic” of the Chinese ： a Close Metrical Translation with Annotations. London : George Routledge and Sons， Ltd. 1891，p.47.：

Dr. Legge thus cites the account given by an ancient writer of the origin of these lines: “A lady of Shin was promised in marriage to a man of Fung. The ceremonial offerings from his family， however， were not so complete as the rules required； and when he wished to meet her and convey her home， she and her friends refused to carry out the engagement. The other party brought the case to trial， and the lady made this Ode，asserting that while a single ceremony was not compiled with， she would not allow herself to be forced from her parent’s house.”

龐德對前譯的參考也是翻譯互文性的著例。如Cheadle所示，②Mary Paterson Cheadle， Ezra Pound's Confucian Translations.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7，pp.156-157.龐德于1917年讀威廉·詹寧斯英譯本《詩經》（The Shi King： The Old Poetry Classic of the Chinese）；1920年讀孫璋19世紀早期拉丁文《詩經》譯本；1944至1945年在圣·伊麗莎白醫院研讀高本漢（Bernhard Karlgren，1889-1978）的英譯本《詩經》；1950年得到理雅各的英漢對照版《詩經》（1871）。在參考前譯本的基礎上，龐德決定不去效法任何譯本，采用意象派詩歌的形式翻譯《詩經》。從多版《詩經》翻譯來看，翻譯文本的生成過程在整體上是一個創造性整合過程。每經過一次創造性整合，前譯的許多優點會在新的譯本中被借鑒和發揚，弱點或訛誤會得到一定的克服和糾正，但同時也出現新的弱點和訛誤；相對原作和前譯，翻譯文本就會產生新的變異。譯本的整合有時是自覺的，有時是不自覺的，盡管譯者在心理上一般不愿公開承認對前譯的借鑒，但前譯之鑒總會以某種方式出現在新譯之中。從理論上講，后譯對前譯的參考是一種無限循環，一部典籍的新譯本常常會隨新時代的到來應運而生。因此，典籍翻譯不是一次性的原文再現過程，而是一個無限延續的創造性互文過程。

在本質上，表達過程中的創造性化用并不表現為多文一本的互文化用，而是典籍本身的內容與目的語典籍的互文化用，利瑪竇在翻譯《論語》時對基督教教義的互文化用就是極典型的一例。

四　語言思維方式的同化過程

不論從宏觀還是從微觀角度看，經過翻譯的典籍，其譯文的語言是不可能保持純粹的。無論譯者使用的是歸化還是異化的翻譯方法，最終的語言表達只能是源語和目的語兩種語言和思維方式的化合。從兩種語言的關系看，翻譯是語言矛盾的化解過程，譯者拿自己的母語去表現原語文化中的事物和觀念，實際上是把原語的思維和表達習慣納入目的語言思維框架，或者用目的語語言去適應原語思維和表達習慣。因此，翻譯過程就是兩種語言思維方式在相互矛盾和作用中不斷同化的過程。同化的方式不外乎兩種，即目的語思維表達方式向原語妥協，反之亦然。然而，兩種同化方式并非決然地獨立運行，往往是兩種方式交替進行，因而譯文雖用的仍是目的語文字，但在深層的思維方式上已經是兩種語言思維方式的化合物，猶如異族情人的結合，其愛情的種子既不同于父親，也不同于母親，而是一個混血兒。雖然生成物中原來的元素都還依稀可見，其性質卻已經發生了本質的變化。

從操作過程看，因沐浴在原文世界中，譯者的言語思維和表達習慣必然會受到潛移默化的影響，這種變化必然會外化在語言上，表現為概念的借用和句法的變異。在《詩經》英譯本中，語言的同化現象隨處可見。例如，理雅各《關雎》英譯文的基本語法結構仍是規范的英文，但詩行、句序幾乎跟原文完全一樣，頗有漢詩的風味：

參差荇菜， Here long， there short， is the duckweed，

左右流之。 To the left， to the right， borne about by the current.

