詞典編纂中的“閱讀計劃”研究*1
——以《牛津英語詞典》之《補遺》與《補編》為例

秦曉惠（北京科技大學外國語學院，北京100083）

Qin Xiaohui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Beij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 100083

詞典編纂中的“閱讀計劃”研究*1
——以《牛津英語詞典》之《補遺》與《補編》為例

秦曉惠
（北京科技大學外國語學院，北京100083）

［提 要］西方語文學及英語詞典史上的登峰造極之作——《牛津英語詞典》，至今已跨越三個世紀，歷經多個演變版本，其核心項目“閱讀計劃”可視為古典語料庫的應用典范。本文從學科史的角度，回顧“閱讀計劃”在一卷本《補遺》、四卷本《補編》及兩版間歇期的總體運作、具體進展和實踐途徑，探討其在采集原始語料上的核心作用，揭示其深厚的歷史承傳和有益的創新之舉。

詞典編纂 《牛津英語詞典》 “閱讀計劃” 《補遺》 《補編》

一　引言

《牛津英語詞典》（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簡稱OED①后文一律簡稱《大牛津》。語文學會最初提議的名稱為《根據歷史原則并主要基于語言學會收集的資料而編纂的新英語詞典》（A New English Dictionary on Historical Principles， Founded Mainly on Materials Collected by the Philological Society）?！洞笈＝颉返谝话媸?、128分冊均以此名稱出版（1884-1928）。1895年，第12分冊（Deceit-Deject）出版時《大牛津》的名稱開始出現在外封套上，但題名頁仍沿用《新詞典》。1933年，調整為十二卷的《新詞典》正式更名為《大牛津》與一卷補編本同時發行。，《大牛津》）堪稱西方語文學和英語詞典史上的登峰造極之作。該詞典以比較語文學為理論依據，以歷

然而，鮮有人知的是，在《大牛津》之后的半個多世紀，無論是如荼的編纂期，還是蟄伏的間歇期，“閱讀計劃”作為一條主線，同樣貫穿大詞典的各項活動。持續的學術互動和語言探索不僅保持了《大牛津》一貫的公眾形象，還讓它結實地屹立在了廣大群眾搭建的鋼筋水泥之上。

本文擬從學科史的角度，回顧“閱讀計劃”在一卷本《補遺》、四卷本《補編》及兩版間歇期的總體運作、具體進展及實踐途徑，探討其在采集原始語料上的核心作用，揭示其深厚的歷史承傳和有益的創新之舉。

二　《牛津英語詞典補遺》與“閱讀計劃”

從古至今，大規模的閱讀計劃已經成為辭書素材收集的必經之路，遂而成為辭書編纂的宿命，若沒有大規模的閱讀計劃作為辭書編纂素材的支撐，不要說辭書能否編纂成功，就是編纂成功也未必實用。

（一）緣起

1928年，《大牛津》第一版出畢，以詹姆斯·默里（James Murray）為首的詞典人開啟的語詞探索之旅終于畫上句點。英國舉國上下，大洋兩岸，贊美之辭處處洋溢。然而，但凡人工努力的結集，尤其是宏大的合力工程，都難免疏漏過失?！洞笈＝颉冯m以崇高的權威性著稱，卻也充斥著諸多如主編奧尼恩斯所言“錯誤的定義，錯位的年代和錯亂的互參。這些問題不可小覷”（轉引自Brewer，2007：2）。任何一部辭書，成書之日，亦是落伍之時。卷帙浩繁的《大牛津》，也僅是記錄了語言無窮變化的一個短暫階段?；仡櫝霭媸?，尤其至后維多利亞時期，隨著社會經濟的飛速發展，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現代主義和民主主義的興起，反映科技、文化、政治、生活各領域巨變的新詞語、新意義、新表達不斷涌現，反映新題材，體現新思潮的著作也陸續出爐。再有，隨著英語語言研究的持續深入，許多重要的陳稿舊文得以發掘，重見天日，也披露了大量未見之詞及更早引例?？偠灾?，所有未及收錄的新詞、新義，亟待進一步整理和匯編；那些有心無意遺漏的“棄詞”，亟待詳細統計和梳理；諸多謬誤錯失，亟待重新修訂和更正。從上述意義來說，1928年則更像是語言無盡演變過程中的一枚小小的逗點。