窈窕淑女， The modest， retiring， virtuous， young lady，

寤寐求之。 Waking and sleeping， he sought her.

較之理雅各，龐德的《詩經》譯文使用的語言更加濃縮，使人感受到濃重的漢語式的意合味道。譯詩句子沒有了正常的英語句法結構，詩行的詞只靠意思自行連接，屬于高度意合性的漢語表達特征，以《采蘩》的最后一節為例：

被之僮僮， In high wimple

夙夜在公。 bear to the temple

被之祁祁， ere dawn light，

薄言還歸。 then home

典籍翻譯中語言與思維方式上的同化是一種不可抗拒的潛在行為，但有時也是自覺的目的性行為。有時候，翻譯承載著發展本族語言的旨歸，這在文學翻譯中尤其普遍。譬如，“新文化運動”中以魯迅為代表的“硬譯”派，就以翻譯來豐富和發展漢語語言為目的。這一時期的翻譯對漢語現代化的貢獻之大，盡人皆知。期間，從西方語言中借用的大量哲學、科學等概念、術語，特別是從日語中反借用的大量詞匯一直活躍在現代漢語中，成為現代漢語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同樣，我國文化典籍的外譯也可豐富和發展目的語的語言和思維。一般來說，隨著翻譯文本融入目的語文化過程的深入，原文語言的許多特點必然會融入目的語，使其逐漸發生質的遷移。誠然，原語語言因素要融入目的語是有條件的，受到目的語本身的語言規范性、目的語與原語的互補性、目的文化與原語的關聯性和互補性等諸多因素的制約，也與翻譯文本在目的文化中的地位有直接關系。

五　詩學觀念的沖突與變通

典籍翻譯過程中文本和語言層面上的整合與變異一般比較具體，也比較明顯。文學典籍翻譯中有一些東西則不那么顯見。詩學層面上的整合與變異就是一例。詩學是一種理論或觀念，涉及詩的本質、結構及創作等一般原理。像《詩經》這樣的經典，譯者在翻譯時要解決的第一個問題就是用什么樣的詩學原理來指導翻譯，即用什么樣的詩體來呈現原文本，這就涉及詩的概念問題。

中西詩學存在顯性差異。中國的詩學傳統以《詩經》為源頭，以抒情詩為核心。中國文人歷來講究用詩來抒情言志，形式上講究隨意賦形，高度意合，講求韻律之美，喜歡一唱三疊，最好能手舞足蹈；內容上講究諷喻美刺而“溫柔敦厚”的思想性和社會性；在創作上講究曲折、含蓄，寓意深遠，意味悠長。西方詩學傳統發軔于希臘的《荷馬史詩》，以敘事詩為宗。西方文人歷來講究以詩言事，即使是抒情詩，語言也比較直白，情感強烈，句法規整，知性邏輯線索清楚，以章節重復為大忌?？梢?，僅從詩的傳統觀念上，中西之間差別甚大?；谏鲜隹梢詳喽?，西方的“史詩”（epic）不是中國詩學意義上的“詩”，只是分行書寫的“詩體的歷史”而已。（辜正坤，2003：476）因此，中西詩歌互譯時，譯者在兩種詩學的矛盾中尋求融合就成為一種常態。

《詩經》中“興”是常用的修辭手法，在譯文中卻常被篡改，這樣的例子俯拾即是?！扼埂肪褪瞧渲幸焕?/p>

螽斯羽， Ye locusts ， winged tribes ，

詵詵兮。 How harmoniously you collect together！

宜爾子孫，Right is it that your descendants

振振兮。 Should be multitudinous！

螽斯羽， Ye locusts， winged tribes ，

薨薨兮。 How sound your wings in fight！

宜爾子孫，Right is it that your descendents

繩繩兮。 Should be as in unbroken strings！

螽斯羽， Ye locusts， winged tribes ，

揖揖兮。 How you cluster together！

宜爾子孫，Right is it that your descendents

蟄蟄兮。 Should be in swarms?、貸ames Legge， Chinese Classics with a Translation， Critical and Exegetical Notes， Prolegomena， and Copious Indexes， Vol. IV—Part I，II. London: Henry Frowd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Warehouse， Amen Corner， E. C. 1939，p.11.

原詩每章的首句是比句，末句是所比之事。朱熹說：“螽斯比也。螽斯，蝗屬，長而青，長角長股，能以股相切作聲，一生九十九子…… 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保ㄖ祆?，1958：46）但是，譯文中每章末句卻仍然說的是螽斯?！皔our descendents”的意思理解為“locusts’ descendents”，符合譯文的上下文的連貫，然而讀者很難把其轉而理解為原文“爾子孫”所指的王族子孫，這或許是譯者直接翻譯的結果，但實際的效果卻與原文迥異。譯者也可能是考慮到原文的“比”在譯文中不好實現，就做了藝術手法上的調整，取消了原詩中的“比”。無論是哪種情況，譯文都改變了原詩的“比”的藝術。

其實，詩學的差異給翻譯帶來的困難，早已為中西詩歌翻譯的實踐所證明。20世紀20、30年代西方詩歌剛被介紹時，我國學術界和讀者對馮至等人翻譯的西方詩歌的反應便為明證。但是，我國現代詩的發展也展示了中西詩歌的可融性?！对娊洝贩g的歷史也再一次表明：在更深層次上，作為文學著作的《詩經》譯本是跨文化的詩學觀念和文學藝術的矛盾統一，是原文本審美內涵在另一種語言和文學土壤中的再生。西方譯者在翻譯中不同程度地踐行了中國古老的“溫柔敦厚”“思無邪”以及“興觀群怨”和“抒情言志”的詩學觀念，在所能理解的范圍內盡可能傳達《詩經》文本原有的思想內涵，并盡量保持原詩在形式上的審美特征，如分行方式、韻律方式，乃至重章方式等。在表現手法上，原詩中的意象手法、比喻手法為多數譯者所重視，并盡力在譯本中反映了出來。保持原來的思想內涵和藝術特征，可視為西方譯者對中國古詩藝術在整體上的借鑒，是西方文學作為一個整體對中國文學藝術的吸收。

與此同時，《詩經》各個譯者雖然都在不同程度上吸收了原作藝術，但吸收得不夠全面，不夠徹底。原詩的審美內涵在譯本中有所變形，原詩的藝術形式在更大程度上被扭曲。詩行的增減，詩章的增減，韻律形式的西化，表現手法的轉換，部分意象的閹割和變異，這一切都反映出譯者對原詩藝術形式的吸收是有條件的和可改造的。阿連壁（J. F. R. Allan，1844-1920）和克拉默賓（Launcelot Alfred Cranmer-Byng，1872-1945）為了迎合英語讀者的口味，對原詩的疊章部分作了刪節。龐德翻譯的《關雎》就完全是意象化了的詩歌，從形式到內容再到藝術形式都很難找到原詩的容貌：

“Hid！ Hid！” the fish-hawk saith，

by isle in Ho the fish-hawk saith:

“Dark and clear ，

Dark and clear，

So shall be the prince’s fere.”

Clear as the stream her modesty；

As neath dark boughs her secrecy，

reed against reed

tall on slight.

As the stream moves left and right，

dark and clear，dark and clear.

To seek and not find

as a dream in his mind，

think how her robe should be，

distantly， to toss and turn，

to toss and turn.

High reed caught in ts’ai grass

so deep her secrecy；

Lute sound in lute sound is caught，

touching， passing， left and right.