早在1879年，英國語文學會與牛津出版社交接大詞典時，補修的必要性就已注明于合同：“社委會也應該，時刻準備著，在某個時間，醞釀并發行一個或多個修補版本?！保˙rewer，2007：9）。除當局人士外，長期為大詞典材料庫輸送例證的讀者對此也很關注。1896年，志愿者功臣菲茨愛德華·霍爾（Fitzedward Hall，1825-1901）①該人早年畢業于倫斯勒理工學院，后入美國哈佛大學，于1850年任教于印度，先后任梵文、英文教師，于1862年在英國倫敦國王學院任梵文、印度語教授，于1869年因酗酒和間諜罪名被辭，受《大牛津》支持者Skeat之邀加入“閱讀計劃”。有關其貢獻，Sir James Murray（1837-1915）曾在多本前言中提及，詳細內容參見“維基百科”詞條。

回憶道：“在這11年中（即從A分冊出版一年后到彼時），光A部例證我就收集了1000多條，這些均未得在最終版面中體現。同理可推，其他義務讀者的收獲又會有多少呢？”（同上：9）如其所言，詞典補編本的文獻引證收集工作，起始于1884年。第一分冊刊行后，在任編輯、義務讀者及忠實用戶也隨即開始收集遺錄詞匯、遺漏詞義、修正詞義及新詞新義等。這些材料被歸入專門的分類資料架，以備日后補編之需。到1928年時，繕寫室和老阿什莫爾工作室的補編本文檔專架已經積累了大量引例，約140，000萬條，可供全局增補之用：既系統梳理出版間歇期的新詞新義，亦修正擴充原版版面。

對新式補編采取何種面貌，何時開始，何時結束等決策的考量實始于1920年。決策權衡的過程也是兩位主編奧尼恩斯和克雷吉與社委會的力量博弈。社委會的兩位成員羅伯特·查普曼（Robert William Chapman，1881-1960）和肯尼思·斯塞姆（Kenneth Sisam，不詳）在大詞典與時共進的運作中起了重要作用。前者于1920年至1942年任秘書長，后者從助理做起，于1942至1948年任秘書長。兩人對大詞典項目既持有專業關切，也抱有個人興趣。出版社檔案中詳細記載了他們與諸位編輯就意義、派生、詞源等詞條處理方面開展的討論。對編方全面修繕的宏圖，出版商的態度可謂是避之猶恐不及。剛剛從半個多世紀的痛苦糾纏中解脫，再陷入又一個規模浩大、遙遙無期的工程，這對主事者是難以想象和承受的。1927年，出版社最終決定創建一部單卷本補遺，只記錄1884年至1928年間初版未錄的新現詞匯及漏收的彼時通行詞，同時整理發行一個“文獻匯錄”（register），或稱“參閱文獻”（bibliography），列出《大牛津》文本引用文獻的出處信息，這將是一部“小型的精華詞典，從現在算起三年后發布”。（Brewer 2007：32）

（二）“閱讀計劃”

1927年底，《牛津英語詞典補遺》（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Supplement，下稱《補遺》）項目正式啟動，以原班人馬為主的專編隊伍也組織到位，并衍生出三個工作部，分別由主編克雷吉、奧尼恩斯及新秀詹姆斯·威爾萊（James McLeod Wyllie）領銜。對致力于補續本的主編方和出版方而言，廣大語言文學愛好者仍是取之不盡的語料源泉，不可或缺的協助力量。補遺本的主體材料建立在原版志愿者貢獻累積的引例卡片基礎上，在編撰之始就已悉數整理完畢。奧尼恩斯上任后，并未如前輩那樣開展大規模、成系統的“閱讀計劃”，而是采取了隨用隨求的靈活策略，其形式主要體現為二：一是由主編編輯“渴求詞匯表”（desiderata），即需要更早、更新、更多例證的詞語匯集，定期登載于出版社季刊《社刊》（The Periodical）上。這些詞匯表通常都附有一篇前言，描述收集例證的工作性質，講解具體的實施辦法，這些小型呼吁一般會被《泰晤士報》（The Times）及其他流行報紙轉載，以尋求更多業余人士的幫助；二是主編就疑難詞匯的語義、用法、詞源等，公開發布詢問請求，征求大眾的建言、建議及解決方案。在整個補遺本的編纂過程中，主編團隊就是靠這種小型、零散的呼吁來獲取援助、填補語料空白的。與母版相同，詞典方與志愿者溝通的主要方式仍是書信。不同的是，雙方的信件往來，分流為三條線路，除參與者與主編的常規連線之外，還分別流向斯塞姆與查普曼。