Bang the gong of her delight.①Ezra Pound， The Classic Anthology Defned by Confucius. London: Faber and Faber Ltd. 1954， p.2.當然，譯者對原詩藝術形式的改造，在很大程度上屬于客觀上不可控制的變異，如格律形式。

六　文化闡釋與整合

典籍翻譯涉及的最高層次是民族文化層次，如典籍中的古老觀念。因在目的文化中找不到完全對應的觀念或對應的文化事物去替代，許多內容就需要闡釋。闡釋的方式一般是用近似文化觀念或文化事物替代，這就形成一定程度的闡釋。另一種闡釋方式是對原文內容從本土文化的觀點出發直接做出解釋。翻譯通過這兩種闡釋方式實現了譯入語文化對原文化的整合。

從《詩經》翻譯來看，譯者往往以本文化的價值觀來評判和處理翻譯對象，這種他者的眼光往往導致原文內容的刪節、篡改以及一些出人意料的注釋，這樣的例子在《詩經》譯本中屢見不鮮，如阿連壁翻譯的《麟之趾》①Clement Francis Romilly Allen， The Book of Chinese Poetry： The Shih Ching or Classic of Poetry. London: Kegan Paul， Trench， Trubner & Co.， Ltd. 1891， p.19.：

麟之趾。 Poets say there lives a creature

振振公子， Of so gentle kind a nature，

于嗟麟兮！On no living thing ’t will tread，

麟之定。 No， not even the grass in spring；

振振公姓， Never injures mortal thing.

于嗟麟兮！ Such the creature called a “Lin，”

麟之角。 Like it are the royal kin，

振振公族， Sons and grandsons， all the brood，

于嗟麟兮！Just as gentle， kind and good.

詩人的直接言說變成了詩人的轉述，這一微妙的變化反映了譯者對原詩內容的不同理解。譯者不懂得“麟”在原詩中的象征性文化意義，把“麟”變作了現實中的動物（creature），這是典型的文化誤讀。實際上，麟是我國古代傳說中的一種象征祥瑞的仁獸，與鳳、龜、龍共稱為“四靈”?！抖Y記·禮運》云：“出土器車，河出馬圖，鳳凰麒麟，皆在郊椰”?？梢?，麒麟是周人道德理想的化身。譯者在詩后注解中則說：“我常常想，可能是先人因為記憶的模糊或者耳聞口傳的錯誤，而把長頸鹿誤說成了‘麟’。長頸鹿性情溫和，對人對物沒有任何傷害，倒與‘麟’的概念相對應。當然，長頸鹿長有兩只角，不是一只，但角上長有一層軟肉，不牴人，很可能是長頸鹿身上長的花斑被人誤說成了麟身上的鱗。這一說法如果成立，就會為以下理論提供一些證據。該理論認為，中國人的祖先來自巴克特里亞或迦勒底，從非洲來這里的旅行者可能早已到過這里，他們在這里看到過羚羊?！雹買 have often thought it possible that some faint memories or distorted accounts of the giraffe may have given rise to the idea of the “Lin.” The giraffe， as a gentle harmless animal， corresponds to one conception of the “Lin.” It has two horns certainly， instead of one， but these horns are covered with a feshy growth， and are not used to butt with. Its spots may well have become confused with scales. If this theory is well founded， it would seem to offer some slight evidence in corroboration of the opinion that the Chinese races came originally from Bactria or Chald?a， whither travelers from Africa，who had seen the giraffe， might very possibly have reached.譯者猜測“麟”就是非洲的長頸鹿，以及中華民族的祖先來自非洲，試圖以此充當西方人類學證據，這實際上是一種文化整合與利用。

文化闡釋可落實在字句上，也可落實在整個文本上。對文本的闡釋與整合是宏觀的，一般是譯者對翻譯對象的認知被貫穿到整個翻譯文本當中。以《詩經》中的文學和文化的關系為例，前者一般是譯者被當作后者的載體來對待。幾位主要的《詩經》英譯者關注的是文化品質和內涵，因而英譯變成一種文化整合過程。如果說理雅各翻譯《詩經》意在吸收其中的古代宗教文化和禮樂文化，那么韋利則是企圖使讀者了解中華民族祖先的生活方式、倫理標準、情感方式和生產方式；龐德則看重《詩經》中的文學價值和政教功能?！对娊洝酚⒆g者總是站在自己的文化立場上，吸收《詩經》中的精華，為其社會文化服務。從這一角度說，《詩經》文化就是中為西用。