奉獻于母版的志愿者在《補遺》中也有了忠實的接班人，梅熱勒上校（Herbert Grenville Le Mesurier，不詳）為其杰出的代表。他曾在印度服役，熟悉當地文化和語匯，長期為《補遺》閱讀校樣，給出很多印英詞匯如何使用的建議，勘正了許多樣稿的錯誤，如指出daye是dai的繆拼，lunkah、gymcad適用性不強，escapologist、Fianna Fáil被漏收等，補充了field events的釋義，改正了plane-table的釋義等。這些建議均被主編和社委會認真考慮并采納，來不及在本卷中更正的條目，均在后續版本或其他衍生詞典中得以體現。除投身于《補遺》編撰外，梅熱勒上校對同期其他子項目也是親力親為。他參與編輯了《現代英語用法》（Modern English Usage，1926）、《牛津簡明英語詞典（第三版）》（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3rd edition，1934）及《袖珍牛津英語詞典》（Pocket Oxford Dictionary，1934）。梅熱勒上校的通信對象是社委會，主要是斯塞姆和查普曼。兩人對其評價甚高，查普曼認為，“他是天生的詞典家，對詞匯有著非凡的掌握，對于科學、藝術、貿易、舞臺、電影、美語詞匯，樣樣俱通?！保˙rew，2007：70）斯塞姆的看法是“對我這編輯而言，謎一般的事物，他都有所通曉?！保ㄍ希?/p>

1933年底，一卷《補遺》竣工。同時，大詞典重印為12卷，正式更名為《牛津英語詞典》。兩個版本合并發行，前有克雷吉和奧尼恩斯重撰的總序“歷史介紹”，后附專職編輯貝里斯和斯威特曼合撰的“文獻匯錄”。補遺本完全繼承了母版的編纂思路和框架結構，展現了半個世紀（1884－1933）語詞的成長和變化，尤其是科技詞匯、日常習語和俚語的發展。與記錄古詞、廢棄詞、書面語為主的原版詞典相比，《補遺》體現了一定的時代性，時事性和社會相關性。

然而，5年的時間畢竟太短促，對兩位主編而言，不能細細梳理過去50年的文獻，也無法重復原版精雕細刻的歷程，也是現實的無奈。盡管編寫期間有過數次公開呼吁，也獲取了數千條例證信息，但總體而言，《補遺》只是對海量原材料的有限擇取，是龐大母體的不足月產兒。隨著時間的流逝，漸漸明了的是，《補遺》旨在記錄新生詞匯（已經通行的或即將通行的），可這一目標并沒有實現，對此批判最重的是多年后的補修者——羅伯特·伯奇菲爾德（Robert William Burchfield，1923-2004）。他對前輩詞典人這樣評價：“這些學者，受過良好訓練，熟悉歷史主義詞典編纂的原則，但遇到新詞時，卻完全不知所措，這個發現真讓人大跌眼鏡?！保˙urchfield，1980：278）補遺的更多缺陷，將在出版后的漫長歲月里，在讀者和編者的慢慢咀嚼中，一一顯現出來。

三　過渡時期的“閱讀計劃”

從1933年《補遺》撰畢到1957年，《牛津英語詞典補編》（A Supplement to 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下稱《補編》）始纂，可視為大詞典運作機器的間歇期。在20多年的過渡期內，詞典人與《大牛津》的聯系并未中斷。期間，由于續編計劃尚未成形，出版社并未組織大型公開的呼吁。但是，出于長程的考量，為防將來需求產生時準備過于不足，查爾普于1935年發起了小規模的內部號召，請求詞典的忠實伙伴，如出版社成員、前編輯人員、資深志愿者，閱讀報紙、期刊、書籍，記錄其中出現的新詞匯、新義項、新習語。這樣做，一方面是為各類子詞典補充養料，添加能量，另一方面也為在“遙遠的”將來再續大詞典夯實地基。這些材料“無論何時，總不難找到應用之處，且不論何種用途?！保˙rewer，2007：82）諸位內部核心人士紛紛響應，與前賢一樣，亦將摘詞尋例當作為一項常規的生活內容。譬如，梅勒熱上校興趣廣博，閱讀《每日電訊報》（Daily Telegraph）《星期日泰晤士報》（Sunday Times）《自然》（Nature）《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 Monthly）；查普曼長期摘讀《泰晤士報文學副刊》（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出版人周刊》（Publishers' Weekly）；埃琳娜·布拉德利（Eleanor Bradley，前主編亨利·布拉德利的女兒）和威爾萊則專注于在《泰晤士報》（The Times）上標記新發現。

詞典人的熱情在繼續，公眾的厚愛也未停息。不論是學者專家、文詞大師、作家評家，還是各行各業的用戶粉絲，均寫信表達對再版《大牛津》或一卷《補遺》的喜愛、看法及疑問。他們或尋求詞條用法的裁定，或詢問未有收納的詞匯，或獻出寶貴的更正建議，或提供“首現新證”“末現新證”，表現了強烈的參與感和責任感。社方對此十分感激，“……這些勘誤補充是對大詞典真正的褒獎，因為如果人們不愛，便不會想要改。真值得懷疑，有哪一部辭書曾有幸得到過大詞典收獲之頌揚的哪怕十分之一?！保˙rodribb，1928：277）。廣大志愿者的參與全靠自愿，不成系統，偶然性大，代表人物有小說家羅絲·麥考萊（Rose Macaulay，1881-1958）和學者文森特·特魯布里奇（St Vincent Troubridge，不詳）。前者的探索領域是16世紀旅游、地理著述，并從中發現了許多更早例證；后者的研究興趣是戲劇和劇本，至1945年時，共采集了4000條例證。廣大外部人士，除幾位固定讀者繼續與主編聯絡外，其他人的信件均流向出版社委員，尤其是斯塞姆、查普曼及1948年接任秘書長的丹·戴維（Dan Davin，1913-1990）①斯塞姆于1948年退休，之后很長一段時間內，他一直對出版社的各項政策，尤其是《大牛津》的未來動向有著極大的影響力和決定力。。

來自各方的新材料由威爾萊接收、整理后，歸檔于“《大牛津》集合”（OED Collections）。這位詞壇的后起之秀，擁有出色的編纂水準和嚴謹的時間觀念，深得兩位領導喜愛。在過渡期，除編撰《牛津拉丁語詞典》（Oxford Latin Dictionary，1968-1982）外，他的另一角色是《大牛津》文件的看護者和管理者。呵護圣典之火種，這份使命雖不緊急卻意義重大。他本人也盡職盡責，不倦地記錄各類可用于更正《大牛津》的語料。遇有疑問，就虔誠地咨詢各領域專家，擴充了大詞典的修訂素材庫。后期，威爾萊精神慢慢衰弱，終于1953年崩潰，轉而與出版社倒戈相向，重蹈了傳奇志愿者邁納（William Minor，1834-1920）的命運②1949年1月9日的《泰晤士報》刊文，描述了1933-1954年間威爾萊對《大牛津》及其子項目的關照和付出。結尾處，作者提到威爾萊的瘋子前輩邁納，以顯示詞典家這一行業的特殊性。這種無意且無辜的聯系最終竟預示了威氏的不詳結局。他的悲劇命運還在于辛勤勞作并未得到承認， 最終成為牛津史上的無名英雄。在《第二版》“歷史介紹”中，主編辛普森寫道：“50年前，《補遺》完工后，編輯隊伍就宣告解散。之后，在整整一代人的時間里，出版社沒有開展任何歷史主義詞典的研究工作?！保∣ED2 1989：li）這種來自牛津的官方說辭顯然無視間歇期的種種努力，抹殺了威爾萊的貢獻。。彼時，出版社也開始鄭重地尋找新一輪補編的掌舵人。他本是理想的不二人選，是沐浴在第一代詞典人光輝下的探路者。他的倒下造成了編輯脈絡的斷層，也意味著他的繼任，將無所依傍，除了聽取兩大垂暮前主編的只言片語，沒有任何直接熟悉大牛津傳統和方法的有效途徑。

四　《牛津英語詞典補編》與“閱讀計劃”