從形式上看，《詩經》翻譯對中國譯者來說有所不同。我國譯者翻譯《詩經》是以對外傳播民族文化為目的，譯者傾向于在譯本中保留所有原文化特色，繼而使原文化特色融入目的文化并逐步對其產生影響。另一目的是糾正本族語譯者的錯誤，因此才在翻譯中力求忠實和準確。但這種翻譯，其效果有時會適得其反：由于譯文力求全面，譯者往往忽視了目的語一般讀者的跨文化接受心理和接受能力，往往影響了文化整合的速度和效果，因為這樣的譯本對讀者的要求較高，讀者不僅要有較全面的中國文化知識背景，且對《詩經》要有較好的知識儲備，這樣的讀者自然是占少數，傳播中華文化的目的自然也就難以達到。這樣的譯本盡管異化程度較高，但隨著時間的推移，也會慢慢影響并改變目的文化，只是需要的時間較長。從廣泛的意義來說，翻譯畢竟都是一種文化闡釋和整合。更大的文化整合實際上是在翻譯之后讀者的閱讀和接受中進行的。

七　結語

綜觀典籍翻譯的歷史，典籍譯者似乎都在追求忠實性，但譯文事實上常常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忠實性原則的反證。這說明典籍翻譯雖然十分嚴肅，但在各層次上的整合與變異仍然普遍存在，有些是策略性的，有些則是被迫的。

整合與變異一般在文本、語言、詩學和文化四個層面同時發生，其中文化層面上的變異還會延伸到文本以外的現實社會文化生活。整合與變異的原因是典籍翻譯建基于文本和語言轉換，有文本和語言轉換就必然有整合與變異，但最主要的原因莫過于：典籍翻譯植根于現實，必須在一定的社會歷史文化背景下進行，且典籍本身就是社會文化的一部分，這就決定了典籍翻譯必然有其功利性和目的性的一面，就必須服務于一定的社會文化乃至意識形態。最后，值得指出的是：整合與變異是典籍翻譯的特質，但不是典籍翻譯的方法論原則。

［1］ Newmark， Peter. 2001. 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 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 辜正坤：《中西詩比較鑒賞與翻譯理論》，清華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

［3］ 朱熹：《詩集傳》，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年版。

［4］ 朱自清：《經典常談》，北京出版社2004年版。

On the Nature of and Strategies for Translating Chinese Classics： With the English versions of The Book of Songs as a case

Li Yuliang［1］Zhu Tingting［2］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nges， Qingdao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Qingdao 266061

Viewed from the practice of classic Chinese-English translation， classic translation is not always faithful or precise， whose striking characteristic， however， is that it is a process of integration and variation on the levels of text， language and thinking， poetics， and culture. Integration and variation in translating is sometimes purposeful， but some other times not. And the reasons lying behind are partly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languages， and， more importantly， the inner drive for socio-cultural interaction.

classic translation； poetic notion； cultural values； integration and variation

李玉良（1964—），男，山東青島人，南開大學翻譯學博士，青島科技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青島科技大學翻譯研究所所長、碩士生導師。研究方向：典籍翻譯、文學翻譯、跨文化傳播、中西譯論等，聯系地址：青島市松嶺路99號青島科技大學外國語學院（266061）。Email：yuliangli66@sina.com。

祝婷婷（1989—），女，山東人，青島科技大學外國語學院研究生。研究方向：翻譯理論與實踐，聯系地址：青島市松嶺路99號青島科技大學外國語學院（266061）。Email：1131053926@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