如前，“閱讀計劃”是辭書編纂不可避免的，更是不可逃避的現實工作?！杜＝蛴⒄Z詞典補編》的編纂工作亦是如此。

（一）緣起：無法逃避的現實

隨著時間的流逝，大詞典及其補遺本載錄的詞匯亦愈顯過時，這是出版社雖不情愿卻無法逃避的現實。二戰后，在一系列社會變革、科學發現、文化演進的推動下，新的詞匯浪潮再次涌現，引發了一場“語詞界的暴動”（Brewer，2007：136）。在學術領域，語言學、文學、歷史學研究不斷深進，諸多新發現為第一版未及詳細處理的詞匯和文本帶來了曙光。隨著各地讀者研讀兩版詞典的成果越積越多，關于重修的各種議題在20年間亦從未消停。1954年，出版社終于扭轉心意，打算重啟大詞典項目。這背后有兩個重要推力，其一，《大牛津》自1933年起便巋然不動，而它的子詞典——《簡編牛津英語詞典》、《簡明英語詞典》等已接連出新，如果原始的營養源頭缺乏活力，這些衍生品的生命力也很難持久；其二，第一版庫存所剩無幾，一旦啟動重印，不但耗資巨大，銷售前景也不容樂觀?；谏鲜龇N種考慮，并結合時間考量和經濟盤算①據估算，全部重編預計費用達1，000，000英鎊。，出版社再次避開了萬眾期待的全盤修訂，決定只修訂《補遺》②在這一決策中，斯塞姆的意見起了決定性作用。他始終認為全部重修對出版社來講，無異于“自殺性行為”。，2即梳理1933年后語詞的新發展、新變化，并將兩版融合，以新《補編》取代舊《補遺》。

1953年，在出版社的安排下，資深編輯羅伯特·葛芬（Robert Goffin，1898-1984）③伯奇菲爾德曾這樣回憶最初的日子，“我像是一個開拓者，剛到達一個殖民地，有一間小屋供我容身，別無其他可用，當然，除了我的忠實仆人（Man Friday）?！保˙rewer，2009：265）提3前進入工作狀態，處理主編上任前的預備工作。他一人兼顧多項任務：剪輯《新詞詞典》（Dictionary of New Words，1955）和《精神醫學詞典》（Psychiatric Dictionary，1940），制作例證卡片，梳理過渡期間由麥考萊、特魯布里奇、查普曼、斯塞姆等熱心人士搜羅的新詞，建造兩組木柜子，含72個方格，意在容納新進的引文卡（6英寸*4英寸）。

1956年底，經過長期的尋覓④社委會的首選是威爾萊。鑒于其惡劣的精神狀況，他們先后又接觸了詞源學家弗萊德理森（G.W.S. Friedrichsen，不詳）、英語學者戴維斯（Norman Davis，1913-1989）及霍斯曼（Alan Horsman，不詳），均遭婉拒。這也再次輔證了約翰遜200年前對詞典編纂這一行業的準確定位。4，主編人選終于塵埃落定，新西蘭人羅伯特·伯奇菲爾德加入到“無害苦工”的行列。伯奇菲爾德，1923年出生于旺格努伊（Wanganui），1949年以羅德學者（Rhode Scholar）的身份赴牛津大學莫德林學院（Magdalen College）深造，學習期間與奧尼恩斯相熟，后于1955年接替他，擔任早期英語文稿學會的榮譽秘書長。他受過良好的語文學訓練，很有責任心，有高效務實的作風，這些都是社委會看重的品質。1957年7月1日，伯奇菲爾德走馬上任。彼時，距離《大牛津》第一版發端，整整過去了100年。

（二）“閱讀計劃”的延續：變與不變

《補編》初創時，伯奇菲爾德的首項任務是過濾、評估手頭的材料，包括舊時參考書、工具書、《補遺》資料庫的14萬張（部分使用）卡片、“《大牛津》集合”的素材及葛芬的集編成果。伯奇菲爾德花了數月將之一一整理，并歸納為全修所用材料和補修所用材料兩大類。與前版《補遺》的倉促不同，伯奇菲爾德劃出五年時間，用于開展系統的“閱讀計劃”①伯氏意識到原材料的重大意義，有一件事對他觸動很大。1961年，《韋氏第三版新國際英語詞典》（Webster's Third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出版，這是20世紀第一部誠實描述語言發展的詞典，收錄了大量日常用語，這在之前任何一個權威詞典的頁面都是不可想象的。龐大的詞匯總量使伯氏重估了現代英語詞匯收集任務的艱巨性，因而決定暫緩撰寫進程，全力搜集語料。。到1962年，廣大志愿者從各類文學作品、科技書刊、報紙雜志、詞典索引等文獻中共搜羅了50萬條引例，建成了一個巨大的核心語料庫②五年集中期過后，“閱讀計劃”并未中止。到1986年第四卷完工時，《補編》語料庫例證總數已達200萬張。另外，國內語料庫研究界，均認為語料庫語言學思想緣起自英國語言學家弗斯的situation of context，忽視了弗斯從人類學家馬林諾斯基借用該觀念的史實，而現實上語料庫語言學借用的是《大牛津》編纂過程中建立的語料庫，只是將其從紙片轉換成電子數據庫，這一主張不但符合語料庫為詞典編纂而生的初衷，更符合語言學習的目的。類比《大牛津》之“閱讀計劃”，現代語料庫的選擇和錄入與當初閱讀計劃的志愿者也極其相似，只是范圍有所縮小。。根據呼吁對象的不同，本次“閱讀計劃”可分為“內部讀者計劃”和“外部讀者計劃”。內部人士指《補編》的在任編輯及出版社負責人。他們均利用自己的私人時間，無償為大詞典收集引例。外部人士則是廣大的文詞愛好者。5年間，兩方貢獻的引例卡片數量相當，各占了總庫的半壁江山。為獲得群眾志愿者的支持，伯奇菲爾德先后在《社刊》（The Periodical）、《備忘和查詢》（Notes & Queries）等學術期刊及《星期日泰晤士報》、《泰晤士報》、《泰晤士報文學副刊》等大眾報刊上發布了近20次呼吁。這些呼吁既包含廣泛意義上的求助，也包括特定的“渴求詞匯表”，共開列有待補充例證的新舊語詞達10，000個。外部志愿者的中堅力量約100人，每人都貢獻了上千條書證。本土之外的慷慨捐贈者代表有美國詞典家巴恩哈特（Clarence Barnhart，1900-1993），他于1958年寄出4500條引例，均選自《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及《科學通訊》（Science News Letter）；新西蘭同行奧斯曼（H.W. Orsman，不詳）總共奉獻了12000條例證，出自詹姆斯·庫克（James Cook）時代到1950年期間的文學著作。本土義務資料員的部分代表如下：

表1　 多產義務資料員一覽表①本表數據以1962年為結點，來源于《第三版》（www.oed.com）“貢獻者（Contributors）”一欄。事實上，有些志愿讀者如拉斯基、霍爾一直堅持服務到第四卷出版。拉斯基一共貢獻了250，000多條例證。

單從數量看，義務讀者的產出比之原版的諸位巨頭，黯淡了許多。若考慮到其時的社會歷史語境，他們的所作所為同樣值得欽佩。進入20世紀以來，尤其是二戰后，英國的政治制度、經濟屬性和階級結構發生了巨大變化，整個社會出現了不可阻擋的民主化和平民化之發展大勢。正如伯奇菲爾德所言：“自維多利亞時代以來，社會風氣大有變化。有閑、半有閑的富裕階級已基本消失。盡管如此，許多有智之士還是樂意出面相助。我們的指令也非常簡單：閱讀任何一部未被前兩版詳細處理的文獻，并從中抄錄任一詞語、短語的引語?！保˙urchfield，1973：99） 可見，《補編》對于志愿者的教育背景要求更高，對原版和《補遺》他們都需要熟稔。在志愿者構成中，高產者多是大學教師或退休教師，仍可算是時間充裕的知識階層。從參與程度看，原版志愿者幾乎滲及語料收集、卡片分類、撰寫詞條、考訂文獻、提供咨詢、閱讀校樣的各個環節。而在本版中，編撰的核心環節都由內部人員親為，志愿者主要出力于例證搜集和清樣審校，尤其是審閱具有特定專業背景或屬于特定地理區域的詞匯。同時，為了避免因志愿者個人因素如疏忽大意，缺乏經驗，主觀偏頗等的影響，伯奇菲爾德也制定了一些監控措施來應對可能的質量危機，如重復閱讀經典要著，編寫具體入微的義務資料員指南等，其大致套路與原版做法并無大異。

繞開了《補遺》的倉促和急就，伯奇菲爾德選擇回歸母版的精細雕琢。他花了30年從事原計劃7年完成的編撰工作，原定的單卷本（1275頁）也延伸為四卷，分別于1972年（A-G）、1976年（H-N）、1982年（O-Scz）、1986年（Se-Z）出齊。盡管時隔半個世紀，《補編》的編纂原則和理論、編纂實踐與技術都忠實地沿循原版，其骨干框架和具體構件的核心內容如選詞立目、釋義風格、句法標記、義項排列、例證選配等都盡量向原版的設計理念靠攏。就志愿者參與模式看，《補編》的語料采集體例和監督管理體制也與原版大致近似。在向經典致敬的同時，伯編團隊也取得了新的收獲?？偟膩碚f，該版《補編》在繼續穩固普通詞匯地位的基礎上，加重了科技詞匯、專利術語、世界英語詞匯，文化禁忌語、粗俗語的收錄比例，擴展了英語詞語的疆域版圖，為這部19世紀的歷史巨構烙上了顯明的時代特征。

五　結語

后《大牛津》時代，從一卷本《補遺》到四卷本《補編》，沿襲了一脈相承的編纂理念、宗旨及方法，保持大詞典原有水準于不墜。如果說《大牛津》的學術和歷史價值深深植根于英語出版史的文學精粹，那么其社會和文化意義則滿滿浸潤于廣大編外群體的辛勤耕耘和傾情付出。

通過“閱讀計劃”這一帶有民主色彩的組織形態，《大牛津》的權威性與普通民眾的廣泛參與性融洽地結合起來。進入21世紀，《大牛津》在線第三版正在對原版所有詞條進行全面檢查、修補、更新，使這一古老經典煥發出勃勃生機。在計算機技術高度發達和互聯網應用日益普及的背景下，源遠流長的“閱讀計劃”承傳至今，實現了與時俱進，呈現出現代化、電子化、國際化的新特點、新面貌。

［1］ Burchfield， Robert.1972-1986. A Supplement to 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4 Vol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 Brewer， C. 2007. Treasure-House of the Language： The Living OED.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3］ Brewer， C. 2009.The OED Supplements， in A. P. Cowie （ed.）. The Oxford History of English Lexicography （Vol.I）. Oxford: Clarendon Press.

［4］ Brodribb， C. W. 1928. Our dictionary，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19 April.

［5］ Burchfield， R. 1973. Data collecting and research， in Raven McDavid & Audrey Duckert （eds.）. Lexicography in English. New York: Annals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 pp.99-103.

［6］ Burchfield， R. 1980. Aspects of Short-term Historical Lexicography， in W. Pijnenburg & F. de Tollenaere （eds.）. Proceedings of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Round Table Conference on Historical Lexicography. Dordrecht: Foris Publications，pp.271-279.［7］ Murray， A. H.， Henry Bradley， W. A. Vraigie & C. T. Onions. 1989.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2nd （ed.）， prepared by J. A. Simpson & E. S. C. Weiner， combined with A supplement to 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edited by R. W. Burchfiel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 Study of the Reading Program in 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Compilation： with the 1933 Supplement and the 1972-86 Supplement as Cases

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one of the apogees in the history of English lexicography， has evolved in various editions for three centuries. Its core system， the Reading Program， is viewed as a classic model of the application of modern corpus. The thesis reviews its overall implementation and specific operation in and between the compilations of the two Supplements， explores its role in data collection and reviews its historical inheritance and significant innovations.

dictionary compilation； 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Reading Program；the 1933 Supplement； the 1972-86 Supplement

Qin Xiaohui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Beij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 100083

秦曉惠（1981—），女，河北邯鄲人，北京外國語大學外國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博士，北京科技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 。研究方向：詞典學、語言學史、英國歷史等，聯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區學院路30號北京科技大學外國語學院（100083）。Email：qinxiaohui@ustb.edu.cn。

*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編號：14CYY047）、中央高?；究蒲袠I務費項目和北京科技大學青年教學骨干人才項目等的階段成果，特此聲明。史主義原則為編纂基礎，以客觀呈現英語詞匯全貌為編纂目標，其恢宏詳盡的篇幅和精良縝密的技藝，超越了前代所有英語詞典的成就。從1857年發端到1928年撰畢，《大牛津》綿延70余年，在龐雜繁復的成書歷程中，主編團隊組織了大規模的“閱讀計劃”（Reading Program），號召眾多業余人士廣覽文獻，搜集書證，奠定了大詞典賴以構筑的材料基礎，也使其成為“合力工程”的古典典范。